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湿疹主治医院 http://pf.39.net/bdfyy/bdfzd/210426/8890894.html
问：韩老师您好，您上大学之前曾经在家乡的学校任教两年，那么您当时为什么要考大学并且选择了北大的考古专业呢？

上北大之前，我读的是甘肃省陇西师范学校。它的前身是南安书院，很有文化底蕴。年，我14岁初中毕业后考上陇西师范。师范在当时还是不错的，家庭比较困难的人不用担心学费的问题。读师范以后，视野开阔不少，学习的课程跟高中接近，但是比高中的要宽泛、广博一些。学校有个很好的图书馆，我大量的时间都花在阅读中外文学名著上。当时没想上大学的事，也没有学过英语。到5年快毕业的时候，学校推荐我考大学。我想既然要考，就考一个好一点的，所以没有答应，惹得老师很生气。然后就分配工作，到一个偏远的八年制农村学校，有5年小学、3年中学的那种，也就是甘肃省通渭县陇山乡苟家川学校。从这时候我才开始自学英语，正式准备考大学。考文科还是理科呢？其实文理科我都喜欢，我当时教书也是教几何、代数和物理，但是师范学的理科课程稍浅了一些，要是考理科的话，就比较吃亏，所以就选择考文科。

我曾经的小学，总是梦见（年摄）

陇西师范同学（5年摄）

7年考大学，报志愿的时候挺有意思，首先就是填哪个学校，因为我是当老师的，当时有个什么政策好像说是必须考师范大学，我心目中比较好的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但我更想上北大，所以在志愿表的“北京”和“大学”中间空了两个字，然后抓阄啊什么的，弄了几次结果都是北京大学，就报北京大学吧，也通过了。第二是报专业，北大当年在甘肃省只有四个专业招生：古典文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济法、考古学。我比较喜欢哲学和历史，但没有专业可报，就只好选择和历史学接近的考古学。

问：您上大学本科以后，当时北大考古学专业的教学对您有什么影响？

北大考古学专业当年的课程主要就是历史学一块、考古学一块。历史学的课程全部都是历史系的老师上，其中不乏名师，受益匪浅。考古这块呢，印象最深的还是《考古学通论》，通论（上）是严文明先生讲，通论（下）是宿白先生讲。严文明先生讲考古学导论、旧石器时代一直到春秋战国，他的讲课深入浅出，清清楚楚，以后重复听还是很有收获。宿白先生从秦汉以后开讲，他的讲课几乎没有一句与课程无关的话，拿着讲义，边说边在黑板上又写又画，速度很快，画图画得非常好。我记得我可以把他说的几乎每个字都记下来，每次课上下来我可以记差不多10页那种小字的笔记，包括很多图。现在很多大学的考古学专业都取消了《考古学通论》这门课程，把它变成中国考古学旧石器部分、新石器部分等，这样不见得更好。应该由知名教授高屋建瓴地讲讲通论，培养兴趣，让学生有个高起点。这两个通论之后，就是一些分段的考古学课程。比如李伯谦老师的课，平易近人，容易听懂。

刚上北大（7年摄）

上本科的时候，考古的课我都认真去听了，一般都坐在比较靠前的位置。但课外花的时间并不多。在北大的时候，我课外阅读的书籍主要还是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也包括金庸等的武侠小说。而且经常去听各种讲座。八十年代正是高校很活跃的时期，大家对各种思潮各种哲学观点都非常关心，对国家的前途也非常关心。我们对选修课也很感兴趣。比如有一门朱青生老师开的选修课叫《西方现代艺术》，他海阔天空地讲，我们信马由缰地听，考试的时候他给我们放康定斯基的作品“红黄蓝”的幻灯片，然后让我们看着画做诗，我的诗首句是“蝴蝶弹着吉他”，得了分。这也是我在上大学以后得的唯一的满分。这样的课程谈不上深入，但对开阔视野胸怀很有益。

问：那大学时候在湖北天门石家河的实习对您有什么影响？您是怎么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产生兴趣的？

