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美俄关系经历了四次重启，但均以失败告终。美俄关系重启的不同阶段背后既有促进关系缓和、又有阻碍关系发展的双重性因素，造成两国关系呈现波浪形起伏和螺旋式下降的冲突性、自发性、矛盾性、局限性和暂时性因素始终存在。冷战结束后美俄虽有改善关系的意愿，却一直没能建立起卓有成效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关系发展一直在重启—失败的怪圈中往复而行，甚至陷入"螺旋式下降"的困境。特朗普上台后，美俄关系虽出现"再重启"迹象，但仍未获得明显提升，也是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美国大选前后及拜登入主白宫后，在新冠疫情持续和中美关系不稳的形势下，美俄在军控、经贸、高科技、太空、反恐等领域存在有限合作的可能，但关系发展模式仍会受到结构性矛盾的限制和影响，很难实现实质性突破。

美俄关系美国俄罗斯重启大国关系

刘莹，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年第3期

本论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新形势下的中俄伙伴关系研究"（ZYKBO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美俄关系是攸关地区和国际安全大局的重要国家间关系。拜登于年1月入主白宫后即对外阐明了对俄态度和政策，强调将以与特朗普政府截然不同的方式强硬对待俄罗斯，捍卫美国利益。与此同时，在疫情导致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迁的形势下，美俄也并未完全关闭对话窗口，拜登与普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已分别通话，表达了交流和合作的意愿;最重要的是，美俄两国间仅存的军控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期协议于2月3日正式生效，条约有效期将延长至年2月5日。以上种种，是否表明美俄关系会在拜登执政期发生一些新的变化?抑或两国会重复以往曾经历的关系起伏，难以摆脱结构性的沉疴?本文总结并分析冷战后美俄关系数次"重启"的路径和逻辑，尝试探讨以下问题∶冷战结束后美俄虽然都有改善关系的意愿，但为何一直没能建立起卓有成效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且关系发展一直在重启—失败的怪圈中往复而行，甚至陷入"螺旋式下降"的困境?美俄关系中到底存在哪些既能促成两国合作但又难以彻底解决的问题?美俄关系在拜登执政期又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理解大国竞合对国际关系格局变迁的影响，同时对分析当前中国外交所面临的挑战也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苏联解体后，美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经济实力、军事能力和国际地位来讲，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已不能再与美国相抗衡;而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来看，两国不再截然对立。但冷战后美俄关系的发展却并不顺利，四次关系重启均以失败告终。美国四任总统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分别与同时期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普京、梅德韦杰夫以一种非线性的继承关系诠释了两国关系发展的路径和逻辑。虽然不同时段关系重启的原因、动力、过程、结果有所不同，但轨迹和结果却有规律可循∶在重要历史契机或领导人推动下关系出现缓和迹象，在某些领域实现一定合作，继而受制于关系结构中的固有矛盾，关系走低，在完成先扬后抑的过程后，为下一次重启作"准备"。

特朗普上台后，美俄关系一度又出现了短暂的"蜜月期"。但因受到国内反俄政治力量和社会舆论的掣肘，特朗普与俄修好的计划并未成功，两国关系反而因"通俄门"事件陷入"新冷战"的阴霾。年上半年，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和中美关系恶化的背景下，特朗普和普京频繁互动，不仅在抗疫方面互相示好，还联手解决石油减产问题，甚至发表了纪念易北河会师75周年的联合声明。拜登胜选后，对美俄关系未来持乐观和消极态度的声音兼而有之。本文在总结美俄关系四次"重启"路径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出现重启—失败循环的内在逻辑，对美俄关系"重启"的困境进行研判。

一"重启"还是"重复"∶美俄关系"重启"的路径

冷战结束后至特朗普执政前，美俄关系共经历了4次重启（见表1）。"两国往往是在经历了一个关系紧张、僵持、相互指责及悲观失望的时期之后，便开始进入一个对话、进步和乐观的时期，周而复始。"这四次重启的背景、过程、结果虽各有不同，但也有一些相似之处。

