《全球化与国家竞争》——温铁军等

比较新的一本书，对比了几个跟中国差不多的新兴国家。现在中美的现状，我们处于一个比较严峻的状况，而且无论怎么走，现实都是残酷的。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老百姓能做的最好选择只能是相信高层的领导智慧，相信国运。温铁军是继道金斯之后又一个被我列为要争取看完全套著作的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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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①21世纪以来，核心国利用其霸权地位静悄悄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基本秩序:此前发展中国家背负债务的时候，债是必须还的，因为债务作为一种维护人类社会契约制度的基本信用关系，乃在于其必须“刚性支付”。但现在演变成发达国家承受更多债务之后，不仅公开发出其从来就不用还债的言论，而且还把债务转化为吸纳其大量增发流动性的可交易资产。②根据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来看，一方面美国有大量的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在资本流动上是顺差。因为美国有大量资本输出并获得最高的对外授资收益，但同时其他国家有更多的外汇储备和私人投资流入美国购买诸如美债公司债券和股票等金融资产，这一进一出在资本流动方面美国是顺差的。是在直接投资方面，年以后流入美国的也比美国输出的多。

2、20世纪核心国家对外输出产业资本，成为债权国的时候，都会要求接受西方产业转移的债务国做符合西方要求的“制度转轨”;但当核心国家成为最大债务国之后，即把危机期间大规模增加对外负债的做法“常态化”，却绝对不会按照债权国的要求进行改制，甚至会反过来凭借其占据全球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地位把债务演变为资产交易，借此扩张资本市场而不再承担还债义务。

3、核心国家之所以要利用金融全球化来大规模扩张债务，就在于其在“后冷战”时期形成的单极霸权，要依赖“三种借债”才能勉强维持:一是借债消费(借边缘国家的钱维持核心国的无度消费)，二是借债投资(借边缘国家的钱来占有边缘国的资源和并购边缘国的产业)，三是借债打仗(借边缘国家的钱增加核心国家的军备，挑起区域冲突)。

4、中国资深学者王小强曾经深刻地指出，发展中国家摆脱不了现代化三部曲的宿命:首先，改革开放带来物质生产高速增长，其后，因金融自由化带来货币经济繁荣昌盛，最后，承担外资抛空带来的金融危机。其实，外资抛空不只导致金融危机，更威胁国家政权和执政党的权威及执政地位。“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危机，顶多恶化成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危机，而且经常递进成社会动乱、政权颠覆、国家分裂。”

5、欧美乃至日韩等富裕社会内部财富分配日益两极化。西方社会科学曾经因为中产阶级的一度壮大，而质疑经典政治经济学中“阶级”(Clas)的概念。但到现在，核心、半核心国家富裕社会却普遍出现了“去中产化”的情况，人口占少数的最富裕阶层不成比例地占有了本国大部分财富。我们称之为金融资本主义的制度不对称性。

6、殖民化之前的欧洲，负债累累、战乱频发，为了应付内部危机，积极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贸易路线及开拓殖民地。欧洲人在新大陆的掠夺和开垦，以及开展更为血腥和残暴的奴隶制“三角贸易”，为欧洲本土诸国产业资本的急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欧洲社会虽然取得较大的进步，但这如同恩格斯指出的:连工人阶级都因分享了殖民地收益而淡化了阶级意识。于是，欧洲人虽然在其本土发展了少数人享有的平等、自由、民主等理念，却同时在其他大陆复兴了古希腊、古罗马所谓“弗里敦邦”时期的残酷奴隶制，对其他民族和国家进行无情的侵略和剥削，甚至大规模杀戮;即使在国内，也是奉行双重标准“人生而平等”的前提是:白人基督徒，而且在很长时间里必须是男人才能享有权利。

7、有研究者指出，美国正由之前的扩张周期进入收缩周期。陈晓晨和徐以升认为，美国的收缩表现为全面的战略大转向，包括:(1)不再像小布什时期那样不断增加军备，转而开始收缩;(2)不再全面出击，而是进行军事战略调整，除亚太以外整体战线收缩;(3)不再对盟国提供全方位的安全承诺，转而鼓励盟国自行承担义务;(4)不再奉行贸易领域的全球主义，转而推进区域化的贸易投资协议;(5)不再依赖进口能源，转向通过“页岩气革命”等，逐步实现西半球能源自给，进而向“能源独立”目标迈进;(6)不再扩张赤字，转而推行财政相对收缩;(7)不再通过货币政策为全球“输出增长”，转而实施强势美元政策，全球资金将回流美国。

8、近年美国在多条战线上展开重大的地缘策略调整部署:一方面，在亚洲延续年以来在区内拉拢形成“太平洋同盟圈”的策略，企图对至今仍然维持住了货币主权的中国进行孤立和围堵;另一方面，在欧洲则支持乌克兰的极右翼力量，引爆地区性严重军事冲突，把俄罗斯推向欧洲的对立面，破坏欧洲和俄罗斯建立战略性同盟的任何可能性，以确保美国对欧洲的主导权;再利用“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制造乱局，祸延欧洲，以此拖累欧洲的经济复苏，打压欧元。

9、欧亚大陆乃至中东、非洲的和平大整合，是最根本动摇美元全球霸权而美国最不乐见之事。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朝欧亚非大陆和平大整合的方向前进，恰恰是美元霸权的最大绊脚石。

10、核心国的跨国公司通过零利率美元的海外投资，确实已经占有了世界实体经济的高收益，例如投资或战略收购中国这样的实体经济国家的关键产业(中国现在21大类产业的2/3由外资控制)。其中的内在逻辑可以解释为，一方面，国内接受了通过国际贸易推高的基础商品价格，必然是高通胀的，导致企业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应对输入型通胀导致国内资金价格也相应上升，进而竞争不过投资市场中的国外低价资金。

11、金融资本核心国积极推动吸纳服从其地缘战略的“卫星国”及其他半边缘国，形成具有鲜明地缘政治背景的新贸易同盟。以WTO为代表的那种基于多边平等(起码原则上)的全球性贸易协议组织的发展，基本上已走到尽头。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为代表的新贸易同盟兴起，其核心机制是解除非核心国家的金融与货币主权，甚至“去国家化”，以方便核心国家的金融资本在境内外自由流动获取利益，并控制非核心国的实体资产。