大学实习那是在9年下半年，在这之前，我对新石器谈不上什么特别的兴趣，实习是关键。北大那个时候的实习主要就是新石器和商周这两个教研室的老师来带，新石器的实习在湖北天门石家河，八五级和我们八七级学生都是在石家河。石家河考古项目由北大考古系、湖北省考古所、荆州博物馆三家合作，总负责人是严文明先生。当时我们的带队老师是张江凯、赵辉和张弛三位老师。开始我们大家在肖家屋脊一起发掘，发掘出随葬玉器的瓮棺，到了后期，老师把我们五六个男生安排到谭家岭遗址去发掘。在谭家岭发掘出很厚的墙、很粗的柱子，当时也没弄懂怎么会有那么粗的柱子，后来石家河古城发现后才知道谭家岭可能正好是宫殿区。发掘完以后转入室内整理，地点在荆州博物馆。当时的馆长是张绪球老师，也是三家合作方的负责人之一，他对我们的生活照顾得非常好，住宿伙食条件都很好，让我们永远感念。通过实习，我学到了基本的发掘方法和室内整理方法，更重要的是从此与新石器时代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本科毕业做论文的时候，是张江凯老师带我，毕业论文题目就是关于石家河遗址的分期问题。我就根据这两年石家河遗址发掘的学生实习报告进行分期，现在看来那个结论还沾点边。本科阶段我的成绩是班里最高的，因此年毕业的时候系里就推荐我上研究生。因为实习的缘故，我读了严文明先生和张江凯老师指导的新石器考古方向的研究生。

9年湖北天门石家河（谭家岭）实习——这是我挖的第一个房址

问：请您谈谈您硕士期间上课的情况吧。

硕士期间，学习方式发生了大的变化，上课时老师不会再给你系统讲授，而是每节课由一个学生主讲一个选题，然后大家讨论，老师做点评、指导，而且一般是硕士生、博士生一起上。这样主要功夫就要花在课外阅读上。严文明先生给我们开的课程有《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等，严先生的点拨常使人茅塞顿开，我的考古入门真正从那个时候开始。李伯谦老师给我们开的课是《夏商周考古研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说写文章和做研究要考虑周全、自圆其说。当时老师还让我们到中央民院听林耀华先生他们的《民族学》，但是由于一些原因没听成，后来就听了李仰松先生的《民族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的课是夏正楷老师上，听了大概三四次吧，主要讨论第三纪和第四纪分界的问题，然后我就去实习了，回来补考了一下，老师给了93分。我觉得很侥幸，所以记得清楚。外语就去上了一节课，剩下的都自学，看了很多英文的考古方面的书，考试不知怎么第一学期就稀里糊涂的过了。

问：您硕士期间在河南驻马店的实习对您也很重要，能不能谈一谈？到年后半年的时候开始研究生实习，去哪儿呢？正好宋豫秦老师——他当时是邹衡先生的博士生——要发掘驻马店杨庄，所以张江凯老师就安排我到驻马店实习。这次发掘国家文物局没有拨款，是驻马店自筹经费。当时的发掘主要就是宋老师和我管田野，驻马店文管所的所长李亚东管后勤，发掘初期还请了宋豫秦老师在郑大的一些学生来帮忙，他们都已经是河南各地文物考古部门的工作人员，同时还有北大89级博物馆学专业的6位同学参加。虽然我当时只是一个研究生，但宋老师不在的时候我要负责整个工地，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锻炼，受益终生。后来发掘报告中宋老师说我是“副队长”，就是说实际起过这么个作用。另外还跟着宋老师和北大的莫多闻老师等做环境考古调查。

年我和宋豫秦老师在河南驻马店杨庄考古工地

3年上半年我又到驻马店整理发掘材料，分型定式、反复琢磨，我的陶器分期排队的一点功夫主要是那个时候练成的，宋老师也给我很多指导。宋老师在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到附近的小摊上喝胡辣汤、吃野菜饼，日子过得简朴而惬意。同时我一个人还小规模发掘了驻马店党楼遗址，发掘时我住在村子附近田野中一个废弃的放砖坯的小储藏室内，铺层稻草就是床铺，晚上出门满天星斗，空无一人，静听百虫鸣夏，真是十分美好的体验。4年暑期我们又做最后的整理和绘图工作，除宋老师和我外，还有雷兴山和杨新改。总之，这次实习对我的影响深刻而全面，我的很多主要的东西都是在这个阶段打的基础。

问：硕士期间您研究了王湾三期文化，将龙山时代分成了前后期，提出龙山前后期豫南和湖北地区文化的巨变与“禹征三苗”事件有关，请您谈谈那是一个怎么样的研究过程？

我的硕士论文是以驻马店杨庄遗址为基点，做豫东南龙山时代文化研究，当然首先得吃透杨庄遗址的材料。发掘时想多发掘出一些遗物，因此就沿着一条沟挖，其中主要是二里头文化的东西，现在要着手我的毕业论文，感到龙山的材料太少。但幸亏有几个探方还可以，也有叠压打破关系。整理时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下层流行横篮纹，有红陶杯、漏斗形擂钵等，这不是石家河文化遗存啊？而上层流行斜篮纹，有深腹罐、乳足鼎等，应该属于王湾三期文化呀！按一般理解，这里应该是王湾三期文化的地盘，怎么会出现湖北的石家河文化呢？于是我翻检分析了豫西南淅川下王岗等遗址的材料，以及豫南、湖北的所有材料，都有类似情况。甚至石家河文化核心区的肖家屋脊遗址也是这样，张绪球老师也指出过石家河晚期和早中期差别较大。这就是说豫南和湖北的龙山时代是可以明确分成前后期的。我又系统梳理了河南中部的材料，发现王湾三期文化也可以分前后期，只不过变化没有在豫南那么大。

