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从欧洲看过去,晚起的民族,在近代化的追赶道路上往往充满悲壮。他们告别农耕后,拥抱铁,拥抱军火,拥抱民族沙文主义,拥抱领袖,最后拥抱悲剧。
德国就是一个标准的样本。
面对法国与英国的强势文化建构,被打上蛮族标签的日耳曼德国不甘落后,他们用复调音乐、古典哲学、精纯钢铁、优质枪炮,互文书写了工业的严密与认真。
德国工业是后起的民族主义的一种特殊象征
接下来是建构文化,包含虚构。
年,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日耳曼语言文学家大会上,激动的学者们计划在语言学、历史学、古代文化上力图重构日耳曼民族主义的精神边界,复兴祖先文明。
这一近代化的文化运动其错误在于,把本应顺势工业化社会建立的公民意义上的德国”民族“,突然开车倒退到建立血统与文化意义上的德国”民族“。
一百年后,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更加极端,在狂热中走向了血统与文化上绝对神圣的民族主义。年,柏林的炮声正式终结了一个世纪以来突击施工的德国民族精神构建历史。
02
民族主义的机器被发动起来,祖庙丽影重重,祖先文化精美合法,一个民族就要昂扬到世界之林了。优秀的学者都成为了热气腾腾的民族主义者。
在民族语言学的建构上,到今天为止,语言沙文主义者们无法容纳客观多样性,他们按下了加速器的按纽,决心确立与疆土一致的标准化语言。
曾写出过优美的《格林童话》的雅可布·格林,同时是一名天才的语言学家,作为标准德语的主创人员,他对统一的民族语言充满了军事敏锐。
他预言道:
“语言、诗歌、法律和历史当中的人性内容,比动物、植物和化学元素离我们的心灵要近得多……用这些做武器,一个民族可以战胜外来者”。
最后一句话,却是大国背影后面小民族语言宪政化的先声。
二十世纪的东欧就是这样一条语言长城,从波罗的海到高加索山,民族主义国家用语言地雷阵防备着苏联的侵吞。包括最晚一个独立的国家科索沃。
这些语言长城的建设者,他们的祖先来自匈奴人(匈牙利)、阿兰人(乌克兰)、柔然人(阿尔巴尼亚)、粟特人(南奥塞梯)、蒙古人(克里米亚)。
(参见《阿提拉的鞭子打了斯大林的脚》)
在远东,二十世纪时,越南与韩国分别构建了民族语言文字以对抗周边大国的文化磁吸。
作为一个地缘力量夹击下的小国,年,蒙古国则立宪恢复了突厥文(古回纥文),而废弃了苏联的西利尔文和元帝国时的八思八文。(参见《宪政语言学》)
蒙古国重新确立了解
蒙古国重新恢复了维吾尔帮助创制的古回纥文字
对于小型民族主义国家,在地缘政治中构建语言的长城与地雷阵,以英语作为技术性介质语言,这是一剂良药。
但对于德国这样一个多元民族国家来说,强制一个语言成为一个自杀炸弹。
03
雅可布·格林编纂《德语词典》时心怀大图,他想建立一个文化血统纯正的语言,结构标准、格式一律并反对使用外来语。
这是封闭文化的宣言书!
当血土民族主义袪腥还没有完成的时候,语言符号再度魅化表现出了腾腾的杀气——雅可布认为,真正构成民族界限的是跨越河流和山脉的语言。
一百年后,反映德国民族主义的二战电影经典台词是: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其中,人是重音!它的潜台词是对一片政治圈定的土地上其他民族语言的文化注销。
早在年,少数族群犹太人的全部生活方式(包含语言与文化)已经被国家社会主义者清出德国社会生活。
可是,雅可布·格林的民族主义语言方案强推标准德语,却没有征服南方高地德语与北方低地的德语方言。这为后来的德国联邦政治架构留下了历史基础。
无论是王权还是集权的终结,二十世纪后的民族共和最终等到的顶层设计良策——联邦制度,在民族国家的语境下建立了有限分权与分治,正如费孝通教授晚年对民族文化的交往方法论一样,“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人类学家费孝通的当代民族共和论成为中央民族大学的校训
今天,德国主导的欧洲对于英语的意识形态恐惧与忌恨已经理性去除!