12、“去国家化”是指核心国家利用国际制度安排、地缘战略和各种巧实力，削弱处于较弱势的主权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各种主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调控国内经济及监管外国资本的能力(经济主权):二是通过国家信用赋权而获得铸币权收益及调控本国货币的能力(货币主权);三是维持国内社会稳定的管治能力(政治主权)。

13、我们在对七个新兴国家的国别比较研究中看到，除了中国恰在年完成政府换届，随即开始反腐败，因此相对缓解了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带来的压力，得以保住金融主权，而其他六个国家都在全球金融战争中遭遇洗劫。巴西、印度、土耳其、南非和印度尼西亚这些一度被跨国金融资本追捧的新兴之星，现在已经被国际金融集团的分析者改称为“脆弱五国”。

14、新兴七国大部分都被全球危机“打回原形”，不仅没有体现所谓西方提出的“新兴市场经济”概念，反而几乎都倒退回传统的“殖民地经济模式”，主要靠出卖资源维持生存，贸易赤字和债务增加转化为国内暴力冲突的趋势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依然是国际货币金融权及制度话语权掌握在核心国家手里。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表征，其实质仍然是国际制度权不对称下的“依附性陷阱”。

15、巴西和委内瑞拉都属于陷入典型的拉美型“城市化陷阱”的国家，大城市贫民窟化+大宗农产品金融化(“贫困化+金融化")，这使得两国贫富分化更加恶化，食品和一般消费品都依靠进口，国内民众的生活必需品价格过高，下层社会劳动力的实际成本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更大大高于中国、越南、泰国等依靠自给自足的小农村社经济实现危机软着陆的国家。

16、从年开始，中国已经出现类似于西方--年发生的产能过剩的潜在危机。中国的解决方法，也如同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利用政府国债投资，引导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建设，这个措施维持了中国15年的高增长。可是，仅仅用对内投资来缓解外向型经济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是用长期产能过剩掩盖短期产能过剩，20年至今，长期过剩问题已经达到极限。并且，过去将大规模过剩产能转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征用资源，特别是征地，导致农村出现群体性事件，山区的基本建设还连带发生环境灾害。鉴于环境破坏日益严重，生产过剩愈加凸显，以后很难再沿用国债投资来转移生产过剩的发展模式。

17、我们需要恶补的常识是:“冷战”本质上是战争，是以不造成全面热战为底线，但最终必须“决出胜负”的战争，因而也就没有经济理性可言。

18、简单而言，美国需要以其过剩金融资本全面进入中国实体经济，直接占有“资本化”的增量价值，就需要打击中国政府向本国金融资本的赋权机制，及时做空中国货币，或者强迫中国实现金融自由化以方便海外资本进出获利。

19、美国符合官方与私人投机性资本的共同利益的策略，主要是敦促中国尽快开放资本账户及金融市场，解除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同时，在政治上让中国“去国家化”、政府失去调控经济的能力，最终使中国本来完全用人民币来推行本国实体产业和资源经济的自主“货币化”的经济过程，被美元或其他西方货币替代，不断地占有本来归属中国的“货币租”。

20、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利用美元的全球主要结算及储备货币地位，通过美元供应的膨胀收缩周期，从其他地区的经济体获取巨额利润，俗称“剪羊毛”。具体机制为:(1)美联储采取货币宽松政策，向美国金融市场，乃至全球提供流动性;(2)新兴资产市场进入牛市，资产价格上升，出现资产泡沫;(3)美联储结束货币宽松，并重新步入加息周期，吸引资金回流美国;(4)资金撤出，新兴市场出现金融及经济危机，资产泡沫被挤破，资产价格大幅下挫，相对处于货币宽松的核心地区企业，利用较低的融资成本，在低位收购危机中的新兴市场优质资产。

21、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东剧变之后，开放军事技术于民用，计算机为主的信息产业陡然兴起，拉动海外资金大量回到美国，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资产泡沫随之破灭。结果: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公司再乘机回到亚洲新兴国家抄底。

22、年以后美国连续实行三轮量化宽松后，中国等大量出口并由此输入美元流动性的新兴国家的经济迅速泡沫化。年美国的量化宽松结束，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经济应声下滑，本币下跌，面临资产贬值冲击。年中国房地产大跌，年股市泡沫破裂，本币加快国际化的同时明显贬值。

23、中国融入全球化体系之后，-年、年、年至今的三次危机，也都属于输入型危机。面对输人型危机，中国转而采取“逆周期做多”的宏观调控策略，更多地依靠增发国债，启动多轮基础投资拉动经济，以弥补出口下滑的影响，包括年的3.6万亿元的西部开发、年的2万亿一3万亿元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年2万亿一3万亿元的中部崛起、年以来不断追加至今已超10万亿元的新农村建设，都属于国家投资战略;此外，还有年2万亿元地震灾后重建资金、年的4万亿元救市资金，以及年的扶贫攻坚和年的乡村振兴战略。

24、这次危机在性质上类似于年亚洲金融危机造成外需下降引发的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因此，可被称为“第二次生产过剩危机”，同年则针对性地提出“工业供给侧改革”，要求“三去一降-一补”:直到年股灾之后，才非正式地改称为“L形经济下滑”。25、在中国经济增长于年进入L形的“萧条阶段”后，官方此前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带有顺周期的作用，恰与18年前第-次生产过剩时强力推出的逆周期调控政策相对立。①延宕一年多之后，当国家经济工作再以“新型城镇化”这种传统战略，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名义试图改回到投资拉动时，却坠人--年以来“中央增加投资+地方土地融资与企业联手推高房地产泡沫=社会过度负债”的债务金融陷阱之中。这种宏观调控的导向错误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其付出的代价巨大。若比照西方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引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二战”后的60年代第二次生产过剩危机同期的社会动乱，则中国第二次生产过剩危机代价“可期”。

