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以史学方法研究多民族欧洲的音乐

“我一听到瓦格纳的音乐，就想入侵波兰！”伍迪·艾伦在《曼哈顿神秘谋杀案》中以他的方式描述了哲学家贝尔纳·塞夫（BernardSève）所谓的音乐“令人不安”的特征，即音乐是“激情的文化，这种激情煽动屠杀……”，并轻而易举地为“政治或者宗教压迫服务”。帕斯卡尔·基尼亚尔也在一篇煽动性的小论文中，就音乐如何导致盲从和幼稚化的举止增添了警句。这些思考引出一个更具史学意义的问题，即音乐在束缚民众、酝酿争端和宣扬暴力方面的作用。我们能够不费劲地证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欧洲，音乐在社会和文化领域的爱国动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各民族常常在自己的音乐传统中，在一位伟大的民族作曲家的形象中认出自己。这一现象在19世纪上半叶，在年起义和年革命前后已经比较显著，在年战争和德国、意大利统一后更加突出。在民族诞生的过程中，音乐首次回答了文化的位置问题。音乐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即便不能更透彻地说明问题，也明显地比民族主义与绘画的关系更紧密。音乐召集公众，并充当集会伴奏，传播归属感。它挑战帝国的检查制度，在庆祝独立或占领的仪式上被奏响。它出现在国庆日和盛大的游行活动中。我们难以期待绘画能像这样为集体所应用，即便是忠实反映历史和民族之伟大的作品。绘画不能用在正步行进中。民族主义诗歌中的开创性作品（裴多菲写于年的《民族之歌》）曾在革命日由其作者当众朗诵，芬兰史诗《卡勒瓦拉》曾被集体诵读，而音乐似乎更是阐述和传播民族观的首选方式。在年之前，音乐可以具有某种民族特征，但仍然被看作一门无国界的语言。卡尔·马利亚·冯·韦伯（CarlMariavonWeber）在年凭《自由射手》开创一派德国歌剧，其后被瓦格纳部分地接受并继承；威尔第在欧洲被奉为“音乐界的加里波第”；柏辽兹受到法兰西民族音乐家的礼遇；但是，各民族共有的欧洲音乐文化体系依然存在。虽然捷克人什克劳普、匈牙利人埃克尔已经创作了风格鲜明的民族作品，但在贝尔纳·米歇尔（BernardMichel）所研究的中欧，“波兰王国马佐夫舍的弗雷德里克·肖邦、匈牙利的日耳曼人费伦茨·李斯特仍承袭欧洲一统的传统，直到19世纪下半叶，通过有意取舍，依靠创作捷克、波兰、匈牙利音乐的意愿，才诞生了一些民族乐派”。理论家爱德华·汉斯利克认为：年，音乐表达的仍是一种普遍的美。弗朗索瓦-约瑟夫·费蒂斯在《世界音乐家传记》中汇集了“音乐共和国”的所有代表人物，包括作曲家、在欧洲沙龙和音乐厅巡演的知名演奏家。费伦茨·李斯特既谱写《匈牙利狂想曲》，也根据威尔第的作品改编钢琴曲。弗雷德里克·肖邦既演奏带有波兰民间风格的曲目，也演奏美声风格的乐曲。因为流行的是欧洲时尚，所以音乐也要依赖人人认可的美学标准。自年普法战争爆发起，这种普遍性的音乐观念受到的批评尤其尖锐。色当战役并非对欧洲各国而言都具有特殊意义，但是在整个欧洲，民族问题有了新的表述方式。意大利通过兼并罗马完成了统一大业。俄国的亚历山大二世在19世纪70年代以泛斯拉夫主义的名义，大胆实施积极的对外政策。迪斯累利的帝国主义政策符合英国特性的文化再定义。音乐作品，无论是民间的还是专业作曲家的，无论在大英帝国还是在整个欧洲，都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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