（一）老布什—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

戈尔巴乔夫年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并开始实施改革后，美苏关系已发生局部重启。借助戈氏"新思维"改革的契机，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于年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对战后美国对苏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华盛顿开始积极与莫斯科发展关系，利用经济援助、政治接触、和平演变等手段，推动苏联实现"自由化"并融入国际社会。叶利钦因在反共和颠覆苏联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而获得华盛顿的赏识。"8·19"事件后，老布什马上发表了谴责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措辞强硬的讲话，随后与叶利钦直接通话，叶利钦表明了希望得到美国支持的意愿。年2月，老布什与叶利钦在戴维营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是有相同价值观念的"伙伴";6月，叶利钦正式访美，双方签署了与军控、投资等有关的一系列双边协议，标志着美俄有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潜力"。但是，这次短暂重启建立在美强俄弱、力量对比不均衡的基础上，美国虽然通过"提供希望行动"（OperationProvideHope）等项目对俄给予援助，但年西方七国领导人峰会承诺的亿美元多边援助计划却并未落实，这让俄罗斯大感失望。实力地位对比差距和对双边关系预期差异的存在，导致美俄关系发展带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和难测性。

（二）克林顿—叶利钦时期

独立后的俄罗斯给了美国践行"民主和平论"的绝佳机会。美国积极支持俄罗斯进行政治和经济转型改革，而叶利钦也以实施"休克疗法"作为争取西方经济援助、与西方进行经济合作的前提条件。克林顿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后，分别于当年4月和年初与叶利钦会晤，双方称美俄关系已经成为"战略性的伙伴关系"。在两国总统不断推动关系升温的同时，美国政府开始采取谨慎、渐进但却坚定的步骤实行北约东扩。对此俄罗斯采取了接受的态度，还于年6月加入了作为东扩过渡步骤的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这种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到年普里马科夫任俄外长时开始转变，不再甘当西方附庸的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波黑和科索沃两场战争尤其体现了两国在安全战略上的摩擦∶在冷战后欧洲安全体系构建过程中，俄罗斯对北约的作用存有矛盾心理，而美国也并非真正愿意接纳俄参与其中。

可以说，美俄关系第二次重启的结束不只源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转变，还与克林顿政府在解决巴尔干地区危机中表现出来的单边主义霸权行径有关，年第二次车臣战争更是进一步激化了两国之间的分歧。这次重启仍然是建立在美俄实力和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上，但此间确立的关系框架为后来两国合作的内容和方式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未解决的问题也一直困扰美俄关系发展。

（三）小布什一普京时期

普京于年上任，次年发生的"9·11"事件为美俄关系重启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普京不仅在恐袭发生后第一个给小布什总统打电话表示慰问，还主动为美国的反恐行动提供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包括允许美军在乌兹别克斯坦（K-2空军基地）和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空军基地）建立军事基地及通过俄罗斯领空向阿富汗前线运送军事人员和物资。俄罗斯不仅与美国共享反恐情报，还关闭了古巴卢尔德的信号监听情报站和位于越南金兰湾的海军基地，以此向美方释放改善关系的积极信号。俄外交决策精英借此主张俄美组成反恐"战略同盟"，以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

与前两次重启相比，此次美俄关系的"蜜月期"十分短暂。虽然两国总统在年首次会晤时均表示要发展建设性、务实的伙伴关系，虽然有俄罗斯在反恐、军控方面的合作以及美国对加快俄入世谈判进程、逐步取消《杰克逊-瓦尼克法案》的承诺，但在普京加强垂直权力体系、俄罗斯外交独立性提高、发展国家经济和谋求国际地位诉求增强等背景下，美俄在军控、导弹防御、北约扩员等问题上的摩擦愈加激烈。俄罗斯为伊朗提供核援助、邀请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访俄等作法令美国非常不满，而美国不顾俄、法、德三国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支持"民主革命"之名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鼓动"颜色革命"的行动也让俄罗斯震怒。最重要的是，普京希望借助参与反恐战争提升俄罗斯对美国和世界的重要性，让西方重视俄方利益和价值，但这个要求并未得到满足。年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抨击美国单边主义和在世界上滥用武力的演说标志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美俄关系第三次重启也最终止步于年的俄格战争。值得注意的是，在普京第二任期后期，曾经亲美的俄罗斯精英阶层对美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俄社会民众的反美情绪也有所上升。这也是导致第三次美俄关系重启失败的原因之一。

