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为何会爆发战争

??战争是社会矛盾发展到不可挽回状态的一种治愈手段，而战争的本质是争夺稀缺资源所有权的一种经济学行为。

1.战争的本质

当人类还不是人类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战争，如同非洲大草原的狮子一样，围捕、狩猎本来就如同一场小的战役，争夺的就是草原上那些奔跑的食草动物，而不同狮群之间的群殴，争夺的是草原上肥美的狩猎区域。大草原上食草的牛羊和水草丰沛的地域就是狮群的稀缺资源，围捕、狩猎、群殴都是由争夺这些引起的，而战争的本质是争夺稀缺资源所有权的一种经济学行为，其实这并不限于人类。

我们一直都在讨论，人性本恶还是人性本善？人到底是生来具有侵略性还是生来温和的？所以我们希望从研究那些未被现代文明浸染的原始的部落得到答案。印度孟加拉湾安达曼群岛上的原住民部落桑提内尔人，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未接触部落之一，他们对任何外来者都抱持敌对态度，当年国家地理拍摄的时候，他们甚至还射中了国家地理的导演，似乎我们可以从他们那欢呼庆祝中得出人性就是富有侵略性的。但是，也有一些原始部落完全没有侵略性，甚至概念中都没有敌对与打斗，如与世隔绝在菲律宾棉兰老岛上的塔萨代人。人类生来既不爱好和平，也不喜欢战争；既不倾向合作，也不倾向侵略。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他们的基因，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教给他们行事的方法。[1]人生来就像一张白纸，你给它涂什么颜色它必然会显现出什么样的颜色，当一个群体显现出极强的侵略欲望时，一定与社会的教育和引导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看看二战中日本人和德国人是怎样走上癫狂之路就可见一斑，而在经济面临崩溃的时候，群体更是极易受到蛊惑而做出极为不正常的行为。

年，射中国家地理导演的桑提内尔人在庆祝

从有人类开始，战争就没有停止过，部落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民族和国家的内部之间，战争不止、斗争不休。我相信所有的人类所有的经典史集都教人向善、团结友爱、相互协作、互相帮助，而绝不是鼓吹暴力与战争，但就算是我们标榜的现代文明下，依然战火不断，地区、国家、宗教的冲突甚至时不时的愈演愈烈。 次世界大战中，共有万军事人员和万平民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军事人员和平民万人......我们从冰冷的死亡数字中很难体会到战争的冷血与残酷，但战争的确是希望用冷血与残酷使得对方屈服的一种手段。

战争的双方，可能来自不同的部落、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但归根结底，我的理解是：双方是不同的独立经济联盟，而战争是不同的联盟之间争夺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远古时代人类的部落（动物的族群也一样），一起狩猎、一起生活，这就是一个由独立单体组成的极小经济联盟体，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战争就是为了争夺食物和生存空间，由此而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只不过在规模和组织架构上更加完善与复杂，但其本质是一样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 原则，一切经济学理论皆基于该原则。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看待战争的爆发， 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并不是斐迪南大公被刺杀，这只是发动战争的一个正当性借口，就和“七七事变”是日本人找个失踪的士兵一样而发动战争。一战前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都隶属于大英帝国，甚至世界1/4的人口都在大英帝国殖民地的统治之下；而美国偏安于北美一隅，有着庞大的内需市场、实行着贸易保护主义，自娱自乐的快速发展着；而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和日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由于发展较晚、国内市场相对狭小，最终便选择了对外扩张，这必然会侵犯到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当然那些没有发展起来的弱小国家自然会成为受害者。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来说，土地、矿产、石油、劳动力人口都是稀缺资源，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每一种稀缺资源都有可能限制国家的发展，要解决就难以避免的进行扩张，那个时候战争在所难免。

为什么资源稀缺？如果按照世界大同的理想，物质极大的丰富那不就不稀缺了吗？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请教达尔文。在他看来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具有很强的繁殖能力，其数量都有依照几何比率增长的倾向。按照达尔文计算的结果，就算是繁殖很慢的大象，如果每一头雌象一生产仔6头，每头活到岁，而且都能进行繁殖的话，那么到70年以后，一对象的后代就可达到万头。因此，如果按照这种理论上的计算，就是繁殖不是很快的动、植物，也会在不太长的时期内产生大量的后代而占满整个地球。但从系统学的角度讲，没有一种现实模型是能永远保持增长而不停滞，它必然会受各种形式的制约，比如空间的约束、食物的限制、天敌的制衡等等，其数量会是一个缓慢变化的平稳动态过程。资源再丰富，也满足不了指数式的个体增长，而这也就是导致资源稀缺的根本原因。

2.战争是矛盾发展到不可挽回状态的一种自愈手段

不同时期的战争有不同的特点，但其内涵与实质却是相同。战争，在大多数情况下的爆发都是为了稀缺的资源与生存空间，以解决指数式增长个体与有限资源的矛盾。

（1）原始部落间的战争：在远古时代，人类还没有被庄稼给束缚住的时候，原始部落/群落之间的相互打杀是战争的主旋律，其实这和非洲大草原上不同狮群之间的战争是一样的。因为承载生存的资源只能够负担得起一定数量的人口，遇到天气不好的年份，更会引起人对资源的占有欲望，这是由于生存压力而引起来的，一旦破坏了食物供应与人口数量的平衡，再美好的道德、再优良的传统、再谦卑的性格都会因为饥饿而变得不堪一击。

其实这样就会引起一种简单的竞争关系出现，为了避免被其他的部落消灭，各个独立的部落都会尽量的多生人口，从而保证自己群体力量更强，在生产力水平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必定会超过社会资源所能承载的极限。这样的不平衡状态（确切的说是人口大于资源所承载能力的状态），在简单的“人口-资源”模型中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继续发展下去必然会需要通过某种方式让人口和资源回到平衡点，这种方式有的时候是饥荒带来的人口减少，但更多的时候往往是战争。

（2）游牧和农耕民族的对抗：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进步让一部分人类在肥沃的土地上定居下来，通过对野生植物、动物的驯化，在相同面积的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由此而形成了农耕经济体，如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印度河流域古印度文明等。相比于原始部落，这些文明有着重要的特点，在某个地区驻扎下来形成了城市、聚集了人口，再也不用过逐水草而居的艰苦生活了。也就在此时，人类历史的主要战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对抗成了一个主要的旋律。这一点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一直贯穿至近现代，上一章节也说了战争的双方是两个独立经济体，这样的划分往往比民族的特性更为准确，因为只要在一个经济圈子里面，民族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走向融合。

在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到近现代，三千多年以来一个又一个的游牧部落如群狼一样，前仆后继扑向中原的农耕文明，打跑了一个又兴起了一个，应接不暇，中原的农耕文明始终无法摆脱游牧民族的骚扰与威胁，看看我们的长城就知道，从春秋战国一直修到明朝，这是农耕与游牧民族之间对抗的一个有力历史见证。