26、若从成本看，中国过去数十年经济发展的沉重代价是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劳工福利缺失，所以有人说，中国沿海开发区这些年来的发展其实是靠吃“环境资源租”及“劳工福利租”得来的。其结果表现为“两大矛盾(严峻的生态环境矛盾及社会矛盾)”爆发，以及“四大失衡”--地域发展失衡、城乡差距、贫富分化及经济部门之间的失衡。

27、首先是产能过剩。从年开始，中国已经出现类似于西方—年发生的产能过剩的潜在危机。中国的解决方法也如同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利用政府国债投资，引导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基本建设。这项措施维持了中国15年的高增长。在此期间，尽管西方连续发生多次经济危机，比如年美国的IT泡沫破灭，同期发生的阿根廷经济危机，乃至美国后来年的次贷危机引发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又进而导致年全球大危机，以及年开始的欧债危机等。其间，中国之所以还能维持高增长，主要归因于不仅使用了“国家干预”这种“看得见的手”，而且还“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优势搞应对危机的“举国体制”，这在西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属于严重的“政治不正确”。

28、仅仅用对内投资来缓解外向型经济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是用长期产能过剩掩盖短期产能过剩;如今，长期过剩问题已经达到极限。并且，过去将大规模过剩产能转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征用资源，特别是征地，这导致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山区的基本建设还连带发生了环境污染和自然灾害。

29、仅就美国带领西方发起“去中国化”的外部环境而言，中国就不能像过去20多年那样依赖向美、欧、日输出商品来维持增长。一方面，日益虚拟化及具排斥性的经济模式难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吸纳新就业人口及提供社会层级向上流动的机会，其表现为年轻人失业率高企，缺乏发展机会，以及社会两极化。

30、人们难以继续像过去数十年那样，通过生产海量的消费品试图把全人类卷进全球化体系中。面对自然资源约束及制度扩张的极限，全球经济将进入低增长周期。与此同时，在产业链的低附加值端，中国面临越南等具有更低工资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追赶;而在高附加值端，除了个别少数领域外，还未能赶上美、德、日、韩等先发国。正是在这种恶化的外部条件下，中国迫切要进行内部结构调整。

31、年，中国的顶层设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新说法，其实质内涵(如提升供给侧的创新和效率及降低制度性成本等)与一直以来强调的各项改革目标其实没有多大差异。现在从西方经济学借来一个词，实际上是指出年以来沿用的以增量为主的“需求侧”刺激经济措施的边际效用正在下降。据估计，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前，1元人民币新增债务便能增加1元GDP，而目前需要4元新增债务才可推动1元的GDP增长;传统的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均再难以扩张。扩大货币供应及以国债拉动投资已无以为继，出口增长率呈下降之势，消费也受收入分配结构性的约束，现在只能走优化结构的路子。

32、中国需要依据年确立的“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从产业升级、产能整合等方面来优化经济结构，推进质量效益型的国内循环。对此，一方面应该投资于生态化乡村空间资源开发，以及AI、5G和大数据等新经济领域;另一方面加大投资于医疗教育、环境保护、可再生洁净能源、高新科技研发等公共物品领域，改善国民整体生活质量(不仅是货币收人增加)及促进社会福利，作为下一阶段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33、年著名的中央“一号文件”确立了以“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为手段来“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的政策，并且明确乡村振兴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

34、中国作为超大型“大陆国家”，在此期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有两个可以预期的前景:其一，向沿“一带一路”的地区提供中国过剩但沿路国家缺少的产能;其二，推动人民币的区域性国际化，即期望有秩序释放人民币流动性，并打造优质的人民币资产。

35、年6月，量化宽松退出的消息引发经济危机，由于中国具备较佳的基础条件及仍实施一定的资本项目管制，因此当时所受的冲击较其他新兴国家要轻，但真正的金融危机延后了两年，到年6月终于爆发。

36、任何新兴国家的政治家若是以为不断向“先富”起来的金融资产阶层让利，就可以吸引他们留下来同舟共济，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个历史教训值得人们深切反思。究其原因，在于金融资本的特性之一即依靠流动性获利。故而，作为最具有“非在地化”的资本形式，在资本运动中必然体现出金融资本无国界”的特征，这也是全球金融资本共同的制度要求。因此，金融资本，不管是国内资本还是国外资本，对于在地化的民族国家都没有“忠诚”可言，其“亲和感”的对象只能是金融资本主义核心地位的国家或地区，即全球化金融资本流动的核心，例如美国或美国操控的伦敦、东京。

37、在21世纪的金融资本主导全球金融化的历史阶段，投机资本可以注册在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可以注册在任何一个低税制的小国，资本家并不在乎祖国在哪儿。或许可以借马克思的话改成我们的说法:金融资本集团只有完成对全世界的掠夺，才能最终消灭金融家自己!

38、人们应该客观理性地看待国家资本及其有关部门直接出手做多。无论成败，那也只是中国这个历史上通过“剥夺剥夺者”的暴力革命形成的，因而应该对全民承担无限责任的政府尽了其本应尽到的“逆周期调节”责任。今天更为客观地看，中国年发生的股市暴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不断深化所带来的结果。既然这种主流政策选择符合金融全球化，也理所当然地使得国际金融资本集团终于得到了历史性的做空中国的机会。显然，中国怨天尤人的股民们还要在嗟叹之余努力提高分析能力，才能理解出卖耶稣的犹大就在身边，“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39、过去每次遇到危机都强制推行国家逆周期调控、致使某些利益集团受损的、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体制，既是中国应对核心国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的“比较制度优势”，也是西方软实力及其长期操控的中国学术界攻击的最重要的目标。如果年这一次中国的证券金融监管部门不紧急采取措施，那意味着当股灾全面爆发的时候，就给了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和国内金融资本集团一次极佳的通过做空来抄底的机会，那将会让中国的实体经济部门输得更加惨烈。这些年通过压低劳工福利、破坏资源环境所积累的实体经济的那点财富，将会先被打压得一钱不值，然后外部资本再一拥而入抄底优质资产。这就像俄罗斯年施行的在西方思想指导下的“天私有化计划”的深化改革新政策，造成本币坍塌、产业崩溃。

