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科索沃 >> 历史沿革 >> 欧洲的诞生Invenzionedel
本文摘自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EnnioDiNolfo教授的著作《Dagliimperimilitariagliimperitecnologici:LapoliticainternazionaledalXXsecoloaoggi》（中译本《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年，潘源文，宋承杰译），第五、六章。
冷战初期，先知先觉的欧洲人觉察到了世界两极化的转变对欧洲意味着什么。老大陆已经不再是世界政治新格局的中心，欧洲失去了国际关系中的主体地位，成为了超级大国全球战略的一枚棋子。
被誉为欧洲统一之父的法国人让·莫内在年被任命为欧洲煤钢共同体最高机构的主席，年11月，莫内表示欧洲应当在一体化框架内拥有行动的自由度，不应唯美国马首是瞻。他指出到西欧各个国家需要通过民主的方式，明确自身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定位。
“我们欧洲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中已变得太小了。今天，美国和苏联定义了现代科技的规模，而在未来，这将由中国或印度来定义。”
莫内此番话无疑是先知先觉的智者之言。欧洲的“小国”应当寻找与超级大国竞争的新方式。根据莫内的构想，欧洲应当在这些领域实现一体化：交通、传统能源、核能源的共同开发利用以及农业。在莫内等人的推动下，各国政府开始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讨论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方案。这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收到实效的，然而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直至今天的欧洲以及世界。
莫奈关于建立欧洲经济同盟的构想在年6月1日成为现实，参加欧洲煤钢共同体的6国外长在意大利墨西拿举行会议，建议将煤钢共同体的原则推广到其他经济领域，并建立共同市场。比利时外长保罗-亨利·斯巴克(Paul-HenriSpaak)受命主持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即所谓的“斯巴克委员会”），讨论建立欧洲共同市场以及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ATOM)。斯巴克委员会的工作同样遭遇不小的阻力，欧洲防务共同体失败的历史似乎要再次上演。年11-12月，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英法两国试图通过军事行动实现苏伊士运河的私有化遭遇失败，这一事件成为欧洲经济同盟谈判的重大转折。
在此次危机中，英法两国面临的不仅是埃及的反抗，还遭到了美苏的联手干预——这是两个超级大国首次为达成共同的政治目的而在区域问题中联手。美国认为英法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作为是老牌殖民主义的行径，出于自身全球战略的考量，同时也为了在非洲的去殖民化进程中与苏联竞争，拉拢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美国反复向两位欧洲盟友施压。且不论英法行为的正当与否，美苏的干预无疑验证了先前莫内的论断，苏伊士运河危机彻底打破了英法殖民旧梦，也使西欧各国意识到建立统一的欧洲市场的迫切性。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后，欧洲煤钢共同体六国对于六国能源形势做了多次研究调查,形成多份报告，如《哈特雷报告》《斯巴克报告》《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目标》，上述报告都指出了六国能源供应无法满足未来需求的现实、开发核能的必要性，并论证了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可行性。
苏伊士运河危机后，斯巴克委员会主导的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的谈判进展加速。年3月25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外长在罗马签署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两个条约，即《罗马条约》，该条约经六国议会批准，于年1月1日生效，标志着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正式诞生。
以英国为代表的七国对该条约表达了怀疑与抵制，英国担心加入该条约会失去主权及控制国内经济的权力。七国决定另外成立单独的组织使非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能在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六国进行谈判时保持团结，同时在其内部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贸易。年11月，英国联合瑞典、丹麦、挪威、奥地利、葡萄牙、瑞士6国成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uropeanFreeTradeAssociation，简称EFTA）。事实证明，英国等国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怀疑和抵制是一种误判，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之后，不断发展壮大，推动了西欧（后来是几乎整个欧洲）的政治经济发展。
