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核大国之间的战争，消灭敌人、迫敌无力抵抗的歼灭战，必将导致两败俱亡、世界毁灭，打不得；威慑敌人、迫敌无心抵抗的威慑战，相互吓不倒；瘫痪敌人、迫敌无法抵抗的瘫痪战，成为政治斗争最后手段战争的唯一选择。

全球化时代的新型疫情，虽然死亡率不是太高，但只要疫苗没有上市，其波及的范围之广、对全球经济损害之大，远非人类史上各种疫情可比。严控疫情必将瘫痪经济，经济优先必将导致大量人员死亡和社会恐惧，对各国治理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如同抵抗敌国的瘫痪战一样，综合国力强弱固然是重要基础，但能否发挥作用却是关键所在，否则再强大的综合实力也会被现代战争和疫情所瘫痪。

随着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国家各层级、各系统和广大人们，已经通过互联互通形成一个相对联系紧密的整体，成为高度意义上的“一个人”。无论是抗击敌国的瘫痪战，还是抵御病毒的抗疫战，都是一场涉及每个国人、需要人人参与的人民战争。国家结构决定国家功能。虽然目前世界抗疫远未结束，但对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突出代表的中美两国抗疫现状，已经可以看到中国体制展现出打赢瘫痪战的巨大优势。

领导集团意志坚定、反应敏锐。国家领导集团作为国家的大脑，只有思想统一、意志坚定，才能快速反映、果断决策，否则国家实力再强大也会因反映迟钝而被动挨打。从执政理念看，中国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奉行生命至上、不惜代价抗击疫情、挽救生命的抗疫理念；美国则优先考虑经济与选票、不惜牺牲弱势群体生命。从决策机制看，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抗疫决策充分尊重和采纳防疫专家意见，采取控制疫情再逐步重启经济的策略，使得中国率先走出疫情困扰和恢复经济；美国实行的是总统负责制，特朗普固执己见不尊重和采纳防疫专家意见，采取优先保经济、随着疫情严重逐步严控的策略，不仅导致美国深陷世界疫情震中难以脱身，经济也受到严重损失。从决策环境看，中国决策层不受利益集团影响可以心无傍顾、决策果断，专家建议的次日即做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武汉封城、全国严控的决策，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美国总统受身后利益集团影响和在野党、国会等各种势力掣肘，决策迟缓错过了防疫最佳时机，导致疫情在全国各洲蔓延。为什么病毒敌情明、准备时间长、综合国力强的美国，其抗疫成绩比敌情不明、仓促应战、实力稍弱的中国差距巨大呢？核心原因就在领导集团应对疫情的意志是否坚定、反映是否敏锐。国与国之间瘫痪战，正如两个人比武一样，如果头脑反映迟钝，综合实力再强大也难以打赢。

国家机器上下协调、执行到位。国家反瘫痪、抗疫情，如同一个高度意义上的“一个人”一样，只有身体机能健康才能充分发挥国家的潜在能力。从纵向结构看，中国从中央到基层均实行一党制，国家机器从中央到街道（村）运行顺畅，可确保中央决策执行到末端；美国中央与地方均实行多党制，上下难以贯通，不仅中央、洲、市县各级政府抗疫策略时常矛盾，而且还由于街道（村）一级没有政府机构，各级的决策难以有效执行到位。从横向结构看，中国一党执政可以组织调动全国力量，形成一省帮湖北一市，形成一方有难、八方驰援的抗疫格局；美国各级多党执政，中央统筹协调组织全国抗疫困难重重，各洲、市县大多是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抗疫大局。从中央权威看，中国一党执政中央具有绝对权威，可以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于抗疫主战场武汉，确保武汉保卫战的胜利；而美国中央政府既没有绝对权威，在有限的国家储备抗疫物资分配上还有党派私心，不仅对疫情最严重的纽约支持不够，还发生了中央政府与各洲政府争夺进口防疫物资的闹剧。中美疫情爆发之初，武汉的疫情比纽约还要严重，中国之所以迅速控制了疫情蔓延、打赢了武汉保卫战，美国之所以全国疫情爆发、纽约感染死亡惨重，除了两国政府中央决策不同外，不能不说国家机器是否上下协调、执行到位是主要原因。国与国之间的瘫痪战，综合实力强弱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却是能够有效发挥。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军队人员装备损失均不到5%，按照传统战争不可能战败，但国家整体上已经被美欧联军瘫痪，只能屈辱接受城下盟。