40、金融资本如此反复洗劫实体经济，对于金融资本短期来看或许会有好处，但是从长期看，当金融资本把所有的实体经济都金融化的时候，最终将因为多空大战不能继续做下去而导致自身的崩溃，那它自身也就走向了灭亡。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提出基本规律的时候早就预见到，当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的时候，就会因金融资本自身的寄生性，而使得它必然是腐朽的、垂死的。

41、在年之后的美国，地产商出身的“非典型”政治家以或明或暗地代表“铁锈带”和“99%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形左实右”诉求参选获胜，成为具有哲学上“否定之否定”意义的标志性事件，随之发生的是这个核心国的战略陡然朝着恢复实体经济转向。

42、但若从既往教训看，若忽略了农业对国家安全的基础作用，无论一时的GDP增长多么耀眼，也可能只是南柯一梦，最终都只会落得依附他国任人宰割的下场。综观历史，任何一个曾经主导国际秩序的大国，都必须兼备强大农业生产力、先进工业能力及货币权，缺一不可。无论是荷兰、英国，还是当前的美国，都不例外。这本来是稍为研读历史便明白的常识，如果读了一些根据金融意识形态而编修的“先进”教科书，以为经济是线性发展过程，发展工业就要牺牲农业，然后发展金融服务业便可以放弃工业，却无视美、欧、日这些最先进、高度金融化的国家，不惜花费大量的财政补贴保护本土农业的简单事实，那就只能是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义。

43、在“后冷战”阶段就已经把握住单极霸权的核心国家不仅始终坚持直接补贴来保护本国的强大农业生产力和高科技工业体系，而且可以利用增发货币及其背后的金融霸权去操纵大宗农产品期货投机，以资本优势及价格竞争来瓦解他国的农业和农产品加工工业，最终得以使用粮食武器威胁他国主权。

44、中国用了几代人的血和汗，总算解决了温饱问题，不仅农村接近于实现小康社会，而且是世界上少数拥有完整产业体系的国家。据此来看，目前中国综合国力的根本支柱，不是那数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也不是一下子可以吹胀，然后一下子又可以被戳破的金融资产，而恰恰是基本农产品能够相对自给的农业和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

45、西方产业资本转移到投资条件适宜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会使接受国的产业经济有短期增长，促使其精英集团把外资流入造成的增长当作政绩。于是，在这种粗俗政治倾向及为其服务的庸俗化意识形态的共同作用下，社会主流几乎一面倒地亲外资。

46、柏林一巴格达铁路正好穿越这两个没落帝国的势力圈。英法参战主要针对德国，理由很清楚。德国是后起之秀，在世界版图上抢殖民地，处处受制于英法，但当时大英帝国实力已经走下坡路，法国也在年战败于普鲁士。这两个老牌帝国明白，必须在德国变得过于强大之前扼杀它。年，英法签订谅解协议，中止双方在摩洛哥、埃及和苏丹等地的利益冲突，大有同仇敌忾、剑指德国之势。后来新晋帝国俄国也加入英法阵营。本来中东没有什么利益，但发现石油后就不同了。从20世纪初开始，石油成为世界工业和军事的核心动力。当时的主要产油国是美国，所以美国可以一跃成为第一大工业产能国。波斯在英国势力内，如果德国接通了巴格达，获得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便肯定能成为足以超越英法的欧洲强权。英国一边打压德国，另一边策动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帝国，时势造就了阿拉伯的罗伦斯这个传奇历史人物。英国还扶植了扼伊拉克入波斯湾咽喉的科威特。19世纪末欧洲强权争霸遺留下的问题，一直影响到20世纪末的地缘政治。年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剥夺了德国对柏林-巴格达铁路的所有产权。

47、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打垮了德国和日本的帝国梦想，但造就了20世纪下半叶两个附庸并支撑美国海权战略的工业强国。在21世纪核心国金融霸权控制全球的体制框架内，如果德国这个代表莱茵文化的国家还算半核心的话，日本这个被西方“去主权”的国家无论怎样自我西方化，也仍然只是半边缘地位;当然，日本也得以借辅助美国控制东亚，而得到在美国势力范围内分享能源原材料和产品市场的好处。

48、“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领域的收益太低，不可能支付发达国家模式的高成本上层建筑。并且，越是少数精英群体在与西方制度接轨中获取利益，越是构成与生存在民间社会中大多数人难以弥合的内部张力。由此导致少数人接受的官方正规制度与大多数人生存其中的民间非规范制度的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

49、苏联于年解体。3年之后，美国支付大量军费形成的高技术研发成果度过保密期，开始转向民用开发，随即年大量IT企业诞生，并且吸引海外资金回流。这一方面造成年以东亚加工贸易为主的国家遭遇由资本流出演化而成的金融风暴;另一方面，这些追逐搭便车收益的回流资本催生了美国本土IT业的巨大泡沫，且于-年发生“新经济”崩溃。

50、在客观上根源于印度官方承接的西方高成本上层建筑和跟从西方意识形态造成的恶性循环:西方模式的正规制度越是规范，其相对于民间的分散小经济而言制度成本就越高，就越促使大量劳动人口进入非正规经济;反过来，也就越不可能实现官方正规制度的有效治理。这种非正规部门比重过大的情况，客观上决定了任何类型的外国产业资本仅靠官方的规范法律进入印度市场是行不通的。

51、有别于中国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以前的精英阶层，印度的独立运动是殖民模式所孕育出来的本土精英集团所推动和领导的，独立后的印度社会的财产关系没有根本的变化。因此，印度两个阶段的发展策略一直有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这也造成印度政府很难具备对下层社会的动员能力，从而导致下层社会一直缺乏发展条件。

52、年印度选举的耗费估计达50亿美元，是年大选的3倍，在当年成为仅次于年美国总统大选(耗费70亿美元)的人类历史上第二昂贵的选举。对于一个还存在庞大的贫穷和饥饿人口的国家而言，究竟是每隔几年花数十亿美元来进行选举游戏还是用来改善贫穷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更有利?这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课题。与之对应的事实却是印度的高昂现代化政治制度并没有带来良好有效的管理，反而成为贪腐的根源。有分析指出，印度政客为了赢得选举不惜耗费大量财力，而政客靠贿选上台后，也千方百计捞回其金钱投入，这又使得贪腐问题愈加严重。印度的这种基本体制矛盾具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普遍意义:这种殖民者留下的西化上层建筑与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不能对应的根本矛盾，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深陷发展陷阱的真实原因。

