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英美“特殊关系”缘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经冷战和后冷战时期，目前已处于名存实亡状态。英美“特殊关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特例，造就英美“特殊关系”的根本性条件是美英之间曾存在过“特殊”的利害关联以及特定的国际政治背景，英美之间的种族、血缘、语言、文化关系甚至价值观关联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则在其次。随着英美之间这些构成“特殊关系”的利益基础和战略关联不断淡化、消失，以及相关国际背景的变化，英美“特殊关系”寿终正寝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文章来源：《美国研究》年第4期

作者：林利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有关英美“特殊关系”的特殊性、其本质内涵及兴衰变化以及其前景的讨论，一直为国际战略界、学界瞩目。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年的马岛战争、年的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战争以及布莱尔时期的英美互动，都曾引发国际战略界、学界有关美英“特殊关系”内涵、实质及其前景的讨论、争论。 一轮讨论则缘起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对英举措与政策。本文拟以探讨英美“特殊关系”所赖以形成的特定历史条件为突破口，分析英美“特殊关系”的历史、现状、所由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其本质以及其前景。英美“特殊关系”由盛而衰、并步入名存实亡有其内在必然性。

一、英美“特殊关系:特殊在何处?

一般认为，最早使用“特殊关系”(specialrelationship)这一术语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美关系状态与特点的人是英国已故首相丘吉尔。年3月，丘吉尔由美国总统杜鲁门陪同，在美国小城富尔顿发表题为“和平砥柱”(SinewsofPeace)的演说，正式提出了英美“特殊关系”这一概念，并系统提出英美“特殊关系”的基础，一是基于两国间共有的“文化认同”、共同的“历史与价值观”，以及“共同传承”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缘、语言与法律;二是基于共同的战略需求与战时实践，包括共同的安全需求、蔓及全球的共同经济利益需求等;当然还有第三，基于丘吉尔与美国战时总统罗斯福之间结成的、超乎一般人想像的“战友情”。当时已经失去首相宝座的丘吉尔在美国发表的“富尔顿演说”大体解析了当时定义、并得到世人认可的英美“特殊关系”得以形成的特定历史条件和战略背景，既有虚，也有实。其中，所谓共有的“文化认同”、共同的“历史与价值观”、共同传承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缘、语言与法律以及丘吉尔与罗斯福之间的“战友情”等是其“虚”的一面，是英美“特殊关系”中的因变量;而英美间当时存在共同的战略需求、利益需求，尤其是在安全和经济及国际事务方面互有所求则是其“实”的一面，是英美“特殊关系”中的自变量。尤要补充的是，年美苏冷战正在紧锣密鼓地一步步展开，英美在对苏发动和展开冷战对抗方面更是互有所求，而这一点，正是丘吉尔正式首创英美“特殊关系”这一术语的基本战略背景和动因，也是造就英美“特殊关系”最带根本性的特定历史条件。综而论之，战后以来历时70余年的所谓英美“特殊关系”，有五大特殊性值得特别注意:其一，特定的历史条件，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形态和国际格局出现革命性变化以及出现美苏冷战态势这一特定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 场真正波及全球的全球性战争。战争期间，亚非拉等大多数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的非西方国家普遍觉醒、直接投入战争或受战争影响，并在战后普遍要求独立、自主、要求摆脱欧美殖民统治或霸权控制，其矛头直指英美等欧美大国，直接冲击着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和霸权需求。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则大体能顺应这一国际潮流，与这一国际潮流相向而行。美苏冷战及中国明确与亚非拉“民族国家”站在一边，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则是这一国际潮流在大国政治中的必然反映。

其二，英美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定的利益关联和相互战略需求。对英国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的战略难题是面对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普遍觉醒和民族独立要求，英能否守住历经几个世纪而建立的“大英帝国”遗产、继续维持其殖民统治及世界大国地位;而对美国而言，其当时 的战略难题则是能否挡住对美不利的国际潮流、遏制苏联、实现其在战后“领导”世界、称霸世界的“美国梦”。在这里，英美两国均面临非西方国家要求独立、解放的国际潮流及苏联构成的全方位战略挑战，包括军事安全挑战、意识形态挑战和国际秩序挑战等。面对当时前所未有的世界性潮流及苏联这样的全方位战略对手和战略挑战，英美迫切需要进行全方位战略合作、抱团取暖、共图西方继续统治世界的长久之计。正因为如此，丘吉尔在“富尔顿演说”中明确提出:“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已拉下了横贯欧洲的铁幕”，他并主张“讲英语的民族结成联盟，用他们联合起来的资源和他们‘遍布全世界的’海、空军基地为铁幕这一边的各国提供一个具有压倒优势的安全保证”。简言之，战后初期的反苏反共、反对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及维护各自世界地位的共同战略需求及抱团取暖是英美年提出并渲染英美之间“特殊关系”的特定战略基础。也正因为如此，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被认为是冷战的宣言书，而丘吉尔则被认为是美国发动冷战的“吹鼓手”。

