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文林（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美国对中国的敌意越来越强烈，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近期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动作频频。纠集日法澳，在日本附近海域进行四国联合军演，英遣航母战斗群向亚太地区进发,准备进入南海。中欧投资协定在欧洲议会被“冻结”，以及此前对新疆棉发难等众多动作，拜登政府短短数月时间，纠集全球性力量形成“对华包围圈”。随着工业资本主义转向金融资本主义,美国变得更加好战,“混合战争”成为美国对外战争的新方式，并逐渐形成“全政府—全社会”的对华战略,妄图打乱中国发展的进程。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人类社会的永恒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历史有多长,战争历史就有多长。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战争的方式与特点存在代际差异。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格局、国际经济格局、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文明交往模式均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百年之变绝非线性发展过程,而是暗流涌动、矛盾迭出的波浪式前进过程。和平与发展仍是大势所趋,但战争与冲突从未远去。

资本积累成为策动战争的主要驱动力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实现资本积累是超越一切的最高目标。在此情况下,策动战争的经济动因,日渐从农耕或游牧时代的侵占土地、掠夺人口和财富,转向谋求资本积累最大化。对外战争为经济扩张铺路,战争是投入,经济是产出,市场决定战争,战场创造市场,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战争与经济的关系。

从历史看,资本扩张与发动战争几乎就是“孪生兄弟”。战争是欧洲列强攫取财富、实现经济扩张的惯用手法。在工业化过程中,英国依靠的就是“战争—贸易”循环往复的“战争经济学”。—年自由竞争时期,英国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是反对殖民政策的。到19世纪末,英国的头面人物都公开鼓吹帝国主义。桑巴特在其《战争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在14—15世纪,英国与法国争斗了年,16世纪,欧洲只有25年的太平时光,17世纪时只有21年太平时光。也就是说,在这年里就有年处于战乱。

从年到年的年中,荷兰有年在打仗。另有统计表明,从年到年,英国人一共打了30场殖民地战争。在这段时期,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至少打了场战争。

在这个“战争—贸易”两轮驱动的世界体系中,战争手段被用来推进贸易,赚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再用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战争。为维持这个成本巨大的循环体系运转,就需要美洲的黄金白银(当时的世界货币)、非洲的奴隶(廉价劳动力),以及东方的香料、茶叶、丝绸、棉布、陶瓷和一系列先进手工业技术,由此打造出一个船坚炮利攻占下的巨大世界市场。这个市场的“规则”由欧洲列强制定,利润由欧洲列强瓜分。它们将从美洲掠夺来的黄金白银在亚洲换取手工制品,再运回欧洲赚钱。它们也将欧洲生产的纺织品拿去非洲换取奴隶,将奴隶运到美洲去种植甘蔗和其他经济作物,再将经济作物运回欧洲赚取利润。

与殖民主义时期的英国相比,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美国谋求霸权的方式更加隐蔽,但好战本性丝毫没有减弱。美国战略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对其自身文明的盲目优越感,以及从骨子里对非西方文明的鄙视。由此,美国在对有色人种发动战争时,几乎没有任何道德负疚感。大卫·哈维曾指出:“美国是一个极度宣扬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崇尚竞争的个人主义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如果不能对多元主义和个人等社会力量进行有效控制的话,将会导致民主长期不稳定和出现问题。”而美国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持续对外发动战争,通过损害其他国家来增加国内政局稳定和国民凝聚力。由于战火绝大多数是在别国进行,因而美国人感受最多的是战争带来的收益。在美国人眼里,战争就像做生意,尽可能做到稳赚不赔,产生“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局面。

从历史角度看,美国的建国史就是伴随着军事扩张和种族屠杀的历史。有统计称,美国从年建国年来,有年的时间都处在战争状态。还有统计称,自年独立以来,美国参与了53场军事入侵行动。不管按哪种算法,“把美国人视为和平主义者是个幻想,他们是而且一直是历史上最暴力的国家之一”。尤其是二战后,随着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对外军事干涉日益增多。在越南,美国共投下万枚炸弹,是二战期间在欧洲和亚洲投射炸弹总数的两倍。

年的海湾战争使美国彻底摆脱了“越战后遗症”,此后,其越来越频繁发动或参与对外战争:年牵头发动科索沃战争,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年参与利比亚战争。可以说,美国的建国史和对外扩张过程,就是一段暴力和战争相互交织的历史。有统计表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到处进行军事干预,共对37个国家的0万至万人的死亡直接负责。

美国持续发动战争,同样是为资本扩张服务。对美国人来说,战争更多意味着“有利可图的生意”,而不是生灵涂炭的人类灾难。这使美国显得尤为好战。纵贯整个20世纪,直到21世纪初,美国一直不断地动用其军事力量以及情报系统,来颠覆那些拒绝维护美国利益的政府。美国干涉别国,在很多情况下,主要出于经济原因———特别是要巩固扩张、扩大、保护美国人在世界各地不受干扰地从事商业活动的强权。