53、更大型的集装货船将不利于通过某些较狭窄及水深较浅的传统航线(如马六甲海峡)。开拓新的深水航运线也意味着海洋地缘力量线将发生转移，全球集装箱货运船只愈趋庞大，马六甲海峡等水浅狭长的传统航运线将不再适合巨型船只通过。印度尼西亚极有潜力发展新的深水航运线。目前，整个东亚依赖的印度洋穿越马六甲海峡航运线，将会转向从南印度洋穿越印度尼西亚进入中国南海。届时，区内地缘战略布局将出现重大改变。

54、南美洲的巴西和委内瑞拉有三个相同特征:一是同属于殖民化国家，外来殖民人口及混血人口占国内人口超过50%，并且外来人口在客观上也是此类国家的解殖运动的主导力量，独立后仍然是延续西方制度的社会主流;二是同样都落入“城市化陷阱”，城市人口占比高达80%以上，都因城市化超前、贫困人口集中于大城市，而不再有进入工业化的所谓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也不再有政府通过社会改革形成良性治理的可能;三是同属于“殖民化单一经济模式”，资源出口占GDP之比过大，跨国公司把控本国资源市场形成“外部定价权”，因而这三国无法自主地把握本国经济主权;任何党派的政治家上台，只要试图收回资源主权，则势必被西方软实力“妖魔化”，并面临西方势力各种颠覆政权的台前幕后操作。

55、受核心国家软实力攻击最严重的是委内瑞拉。其特殊之处并不在于查韦斯和马杜罗政权的社会主义政治宣传，更不在于他们用石油溢价收益组建的拉美左翼政府反美阵营，而在于他们试图跳出造成上述“负外部性”的殖民化经济地位，更因为他们获取石油溢价收益的前提是，主要依靠底层群众的支持，以革命的名义从国际资本手上收回大部分资源主权!所以，他们才深受跨国资本及其母国政府的敌视。何况委内瑞拉试图通过改造被西方软实力控制的国内传媒和教育来夺回话语权，因而更加遭到西方主流传媒不遗余力的妖魔化，各种方式的颠覆策略内外夹击，而且从未间断。巴西劳工党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也认同社会主义思想，但卢拉获得执政地位之后的国内外政策相对较温和。

56、南非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典型意义，越是在解殖运动中以放弃暴力革命的方式取得原宗主国的认可，越是更多保留殖民者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则其承载海外资本转嫁的制度成本的基础就越差。随之必然对其他弱势群体转移自身不能承载的成本压力。

57、巴西更像是一个由国际资本催生的牟利机器，是一个被反复吹起、刺破、再吹起的泡沫机器，在一次又一次的循环中，国际资本牢牢控制了巴西这个市场、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58、—年，巴西全部的贸易盈余仍远不足以支付国际资本同期获得的投资收益;即便除去服务项目，巴西12年的全部商品盈余仍不足以支付国际资本在巴西的投资收益;若将巴西12年全部的商品盈余和海外投资收益加在一起(亿美元)，才刚够支付亿美元的国际资本投资收益。在高GDP增长、高外汇储备的新兴国华丽外衣下，巴西实际上沦为长期为国际资本打工的净负债国。

59、较合理的发展策略应该是一方面利用政策把外资引导至讲求技术创新、具充分竞争的实体产业部门，以促进本国产业的健康发展，并最终具备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则应该限制外资进入投机性及寻租性部门，尤其是天然资源、公共服务等领域。本身具有垄断性的行业，引入外资或竞争并不会特别提升效率。

60、目前居民消费占巴西GDP的60%，投资的比重仅有18%，而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约为40%。此外，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重约为16%，而巴西的这一比重仅为2%左右。巴西发生“去工业化”的原因之一-是制造业成本急速上升:年巴西的平均成本低于美国约3%，到年约高于美国23%(游资流入造成本国币值被高估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总劳动生产率仅提高了1%。某研究报告把巴西与意大利、比利时并列为“最不具制造业成本竞争力经济体”第四位。

61、巴西的困局是在没有进入工业化的时候就超前实现了人口的城市化，并且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的贫民窟中。由此，任何遵守正规法律的企业雇用城市劳动力，就都得支付其生存、教育、医疗等“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成本，这几乎是在劳动力市场定价之外再增加至少50%的成本。如果这个国家是食品和一般消费品进口国，那么劳动力成本会随着进口品的价格上涨而更进一步提升。于是，此类国家便没有可能再发展自主性的产业经济，也就难以摆脱对资源、能源和大宗农产品出口的依赖。

62、年3月1日，巴西总统罗塞夫出席《完善建筑业劳动条件协议》签字仪式并发表讲话:“面对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发达国家不是通过提高投资能力来摆脱危机的，而是采取货币扩张政策，把自己的问题转嫁给世界其他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造成经济困难。”罗塞夫指出，“过去数年里，发达国家共释放4.7万亿美元的货币，如同制造了一场巨大的‘货币海啸’，国际热钱涌入，不断推高巴西货币汇率，大大削弱了巴西工业的竞争力”。她更反驳说，“不是巴西工业缺乏效率，也不是巴西人不愿工作，而是这场‘汇率战争’令巴西处于不平等的生产条件之下”。

63、在20世纪，巴西至少有三位总统因为推行惠民政策而触犯了本国精英与美国的利益，最后下场十分悲惨。

64、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教训，最为惨痛的是落入陷阱后还不明就里地鼓与呼，中间群众被核心国家经济软实力包装的各种说法推动着参与大规模街头政治，却不知道他们所拥护的是鼓吹加强外资控制本国资源的政治派别。

65、这些收回资源主权及收益的国家，自然遭受核心国跨国公司的敌视，于是核心国家的主流媒体及学术界，不遗余力地长期妖魔化这些从跨国公司手中夺回资源主权的国家。尽管委内瑞拉、伊朗及俄罗斯的政府都是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政权，但核心国仍指责它们不民主，不符合西方的普世价值。