秦时，“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从匈奴人手中拿下河套平原，那是何等威风与霸气，但等秦势微，匈奴人立马又卷土重来；两汉时期，汉武帝开始发动对匈奴的打击，“龙城飞将”、“封狼居胥”这似乎都成了汉族人战争的 的荣耀，但通过那些大气磅礴、热血沸腾的战争并没有能完全解决匈奴对中原文明的威胁，或者说这些看似一锤定音的胜利，并没有完成战争的终结。细细的思考秦汉两代对匈奴持续的几百年战争，战争终结在于南匈奴的归附与北匈奴的西迁，而留下来的匈奴人最终在经济、文化上融入了中华大家族中。但是归附的匈奴人完成汉化后，原来的土地上形成的真空由别的游牧民族所替代，然后一直不断的重复上演匈奴人对中原冲击的历史，后来的两晋、两宋、明等朝代都是如此。

再回顾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战争往往都是由贫穷的一方向富裕的一方发起，很少有反向，除非迫不得已、被逼无奈，要不然谁愿意去占领和守卫那些寒冷、荒凉、贫瘠的地方。这段历史说得冠冕堂皇点，那是一段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但其本质上来说是游牧民族融入农耕文明、农耕经济体系的历史，看看现代汉族的血液里，必然也都流淌着匈奴、鲜卑、蒙古、女真等很多北方游牧民族的基因，这是由历史所决定的。中原的农耕文明真正解除北方游牧民族威胁而不用修筑长城守卫的是在清朝，除了清朝对蒙古的皇室联姻、战争征服，更重要的是已经把北方游牧民族的经济纳入了大清朝的整个经济体系之下。

（3）农民起义与王朝的更替如果大家都丰衣足食，谁会愿意冒着杀头的危险闹革命。封建王朝，每一次底层的农民揭竿而起，无一不是在土地所有权上出现了问题，土地的兼并造成了众多的无地之民，失去了生产资料的农民群体和掌握绝大部分土地的地主阶层就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往往一次饥荒、一次洪水就能引爆这种矛盾，中原王朝一次又一次的陷入了土地分散-集中-分散这样的循环模式，看似时间是在推进，但对于文明和技术来说却是原地踏步的中断。我们上千年没有跳出这样的循环模式，主要是在经济模式上没有创新而不是技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技术无法取得进步的时候别光从技术上上找原因......

（4）近现代战争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里面，讲了宗教、文明体系的不同与对抗造成了现代战争的不断，总结为是文明的冲突。但我并不完全认同这个观点，至少在有些时候正是因为经济体系发展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宗教和文明，别忘了宗教在所有的统治者看来都是可以利用的，并且必然会利用。战争表面上看似是宗教与文明的冲突而引起的，其实质的根源在于分属不同的经济圈引起的经济冲突，就算是相同的宗教在不同的经济圈，也会分裂出其他宗教，比如说天主教和新教。正是因为欧洲北部的经济发展需要，德国的天主教神父马丁·路德因反对当时教会颁发赎罪券，摆脱来自天主教教皇的束缚，而发展起来新教。还有就是佛教，你能认同中原的佛教和西藏的是一样的宗教吗，同样信仰佛教的唐朝和吐蕃难道就不打仗了？宗教、文化并不是最终冲突的原因，最为重要的还是经济圈与经济利益，只有共同的经济圈才可能演化出共同文明，才能避免冲突与战争。

近现代战争的爆发其实没有什么高级的原因，生存与发展才是王道，没有无缘无故的战争，因为战争也是需要成本和代价，并且极为高昂。年德国筹备对波兰开战的一次会议上，阿道夫.希特勒就非常直白的告诉他的军事指挥官，这场战争的发起“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向东扩大生存空间和确保粮食供应安全的问题”。两次世界大战，还有之后的众多局部战争，都是这样的思维方式在作祟，以色列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也无一不是为其生存空间而与其他民族进行着长期的战争。

回到东方，为什么中国人对待外国人一直是这么友好，并不是因为卑躬屈膝、崇洋媚外或自卑之类的，一直以来不管是大唐时期通过丝绸之路过来的西域商人，还是明、清时万邦来朝的朝贡体系，我们都尽量的使其在一个经济体系下运转，把外面的人当合作伙伴。这一点与西方国家有非常大的差别，本来就是一群靠抢劫、殖民起家的掠夺者，怎么可能和其他的掠夺者分享呢，这也是所谓的西方文明体系与东方文明的不同之处。所以辩证的看待东西方文明对我们的未来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看到东方文明的早慧，也会发现西方文明体系的不足，这也是近现代战争不断非常重要的原因。

3.我们能否避免战争进入20世纪后，人类在短短的三四十年时间里面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伤亡不计其数，其残酷与血腥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我们应该从那两场世界大战的残酷中体会出和平的不易，应更加理智、谦逊与平和的对待这个世界。但是翻开历史的长卷，人类却并未能从血腥的战争中吸取教训，战争不止、争斗不休似乎成为了人类历史永恒的旋律。我们直观的理解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增加，人类会更加的理性与克制，会形成更多的规则来制约双方或多方，会更加公平公正的解决国家、地区之间的争端，会拉平各个区域的发展不平衡，似乎这样也更加合乎逻辑，但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战争并没有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增加而有所减少，人类也没有看似的那么理性与符合逻辑，让我们一起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那些战争：年，中国解放战争，参战国：中国年， 次中东战争，参战国：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年， ，参战国：朝鲜、韩国、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法国、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南非、卢森堡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参战国：英国、法国、以色列、埃及1年，越南战争，参战国：越南、美国2年，中印战争，参战国：印度、中国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参战国：以色列、埃及、叙利亚、约旦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参战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华沙成员国9年，中苏珍宝岛战争，参战国：中国、苏联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参战国：埃及、叙利亚、以色列年， 次阿富汗战争，参战国：苏联、阿富汗年，越南自卫反击战，参战国：中国、越南年，第五次中东战争，参战国：以色列、黎巴嫩年，英阿马岛战争，参战国：英国、阿根廷年，两伊战争，参战国：伊拉克、伊朗年，美军入侵格林纳达战争，参战国：美国、格林纳达年，美军入侵利比亚战争，参战国：美国、利比亚年，美军巴拿马战争，参战国：美国、巴拿马年，海湾战争，参战国：美国、伊拉克、科威特、阿富汗、阿根廷、澳大利亚、巴林、孟加拉国、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埃及、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洪都拉斯、意大利、科威特、摩洛哥、荷兰、尼日尔、挪威、阿曼、巴基斯坦、波兰、葡萄牙、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韩国、西班牙、叙利亚、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英国。年，科索沃战争，参战国：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塞尔维亚年-21世纪初：阿富汗战争年-年：科特迪瓦革命战争年-年：伊拉克战争年-年：利比亚内战年至今：叙利亚内战年至今：缅甸内战

从上面的战争统计中，你很难找到有那么一段时间全世界是太平无事而没有战争的，如果按照统计学规律来分析未来战争的趋势时，那么战争就没有停止下来的可能，未来战争爆发的规模、伤亡人口的数量也不会有什么减少。这是一个多么真实而又不幸的预测，没有半点虚假。