（四）奥巴马—梅德韦杰夫时期

年4月，小布什与普京在索契最后一次会晤时通过了《美俄关系战略框架宣言》，明确两国要在促进安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打击全球恐怖主义和战略性经济合作方面开展合作，同时承认双方在导弹防御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为奥巴马—梅德韦杰夫时期美俄合作定下了基调。

美俄关系第四次重启的主动方是美国，且甚为高调。首先，年3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日内瓦象征性地按下标有英俄两种文字的红色"重启"按钮，标志两国致力于改善因俄格战争而恶化的双边关系。其次，在内部就改善美俄关系符合美国国家利益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奥巴马政府主动调整对俄政策，谨慎设定务实目标，积极开展接触政策和二轨外交，加强两国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间的交流，在核裁军、反导、伊核等重大问题上谋求与俄方合作。在此背景下，美俄合作取得突破∶俄罗斯在扩大北方配送网络、签署《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通过制裁伊朗的号决议等问题上积极配合;相应地，美国提出放弃在波兰和捷克设立导弹防御基地的计划、不再急于推动格鲁吉亚加入北约、调整对乌克兰政策，以此减缓对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挤压。年7月奥巴马首次访俄时，双方甚至落实了设立共享导弹发射联合预警中心的目标。

在获得丰富合作成果的同时，美俄关系仍难摆脱痼疾。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前后，"阿拉伯之春"、俄国内"倒普"风波、斯诺登事件、《马格尼茨基法案》和《季马·雅科夫列夫法案》出台等事件再次凸显了美俄在民主发展问题上的观念差异、利益冲突和战略矛盾，第四次重启宣告终结。乌克兰危机引发了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制裁与反制裁的斗争，美俄关系也跌入了冷战结束后的最低谷。此次重启失败再次反映了俄罗斯在东西方之间摇摆、与西方关系从"解冻"到"冰冻"反复变化的特点，也"折射出美俄矛盾正在加速从外源性向内生性转变"。

分时段来看，苏联解体前后美（苏）俄关系的局部重启是预热阶段，双方在军控谈判等领域取得的合作成果开启了关系发展的新局面，两国实力地位不对等和美对俄经济援助不力是重启"流产"的主要原因。克林顿—叶利钦时期奠定了美俄关系发展的总基调，其间遗留的问题也基本是两国关系结构中的固有矛盾。小布什—普京和奥巴马—梅德韦杰夫两个时期相比，俄、美分别做了重启的主动方，第一个时期两国关系"蜜月期"最短，分歧矛盾较多;第二个时期美俄之间互动面扩大，重启成果丰厚。总的来看，苏联解体后，美俄关系既有改善、重启的内外需求动力，也有结构性矛盾形成的阻碍，两方面因素糅杂在一起，形成了美俄关系经历数次重启—失败、重复这种循环的内在逻辑。

二、"全面"还是"有限"的伙伴关系?——美俄关系"重启"的逻辑

美俄关系经历数次重启，但都有始无终，最终难破失败的旧局。这说明两国之间既有改善和发展关系的切实需求，又受到关系结构中固有矛盾的束缚;一些具有连续性的问题，如军控、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导弹防御、独联体国家、欧洲—大西洋安全体系、中东政策、俄罗斯国内形势等始终是困扰两国历届政府的难题。以下列出的三方面因素体现了美俄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也是导致美俄关系不断在重启—失败循环中反复的原因——在推动关系重启的同时也成为抑制关系发展的阻碍。正是因为冲突性、自发性、矛盾性、局限性和暂时性的特点，使得美俄关系发展呈现出多变性和不确定性。