66、没有经历暴力革命，而是通过与原宗主国谈判，延续原宗主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方式而获得执政权力的政府，在推动社会改革时，往往遭遇原有体制内的依附跨国公司的利益集团、旧官僚、境内外跨国资本等势力的激烈反扑，从而使得新政权改革往往难以深入，要保存有利民众的改革成果亦非易事。

67、自查韦斯执政以来，委内瑞拉的饥饿或营养不良人口从超过全国一半降至5%，儿童营养不良率下降了40%。贫穷率从年的50.4%下降至26.5%，其减贫的成就在世界上数一数二。这主要归功于查韦斯的玻利瓦尔革命，其主要内容是夺回国家的资源主权，把石油收益用于改善民生。

68、以上这些事实可能都会被归结为内生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掩盖了更深层的原因-委内瑞拉收回经济主权的斗争很不彻底，尤其在收回石油主权的同时，没有及时掌控跨国金融资本流动。遂在核心国家转移自身危机的过程中，承担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成本和代价，造成了输人型危机。而国内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是这个转嫁过程中的产物和必然结果。委内瑞拉没有针对金融资本阶段的西方制度做出国家对资本流动加强控制的应对措施(哪怕是像印度那样短期性地大幅度提高外汇流出的税率)，在其油价下跌与外汇流出、粮食安全等问题同步发生之时被核心国全面制裁，只能被动接受灭顶之灾的命运。

69、我们的研究总结了一条规律:任何具有一定地缘政治分量的国家只要收回或坚守本国的资源或货币主权，就难免触动跨国资本之利益，也势必受到跨国资本母国及本国利益集团的敌视。由此，后者就会以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之名，通过“亲核心国”及“亲资本”的主流媒体、学术及知识界，煽动群众(尤其是接受核心国知识生产所教育出来的年轻人)反对政府，并在适当时机配合核心国的经济及金融攻击，以图推翻坚持主权独立的政府。

70、在美国的战略分析上，现在有两个拉丁美洲:一边以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为代表，强调国家控制资源及掌握国民经济;另一边以墨西哥、秘鲁、智利、哥伦比亚为代表，信奉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也就是一边强调资源主权，一边保护跨国企业及本国庄园式大资本的利益。

71、一个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民选政府，“人权高于主权”的普世价值表面好听，但其掩盖的实质性问题却是:关乎国家核心经济主权所代表的收益，应该是由本国人民分享，还是由跨国资本及本国代理集团瓜分?

72、世界放弃黄金本位之后，任何不可能取得国际结算货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发行的主权货币就都只是“软通货”，遂使得各国都得主要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并以此作为本国货币被市场接受的依据。但随着美元增发，并且向世界输出过剩流动性、转嫁虚拟资本泡沫化的代价，国际期货市场大起大落的影响，反而是那些非结算货币的发展中国家因“输人型通货膨胀”而致本币大幅度贬值。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越是纷纷兑换美元，其国内金融资产贬值就越恶化!这已经不是左翼右翼的概念了!这次的悲剧发生在委内瑞拉，下次可能发生在任何国家。

73、具有主权外部性特征的国家本来承袭的就是配合发达国家朝向金融资本主义阶段深化发展的意识形态，以及确保资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亦即，西方成熟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西方的制度”;若被移植到大部分人口仍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前资本主义”国家，自然出现“制度错配”。

74、年年底，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曼德拉逝世，他获得了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高度评价。这种包括前宗主国的众口一词的肯定，也许表明了另一种对西方更为有利的意义，他带领国家沿着西方给定的道路在形式上结束了种族隔离，体现了西方给定的“普世价值”，但让渡了国家本应从殖民者及其跨国公司那里夺回的经济主权。因此，跨国公司掌控资源资本化收益所内在的经济不平等仍然深刻地割裂南非社会，占人口大多数的有色人种表面上获得了被作秀拉票游戏表达的政治自由，实际上能够改善社会生活的经济自由仍遥不可及。

75、南非的案例显示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在缺少“革命红利”的土地分配条件下，依靠政治谈判让渡了经济及资源主权而被承认的国家，很难建立稳态的社会基础。南非的经验显示:第一次非暴力革命无法建立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又或者第一次革命的成果被利益集团侵蚀后，基层民众终于忍无可忍之时，便会奋起走上第二次革命之路。

76、总结过去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其成本转嫁机制一直在演变，可大致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前多年列强通过侵略、殖民等方式直接对外掠夺;第二阶段是“二战”后先发国通过产业转移获得发展中国家的低廉劳动力及资源，并转嫁成本(生态环境破坏、社会矛盾等);第三阶段是年后核心国向金融资本主义进一步深化发展，借由大量增加货币供应向全球输出流动性，从中获取巨利，却同时散播危机。现在作为深化成本转嫁的第三阶段的资本主义最新调整，是在金融资本核心区形成货币联盟，通过打造排他性的“新冷战”背景。

77、同样1美元，发展中国家和美国投资人能获得的收益差异巨大。如果在19世纪初持有1美元，多年之后会丢掉95%的价值。即使持有美债，年后的收益也只有1多美元。任何国家大量持有美元、美债都没有获得利润的可能。而美国投资人主要是在股票市场获得巨大收益的。19世纪初的1美元股票，除掉通货膨胀因素之后在年里升值近万倍，今天的价值是93万多美元。表面看，这是通货膨胀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作用，实际上这与美联储的制度建构权直接相关。

78、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国家与美国所谓“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实质，一方面等于向美国“进贡”廉价资金，使美国长期成为外部资金流入最高的国家: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国家却要为此承担极高的国内融资成本，造成国内的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严重受阻。例如，直到年1月，中国一直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但就在向美国大量输出资本仅仅获得极低的回报率的同一时期，中国国内却出现因融资难及贷款利率高而使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大批倒闭的现象。

79、即便在美国内部，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也主要是为金融资本服务，一般美国中下层群众只搭了个没有未来的便车。高度金融化及低利率的环境，让经济增长的收益分配严重不均，普通人和政府都依赖借贷度日。