在全球化的政治架构发育中,全球的技术性媒介语言——英语成为统一中介,血土风格的民族语言则内化为丰富的地方遗产和心性记忆。
这种语言普世主义的走向对应着信息社会的共同体政治架构。
作为民族主义国家地区最先进的政治探索,年,欧盟在英国脱欧后面临技术工作语言的问题,他们选择了英语——一种欧洲各个民族主义国家都能讲通的欧洲英语。
欧洲英语成为技术性媒介语言,从而去除了语言的意识形态属性,缓冲了英国脱欧后的文化符号象征地位的纠结。
这与欧盟的法律基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精神相吻。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现场,民族主义欧洲成为公民主义欧洲的起点。
欧盟范围内的民族国家用投票权作为权利证据时,人权与民主意义上的“公民”正在取代血统与语言意义上的“民族”。
这一宪法爱国主义的道路是理性抽象、制度鲜明的,虽然它时时时受到右翼团体的冲击。
哈贝马斯早已前瞻地看到:
“今天我们必须用超越民族公共领域的交往关系来建立欧洲的一体性,而这在当时是被文化精英们人为创造出来的,表现为双刃剑的民族意识”。(哈贝马斯《何为民族》)
04
自十九世纪开始,印刷机与生产线分别用标准化信息和商品塑造的人类社会,二十世纪又加入了广播、电视和国际标准组织,它们在生活器物与文化行为上帮助人类不断走向积极的标准化。
这为普世主义价值观准备了理性条件。
普世主义价值观并不是民族主义者眼中的西方价值观,也不是基督教价值观。
它是一个技术媒介的涵化产物,在多元的民族与文化范围内确定了共识与约定,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建构在标准化产品、流通化思想、外形化艺术、基础化共识上。
从印刷机转动的那一天起,普世价值观就开始了建筑历程,今天它成为全球化的思想成果,完完全全的思想成果。
即是全球化、即使是普世主义、即使是信息社会,普世主义所面对的最后的哲学反动正在到来。
多种族、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纽约街头,普世主义价值观背负的人群
面对血土分离的城市社会,身穿世俗化的外衣、接受了普世的价值观的落后民族国家的现代民族主义,在其孵化的过程中,构建动机可疑文化符号的学者们走向狂热。
在东亚中原的历史中,隔代修史、盛世修志就是江东学的历史清洗术(参见《江东学》)。
江东学是一种话语隐喻,在它的历史阐释中,参与者加入了自我沟通的话语诉求,一举将历史学变成历史政治学。这群阐释者遇到了近代和德国一样的民族主义潮流后,错失宪政良机。
隔代修史与盛世修志都是江东学的武艺,这使得私人历史学在《史记》后几乎绝迹。
东亚中原的王权结构在二十世纪初结束后,民族主义者系统地重构和阐释了全部文化符号。无论是党派史还是民族史,虚构的阶梯是把历史学变成历史政治学。
历史学成为历史政治学的手法在一个意识形态的平面上全部展开——
国家主持下的祖先原型修正(神话影视化)、考古发掘成果的取舍(器物阐释)、文化风俗符号的争夺(节日假期)、王法让渡部分管理权给民法典(有限私权)、外族统治史的时间化处理(国家编年为朝代)、国家与党派互文(党国)
三星堆的第二次挖掘成果丰富,这对于传统的华夏土地、炎黄子孙的主流民族文化结构提出了一个阐释难题。
上述这一切,正是德国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日耳曼民族主义狂热建构中,留下了宝贵的失败遗产。
在东亚的民族主义文化热潮中,韩国使用国际标准注册与申请法,抢注和占有了一部分地区性文化符号,如端午节等并通过韩剧使之合法化为历史常识。
对于狂热的民族复兴者来说,军工与器物的狂飙突进,文化与历史的政治重释、人种与血统的激进筛选,煽动了感性的屈辱怀旧与祖先的光荣乡愁。
这种新型的文化人格在欧洲历史上早有它的模板。
回首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德国史,在民族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德国的人类学变成了政治人类学,经济学变成了政治经济学,文学史从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手里交给了日耳曼语言文学家,并驱赶走了拉丁文这一知识分子专用语言。
05
争夺卑微民族主义话语权的最简单手法,就是点校古籍来获得文化符号的占有权。
作为关外的蛮族,女真人在征服中原后,建立了清帝国并点校了《全唐诗》这一文化高地。
有趣的是,今天如《圣经》一样保留在中国人家庭中的一本书是《唐诗三百首》,还有《古文观止》,它们都是清帝国时的官方支持的点校作品。(参见《诗沦为知识》)
十九世纪日耳曼语言文学的声誉在于他们学会了编辑和点校而不是去分析一个文本,《德国文学史》曾这样评价这段可疑的文化史。
民族主义者在符号的构建和占有过程里将文化遗产神圣化,这需要一个化学反应一样的封闭冲突环境——那就是将外部强势文化与本土文化组合为敌对关系后,在压力环境下生产和制造神圣。
二十世纪下半叶,法国在西非地区仍然强行、粗暴地推行法语教学,就是对于英语这样的全球化技术语言的仇恨补偿。
法国通过西非共同体,把法语与西非共同体的法郞捆绑在一起,还在最后挣扎着民族沙文主义的幻觉。在西非共同全的强烈反对下,年,西非共同体正式启用欧元。
企图使祖先的文化神圣化,最好的方法是推广文化原教旨主义——把祖先文化构建成一个准宗教去激发青年人信仰,从命运占卜到养身健康都去索引三坟五典。
古典文化打包为国学的的命运就是这样。儒家礼教在江东学的支持下反复执政,这就是它的秘密。
从清帝国官方主持的点校古籍到民间学术训诂,使之礼教成为一个矛盾的文化符号系统。帝制破灭后的民族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文化革命中,它两次都成为被打倒者。
今天,礼教穿上国学的袍子又艰苦地成为社交媒体上时尚的文化符号园林。
这种将古代文化打包为一个民族主义符号,在刺激和试验是否能复活一个隐蔽的政教合一模型——礼教。
哈贝马斯在评价十九世纪德国的民族主义文化建构中的危险走向时说道:生们阅读的课本不是文本,而是崇敬的信仰。(《何为民族》)
二战前半个世纪,伴随着德国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的出现和他们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完美的人文话语,激动的民族主义邪火首先射向犹太人,随后是欧洲其他民族,最终吞噬了它自己。
年,柏林解放宣告了血土分离后的德国民族主义最终燃尽。今天德国成为了欧洲容纳气候协议、中东难民、中国商品、加密社会的先进联邦政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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