我们本以为能够在高度的文明体系中找到解决并消灭战争的方法，但战争似乎又与文明程度无关，弱肉强食似乎也并不仅仅是丛林法则，它同样适用于人类。战争未能消灭，要么是人类还远远未达到那么高的文明程度，要么战争就和文明完全没有关系，而我更倾向于相信后者。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人类社会永远都是弱肉强食（至少到现在是），要避免被“强食”必须具有对抗的是实力，弱者在人类的社会中是难以支配稀缺资源的。在日本的历史中出现了很多次征夷大战，一群从大陆过来的移民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把土著虾夷人都赶到了犄角旮旯里，而自己就像是自古以来生活在那地方的一样；同样，哥伦布发现美洲后的几百年时间里，欧洲的移民基本把美洲土著居民几乎赶尽杀绝了，或许再过上几百上千年后，大家都会觉得美洲那块土地自古以来就是这些白人的原始居住地，就如现在的日本人觉得现在的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他们的一样。很多时候，时间真的会掩盖掉事实，时间也会忘记那些战争、征服正义与否，因为你我或许都是那群强盗、征服者的后裔，或多或少生存下来的都是。但也有些时候随着当年弱者的强大而变得不那么一样，二战后犹太人就在他们数千年前祖先生活的地方建立起了国家，但是那些犹太人是否曾经想过他们所要求的“上帝应许之地”也被目前的阿拉伯民族生活了几百上千年之久，就如现在的虾夷人如果要求在日本东京建立国家会是多么荒谬，但是人类的社会永远是“有实力就不会荒谬”。

当我们在历史书中埋下复仇的种子，当我们对所在的社会充斥满满的怨恨，当我们把不同信仰、不同思想的人称为异教徒，那战争必然会离我们不远。如果一个群体过分的强调其特殊性，“上帝的选民”、“纯雅利安人种”......如此种种，那么所有的思考都将只建立在自己群体的立场和角度看待问题，所有过分的要求都会被认为是理所应当。在这方面我们有过太多的教训，没有客观公正的历史观，没有对人类几千年厮杀、屠戮的反省，没有对战争和生命的敬畏之心，我们终将很难避免冲突与战争。

第二章战争之胜负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孙子兵法》1.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孙子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但迫使对方屈服，往往都是采用不得已的办法，到 绝大多数是兵戎相见的战争，很少会出现你好我好他也好的和谐状态。而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很多的因素，天时地利人和这些都是胜负的关键，但如果以这种观点解释战争，就有点像中医里的阴阳五行解释整个世界的感觉，虽有些道理，但难免牵强附会。但如果拘泥于细节，那么我们必然会陷于卷帙浩繁的文献中，无法自拔，更难看清战争本来的面目。若以较大时间尺度去看待战争的胜负，而不是去计较一次或几次战役的胜负，虽然漏掉很多细节，但我们似乎更容易从其中发现某些隐藏的规律。一千个人眼中一千个哈姆雷特，看待战争同样如此。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观点来看待和解释战争的胜负与王朝的兴衰。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军事学家甚至是普通的士兵都会有他们自己对战争的理解，虽不一定全对，但却是我们认识战争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有点像盲人摸象，但我希望综合后仍能还原出战争本来的面目。在法学家眼里，国家的兴起与法和制度相关。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孙皓晖老师在《大秦帝国》中讲述了法的重要性，秦的兴盛始于商鞅变法，秦王朝最终通过战争而一统天下也归功于法制，秦国对其他六国的胜利是封建制度对奴隶制度的胜利，其重要程度可见一斑。法的重要同样也得到很多军事家的认可，拿破仑兵败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时曾说：“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那四十多次胜仗，滑铁卢一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的全部记忆。但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它将永垂不朽—就是我的这部《法国民法典》。”在经济学家眼里，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其经济潜力。玉石、马匹、矿产、茶叶、白银等等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所熟悉的春秋战国历史，各个国家交替称雄称霸，原因众说纷纭，但我听到过 的解释的一部分是“春秋战国时期吴国与越国的兴起与其盛产铜矿有关，其衰败是源于由青铜时代转入铁器时代，那时主要的铁矿产地楚国随之崛起。”[1]我们确实容易被历史的表象所迷惑，得出国君昏庸、奸臣当道、后宫乱政等等导致国家灭亡的结论，而忽略了背后隐藏的经济学现象与规律，要知道国家的强盛一定是会以经济来体现和衡量的。同样的经济学原理解释明朝的灭亡，是由于全球的 次白银危机造成大明帝国经济崩盘，最终在内忧外患下而走向终结。在社会学家看来，社会组成、人口数量与增长率这些都是影响战争潜力的重要因素。法国自从拿破仑之后，就没有独立的赢得过对外战争的胜利，在与德国竞争更是以惨败收场，其失败源自于其人口的差距，这是由于法国过早的进入到人口低增长率状态，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过早进入衰败的国家。为了解决人口的问题，法国从其殖民地引进人力资源，到现在法国黑人的数量占其人口的7.%，在巴黎这样的大城市甚至新生儿有60%都是黑人的后代。按照这种趋势，年后的法国，估计就会如他们的足球队一样，如果不看球衣 会认为是非洲球队，能感觉到这个国家近年以来是多么的缺少人口。在军事学家眼里，军事思想、作战指挥对战争的胜负起着关键的作用。普法战争中，毛奇的“外线战略”战胜了拿破仑时代的“内线战略”，是因为普鲁士利用了电报技术、铁路网不断延伸，使得军队可以根据战场需要快速移动，归根结底是时代变化、技术发展让军事思想与作战指挥发生变革。同样是德国，二战时候采用闪电战、利用装甲部队的机动性与冲击力，横扫欧洲，让并不具备兵力、装备优势的德军像赶鸭子式的把英法盟军赶过英吉利海峡，军事思想、作战指挥的作用可见是多么的重要，而赶不上技术发展而进行变革的国家和军队必然会在未来的战争中得到教训。在普通的士兵看来，武器的射程是否够远、火力是否够猛烈、反应是否够快，弹药数量是否充足、车船是否坚固，这些都是战争胜负的因素。上面这些分析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要赢得战争，比的是必然是综合国力、比的是战争潜力，制度、经济、人口、军事理念、作战武器等等，不可能靠一两个小计谋或因素就决定胜负的天平。计谋只可能起到加速或延缓这个战争过程的作用，改变不了最终的结局。虽然在历史上多的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案例，比如说赤壁之战，弱小的孙刘联军击败了来自北方的强大军队，但是胜利只是一时的，北方以其人口优势、经济优势，最终在几十年后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这是必然的、也是无法抗拒的，改变战争走向的有其内在隐藏的因素。2.我们的教训（1）我们的文化太喜欢且沉溺于所谓的太平盛世。认为天下没有硝烟、人人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就是 的理想社会，但所有的危机都来自承平日久， 国外患国恒亡。我们的民族喜欢借外力来解决当前的困境，沾沾自喜，满以为世界上最能玩手段韬略的就属我们自己，其实最终受到损害的就是自己。看看从古至今的这些借助外力解决当前困境的朝代，最终又走向了什么样的结局。汉朝扩土开疆，雇佣大量外族守卫边疆解决财政问题，但却把边界的大门向外族敞开，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至两晋，最终酿成了“五胡乱华”的悲剧，几近亡国灭种；唐朝同样，为解决内部生产与外部支出不平衡的问题，用外族镇守边疆，造成安史之乱，使得盛唐逐步走向灭亡；南宋联合蒙古对付金国，想一举而收复北宋当时失去的领土，但最终在打败金国后被蒙古给灭亡了；至近现代，我们的统治者都一直想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在西方列强中维持平衡，最终是一个个战败和一个个不平等的条约。（2）对于战争，宁可备而不战，不可无备而战。每一场战争的爆发肯定都不会是无缘无故、没有任何征兆，所以交战的双方必然会进行备战，无论是宣传、钱粮、物资、人力等等都会进行战前准备，准备的程度、动员的力量、战斗的决心这些都对战争的胜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清朝甲午战争的失败固然有很多的原因，战术上、装备上、制度上能够找得出很多差距，但从战争的准备、动员力量还有战斗的必胜信念上就已经露出了败象。清朝的决策者寄希望于英国的调停与制衡，一味的避战、而不积极备战、也不敢战，在战争未开始就已经败了几分，这一点上，李鸿章与左宗棠就有着非常之差别，看看两者在对待新疆问题上的争执，还有对待战争的准备就有着天壤之别，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破釜沉舟的勇气和誓死战斗的决心。并不是否认和贬低李中堂，这种性格上的这种差异，也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质，使得“把蛮”的湖南人在近代史上具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每每读近代史，你会发现是那群“忧国忧民”的湖南蛮子支撑起了近代中国的半边天，所以为自己是湖南人而感到自豪。（3）知耻而无耻者，国必亡；知耻而后勇者，国必强。年，在与日“二十一条要求”交涉后，袁世凯讲道：“......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标，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2]，我相信这必是袁肺腑之言，但倘若照其誓言而发奋，不倒行逆施的黄袍加身，我想必不会出现二十多年后蒋介石的面临的情况，强国入侵，既不能战，又不能不战， 的办法是即不战，也不降，无限期的拖延。正所谓是，“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其亡国，亦政府之罪也。”[3]??时间再前进年，年月8日北约的美国B-2轰炸机发射使用三枚精确制导炸弹击中了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年4月1日，美国EP-3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附近海域上空侦查，中国海军航空兵派出2架歼-8II战斗机进行监视和拦截，其中一架僚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70海里的中国专属经济区上空与美军飞机发生碰撞，中国战斗机坠毁，飞行员王伟跳伞后牺牲......一连串可以说是羞辱式的挑衅，战或是隐忍又回到了蒋公当年的选择上，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后所讲的话依然浮现在耳旁，“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美国）相见，或尚有希望”，可以说当年袁世凯没有做到的，我们已然做到了，用不上举例，70周年的国庆大阅兵必然会让美国人后悔当年刺激我们的举动，正所谓“知耻而后勇者，国必强”。（4）警惕西方理论与战略忽悠。对待西方的理论，一定要带有批判色彩的加以区分，很多时候不能全信，因为其带有一定的目的性的。比方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自己英国人不相信而忽悠法国人相信了，导致了法国的人口过早的就进入了增长的停滞状态，从而导致了国家竞争力的下降。再比如经济学理论中的比较优势，更加纯属扯淡，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会种地的种地、会造机器的造机器、会搞金融的搞金融，看似天经地义、完美无缺的理论，但细细想想却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出发点。非洲种可可豆的那些国家是比其他地方的人种可可豆更具比较优势，但那些国家的人就永远只能种可可豆吗？这个理论的出发点在于，西方国家在那些高利润行业存在比较优势，那么他们就能永远的享受比那些其他国家更丰厚的收入与待遇。好在中国的文化中自古以来就有那种不服的傲气，“王侯将相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奠定了我们民族的斗争性格，是不可能像印度这样被种姓制度统治千年之久仍无法突破，也注定我们不可能被别的国家“化中国为印度”一样的被殖民与统治。3.（待续）第三章战争对弹药的需求1.战争的需求

