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周格罗宁根大学篇之后，本周荷导整理了荷兰疫情危机下发生在阿姆斯特丹大学里的有意义的故事。不得不说，阿大学生真的很有社会责任感和创造力，在疫情危机下，能积极抗起社会责任的人是我们每一个年轻人值得学习的榜样。

以下荷导分享了14篇阿大和阿姆的有趣故事，希望可以让同学们更了解真正的阿大和阿姆。

年5月15日

正在展出：在线数字展览“城市中的疫情”

星期五，由阿姆斯特丹博物馆和阿姆斯特丹大学联合举办的在线数字展览“城市中的新冠病毒”开幕。在网站coronaindestad.nl上，你可以看到、读到和听到这个城市里关于创造力、脆弱、舒适、悲伤、快乐、孤独和团结的故事。阿姆斯特丹博物馆艺术总监、阿大媒体与艺术实践教授MargrietSchavemaker特别呼吁阿大的学生和教职工都来投稿分享他们的个人经历和故事。

新冠病毒对阿姆斯特丹的冲击是巨大的。Schavemaker说:“通过这次展览，我们希望将隔离在家的阿姆市民都连接起来，为危机时期提供更广阔的背景和历史解读，并为未来捕捉这一独特的时刻。”阿大和阿姆这座城市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学生和教职工的故事和经历不应该在展览中遗漏。

阿大的数字遗产教授JuliaNoordegraaf和人文与人工智能大学教授TobiasBlanke通过他们的项目“Covid-19社区档案”参与了这一倡议。他们正在开发一个应用程序，市民可以在其中分享他们的疫情经历。我们的想法是做一个个人的COVID-19危机日记。从长远来看，我们很快就会有丰富的史料来源来研究近代世界历史上的这一特殊时期。

年5月13日

2.网上关于阿姆斯特丹的评论

网上对阿姆斯特丹的评论千奇百怪，其中不乏阿大学生的有趣评论。

IWO是阿大学生参加考试的大楼，因为考前焦虑和压力太大，学生们都默认IWO是一个黑暗压抑的地方，所以关于IWO的评论都是这样的：

Alvast是一家在年为数百名一年级学生安排学生宿舍的公司。巧的是，这些房间是一个旧监狱的部分建筑，所以总体的生活条件低于平均水平。很多人认为，Alvast非常不专业的。住在那里的学生互相成为彼此“狱友”。来看看大家的评论:

Vondelpark说是夏天和朋友们一起闲逛的最佳场所，那里有很多野餐和扔飞盘活动，不过晚上在公园里骑自行车会觉得孤独和漫长，还有点吓人。

PCHoofthuis

阿大学生都不想去PCHoofthuis，这栋建筑很压抑，身在其中感觉就像呼吸着百年前的氧气。学生们认为她的唯一作用就是尽可能的把更多的学生塞进一栋楼里。阿大学生从来不把PCHoofthuis和Roeterseiland或SciencePark相提并论。话虽如此，但学生的严厉评论中不乏温馨话语：

年5月11日

3.阿姆斯特丹第一个素食协会成立

年5月6日，阿姆斯特丹的素食学生协会(VSA)在成立一周年后正式获得官方认可，成为荷兰第三个同类协会。协会主席ApoloniaDrabova,是21岁的阿大传媒科学学生，她和副主席Elianne，是为了素食同学们创立协会的，也为了在非素食学生建立一个素食意识。

阿姆斯特丹一向以年轻化人口结构和可持续发展闻名，是欧洲素食文化发展最好的城市之一，被称为“素食友好”城市。在阿姆，除了纯素食餐厅，还有超过家餐厅提供素食选择，这为素食爱好者提供便利的素食生活条件。阿姆斯特丹大学拥有名学生，成立这个协会很有意义。

20岁的纳迪亚·肯德尔(NadiaKendall)是阿大政治学专业的学生，也是VSA媒体和活动委员会的成员。他说，阿姆斯特丹确实有“素食友好”城市的美誉，但缺点是生活成本太高。学生都会考虑素食消费，这是阿姆大部分的纯素食者来源。大学应该提供更多的素食种类，以满足学生不断增长的素食需求。

自VSA成立后的一年内，VSA组织了很多活动，例如野餐、换装、“时髦素食节”等。疫情期间，VSA把活动转移到线上，在instagram分享素食食谱、DIY技巧和经验，还发布了很多素食指导策略，帮助那些想成为素食者但不够坚定的人。