（一）体制和意识形态因素

俄罗斯独立后建立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美俄在体制和意识形态领域不再呈对立之势——这是美俄发展关系的重要前提。但随着俄罗斯的发展道路逐渐与西方的预期相偏离，特别是在普京主政时期出现了"可控民主"和"主权民主"模式后，体制和意识形态因素再次成为美俄关系发展的阻碍，冲突性是造成重启屡次失败的主因之一。

一方面，美国有意通过改善关系影响俄罗斯的体制转型进程，以达到弱化俄罗斯并对其进行改造的目标。例如，老布什和克林顿都积极支持叶利钦在俄罗斯国内大搞政治和经济改革，其真正目的是推动俄罗斯民主变革，使之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样建立起来的所谓"战略性伙伴关系"从一开始就是片面和不完善的，双方的政治利益只是暂时一致。另一方面，受政治文化路径依赖的影响，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和外交决策机制有别于西方，美俄两国在体制和价值观上的差异逐渐在关系磨合过程中凸显出来，最终导致互信阙如、合作受限、重启失败。究其原因，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深受民主和平理论的影响，美国认为民主化更为彻底的俄罗斯不会再对西方构成威胁，这也成为美国干涉他国内政、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主要依据。而21世纪的俄罗斯发展战略受"普京主义"主导，带有权威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保守色彩，与美国对俄政策定位截然对立，这也成为普京上台后美俄矛盾增多的主要原因。

另外，美俄两国政府在相关政策制定上还存在内部矛盾。美国国会一直对与俄合作持怀疑态度，是否将改善两国关系与俄国内政治挂钩是两派争论的焦点;以经济人士为代表的主和派认为与俄合作符合美国的利益，但受到冷战思想影响的安全部门却对此心存疑虑。在某些历史节点，国会立法程序还会成为阻挠美俄关系改善的绊脚石。例如，克林顿执政期，国会因对美俄关系正常化存疑而迟迟不取消《杰克逊-瓦尼克法案》;奥巴马时期，国会又将废除这一法案与是否给予俄罗斯"永久性正常贸易国地位"及通过《马格尼茨基法案》挂起钩来，对美俄发展经贸联系造成了阻碍。特朗普与俄改善关系的主动性也受到了国会的掣肘。俄罗斯也有相似之处∶混合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产阶级和经济精英渴望摆脱冷战思维桎梏，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企业界在能源、金融、高科技领域甚至是公民社会层面加强合作，但俄安全部门和外交决策层却对国外势力渗透十分警惕，这也导致精英内部有发生分裂的可能。

由此可见，体制和意识形态因素在为美俄重启关系创造可能性的同时，又成为了双方继续深化合作道路上的阻碍。这体现了美国对俄政策的"矛盾的统一"和两国意识形态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之间的角力。

（二）领导人因素

美俄关系重启是两国外交决策的一种结果，而后者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主体间认知差异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作为国家最高外交决策者，美俄总统在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正是因为有主体间认知差异的存在，领导人因素的自发性决定了其作用的双重性——既有可能推动关系重启，也有可能导致关系破裂。