不同时期的战争，对武器的需求是不同的，而具体的需求需要根据作战思想来运用，而作战思想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基本国情来决定。在作战思想上，抗日战争时期的麻雀战、游击战这明显非常适合一穷二白的共产党，但是却并不适合当时的国军，你不可能让它不守南京、不守武汉、不守长沙，然后丢盔弃甲一溜烟炮都不放一声跑重庆去了。在武器产品的设计上，成功的产品必然和现实情况紧紧相连，看看二战时候德国设计的虎式坦克、毛子设计的T-34坦克就非常典型的符合他们两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德国选择走精品路线，虎式坦克虽制作繁琐、工艺要求很高、产量比较低，但却能以一敌多，作为一个面积、人口都不是很充裕的国家显然无法以数量取胜，这种精品路线是比较合适的。相反，苏联面积、人口都远远超过德国，走的是量产路线，简单耐操的T-34可以做到非常高的产量，对于苏联人来说是拼的起的。作为我们这些后来者，设计或规划一定要与整个工业体系、作战思想相匹配，当然我们也制造不出与工业体系不匹配的产品来。

年左右，马斯科为火星登陆计划选择可行的火箭，在美国调研了一圈，发现其实火箭技术和当年阿波罗登月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从上世纪70年代后的三十年的时间几乎没什么进步，看看这一时期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速度，就会感觉这是一个多大的停滞。如果放眼世界，而不局限于国内的话，在导弹这个领域又有多少年没有大的进步了？似乎也和火箭一样，我们现行的产品所用的技术基本都和我们年龄差不多大，性能似乎也没有多少显著的提升。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冷战结束后对导弹性能提升需求的减弱，使得技术的发展失去了强有力的牵引。就如同没有了载人登月、登陆火星或是更加宏伟的目标，发射阿波罗飞船的“土星号”这种大家伙肯定不会有太多的用武之地，更别说是后续的发展。

不同时期，战争的形态有所不同，对弹药的需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进需求是不断在发射变化的。