80、美联储掌控的利率周期，一直是笼罩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阴霾。而这一片阴霾恰是西方金融资本的主力那些大型投资银行竭力做空新兴国家的机会。一旦有机会，金融大鳄就会扑进来洗劫这些国家几十年发展实体经济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而且，我们还看到:配合着投机资本做空的经济手段，在新兴国家内部及其周边连续发生了以各种冠冕堂皇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借口制造出来的不利政治环境。

81、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撑其全球货币霸权及话语权，塑造一个有利于其自身的全球贸易秩序:美国输出美元流动性，换取其所需的全球资源及劳动力成果:以贸易赤字形式流出的美元，又以国债的形式大量回流美国，维持国内低廉资金成本，支持美国企业获得廉价资金在全球进行竞争，并收购新兴经济体有价值的资产，并加速其金融化;而国债又支持政府的财政支出，继续维持其绝对的军事优势。

82、Tpp核心目标正是产业经济和资源经济国家的经济主权。因此TPP的要求比WTO更直白、更赤裸裸，就是要求加入者向以美国为首的跨国金融资本让渡更大的经济主权，乃至于管治权，实质无异于“去国家化”。

83、中国理论界的主流认为中国是自由贸易的赢家，这似乎偏向于国内资本角度。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实际上没有赢家，中国对金融霸权国家长期做“双重输出，商品输出和贸易盈余输出”，留下的只是资源环境破坏和劳工福利损失。

84、估算显示:如果把中国纳入TPP,美国所获得的实质利益将是非常巨大的(TPP12:.41亿美元;TPP13:.38亿美元)。所以，美国实际上是口硬心痒，表面上是要抗拒中国，但实质上是希望最终把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以符合本身利益的游戏规则纳人TPP。换言之，这本质上是一场企图先发制人、关于未来制度建构权的软实力之争。所谓21世纪最先进的贸易协议，实际上是企图在高制度、软实力的外衣下再现殖民化时代的“治外法权”。

85、TPP协议中一项最富争议的条款是“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disputesettlement,ISDS)，即外国投资者如果认为东道国政府的某些措施影响其当前或潜在的未来利益，可以绕过东道国的法律框架，对该国政府提出法律诉讼，索取赔偿。换言之，投资者在某国投资，不受该国法律所规范。一旦出现争端，不在当地根据该国的法律体制来寻找仲裁解决。这意味着外国投资者实质上获得某种“治外法权”，这无疑是对一国主权的侵蚀。亦即，TPP协议设置了某种主权外部性。目前WTO或各种双边、多边贸易协议下的贸易纠纷仲裁，还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而TPP容许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僭越国家主权，企业可以不受当地法律规范而起诉该国政府。这基本上是在全球化趋势下，遵从了跨国公司以各种形式摆脱东道国的行政和法律规定的意愿。如今通过TPP把这种趋势制度化，这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

86、金融投机性资本自由进出，在多空操作之中利用各种危机获利，转移利润，却不顾及对当地的冲击和影响，这就是当前金融全球化的现实图像。任何坚持经济主权、维护宏观调控能力、维持有效管治的主权国家，在某些环节上都有可能对这种“自由”构成限制。虽然TPP许可国家在经济危机时采取适当的救市措施，但是被ISDS机制引人了灰色地带。为什么这么说?比如中国香港在年或内地在年6月份采取的救市措施，导致外国投机性金融资本因为部署做空而失利，跨国公司可以通过ISDS申请赔偿。事实上类似情况已经发生了，却没有引起注意:中国采取救市措施之后，立刻被欧美金融界指责为央行政策“不透明”。西方当然知道，中国央行是中央政府的金融政策部门，不是美国那种私人银行家组成的美联储。难道一个国家根据其经济主权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之前都要预先向在市场上兴风作浪的金融大鳄们广而告之不成?再考虑协议强调的“反汇率操控”、“金融自由化”等理念，TPP实际上是要求解除那些仍然有能力维护经济主权的国家防御全球过剩流动性冲击的逆周期调控能力。简言之，资本就是资本，它的存在就是为了最大化地获利。这是投资者的特权。所谓TPP代表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先进性”，在于它的核心已不是一般商品的自由贸易，而是核心国利用其货币霸权地位大量制造全球金融流动性泛滥，趁机牟取巨额利润。

87、事实上，TPP只有最终把新兴国家纳入核心国家主导的贸易系统，才能完全实现它对核心国家的长远的潜在的经济利益。全球霸权国家公开指出:TPP的当前核心战略意义涉及更多制度权之争。这是一份为保护核心国的产业优势，尤其是金融资本优势而量身定制的高制度设计，它的战略意义在于为核心国取得意识形态制高点，进一步利用教育、媒体和人文社会研究等方式丰富其话语软实力，以便能倒逼新兴国家向符合核心国利益的方向进行体制转换。而事实上，不少事事以核心国的软实力宣扬为“政治正确”的新兴国家知识分子及其舆论工具，迫不及待地歌颂TPP的先进性及高标准，纷纷呼吁要趁此良机倒逼新兴国家进行内部改革，想尽办法也要进入这个高级俱乐部。

88、都要维护美国的核心利益，那就是以国家强权保障私人银行家获利而必需的强势美元地位。因此，美国的政治及军事核心战略也必然是极力维持美元的全球霸权。这是当前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矛盾。所以，美国的核心战略是要打压所有能挑战美元霸权的新兴货币，包括自己的盟友。20世纪80年代用广场协议打垮了日元，当时的打击目标还有德国马克。“二战”后西德和日本是战败国，没有完整的主权，之后搭美国的军事战略便车再度变成工业强国。日元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有能力挑战美元，美国便要日本金融“切腹”，日元便被轻易击败。而德国幸免于难，乃因两德统一的历史机遇，西德增发的货币用来对应地货币化东德乃至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庞大资源。