《罗马条约》提出，“通过本条约，缔约各方在它们之间建立一个欧洲经济共同体。”年7月1日，共同关税同盟宣告建立，比罗马条约预计的期限甚至提前了一年半。欧洲共同市场内部将实行自由贸易，取消关税壁垒。然而在政治层面上，戴高乐对由不具备政治合法性的官僚机构进行管理的组织表达了明确的反对。他认为，只有实现欧洲政治联盟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当然，戴高乐所理解的欧洲政治联盟不是超国家组织，而是“国家间合作的联盟”，主张通过政府间的联合来实现政治同盟，国家主权不能向一体化组织让渡。年2月，六国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决定成立专家委员会，讨论建立政治性组织（专家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由法国前内政部长富歇担任，因此被称为富歇委员会）。富歇方案的最初版本是以制定共同外交政策、国防、科技、文化政策为基础，实现政府间合作，建立国家间的联盟，决策权属于联盟理事会，决策机制为全体一致通过。由于大部分成员国反对，富歇委员会于年1月提出第二版，然而最终还是在年4月巴黎六国外长会议上无法获得各方一致通过而搁浅。戴高乐所提出的政治方案，只是暂时休眠，在未来实际成熟的时候，还将被再次唤醒。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使命不仅在于建立自由贸易区，还在于制定不同领域内（尤其是农业）的共同政策。随着共同体内贸易壁垒的消失，政治联盟的一体化成为共同体的最终目标。《罗马条约》中并未明确规定要将欧洲经济共同体建设成具有联邦制国家特性的权力实体。位于布鲁塞尔的委员会作为共同体的行政机构又并非选举产生，此后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与由各政府代表组成的部长理事会的职权冲突正因此而起，这正是年法国制造“空椅危机”产生的背景。
年12月，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农业政策的一揽子方案，该方案允许欧洲经济共同体自行支配其与非欧共体国家间的农业税，年4月方案提交至部长理事会。在委员会上，该方案以7:2多数通过，两张反对票均来自法国。根据罗马条约的规定，年后的部长理事会内关于共同市场的决策程序，也将依照理事会内的表决方式，由一致通过改为多数赞成。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德国人哈尔斯坦直接向欧洲议会通报了已批准的方案内容，尽管他这么做严格来说并未违反相关程序，但却招致法国的强烈反弹，认为哈尔斯坦此举意图强化委员会与欧洲议会的关系，甩开由主权国家代表组成的部长理事会。法国宣布其代表将不再出席欧洲经济共同体所有机构的任何会议。
事实上，年，法国已经实施过一次“空椅政策”。年，第16届联大通过了一项提案，决定设立裁军委员会，讨论全面彻底裁军、建立相互信任措施和停止核试验等问题。大会召开前，法国提出了自己的裁军方案，戴高乐认为，只要美苏两国继续拥有和发展核武器，法国也要放手发展自己的核力量，不受任何裁军谈判或协议的束缚。年3月，法国宣布拒绝参加裁军首次会议，法国的“空椅”政策由此得名。戴高乐对外解释了法国实施“空椅政策”的原因，他公开指责欧共体委员会滥用职权，同时攻击“未经选举产生”的欧洲议会，表示只有当其他国家放弃将欧洲经济共同体打造成超国家性质组织的诉求，并且在年1月后，欧共体部长理事会也采取一致通过的决策机制之后，法国才会重返各机构。戴高乐所提出的问题涉及欧洲共同体的法理本质，并触及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欧洲一体化，究竟是实现联邦主义的欧洲，还是要构建邦联主义的欧洲？法国坚持要将具有超国家性质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的行政职权转移到由主权国家代表组成的部长理事会，认为在部长理事会中引入多数赞成机制将损害大国的独立性。没有法国参与的欧共体将是不完整的，在法国的空椅政策的压力下，欧洲经济共同体最终妥协。年1月各国签署《卢森堡协议》，协议强调任何重大决定都必须在部长理事会中得到一致通过，这意味着各国均拥有一票否决权。
空椅危机并不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最后一次危机，而欧洲主义者同时也在不断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年，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终被接受——实际上早在年，麦克米伦政府就已经提出加入申请，但戴高乐两次均投下反对票，将英国挡在了欧共体之外。年1月1日，丹麦、爱尔兰和英国（包括直布罗陀）正式加入欧共体（挪威尽管同样提出申请，但在最后全民公决中没有得到通过），共同体成员国增至9个。
-年，两极格局落下帷幕。此后相当长时间内，叶利钦领导俄罗斯寻求后苏联时代的艰难转型，其面临的对手仍是美国，但国际共存的规则将由美国单独制定，美国将孤独地“君”临世界。