冷兵器时代。人类还没有发明真正意义上的弹药，这一时期战争的需求是能够消灭更多的有生力量，主要武器弓箭、刀、枪、剑等都是用来杀伤人员，这种需求也使得青铜制的兵器替代了石头和棍棒，并一步步向铁器、 等方面发展。在那个时代，作战勇猛、训练有素、组织严明的游牧部落，似乎更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不主要取决于兵器之锋利，游牧民族往往以几十万、上百万的人口体量对付和揉拧着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人口中原王朝，这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对抗。其实我就一直没有弄明白这么大体量、然后还更加富裕的中原王朝就是赶不走那一小措游牧民。直到十多年前，我们一大群人驱车几十公里到达草原深处牧民的家里买羊时，才慢慢的体会出这其中的历史现实感。“牧民家院子的墙是简单的用泥土夯起来的，在不高的屋顶上站着一只有鸵鸟一样大的鹰，那犀利的眼神、弯弯的鸟喙甚是吓人，还好我们是一群人，要不然真会撒腿就跑。院子里住着一对年轻的蒙古族年轻夫妇，一进院子，就看到满院子散落几十只羊头，那景象对于我们这种农耕民族的后代来说，俨然就是是一场大屠杀。”所以当时就在想，蒙古人当年南下的时候那样的杀人如麻而眼都不眨下，就和他们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人和牲口都是可以用来宰杀的财产。在这荒凉得只能生长草的地上，估计方圆几十公里也就他们这家人了，这种地方别说是攻打，就算是占领后守卫也是相当之难的事情，从经济上讲必然会是得不偿失的。

火器时代。战争对弹药的需求，逐渐的从对杀伤人员转变到打击敌方的火器平台。看看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年代，西班牙人就几条海盗船、几十个人、带着几十条火枪就打得美洲的土著上万军队满地找牙，你就能体会到火器对冷兵器的优势，使得能以一敌百，再也不是靠人口优势、勇猛无畏就能解决战争胜负了。火器的发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延续着更准、更远还有更大威力的技术途径发展，从而形成了发射弹药的平台，火炮、坦克、舰艇等等，其实都是装载弹药而具备防护能力的平台。这些平台的形成刚开始是为了更好的对人员进行杀伤，随着它的发展逐步的演变成战争双方平台之间的攻防对战，这个时候战争对弹药的主要需求，从主要对人员的杀伤转变成对敌方火力或具有防护能力的平台进行毁灭性的打击。这种平台之间的对抗在二战的苏德战场演绎到了 ，年的库尔斯克会战德军与苏联红军共出动了近辆坦克互相攻防，在这史诗级别的对抗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极大的影响了各国弹药的设计，这在西方诸国中也埋下了对苏联装甲洪流的恐惧。

现代战争时期。如果以90年代的伊拉克战争作为现代战争的序幕，我们能够看到，战争的开始不再是火器平台之间的的直接对抗，你一枪我一炮的打来打去，它必然是以先破坏敌指挥控制系统，把敌方的雷达站、预警机、指挥所等消灭掉，让所有的火力系统和平台变成聋子、瞎子，让敌人的战机无法起飞，让敌人漫天的防空火力都打不下任何东西。发展到现在，导弹确实已经能够无坚不摧、无甲不破，但重要的是你是否能够发现、能够定位、能够跟踪目标，从而能够形成有效决策并执行。单论一个武器系统的优劣，在现代战争已然没有了意义，没有一个武器系统能够包打天下，这是一个靠体系制胜的时代，但是在这个年代，似乎也更加的依赖那些先进的武器来保护/攻击那些防护严密但却脆弱的指挥控制系统，可能到时候你只比别人多一款先进的隐形轰炸机、一套先进防空反导的系统、一型可以突防的先进导弹，战争胜利的天平就能向你倾斜。

当下及未来的战争，网络、信息、计算力的发展与应用必将深深的影响未来的战争。时代变化、技术发展也必然会让军事思想与作战指挥发生变革，也会深深的影响弹药后续的发展......

2.不是所有的先进技术都和自己的需求匹配弹药的发展并不是以技术先进性为进化路线，适用和适应战场环境才是 位。同时武器的使用不能太超前，就如同其他商品一样，并不是技术越先进越好，都需要培养市场，一步一步的来，就算有钱人他也会算计这个是否合算啊。德国人当初给李中堂推销马克辛机枪一样，看到射出去弹幕一般的子弹李中堂想到的居然是这太浪费子弹了不适合大清的国情。初听会感觉不可思议，这么先进的武器都不要，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但是如果你放在当时中堂的心境想就能明白，杀鸡焉用牛刀，面对的对手与困境不一样你也会选择经济实惠的办法解决问题，对那些拿大刀的叛乱分子用那个确实是有些浪费。技术的发展很少有能够实现跨越式的进步，技术的应用同样也是，落后的国家或地区想实现超越那必须踏踏实实的走过别人走的路，没有多少捷径，你不可能指望还处于原始社会的人去开坦克和飞机的作战，首先这些原始社会的人得先认识字、了解基本的原理，要不然所有都是对牛弹琴。真正打过仗的国家，设计的武器是一定会分析对手的情况，要不然研制的武器弹药就没有针对性，其战场的效果就不会好到哪去。我们设计武器不能以先进性为目的，不能为了先进而先进，然后包装好去评各种华而不实的奖项，武器的好坏是要实战效果来检验的，来不得半点虚假。从世界各国的制导炮弹的发展的历史看，美国、西方还有俄罗斯是发展自己的制导炮弹都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各国发展并应用于战争的装备并不十分相同，针对不同对象和应用场景设计出来了风格完全不同的弹药。上世纪70~80年代，西方国家开发出了各种制导炮弹，其所携带的都是穿甲战斗部（用于对付坦克），这主要是因为其威胁是前苏联的装甲洪流，出于对装甲的恐惧或者说是大规模对抗的需求，设计并装备的典型的制导炮弹如美国的1毫米“铜斑蛇”末制导炮弹、英国的81毫米“莫林”末制导迫弹、瑞典的“strix”末制导迫弹等等。而同一时期，前苏联则没有采用这样的研发思路，其设计出来的制导炮弹全都是杀伤爆破型的，虽然其对装甲目标的损坏不如穿甲战斗部，但其能对付多种多样的目标（野战工事、人员、桥梁、房屋等等），所以不管是在哪个口径上（、1、12、、毫米），其迅速的推出产品装备，一直到现在都在用，并且十分奏效。90年代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原先所面对的装甲洪流的威胁不复存在，西方国家原先开发的用于大规模战争、且专门打击装甲类的制导炮弹就没有了多少用武之地，美国的“铜斑蛇”制导炮弹几乎就在 次伊拉克战争中打了几发就宣告这个弹药寿命的终结。随着GPS卫星制导技术的发展并应用于制导弹药中，美国和西方国家开发了诸多卫星制导炮弹替代末制导炮弹，典型如美国的1毫米“神剑”卫星制导炮弹，其射程远、精度高，在对付那些没有什么电子对抗能力的国家时简直能准得一塌糊涂，所以在现在的这种非对称作战的条件下便宜好用的卫星制导炮弹应用得极为广泛。年左右，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人为了消耗大量库存的迫击炮弹，提出了在制式迫弹上加装制导组件达到精确打击的新需求，由ATK公司研制成功并大量的在战争中得到应用。在俄式、美式武器中像制导炮弹这样在设计理念上相差很大的案例实在是太多，比如飞机、军舰、航母的设计理念上的差异能找出一大堆，这都反应出俄、美在对待战争制胜机理的深刻见解。3.便宜、便宜还是便宜（待续）