年5月11日

4.法律诊所成为阿大的新标志

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林德·布赖克（LindeBryk）在疫情爆发前刚担任了阿姆斯特丹法律诊所的主任。她曾在荷兰担任律师，在科索沃担任欧洲法治使团的人权官员。年，她加入了位于柏林的欧洲宪法和人权中心(ECCHR)，担任商业和人权项目的法律顾问。在人权委员会任职期间，她调查并起诉与强迫劳动和武器贩运有关的案件。林德在谈到她在柏林和科索沃的经历时说，“在人权和公益法律案件中，我看到了我的实习生是如何满怀热情地处理这些案件，以及这些案件是如何塑造他们的。”林德满怀精力与学生一起解决实际问题。“作为阿姆斯特丹法律诊所的主任，我可以运用我在教育方面的实践经验来指导和激励学生。”

法律不一定总是正确的

林德利用网络来发展业务。通过这种方式，她可以帮助学生研究到有趣的案例，并确保诊所的业务质量，因此学生们的简历上都留下漂亮的经历。她把对法律的批评意见也考虑到教育方案中。她认为，对于未来的律师来说，重要的是要明白，法律不一定总是正确的，这被林德称之为“批判性法律思维”。例如南非当年到种族隔离法，把白人和黑人分开，也是法律，但是不对的。再有，立法并不能考虑到所有人群。未来的律师需要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需要批判性的使用法律：“你想在一个案例中使用这项法规吗？你能改变一下吗？”也许一项法律的内容是正确的，但实施起来可能是错误的，或者根据这项法规制定的政策是错误的。因此，要教育好学生并告诉他们什么是重要的，这样他们才能成为负责任的律师。

多个不同主题诊所

除了阿姆斯特丹国际法律诊所，近年来，阿大又增设了其他诊所：阿姆斯特丹欧洲法律诊所、公平工作与平等法律诊所、商业与人权诊所和公平之路诊所。阿大是荷兰少数几所拥有这些主题诊所的大学之一。法律诊所是大学的一个标志，可以成为硕士研究生选择阿大的一个理由。除了获得理论知识，学生们还可以学习到如何以负责任的、良好的方式做业务。

在阿姆斯特丹法律诊所里，学生们致力于研究与各种公共利益相关的问题和项目。主题可以包括环境问题、人权保护、企业责任和公平审判的权利等。诊所并不处理个别案例，而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利益的背景下处理案例。这能为学生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注重法律技能，有效地与客户合作，并为各种组织和客户提供无偿法律咨询。在大多数案例和项目中，还要用到跨学科的方法。不过学生们也不用感到压力太大，导师会严格监督指导的。

疫情期间的诊所

疫情爆发前，学生们在诊所一起研究案例，往往忙到到晚上10点。现在在家学习，林德和学生们的在线课程互动性也很高，学生们会畅所欲言。实际上业务进行得很顺利。林德解释道:“在我之前的工作中，我习惯了与国际组织合作，很大程度上和现在的工作一样都是在线沟通。”林德谈到了她下一学年的计划：“我希望下学期我们能够为扩大诊所，招收80名学生，明年至少名。”诊所的研究学习强度很大，需要好的学生参与进来。

年5月6日

5.可使用ODISSI的数据用于你的研究项目

ODISSEI(社会科学和经济创新的开放数据基础设施)是荷兰社会科学的国家研究基础设施。ODISSEI汇集了必要的数据、专业知识和资源帮助研究人员进行开创性的研究，并在社会调查中接受计算的转变。

通过ODISSEI，研究人员可以获得大规模、纵向的数据收集，以及创新的、多样化的新数据。这些数据可以与荷兰统计局(CBS)的管理数据相关联。结合这些来源广泛的数据可以使研究人员处理最新的跨学科研究问题，并以新颖的方法研究现有问题。

阿大作为ODISSEI的一个会员组织有几个好处，成员机构的员工可以获得多种形式的补贴，比如微数据和LISS小组的折扣和补助。此外，在完成试点后，他们将是首批能够使用ODISSEI安全超级计算机和ODISSEI数据的人。作为社会科学家社区的一部分，他们可以作为代表出席监事会。

年4月30日

6.帮助他人的意愿出于维护自己的群体

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带来了选择关心共同利益还是私利的问题。研究表明，尽管人们愿意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一边，但大多数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自己的群体。

荷兰高度重视遵守新冠病毒防控措施这个共同利益目标。即使是健康的人也必须保持距离。天气好的时候，他们不能拥抱老年人，也不能出行去海滩。甚至崇尚个人主义的荷兰人也提出了一系列善意的倡议，为其他人提供实际的或情感上的帮助，包括陌生人。那么这场危机会让我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吗?