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列强更加好战

当今,西方大国日趋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转向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年,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衍生品交易量微乎其微,到7年末,清偿利率衍生品合同的名义本金高达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9倍。过去40年来,全球实体经济增长4倍,但基础货币增长倍,全球流动性金融资产与全球GDP之比,年为%,年为%,5年为%,年为%。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世界排名前50位的企业中,有45家企业来自金融业。金融资本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日趋占据主导地位。

金融资本本身并不创造财富,而是凭借对资本的占有,参与瓜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金融资本过度膨胀,意味着由1%~2%的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价值,要由%的资本来瓜分,由此使平均利润率被金融泡沫急剧摊薄,乃至趋近于零。可以说,金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虚胖和浮肿”的表现,也是国家走下坡路、资本主义“进入秋天”的征兆。

相比于工业资本,金融资本更喜欢制造战乱。工业资本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吸纳大量就业,而且工业资本获利要经历采购原料、加工生产、销售产品等诸多环节,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只有资本扩张受阻才会动用武力(如鸦片战争)。相比之下,金融资本牟利不完全依托实体经济,它主要通过“贱买贵卖”“低买高卖”实现盈利。因此,世界局势保持相当程度的动荡与混乱,资本价值变动剧烈,金融资本就有机会浑水摸鱼,从中渔利。

就此而言,金融资本及其控制下的国家,主要通过制造和操控危机的方式,引发金融市场的可控波动和资本的定向流动。金融资本比工业资本更喜欢制造动荡,通过战争等破坏性手段攫取超额利润。

具体地说,金融资本牟利主要借助两大方式。一种方式是进行层出不穷的金融炒作和不断制造推出金融衍生品,由此日渐演变为“空手套白狼”的“赌场资本主义”。大到汇率、房地产、粮食和石油等大宗商品,小到普洱茶、大蒜、绿豆等普通商品,都可能成为金融资本的炒作对象。然而,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炒作和“金融创新”,最终将导致金融泡沫越来越大,直至最后破裂。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制造灾难”实现国家间财富的再分配。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宣扬的经济策略就是:“等待一个大危机,然后趁着遭受打击的人民茫无头绪之际,把国家资产一块块变卖给个人,并且迅速让‘改革’永久化。”这种靠制造灾难掠夺财富的生财之道,也被称为“灾难资本主义”,即通过制造灾难来获取财富,发战争财、国难财。

美国曾长期占据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的位置。—年间,美国金融业规模占GDP的比重从14%增加到21%,而制造业占比则从27%下降到11%,贸易占比则从17%下降到12%。与此同时,金融业的利润从17%增加到30%,制造业的利润则从49%降至17%,缩减了近三分之二。—0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每小时GDP)年均增速不到1%,这仅仅是前一个世纪均值的三分之一。另有统计表明,—年间,美国GDP增长了63倍,其中制造业增长30倍,金融业增长了倍。

经济金融化是“资本主义的秋天”,蕴含着比工业资本主义更大、更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转向脆弱的金融结构,经济金融化将产生更多危机。他将这种金融化过程分为依次递进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相对健康的“套利金融”;第二阶段是更具风险的“投机金融”;第三阶段是灾难性的“庞氏骗局”。

随着美国经济日趋金融化,美国对外政策变得越来越好战。

首先,维护美元霸权体系离不开军事手段。美国金融霸权的核心是美元霸权。美元霸权本质上是一种信用霸权,一旦世界其他国家拒绝认可和使用美元,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将被极大地削弱。因此,军事手段成为维持美元霸权的重要工具。金融战争是最高级别的地缘政治武器。冷战后美国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如科索沃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多少都带有金融战争的性质。

其次,维系“债务经济”使美国热衷于制造战乱。年,美国公共债务只有亿美元,2年就达到3.2万亿美元。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实现“经济繁荣”,更多是一种“钱生钱”的货币再生产。据美国著名学者安德森·维金推算,美国每获得1美元GDP,必须借助5美元以上的新债务。美国要想维系其经济繁荣,每天至少需要流入20亿美元。资本天性喜欢“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场所。换言之,只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比美国更加动荡与混乱时,巨额资本才会乖乖地回流美国,用以支撑美国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美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喜欢打仗,其动武动机甚至不再是工业资本时期的扩大市场、寻找原材料,而是通过使其他国家或地区陷入动荡的办法,迫使世界资本回流美国,确保美国的经济繁荣。

美国这种基于金融霸权的战争逻辑,彻底颠覆了传统国际经济体系的行为逻辑。对美国来说,“灾难资本主义体系足以媲美新兴市场和20世纪90年代信息科技业的繁荣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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