便宜才能多用，用得多形成规模才能便宜，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常规制导弹药在射程、精度、威力等早就实现的情况下，剩下的大部分工作只是重复、迭代的优化设计与低成本化实施。便宜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一样，但其实却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简单，这里面存在着很多经济学的知识。

我们犯过很多类似的自觉式的错误，以为能做高端的东西，低端技术的肯定也不存在问题，从纯技术的角度上讲确实是这样，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技术无法下行。用《创新者的窘境》里的钢铁行业近几十年变迁的案例，讲讲企业是怎么被一步一步赶向高端市场，而又心甘情愿的放弃低端市场。这个案例虽然讲的是钢铁行业，但并不仅仅适用于钢铁行业，如果仔细的想想，所有的行业都是这样。[]

在20世纪60年代时，小型钢铁厂生产出的钢铁质量很差，因为它使用的原料是废钢，因此小型钢铁厂 能找到的一个市场可能就是钢筋（螺纹钢）市场了——它在质量、成本和利润率等方面均处于市场 端。对成熟企业而言，这是最没吸引力的一块市场，这个市场利润率很低，综合性钢铁制造商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摆脱螺纹钢业务。但小型钢铁厂其成本结构与综合性钢铁厂截然不同：折旧率极低，没有研究和开发成本，销售、管理开支很低，还能从中赢利。一旦在螺纹钢市场站稳了脚跟，那些最野心勃勃的小型钢铁厂，便会以与综合性钢铁厂完全不同的视野来看待整个钢铁市场。小型钢铁厂占据的螺纹钢低端市场对综合性钢铁厂完全不具有吸引力，而小型钢铁厂对高端市场的看法却是，获取更大利润、更大销售额的机遇就在它们的上方。在利益的刺激下，小型钢铁厂会努力提高产品的冶金质量和强度，并加大对设备的投资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正如图中的轨线图所表明的那样，小型钢铁厂接下来立即对位于它们上方的大型钢条、棒材和角钢市场发起了冲击。到年，小型钢铁厂已经占据了螺纹钢市场90%的市场份额，以及钢条、棒材和角钢市场30%的份额。在小型钢铁厂发动进攻时，钢条、棒材和角钢是综合性钢铁厂生产线上利润率 的产品。因此，综合性钢铁制造商再次几乎迫不及待地摆脱了这项业务，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个市场已经完全是小型钢铁厂的天下了。一旦小型钢铁厂在钢条、棒材和角钢市场上的地位得以确立，它们便继续向更高端的市场进攻，这一次它们的目标是结构性钢梁市场。年，综合性钢铁制造商伯利恒公司关闭了旗下 一家结构性钢梁工厂，将这块市场拱手让给了小型钢铁厂。

抛开政治层面，如果时间的维度再放大一点来看待技术，所有的竞争者技术将趋同，而拥有成本优势的大量下游企业将竞争占领上游企业当前的领地。以这样的观点来分析弹药/武器行业的现状，把时间的维度放大点，我们可以作如下推测：民企首先只能接一些军工研究所不干的活，比如说零件、电路、结构等加工生产之类；一旦在这些低端市场站稳了脚跟，那些最野心勃勃的民营企业，便会以军工研究所完全不同的视野来看待整个行业。民营企业占据的低端市场对军工研究所完全不具有吸引力，而民营企业对高端市场的看法却是，获取更大利润、更大机遇就在它们的上方。所以民营企业会不断的向这个行业的高端市场发起冲击，从零部件加工至部件生再到总体设计与系统集成。这一过程在弹药/武器行业其实正在上演，不管你怎样努力、加班加点，这种单位组织形式的差异、结构成本的差异注定了民企必然会一次一次的向这个领域发起冲击。同样的道理，军工系统内部一样存在这样的挑战与竞争，很多人会认为这是无序的竞争，但如果真的以战场为导向，竞争 不会是无序，而是通过战场这个市场对技术和企业进行梳理，这往往对于行业是好的，就如生物一样被自然界给无情的梳理，生存下来的必定是最适合的。

很多时候在想，如果一个产品，如果技术已经成熟到泛滥，我们应固守原有的市场，还是囤积资本向更高端的市场突围？我想作为一个企业、单位的 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不管谁做这样的决策，应该都离不开强有力的数据支撑，但千万抛弃情怀（情怀与一个人的经历相关，但非常影响对事物的客观判断）。能否继续干原有的低端市场，取决的是比你更具有成本优势的企业是否已经能和你竞争，如果能，那这个市场早晚都是要丢掉的，而如果不能，给对手设置障碍、继续在里面赚取利润；其实这条原则反过来也适用，如果你作为下游的企业具备向高端市场突围的技术能力，那么成本优势将是压垮那些上游企业的最致命一击。在竞争上，技术层面是一个层次，但以大维度时间来看待技术，技术终将趋同，这一点看我们国家是怎么追赶欧美的就能体会到，时间必将技术水平拉齐，而具有数量优势、成本优势、或者说是能接受更低利润的才能生存。所以我们可以回看我们曾经做过而现在放弃的事，并不是别人逼着你放弃，而是你主动的放弃、走向更重要利润更高的领域。一定要记住，设计法拉利的团队是设计不出大众车的，这一点对于弹药行业同样适用。

第四章战争与瘟疫

十四世纪，被称之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爆发，夺走了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而发生在20世纪堪称人类史上最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因战争而死去的总人数也仅占其%，足以看出那场瘟疫带来的破坏力远远大于战争。

HPV病毒

1、为什么会有瘟疫瘟疫是指短时间大规模爆发的严重新型疾病，其传播速度快、患病范围广、现有治疗方案对其无效、对人类影响巨大（严重者致死）。从古至今人类遭遇过无数的瘟疫，其中有些瘟疫特别严重、对人类影响特别巨大，比如非典、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等。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6]一般是自然灾害、战争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古语有云“大灾之后有大疫”，还有“大役之有大疫”之类的说法，历史上的瘟疫的确是经常在大的自然灾害和战争之后发生。例如，年曾经发生过长江洪灾，淹死的人虽然很多，但是因为饥饿和传染病流行而死亡的人更多（多万人）； 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世界流感大爆发，夺去了大概多万条生命。过去之所以在大灾之后有大疫，原因在于对瘟疫传播的途径不清楚、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差、医疗卫生保障条件弱、公共卫生监测能力不足，使得传染病一旦流行起来很难控制。但是现在情况是以前所不能比的，在近30年的时间里，虽然自然灾难仍旧比较多，从百年一遇的8年长江流域大洪水到8年里氏8.0级的汶川地震，都没有发生严重的疫情。在过去，传染病死亡可能比灾害死亡的人数还要多得多，但现在发生传染病死亡是极个别的，这种死亡和灾害死亡人数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只要合理的组织、有序的保障，不出现人为的灾难，“大灾之后有大疫”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成为历史，但是我们不能放松警惕。对瘟疫的恐惧伴随着整个人类的历史，但是瘟疫并不可能凭空产生，了解其产生、发展及传播的过程，对于我们认知、判断、决策及建立正确的行为处事方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瘟疫的横行于世有其必要条件：（1）存在致命的病菌自从上万年前人类驯化动物以来，我们所熟悉的传染病就可以追溯到我们所驯化的这些动物朋友身上的疾病。动物传人，人传人，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似乎还得加上人食物链上的所有动物。