社会困境研究

对社会困境的研究表明，明确的标准可能有利于合作，共同的敌人可能成为凝聚因素。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组织心理学家HillieAaldering和她的同事们进一步探讨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研究了为自己的群体合作和为共同的群体合作之间的差异。他们的研究表明，人们更愿意为了自己的群体而放弃自身利益，而不是为了共同群体的集体利益。

更大的兴趣所在

根据研究，当人们在自己的利益与所属群体的利益和联合群体的集体利益之间进行权衡时，主要的意愿是为了本群体的利益而放弃自身利益。同时也说明，大多数人专注于与自己所在群体合作的原因是，他们希望从这个群体中获得互惠。他们不太相信会得到来自联合团体的帮助，Aaldering解释道。

人格特质的作用

性格特征也会影响你选择为自己的团队或集体合作的意愿：

社会价值观——亲社会的人更愿意合作。这个结果很有趣，因为合作可能涉及你自己的团队或集体利益。我们之前的研究表明，亲社会的人主要愿意与自己的群体合作，除非这种合作伤害了另一个群体。

社会优势——那些认为一个社会或组织的结构应该主要基于社会等级制度的人更倾向于帮助自己的群体，即使是以另一个群体的直接损失为代价;

诚实/谦虚——这些特质促进与集体的合作;

同理心——与预期相反，研究表明，同理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团队内部的合作。这可能是因为与其他群体的成员相比，与自己群体的成员产生共鸣要容易得多，你可能更愿意为自己群体的福祉而努力。

当前危机期间的国际合作

当前的危机显示了本集团利益与集团集体利益之间的平衡。突然之间，“共同利益”有了一个全新的含义：我们都是荷兰人、欧洲人还是全球公民？“这种困境的关键在于所有群体的共同利益。”Aaldering总结道：“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要想成功地战胜这个病毒敌人，我们必须采取联合行动，在收集和交换知识方面进行合作。”

年4月28日

7.疫情危机下阿大补助困难学生

疫情爆发正对我们所有人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对社会上最脆弱的群体。而政府所采取的防控措施也使学生们的处境艰难，特别是对国际学生。他们承担着高昂的学费来荷兰求学。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很多学生不得不暂停研究或实习，勤工俭学的学生中断了兼职工作而没有了生活收入。

阿姆斯特丹大学为了帮助陷入经济困境的学生发起了众筹活动，大学基金用现有基金的赠款来支持众筹倡议。“只有大家同心协力，我们才能真正有所作为。”倡导有能力的人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重新获得安全感，确保他们能够继续学习。

荷兰已有多所大学发起类似活动，比如马斯特里赫特大学、Nyenrode大学等。参见:发钱｜荷兰大学向困难学生发放疫情补助！留学生为主要资助对象

年4月16日

8.人类学家研究疫情爆发后的生活

年世界疫情爆发后，阿姆斯特丹大学学者丹尼·德·弗里斯和珍妮特·波尔斯共同获得了国家卫生组织的一项资金支持，用于一个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冠疫情期间社会隔离对脆弱人群的影响”。

这项研究采用混合方法，记录荷兰社会弱势群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么？有其他替代解决方案么？政策上如何支持这些解决方案？

该项目的目的是总结社会隔离政策上的经验教训。如果我们能更好地洞察弱势群体在忍受社会隔离防控时所面临的挑战，我们就能制定相应的政策和实施方法来弥补这一缺陷。因此，社会隔离可以变得更人性化，更容易令人忍受。利用现有网络，我们将对专业人员、家庭和其他照顾弱势群体的人进行数字化人种志和调查研究。

威利·希尔和姗姗·蓝（音译）共同获得了NWO科罗娜快车道奖，获奖作品是《封锁后的生活：回到中国武汉，一个改变了的世界》。

威利·希尔的项目调查了中国武汉封锁后的生活经历，以洞察世界各地社会面临的挑战。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这座城市，人们在隔离了两个月之后，现在又回到了一个变化了的世界。该项目记录了人们改变的行为、重返工作岗位的经历、对新法规和新技术的参与以及防止疫情二次爆发的努力。

年4月16日

9.为高素质毕业生提供博士职位

大学间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论中心(InteruniversityCenterforSocialScienceTheoryandMethodology,ICS)是国际著名的社会学研究中心和研究生院，由荷兰格罗宁根大学、乌得勒支大学、拉德堡德大学和阿姆斯特丹大学(UvA)联合管理。ICS为各种项目提供全额资助的博士职位。博士生的聘期为四年，第一学年结束时进行正式考核。在这段时间里，毕业生将完成他们的个人项目，最后完成博士论文。该项目(全英文授课)将于年9月1日开始。

优秀的社会学毕业生或即将毕业的学生均可申请。心理学、教育科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学或相关学科的毕业生也可以申请。

根据荷兰大学的集体劳动协议，我们提供的薪水在第一年为每月欧元，到第四年为每月欧元，全职工作。受聘博士不需要支付学费。

年4月14日

10.非洲援助组织:一个非营利组织在Youtube上举办了一场慈善音乐会

在全世界积极抗疫的时候，阿大PPLE的本科二年级学生NiklasHuppmann成立了非营利组织COVAIDAfrica，该组织致力于预防“非洲迫在眉睫的人道主义噩梦”。