年老布什担任美国副总统时，就已经开始与戈尔巴乔夫对话并建立起个人联系。在两人的合力推动下，年7月美苏签署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同年8月，布什谴责加速苏联解体的政变企图，警告"自杀性民族主义"，其讲话被美媒讽刺为"基辅鸡"，但却赢得了戈尔巴乔夫称其为"真正的伙伴"的赞赏。克林顿和叶利钦则奠定了美俄关系中领导人发挥主动作用的基础。两位总统在任期间共会晤了7次之多，二人良好的私人关系推动了同时期美俄关系的快速发展⑤。在叶利钦政权面临威胁的年"十月事件"和年总统大选中，克林顿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小布什和普京执政初期，两人在"9·11"后的通话和克劳福德农场会晤中建立起来的私人关系带动了美俄外长和防长间的频繁互动，"战略稳定小组"和"美俄能源对话"机制的建立也见证了这种互动的成效;小布什年与普京首会后赞赏俄罗斯总统的过于个人化的表达甚至招致了很大非议⑥。但是，短暂的关系升温最终不敌因两位领导人主体间认知差异带来的价值观和执政理念的分歧。有意思的是，梅德韦杰夫与奥巴马似乎是在"无差异"的基础上以个人之力推动美俄关系再次重启。二人同为法律专业人士，都主张摒弃冷战对峙，力求在两个核大国间建立一种基于经贸往来、高科技发展、公民社会交流的新型关系。年6月梅德韦杰夫访美，他在硅谷与企业家会谈、开通"推特"账号及与奥巴马在快餐店举行轻松愉快的"汉堡峰会"都成为这一时期美俄友好的美谈。但这种和谐很快因俄总统易人而终结，普京与奥巴马关系不睦成为第四次重启失败的重要因素。不难看出，领导人可以是关系建构的重要因素，但以此推动关系发展并非是一种长久可靠的模式。依靠领导人因素发展关系也暴露了美俄关系缺乏制度性保障的问题。

（三）安全问题因素

战略安全是影响美俄关系的核心问题，美俄两国在欧洲—大西洋安全体系构建、军控谈判、防核扩散、反恐问题上都曾有过合作，但这并不能消解两国在安全观念和战略部署上的分歧和摩擦，安全问题因素的矛盾性、局限性和暂时性使美俄关系重启不断重复失败的结局。

1.欧洲—大西洋安全体系构建

受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俄罗斯对自身在欧亚地区的身份认同一直存在矛盾心态，而这种矛盾性也体现在冷战后俄罗斯与美国及其盟友构建新欧洲安全体系的过程中。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由改革派积极主张本国融入西方的经济和安全体系，但对美国主导的北约心存疑虑——既视其为安全对手，又认为北约是俄保持与西方关系的重要多边机制渠道。在构建欧洲安全框架的问题上，美国及其盟友的立场也有自相矛盾之处——既希望接纳中东欧国家融入西方安全体系以保证欧洲—大西洋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又想打消俄罗斯的顾虑，让其参与欧洲安全机制建设。这种双重矛盾性直接影响了美俄关系的重启进程。

克林顿—叶利钦时期，为了加强俄罗斯与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美国启动俄入世谈判，并让俄加入G7;俄罗斯则于年和年先后与欧盟签署伙伴关系协定并加入欧洲委员会，欧盟随后推出对俄行动计划，叶利钦还表示俄愿意加入欧盟。安全机制构建方面，北约于年初推出"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启动扩张进程，美国以此赋予北约新的政治使命。在此过程中，以北约为中心的安全机制始终将俄罗斯和欧安组织置于次要之位，俄与欧洲—大西洋体系中的主要机构只保持着有限的关系。年成立的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只是一个对话和磋商机制，俄罗斯拥有发言权;直到年5月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取而代之，俄才获得决策权，但仍不享有否决权。实际上，年北约接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正式入盟引发俄罗斯强烈不满之前，美俄关系已经因科索沃战争跌至苏联解体后的最低点，这一次关系重启也因此终结。

奥巴马—梅德韦杰夫时期，因俄格战争中断的俄罗斯与北约间的联系得以部分恢复，双方还在禁毒、反恐等领域展开合作;美国为安抚俄罗斯提出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分阶段适应性"计划，还曾试图创立俄罗斯—北约联合防御体系，但无果而终。俄罗斯要求就建立新的欧洲安全框架进行谈判，于年提出《欧洲安全条约》草案，但美国以欧安组织和北约—俄罗斯理事会足以承担相应职责为由加以拒绝。

总的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与美国主导的北约关系经历了从战略忽视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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