表1来自我们的动物朋友的致命礼物[7]

人类疾病携带亲缘关系最为接近的抗原体的动物

麻疹

牛（牛瘟）

肺结核

牛

天花

牛（牛痘）或携带亲缘痘病毒的其他牲畜

流行性感冒

猪和鸭

百日咳

猪、狗

恶性疟疾

禽鸟（鸡和鸭？）

每一次人类食物链的变化都是对原有生态体系的突破，我们食用鸡鸭鱼肉等家畜之所以说安全，那是因为经过上万年的演变和进化，通过无数次人类、牲畜、病菌之间的生死搏斗，达到了某种看似动态平衡的状态。而如果某一日，我们非得要把各种千奇百怪的动物引入到我们的食物链，同样会需要经历这场搏斗的过程，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尝试，那同样是个潘多拉魔盒。

很多致命的病菌，由于地理的隔离、跨越万水千山，而被封印在了某一个狭小的区域内，但是随着一系列全球化的运动，让那些原本与世隔绝的病菌得到了解封而肆虐的传播。14世纪，横行于亚欧大陆的鼠疫就是由于蒙古人的西征而引起，让原本只存在喜马拉雅山麓的早期疫源地扩散到亚欧北部宽广的草原地带，然后带向世界。现代人周游世界、移居各地的迅速增多，正在把我们整个地球变成一座病菌的熔炉，很少再有与世隔绝而不在这个熔炉里面的人类群体。原本在非洲的西尼罗河病毒，现在在美洲的10种鸟类体内都已发现，病毒在其体内可以大量繁衍，成功地融入了美洲的生态环境，很难把它们斩尽杀绝。在人类全球化的过程中，同样是病菌全球化的过程，在人类眼里地球变成了一个村落，在病菌那里变成了一座熔炉，一座对人类来说可怕的熔炉。

随着技术的发展，很多病菌得到了控制、甚至是在现实的世界中消灭干净，比如说天花，但更多的、新的病菌却不断的入侵和进攻着我们。人类宿主数量的增加似乎让病菌进化得更加迅速，许多为人们所熟悉的传染病其开始传播时间竟晚得让人难以置信，流行性腮腺炎出现在公元前年，麻风出现在公元前年，流行性脊髓灰质炎出现在公元1年，艾滋病出现在年。我们看似先进的医疗手段，并不足以面对那些未知的病菌，而对于未知我们大多数人缺乏敬畏，套用《三体》里面的一句话，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哥伦比亚大学在一项研究中，对纽约捕获的只大鼠身上的病毒进行研究，发现了18种与人类病原体亲缘关系很近的新病毒；在孟加拉国开展的另一项研究中，在一种名为印度狐蝠的蝙蝠身上进行了彻底的病毒搜查，鉴定出种病毒，其中0个都是前所未见的......而这只是未知的冰山一角，或许在喜马拉雅冰原、南极冰川之下都封印着某些远古病毒，这一切也未可知......下面是自年以来，新发传染病，被人类确认为病原微生物的主要有，

-rotavirus-埃博拉病毒-legionellapneumophila-HTLV--toxin-producingStaphylococcusaureus-Escherichiacolio17:H7-HIV-Helicobactorpylori-HepatitisC0-HepatitisEscherichia2-VibriocholeraeO1393-Hantavirus4-Cryptosporidiu6-nvCJD7-HVN1-SARSCornavirus

其实研究人类的基因的专家早已揭示，人类基因组里面有大量病毒基因的痕迹，数量之多会让你惊叹不已。上百万年来，很多病毒（内源性逆转录病毒）一直在反复不断地入侵我们的基因组，日积月累，到今天已经数量惊人。我们每个人的基因组中携带了近10万个内源性逆转录病毒的DNA片段，占到人类DNA总量的8%。反过来看，人类基因组中2万个负责蛋白质编码的基因，也只不过占到1.2%而已。[8]这些入侵者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已经被剥夺了大量的DNA，只剩下自我复制的最关键基因。换句话说，我们的基因组中简直病毒泛滥，这就是人类与病毒所对抗下来的最为直接的证据。

科学的进步，已经使得科学家可以从零开始利用碱基合成基因，而病毒的基因组就是一段足够小的DNA/RNA，像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全长27~32kb，这已经是目前已知的RNA病毒中 的病毒。应该来说病毒不光是可以人工合成，而且可以按照某些特定的组合、达到特定的目的。人类可以制造出病毒，但是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代码，它会变异、会和其它病毒结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是个生命体、一切以符合它自身利益的方式来进行改变。如果真的把人工制造的病毒用于对付人类自己，这无疑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人类的道德是否能够约束住自己，忍住这种杀人于无形的诱惑呢？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病毒学家埃卡德·维默尔（EckardWimmer）已经意识到，病毒的基因组就恰好是一段足够小的DNA，完全可以人为合成。年，他和他的同事们参照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基因组，合成了数千段更短一点的DNA片段。然后他们用酶把这些DNA片段连接在一起，再用最终合成的DNA分子作为模板，制造出了相应的RNA分子。这样，一个脊髓灰质炎病毒基因组的完整副本就真实地呈现在了人们眼前。维默尔和他的同事们把这段RNA放到装满碱基和酶的 里，新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就自动开始组装。换句话说，他们从零开始制造出了脊髓灰质炎病毒。[8:1]

?（2）有其传播的途径

我们的疾病的许多“症状”，实际上不过是某种非常聪明的病菌在改变我们的身体或行为以便使我们帮助传播病菌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方式而已。

流行性感冒、普通感冒和百日咳病菌所运用的策略是，它们诱使受害者咳嗽或打喷嚏，把一群病菌向未来的新宿主喷射出去。这类病菌是通过空气传播。

霍乱菌促使它的受害者大量腹泻，把病菌送入潜在的新受害者饮用的水源。引起出血热的病毒通过鼠尿来传播；这类病菌是通过水源传播。

钩虫和血吸虫之类的寄生虫，它们的幼虫通过前一个受害者的粪便被排泄到水里或土里，又从那里努力地钻进新宿主的皮肤。这类病菌通过居住地传播。

人们谈之色变的艾滋病毒就是通过通过被感染者的体液和血液进行传播。

还有狂犬病病毒，这种病毒的奇特之处在于，它不但进入了受到感染的狗的唾液中，而且还驱使这只狗疯狂地乱咬，从而使许多新的受害者受到感染。

有很多传统，如果用现在的观点看是非常无厘头的，但其背后往往都有着可以追溯的防疫历史。比如印度电影《厕所英雄》中描述的一个现象，农村不能在自己家里面建厕所，大小便需要去远离人居住的地方，这是上千年留下来的传统，理由是因为会污染神灵。但如果仔细的想想，污染神灵这种话可能只是个幌子，目的是借助神灵的影响约束大家的行为，保证大家在自己生活居住的地方能够干净卫生，这或许就是由于在上千年以前遇到过由于类似卫生问题引起瘟疫后发展并保持下来的。我们所熟知的霍乱，就是感染者大量腹泻并把病菌送入潜在的新受害者饮用的水源，通过水源传播；还有钩虫、血吸虫之类的寄生虫病，它们是通过受害者的粪便被排泄到水里或土里，又从那里努力地钻进新宿主的皮肤。在上千年前的卫生条件下，或许那就是能想到的 办法。