该组织已经与YouTube合作，创建了“一个在线客厅音乐节”(COVAIDLIVE)，Niklas说。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家将在家中表演，期望筹集资金支持世界组织“无国界医生”抗击疫情。正如Huppmann所说，这个想法是为了“重振年传奇的现场援助音乐会的精神”。

这个非营利组织并不是NiklasHuppmann的第一个人道主义项目。他之前还联合创立了非盈利组织“爱的阴影”，为喜玛拉雅山和其他敏感地区的人们提供视力保护。

最初，COVAIDAfrica是由NiklasHuppmann、MaximilianBaier、SteffenMaier、SebastianBerthold和KilianDreher组成的核心团队发起的。自我描述为“一群摄影师、非营利创始人、有影响力的人和企业家。Niklas和核心团队的其他成员都有自己的社交和专业领域，拜尔和伯托尔德都是摄影师，他们是通过“爱的阴影”结识的。

该组织的团队目前发展到多人，主要由学生组成，其中很多都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校友。他们目前积极与艺术家和唱片公司联系，设法协调全球知名艺人的阵容。

公关和市场经理MatiasRodsevich也加入了进来，他是PRLab的创始人和CEO。马蒂亚斯·罗德塞维奇、露西·布莱特和斯科特·帕特森·莫里斯共同领导公关团队，并最终确定了该项目的社交媒体策略。PRLab是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社区和机构。

COVAIDAfrica网站解释说，非洲特别容易受到新冠病毒的攻击，艾滋病毒和结核病等流行病毒，削弱了许多人的免疫系统。此外，在许多非洲国家，保持社交距离和待在家里是不可能实施的措施，这使得情况比其他已经受到影响的国家更加紧迫。

无国界医生组织是COVAIDAfrica的官方合作伙伴。COVAIDAfrica通过YouTube捐款筹得的善款将捐给无国界医生。无国界医生组织目前活跃在世界70个不同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主要提供医务人员、医疗资源和重要的感染预防结构(例如隔离设施和分诊中心)，以应对重大流行病爆发。

年4月11日

11.高端服装产业如何支持抗“疫”

新冠病毒的全球蔓延让世界各地医疗资源都紧张稀缺，很难跟上病人入院人数的快速增长。为了支援抗疫，许多时尚品牌纷纷将生产线集中在口罩和其他防护设备上，以帮助维持医疗系统的运转。

意大利作为疫情爆发的第二个灾难中心，也得到了著名时装企业的特别支持。意大利奢侈品牌古驰（Gucci）宣布生产并捐赠多万个口罩和5.5万件工作服，以供托斯卡纳地区(Tuscan)的医护人员用作防护。紧随其后的是普拉达(Prada)，她率先调整了在佩鲁贾(Perugia)的工厂，将生产重点放在为托斯卡纳(Tuscan)医用口罩上。

为了响应世界卫生组织(WHO)对正确的手部卫生的预防要求，法国奢侈品集团LVMH正在利用其香水和化妆品生产线制造氢酒精凝胶，并将免费分发给法国卫生当局。继其之后，意大利品牌宝格丽也开始生产洗手液，数千瓶洗手液将捐赠给意大利各地的医疗机构。

除生产线外，许多时尚品牌还找到了其他帮助对抗病毒的方法。例如，古驰承诺将为一项众筹活动捐赠万欧元，该活动旨在支持WHO和意大利平民保护部门。大大小小的时尚公司继续筹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

社交网络Instagram上的名人也利用“名人效应”参与抗疫。意大利时尚博主兼企业家ChiaraFerragni医院发起了募捐活动，共筹集了多万美元。同时，Ferragni继续向她的国际粉丝们传播社会疏远和问题严重性的信息。她在Instagram上写道:“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我的国家，为人民做正确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请你也这么做”，她希望能鼓励更多人参与进来，贡献力量。

时装企业抗疫活动非常引人注意，不仅为最需要的人提供医护资源，同时也传播着希望。古驰(Gucci)、普拉达(Prada)等品牌表明，即便是“大人物”，也会为同一个抗疫目标与其他国家携手合作、提供帮助。

年4月3日

12.研究疫情期间的幽默笑话

阿姆斯特丹大学传播科学家马克·鲍克斯和库鲁汶大学的吉斯特林德·库佩尔斯收集并分析了全球各地的新冠病毒相关的幽默笑话。幽默可以缓解人们对疫情期间生活的压力，也是一种相互沟通的方式。在疫情危机中往往会暴露很多社会问题，导致人们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到正常生活中，全世界人民对疫情的

转载请注明:http://www.linkencar.com/lsyg/193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