广大人民保持一致、行动自觉。无论是国家之间的瘫痪战，还是与病毒斗争的抗疫战，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必须全员广泛参与、步调一致方能取得胜利。从政党利益看，中国执政党奉行为民执政，面对疫情首先考虑的是人民生命重天于泰山，抗疫政策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同与支持；美国执政党虽然口头上是为全体选民服务，但实质却必须要为支持其当政的利益财团服务，宁可牺牲弱势群体也要确保经济的抗疫政策，在感染与死亡人数不断增涨的血的事实面前，必将遭到越来越多人民的反对。从民意共识看，中国一党执政、且政党利益与人民利益一致，即使是武汉抗疫早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遭到许多民众的指责与批评，但随着中央抗疫决策迅速实施，广大人民响应中央号召，或是积极奔赴一线抗疫、或是自觉宅在家中防疫，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疫格局；美国多党执政，各政党均有自己相对固定的支持群体，既难以形成万众一心抗疫的局面，还容易导致抗疫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从组织人民看，中国从中央到基层，均有各级党政机构负责组织与发挥人民全力抗疫情，极少数违反政府抗疫规定人员的违规违法行为，也将遭到各级党政组织、群众组织的劝告与管束，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谴责，全民抗疫行动比较统一；美国既缺乏中国这样的基层组织，还因为各级政府抗疫政策相互矛盾，全民统一抗疫局面形成困难。

经济基础自给自足、刚需可靠。瘫痪一个自然人与瘫痪一个国家一样，切断外部联系、迫其孤立无援是客观基础。社会主义追求人民幸福、资本主义追求高额利润的性质特征，决定了国家抗击瘫痪的物质基础不同。从产业结构看，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处于外部经济封锁下，立足国家安全和人民基本生活需求，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坚持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有了飞速发展，不仅成为世界工业大小门类最为完整的唯一国家，而且在军工、钢铁、粮食、教育、医疗、铁路、航空等影响国家安全和人民基本生活需求领域，国有企事业成为行业支柱；美国虽然是世界经济、科技、医疗最强大的国家，但由于绝大部分企业为私营经济，在资本追逐高额利润的作用下国家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口罩等抗疫基本物资严重依赖进口，甚至还发生了美国与他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争夺抗疫物资的闹剧。从政府管控看，中国虽然也实行市场经济，但通过管控国有企事业来管控国家经济活动的能力比较强，有利于国家在应对战争和疫情等情况下，调度、协调国有和私有经济体形成强大合力，不仅较快解决了武汉和国内防疫物资紧缺问题，还大量出口支援世界各国抗疫；美国实行联邦制，难以在全国范围调剂抗疫物资，私营经济占绝大多数，中央政府对具体企业的管控手段有限，即便依据国防动员法下达行政命令，企业的转产步伐也比较迟缓。从社会责任看，中国主要行业起支撑作用的国有企业，在关键时期为承担社会责任可以亏本运营，社会环境也有利于促进私营企业承担部分社会责任，极少数囤积紧缺物资、哄抬物价的行为露头就打；美国国有经济数量少，难以承担应急情况下繁重的社会责任，即使通过战争状态法规迫使私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也会因企业主考虑经济效益影响保障能力。虽然医院全力救治新冠病人，在病人众多、医护人员缺乏的情况下，美国仍有4医院解聘。

中国目前虽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在抗击重大疫情瘫痪的战争中所展示的巨大优势，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同时具备的。这也是世界目前尚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抗疫成绩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好得多的根本原因。在人类战争已经进入瘫痪战时代的今天，在世界抗疫仍在进行的当下，中国的成功抗疫，已经向世界各国展现出打赢现代战争的巨大体制优势，这也是一切胆敢通过战争打垮中国的敌人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