89、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顶层设计比美国更理解货币的本质和机制。美国看准欧元有先天缺陷，那就是缺乏作为主权货币所必需的内部政治统一性。于是，美国积极介入南斯拉夫科索沃战争，就是冲着欧元去的。在年欧元诞生之际，美国在欧洲的火药库巴尔干半岛煽风点火，无异于放大欧洲的政治不稳定性，尤其是挑起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因此，美国似乎是通过科索沃战争来凸显欧元的先天缺陷的:信贷基础主权的不确定性、矛盾性及不稳定性。

90、美元至今还是占压倒性地位的国际储备货币，至今还超过60%;全球资金结算中，欧元只占28.3%，美元则以44.64%的份额仍然高居第一位,。美元还是世界主要大宗商品的结算货币，尤其是占第一位的石油。

91、第一次海湾战争，欧洲盟友普遍支持美国，因为当时美国并没有拿下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并接管伊拉克。后来萨达姆扬言要推动以欧元来结算伊拉克的石油贸易，这就等于挑战美元的石油本位，真正触动了美国的神经，因而被美国支持的伊拉克政权处以绞刑。在第二次海湾战争时，德、法等欧元区主要国家并不支持美国动武。这也不是出于什么道义，而是萨达姆推动欧元结算石油贸易的倡议恰恰符合欧元想成为世界主要结算及储备货币的鸿图。同样试图将结算货币从美元改变为欧元的还有伊朗、朝鲜和俄罗斯，所以美国视伊朗和朝鲜为“邪恶国家”。这其实跟宗教、文明、意识形态也没多大关系。不少人已经指出:美国在中东最亲密的盟友沙特阿拉伯比起伊朗，在宗教上更保守、在政治上更专制、在社会上更压抑女性及外来劳工的人权，而且是极端保守伊斯兰主义但只要符合美国利益，这一切都无碍它成为美国的亲密盟友。十年之后，利比亚的卡扎菲更“大逆不道”。他不仅提倡石油去美元化，甚至要甩开欧元，倡议以黄金为基础、以本国丰富的石油储备为后盾成立非洲货币同盟。这等于同时触动美元和欧元两大货币。

92、欧盟的困局是欧洲精英缺乏政治勇气造成的。因为只有在外交上与美国保持适当的距离，在军事上摆脱北约、成立欧洲联军，才能在货币上有明确的策略，推动欧元成为与其实力相符的国际结算及储备货币。这也难怪，欧洲从来就不是统一的政治体，由28个国家组成(欧元区19个成员)。

93、美国利用日本及南海诸国来牵制中国。战略目标如下。利用TPP阻止亚洲贸易一体化及货币同盟出现。打压人民币，使其不能上升为区域性强势货币。推动中国完全开放资本账户，美国金融资本自由进出牟利。最理想结果:使中国经济殖民化、美元化;中国失去有效管治，缺乏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国家资本推动足以抗衡美国利益的政策。

94、中国优点：政府有较清晰明确的战略，具有世界最大的工业产能、完整的工业结构，具有广阔的大陆战略纵深。弱点：经济上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金融上对美元依赖度过高，这种双重逆向选择正在重归“依附性”。主流深受美国软实力熏陶，看不清自己的处境;内部结构性矛盾严重;所依赖资源及市场均在美国的战略覆盖下。

95、美国现在虽然是大西洋、太平洋两条战线同时开展，但对中国的战略性打击力度，绝不会弱于过去十多年对欧洲的打击，而且因坚持冷战意识形态而手段可能更赤裸裸。如果欧元解体了，欧洲人的日子也不会过得很差。可是一旦人民币解体或中国经济彻底美元化，中国民众将会很惨。当然，指的是只能留在中国的国民，而不是那些到时早已席卷资产、携眷移居美欧的精英们。

96、香港越来越严重的寄生性金融资本经济如同美国一样，不可能创造就业，遂派生出香港普通年轻人机会很少的问题。于是，各种势力借香港社会衰落之机兴风作浪也就难以避免。这不是那些街头政治家及其背后巧实力玩家所热衷的自由选举或法制问题，问题根源在于香港金融资本膨胀，实体经济中空，社会财富分配日趋贫富悬殊。

97、有趣的是，这次大股灾堪称面照妖镜，各路专家各执一词。某些经济学家和金融权威说“市场神圣不可侵犯”，政府为防止资产价格过度贬值干预救市就是“暴力”。意思是说:利用金融手段把你剥夺得一无所有，是温柔文明的屠宰，即使你被宰光了，也应该感到这是神圣市场秩序所恩赐的灾难，而阻止其发生，就是对神圣市场的暴力。高盛方面的专家说:最有效的是让市场自然大跌，释放流动性，然后才会再有购买力进场。但资本市场遭血洗后，谁手上还有资金趁低捞货呢?还是让我们来温习一段尚未远去的历史吧。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历程可以简单归纳为:①被金融化;②金融货币大危机;③实体资产被超低定价;④资产被贱价收购。对照可知，策动金融灾难，把几十年积累的美元储备赚走，还只是第一步;货币本身不是财富，只有把实体资产贱价收购了，那才叫真赢了。这次股灾，只是一个开始。

98、倡亚洲价值(即威权政治+高效能政府+政府公司主义)，但是新加坡始终不会成为中国的盟友。因此，中国渴望打开另一条无须经过马六甲海峡、从中国西南部接通印度洋的货运通道，例如，促成泰国百多年来一直想开通的克拉运河，或者帮助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建造大型港口，再以铁路连接中国西南，在区内建立港口同盟等。目前，无论是试图高铁换泰国大米，还是在缅甸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实际上都是在和新加坡背后的美国角力，形势都不明朗。此外，中国正式租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这样就可以绕过地缘形势复杂的印度洋，把中东的原油经巴基斯坦直接输入中国(但是基础建设成本较高);另一条路线选择是南下阿拉伯海，借道斯里兰卡，这样就在印度之外多开辟一个印度洋的中转港口。

99、在中国成为全球资本高附加值的创新源头之前，中国的货币就不大可能挑战美元，甚至欧元的地位。比较来看，美国自19世纪末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产能国，也是在50年后才成为金融主导国，其间还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

、中国一直强调，亚投行等只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补充，不排除合作关系。按照矛盾论原理，将来能压垮美元的，估计只有愈益虚拟化的美国金融体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