在大草原上，蒙古的游牧部落一套习俗，土拨鼠只能射杀，设陷阱则是禁忌；活动懒散的要避免接触，如果看出哪个土拨鼠群落显出生病的迹象，人们就要拆掉帐篷远走他乡以躲避厄运。这套习俗从流行病学上看相当合理，以应对感染鼠疫的危险，很可能就是靠了这些习俗，草原上的人们才降低了感染鼠疫的概率。然而1年的东北，由于看上土拨鼠体形硕大、其皮毛可在国际市场上获得高价，有些人就诱捕土拨鼠，从而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人类鼠疫。

3）较为庞大的人口基数（待补充）

2、战争对病菌的应用

（1）古代战争中的应用

西汉与匈奴的战争。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 次战争对病菌的应用，是发生在公元前年左右的西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在汉武帝时期，匈奴人面对汉军的强大打击，一度交战不利，便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奇特战术。据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记载：“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诅汉军。”这段话意思是，匈奴单于在汉军来的时候，命令将染上传染病的牲畜置于水源中，还要胡人巫师对这些染病的羊牛诅咒一番。诅咒是迷信活动固然没有用处，染病的牲畜确是能够污染水源，并对饮水的人有很强的传染性。匈奴人过着游牧生活，虽然没有现代科学知识，却凭着经验大致知道牲畜染病的规律，因而能用病畜对付汉军。果然，进攻漠北的汉军饮了放置病牲畜的水源后，大批人马生病，不得不班师，1万匹军马 只有3万匹能回到长城之内。远征匈奴的汉军回到内地后，华夏大地上很快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瘟疫。当年的人们很迷信，认为巫师诅咒过的牲畜会染病，这显然是缺乏科学知识的说法。匈奴挑了一些患病的牛羊杀死后投入河流和其他水源地，这确实相当于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9]

蒙古人的西征。战争对这些引起瘟疫的细菌、病毒的大规模应用，始于蒙古人对黑海港口城市卡法的攻城，并由此传入西方世界，至今仍在西方留下相当深的心理阴影。年，蒙古人的军队开进到了黑海沿岸，在进攻卡法时遇到了城中军民激烈的抵抗，久攻不下。恼羞成怒的他们，将因罹患鼠疫而死的遇难者尸体用抛石机扔进了城中，引起了城内疫病横行。坚持到了第二年，不少怕死的商人乘船跑路，逃往他们的宗主国东罗马帝国。然而，卡法城爆发瘟疫的消息已经传遍欧洲，所有的港口都拒绝他们登陆。意大利威尼斯让他们的船只在海上隔离40天后才准许上岸，意在阻止瘟疫传入。但船上携带细菌的老鼠会游泳，它们早已泅渡到岸上，可怕的黑死病因此开始在整个欧洲蔓延。

黑死病的欧洲

西班牙征服美洲。西班牙人的征服美洲的故事，有些真的可以当成神话来听，几百名西班牙远征队，征服几千万人的帝国，没有一点想象力是很难相信这是真的。使西班牙人取得决定性优势的主要是旧大陆来的病菌，印第安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他们没有免疫力，也没有遗传抵抗力，加之医疗条件落后，民众思想愚昧，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斑疹伤寒争先恐后要做杀手的头把交椅，紧随其后的还有白喉、疟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鼠疫、肺结核和黄热病。年，埃尔南·科尔特斯率领个西班牙人乘坐11条船在墨西哥海岸登陆，去征服有好几百万人勇猛好战的阿兹特克帝国。年，天花随着一个受到感染的来自西班牙属地古巴的奴隶到达墨西哥，由此而产生的天花流行杀死了阿兹特克的近一半人口，包括奎特拉瓦克皇帝。大难不死的阿兹特克人也被这种怪病弄得士气低落，因为这种病专杀印第安人而竟不 西班牙人，就好像在为西班牙人的不可战胜作宣传似的。年过后，到年墨西哥由原来万左右的人口急剧减少到万左右。[10]最为值得 　　条款I：在任何情况下，永不得取得及持有生物武器。 　　条款II：销毁生物武器，或改以和平为目的，并结合资源及财力。 　　条款III：不转让，或以任何方式援助、鼓励、诱使其他国家取得或持有生物武器。 　　条款IV：采取国际必要措施以履行生物武器公约。 　　条款V：双方、多国间互相协商以解决任何履行生物武器公约的问题。 　　条款VI：必要时寻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协助，以追究违反生物武器公约，并认同其后续决定。 　　条款VII：援助遭受违反生物武器公约国家所威胁的国家。 　　条款X：遵守以上所有条款，并以和平的方式使用生物科技与科技。

这类公约的真实目的，其实同限制核不扩散条约目的是一样的。它的存在，不是限制像五常这样的大国，而主要是限制那些小的、政治动荡、容易造成不可控的国家。试想下，如果恐怖分子掌握制造与生产核武器、生物武器的能力，这个世界将变得危机重重，也给人类社会带来无穷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对于大国来说，除非已经达到恐怖平衡保持消灭其他大国的能力，这类性质的研究必将继续下去，看看当年中国和法国没有核武器之前是如何倾全国之力去研发制造，谁会和你去签订什么不扩散条约，能力都没有谈什么扩散。

我不相信靠人类的良知能够保证不会爆发生物战，人类群体绝大多数都是“乌合之众”，在某些人、某些团体别有用心的忽悠而躁动，作出不合常理的事情却也非常正常，看看二战时的德国、日本就知道这类风险有多么的大。要保证人类的克制，就需要达到某种平衡，让所有的国家和团体不能为所欲为，用条约、国际秩序限制不可控的小国家与团体，大国之间的研发竞争保持可互相毁灭的恐怖平衡。

想说的是，只有我们具备战争的能力才能阻止战争，即或是战争来临也毋需害怕，没有谁能毁灭我们，除非我们自己从内部崩塌。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袁氏当国》??《告国民书》??《创新者的窘境》??百度百科:瘟疫??《枪炮、病菌与钢铁》：第十一章牲畜的致命礼物??《病毒星球》卡尔.齐默????《战争与瘟疫》，徐焰??《瘟疫与人》??　　　　　　　　z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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