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苏联解体，至今仍在以各种方式，或多或少、间接直接撬动欧亚大陆敏感的地缘政治神经。本文力图从个人（戈尔巴乔夫）、国家（苏联）和国际体制三个维度，审视那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的偶然与必然，评判政治精英的沉浮，以及国际体制转型的震荡。作为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冷战体系终结和帝国解体中负有主要责任，直接导致了苏联体制的瘫痪和瓦解，尽管这并非戈氏本意，也完全超出西方预想。相对于戈氏面对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采取的激进和天真的改革举措，中国一直在探索和优化执政党、国家机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同机制和不同的排列组合;以开放姿态，渐进改革，灵活务实，使体制"立新"的速度和质量，远超改造、破除旧机制的进程。在国际层面，苏联解体而导致的单极世界并未"终结"历史，而是开启了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盛极而衰的过程。面对中国历史性的崛起，新一轮大国博弈已见端倪。

苏联解体国际秩序俄美关系俄罗斯与西方关系

作者简介：于滨，美国威登堡大学（Wittenberg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基地重大项目承担人。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21世纪的国际格局与中俄关系∶传统、现代与未来"（项目批准号∶16JJDGJWO02）的研究成果。

来源：俄罗斯研究年第三期

苏联解体20周年时，普京有言∶"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就是没有良心。试图恢复过去的苏联，就是没有头脑。"又过了10年，苏联作为一个曾经的理想和意识形态，一个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品，一个几乎支配了整个20世纪国际风云的庞大国家，她的苦难与辉煌、希望与失望、欢乐与悲哀，如今不过是一些特定的历史符号，且渐行渐远。

往事不可追，未来不可及。21世纪西方最关心的问题，已经不是普京所说的"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KpymeimareononmrnueckakaracrpoφaXXBeka），而是主导世界四分之三个世纪的"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InternationalOrder，LIO）能否存续的问题。"历史终结论"本身已经终结，未来却充满极大变数。

本文力图从个人（戈尔巴乔夫）、国家（苏联）和国际体制三个层面，审视戈氏短暂但却足以改变世界的政治生涯，苏联解体的偶然与必然，以及伴随苏联崛起和败落的两极体制本身的利害得失。

一、戈尔巴乔夫∶"未盖棺，已定论"?

年3月初，世界仍笼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阴影之中，对30年前的苏联解体之追忆却不期而至。原因很简单，年3月2日是戈尔巴乔夫90寿辰。戈氏作为苏联最后一任国家领导人，在任期间亲历了苏联超级强国的历史性改革和解体。如今，苏联解体余波尚存，不仅欧亚大陆碎片化仍在继续，戈氏和当年众多政治人物所憧憬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也已危机四伏，甚至在新冠肺炎疫情以前就难以为继。唯一不变的，却是人们对戈氏改革和苏联解体看法的巨大反差。

一方面，西方仍高度评价戈氏及其改革。美国总统拜登在给戈尔巴乔夫的生日贺电中，称赞他"对自由的承诺和勇敢做出了艰难而又必要的决定，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并继续成为激情的源泉"。戈尔巴乔夫在任期间，其政策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年的两德统一。德国总理默克尔为此再次感谢戈氏"为和平克服冷战和完成德国统一做出的奉献"。

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内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看法仍以负面为主。戈氏90岁生日当天对塔斯社说，他当年的改革在俄罗斯仍是"众矢之的"。皮尤（Pew）近年来数次民调数据表明，大部分俄罗斯人（三分之二左右）都认为苏联解体是件坏事，而35岁以上年龄段的人对苏联垮台持负面看法的更占到78%。即便是在18-35岁对苏联没有直接经历的人群中，仍有半数人认为苏联解体是坏事。年的另一项民调显示，只有5%的俄罗斯人仍然赞同戈尔巴乔夫当年的改革。

30年已过，俄罗斯国内外对戈氏评价的反差依然巨大。一国最高领导人，在国外被高度赞扬，在国内却被人们摒弃，如此内外有别，且.30年如一日，世界史上绝无仅有。

西方对戈尔巴乔夫的敬重，不仅仅是出于礼仪（戈氏是终结冷战一代领导人中唯一在世者），更是基于利益。其实，戈氏"新思维"的最初着力点是外交。他在年就任苏共总书记当年，就在11月与美国总统里根在日内瓦会面。一年后两人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再度晤面，戈氏提出大规模削减战略核武器的建议，美方为之震惊。次年美苏达成历史性的中导协议，解除了笼罩在欧洲上空的核威胁。⑧此后，戈氏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自东欧、阿富汗撤军，促成两德统一，对东欧剧变网开一面。戈氏一系列外交大手笔，令人目不暇接，在西方形成一股强劲的"戈尔巴热"（Gorbamania），以至刚刚上任的美国老布什总统相形见绌。布什身边的人透露，戈尔巴乔夫的头像天天上头版头条，布什为此火冒三丈。为了给席卷西方的"戈尔巴热"降温，老布什政府甚至以种种方式，包括发布假新闻，以迟滞和干扰其前任（里根）与苏方达成的各项协议的执行。

由此可见，戈氏改革节奏和力度大大出乎西方意料，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单方让利，不求对等。然而惊喜之余，美国和西方对戈氏的善意和天真，充其量是积极推导、适当规范，但不会允许苏方喧宾夺主。苏联领导人在西方走红后，戈氏的处境其实非常尴尬。

30年后，戈尔巴乔夫承认其当年的政策"有误"，也意识到有人批评自己"过于相信"他人。当年西方政要私下对戈氏多次表示，北约不会东扩，后来都不认账。戈氏后来意识到西方口惠而实不至，然而为时晚矣。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误判，韩克敌在苏联解体20周年的一段论述非常到位∶

美国的利益和苏联的利益有交集的地方，这一方面，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这是他比其他苏联领导人高明的地方。但是，美国利益和苏联利益根本不一致的地方，戈尔巴乔夫没有看到，或者说是看到了但天真地不愿意承认。而这种根本利益的不一致，不会因为苏联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不会因为苏联领导人世界观的变化而变化，不会因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内政方面，苏联解体后，戈氏对其政绩的反思相当矛盾。一方面，他仍坚持认为尽管有些举措失当，但改革的大方向正确，而且政治改革必须先于经济改革。与此同时，他又多次表示联盟应该保留。对此，笔者不怀疑戈氏保留联盟的意愿。苏联解体10年后戈氏访问美国，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演讲中，与主办方的意愿相反，他坚持认为苏联解体是一个错误，当时的场面相当尴尬。尽管如此，戈氏政策实施的结果，却是打压维护联盟的爱国派，纵容亲西方的自由派，而最终两方面都不待见。当时的苏联政坛党派林立，乱作一团，而人们的共识则是，"我们需要先摆脱戈尔巴乔夫，然后再重新洗牌。

作为苏联帝国和冷战体系的终结者，戈氏内外政策引发的剧烈震荡，最终吞噬了戈氏本人。"当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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