短短数年后，美国就显示其无意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两极格局结束后，年到年间，美国介入了数次地区性危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波黑危机，索马里危机，科索沃危机以及塞拉利昂内战。在上述危机中，美国一方面通过其在70年代所建立的金融体系进行间接介入，另一方面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多次干预，联合国这一国际组织成为美国缓和反美情绪的工具，而当美国在危机干预中一旦越界（如在索马里危机中），则只能被迫放弃。
黑鹰坠落在索马里。
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奉行“国际主义的单边主义”（这一定义是否准确仍可商榷），在年“9·11”事件之前，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自信有能力在全球巩固霸权，谋求本身利益。与此同时，科技革命超越国界，席卷全球，不仅西方，亚洲的印度、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都有了飞速发展。客观公允地说，美国是技术革命的源头，或者说，美国作为创新的“母体”，其技术力量是“软件”层面的，而其他国家对科技创新的运用仍局限在“硬件”层面上。尽管其他工业国家同样因技术革新受益，但美国之外所发生的劳动组织模式、信息组织模式的创新，以及媒体、全球金融的变革仍然来自美国这一创新发动机。
面对失去了对手威胁的全新的国际环境，老布什政府（-93年）和克林顿政府（-年）开始推行更积极的对外政策，巩固美国在后冷战时期的领导地位。苏联的骤然解体和两德统一，在欧洲的政治版图中产生了两方面的变化。首先是欧盟向南、向东进行扩张。原本处在东西两大阵营中间地带的东欧各国在苏联解体后，面临俄罗斯和统一的德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崛起，纷纷寻求加入欧盟。年5月1日，波兰、马耳他、塞浦路斯、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10国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这是欧盟历史上第五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张，其成员国增至25个。年1月1日，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加入欧盟，马其顿、克罗地亚的入盟谈判进程也在加快，而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也在缓慢推进。年土耳其便已加入北约。年，土耳其与欧共体正式签署联系国协议。年，土耳其正式申请加入欧盟，但由于塞浦路斯问题、和希腊的矛盾以及自身政治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等原因，加入欧盟的进程一直未取得重大进展。年土耳其已是欧盟关税共同体的成员国。年，土耳其成为了欧盟的“代表国家”。根据欧盟定义，代表国家通过欧盟理事会的加入谈判(accessionnegotiations)有望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土耳其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目前为止，欧盟并未认可土耳其政治改革进程达到加入欧盟的要求。
其次，欧元的诞生将欧洲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推动。年1月1日，经过3年的过渡，欧洲单一货币欧元正式进入流通，同年2月28日，成员国本国货币全面退出流通领域。欧元的启动满足了改革所需的经济和货币标准。年12月5日，欧盟通过《莱肯宣言》，决定开始制定宪法。年6月18日，欧盟25个成员国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一致通过《欧盟宪法条约》草案最终文本。同年10月29日，欧盟25个成员国领导人在罗马签署《欧盟宪法条约》，标志一体化的欧洲作为政治实体在国际关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欧盟的扩张同时凸显了其内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欧盟创始国以及老成员来说，新成员的加入意味着巨大的投资机会，然而新的廉价劳动力的涌入以及就业岗位的流出将导致本国失业率上升；对于经济底子薄弱的新成员而言，搭上欧盟发展的快车意味着从欧盟财政政策受益，但同时也面临尽快缩小与老成员在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差距的迫切任务。
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提高了欧洲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生的主体，欧盟成为了美国在全球战略上的盟友，而欧盟的扩张与北约的扩张是几乎同时进行的。几代人付出不懈努力的欧洲梦几乎已成为事实。然而在欧盟内部，国家主权与超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从未因市场的融合而停止。这也就注定了未来的欧盟在货币政策之外的众多领域，仍要跟随美国，亦步亦趋，尽管二者之间并非总是如沐春风、一团和气，但欧洲的崛起、美欧的结盟仍构成冷战后国际政治的一大特点，这一不平等的结盟在未来将长期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