我就想，在正常情况下，文化之间发生交往，还不至于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况且石家河文化曾经那么强大，怎么会一下子变成了河南人的东西？当时我正好对古史这方面感兴趣，在严文明先生指导下也读了顾颉刚、徐旭生、蒙文通等先生的书，读了多遍，对古史有些了解。我想，这现象不正是禹征三苗的表现吗？以前俞伟超先生也从考古上讲禹征三苗，但他指的是二里头文化在江汉地区的出现，那个年代应该是在公元前一千六七百年左右，而我现在说的这个年代大概在公元前两千一二百年，两者相差几百年，不是一回事。但好多人不求甚解，引用的时候把这两个混在一起。

我把以上这些认识综合起来，就形成硕士毕业论文的初稿，有字。拿给严文明先生看，大概是他觉得我的框架太乱，干脆替我拟了一个论文提纲，每条下面还有说明，说这个太枝蔓，那个分期太细，看不明白，等等。我这才知道这样才算写论文！就得紧密围绕题目层层展开，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我按照严先生的提纲修改，形成0字的论文定稿。被删下的字经过修改，就是《王湾三期文化研究》那篇文章，7年发表在《考古学报》上。同时和杨新改一起写的《禹征三苗探索》一文，5年发表在《中原文物》上。禹征三苗的研究成为我研究古史最坚实的基点。

另外，这还涉及另外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夏文化上限的问题：既然是禹征三苗，那就说明发生这个变故的时候，差不多就是禹的时候，禹的年代也差不多就在两千一二百年的时候。我们讨论夏代上限的时候有那么多的观点，又有那么多论述方法，说算算碳十四吧，算算文献年代吧，都有不可靠的一面。而豫南、湖北龙山前后期之交的这次文化巨变，将夏代的上限揭示至明，反正龙山后期基本就是禹了，就是夏代了，至于绝对年代具体是哪年，可以再算。考古学的特长是研究相对年代，而不是绝对年代。

问：但现在学界对古史传说与考古学的对证研究意见很不一致，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的确，现在有一些并没有读过多少古史书的人，对古史研究非议颇多，这真是奇怪得很。我觉得，除非你读的书比王国维的多，研究水平比徐旭生高，否则不要轻易来对古史研究的事从总体上说三道四，最好是就具体问题讨论一下。反正古史研究是我一直以来最感兴趣的，也是我认为最有成绩的。我这方面的论文曾经出过一个集子，叫《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探索》。

从西周甚至更早以来，那么多的文献都是叙述古史，中国人又有那么严谨的史学传统，各种不同来源的史料都互相印证，表明中国应该存在一个有真实历史背景的传说时代，而不是只是神话。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认为这是由人话到神话，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是由神话到人话，这个认识是完全是相反的。正因为是传说，不管口耳相传还是传抄翻译，都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矛盾，或者把后来的东西加进去。那就不能简单的看这个问题。就好像我们看《尚书?尧典》，你说《尧典》这么平易近人，一看就不是尧时候的东西。但它开篇就是“曰若稽古”，谁说是尧时候成书的了？以前说某某书是伪书，但现在出土文献资料不断验证里面的资料，那你怎么解释？一本书哪怕这里面有一两条资料是有价值的，这本书就有价值，不要做那种整体性的推翻。

古史传说直指古代世界，一旦它有几分可靠，那就是和古代世界直接对上话了。那比利用人类学资料、民族志资料等等的要可靠得多。你说美洲土著、云南少数民族如何如何，仰韶文化就如何如何，那只是一种可能性，那些民族志资料只能给你一种启示，其他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但古史不一样，如果《尚书?尧典》基本可靠，尧舜禹大致对应龙山时代，那么许多考古材料就可以得到很“历史”的解释，而不是无尽的推测。

当然，我也不是认为现在古史研究得很好了，其实很不好。首先是总体很不严谨。尤其有些人把古史传说完全当信史，各种材料丝毫不加区分，竟然能算出三皇五帝的生卒年代。其次是很多人不懂考古，对考古学文化谱系一无所知，和古史胡乱比附。三是考古界对古史和考古的对证研究

转载请注明:http://www.linkencar.com/lsyg/232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