其三，诚如丘吉尔所言，英美两国确实存在共有的“文化认同”、共同的“历史与价值观”，以及“共同传承”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缘、语言与法律，这一点也的确与美德、美法、美日或英德、英法、英日等关系有所不同，故而这些皆被丘吉尔描述为英美之间存在特殊关系的又一个依据。丘吉尔甚至认为这是英美特殊关系最根本的依据。此外，英美在 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为战胜轴心国集团，进行了从军事到经济、财政、战时军工生产合作到情报共享的全方位合作。英国甚至放弃自己的原子弹研究计划，把自己的核科研系统、人员和前期研究成果合并到美国的“曼哈顿计划”中，与美国共同研制、共同享有原子弹技术。美英战时合作程度如此之深、之广，在大国关系史上绝无仅有，为战后英美维持“特殊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历史惯性。就此而言，虽然英美“特殊关系”的概念直到年3月才由丘吉尔正式提出，但英美“特殊关系”形成的起点则要早得多，最少可溯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美年8月签署《大西洋宪章》、美国以“租借”形式向英国提供军事援助从而不宣而战地介入欧战、罗斯福与丘吉尔的战时友谊、英美两国建立战时联合参谋部、两国合并原子弹研发工程等，皆可视为英美“特殊关系”的内容。换言之，丘吉尔年在富尔顿提出英美“特殊关系”这一概念，不是“倡议”英美构建“特殊关系”，而是对英美间既有的战时“特殊关系”的追认和综合评价，并用“特殊关系”这一概念定位、评估、展望英美“特殊关系”在年的“现状”、态势及其发展方向。

其四，丘吉尔的个人影响力与推动作用。丘吉尔的母亲是美国人，因而被认为是半个美国人。他在战时为战胜轴心国，千方百计促成英美全方位合作，尤其是极力拉紧其个人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关系。战后鉴于美苏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以及英国衰落为世界二流大国的事实，以及他个人在英国战后 次大选中落选，他更是企图通过强调英美有“特殊关系”来拉紧美国，“刺激美国人再次拯救那个暂时还存在的英帝国”。当然，他也有意利用美国及通过制造国际紧张局势为恢复其个人地位而创造外部条件。

其五，还需要强调的是，在英美“特殊关系”中，英国对美国的战略需求要大大高于美国对英国的战略需求。在战后初期，英国谋求构建英美“特殊关系”的热情尤其要高于美国方面。实际上，美国总统杜鲁门虽然陪同下台首相丘吉尔访问了富尔顿，但当时在公开场合，他对丘吉尔在富尔顿演说中强调英美“特殊关系”未置可否，并“小心翼翼地避免把自己与丘吉尔的演说牵扯一处”。杜鲁门甚至“不得不虚伪地否认说，他事先并不知道丘吉尔爵士的演说内容”。强调英美对于构建两国“特殊关系”存在温差并非不重要，从日后两国在对华政策、有关 的决策、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的分歧以及英国不肯助美介入越战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温差的影响。

正是英美对两国所谓“特殊关系”认同温差的存在，限制了英美“特殊关系”的活动范围。迄今为止，英美对待两国“特殊关系”的温差不仅还存在，且在继续拉大。即英国对维持英美“特殊关系”更有需求、更有热情依然未变，而美国却日益冷淡。 调查证明，特朗普上任以来英国谈论英美“特殊关系”的人数居然是美国的四倍!在英美“特殊关系”的五点特殊性、或者说其五大特点中，前两点，即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相互战略需求是构成英美“特殊关系”的自变量;而后三点，即所谓共有的“文化认同”、共同的“历史与价值观”，以及“共同传承”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缘、语言与法律，英美战时合作的惯性、丘吉尔个人的推动作用，以及两国对于构建“特殊关系”存在温度差等，则是构建英美“特殊关系”的因变量。即是说，在英美“特殊关系”的五大特点中，前两点为实，后三点是虚，决定英美“特殊关系”如何嬗变的关键是前两点，即两个所谓自变量，而后三点则随前两点的变化而变化。由于造就英美“特殊关系”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国际背景有虚有实、虚实结合，并随着战后70多年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国际格局与国际力量对比以及英国的世界地位和美英力量对比及其利益关系的嬗变而不断调整，此间70多年间英美“特殊关系”的“特殊性”也就随着其“特定历史条件”和英美间特定相互利益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同样虚虚实实，不断嬗变。

二、冷战后英美“特殊关系”不断松动

如果我们以美苏冷战史所提供的特定历史背景及美英相互战略需求的变化等两个自变量作为分析英美“特殊关系”的根本性历史条件，则大体可以把英美“特殊关系”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冷战时期和冷战后时期。

从丘吉尔正式提出英美“特殊关系”论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此间40多年是战后英美“特殊关系”的 阶段。在这一阶段，英美“特殊关系”经历过若干严重冲击:如新中国成立初期英美围绕对华政策的分歧、 期间英美围绕是否扩大朝战、是否动用国民党军队用于朝鲜战场、是否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武器以及如何对待新中国问题上的分歧;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以“搞垮”英国为威胁、逼迫英从苏伊士运河区撤军、双方几乎兵戎相见;而在年英阿马岛战争初期，美国里根政府起初对于是否为支持英国而甘冒开罪阿根廷及拉美国家的风险，也有过摇摆，甚至主张英阿相互妥协、和平解决纷争，并一度引起英国方面的愤怒。尽管如此，英美“特殊关系”在冷战期间大体上能排除困难，保持高开高走势头，并在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撒切尔”时期出现一波新的高潮。英阿马岛之战期间，里根政府犹豫再三后，最终还是选择了不惜牺牲美与阿根廷及美与拉美国家的关系，通过向英方提供强有力的情报和军事后勤支持，帮助英国撒切尔政府打赢了马岛之战。

冷战时期英美“特殊关系”之所以能排除困难、保持高开高走势头，并在“里根－撒切尔”时期出现新一波发展 ，是因为维持英美“特殊关系”的特定历史条件和两国间相互战略需求这两大自变量没有出现根本性变化。其一，美苏冷战不断向高潮发展，强大的苏联在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对英美及整个“西方世界”构成的安全压力和挑战一直沿上扬路线发展，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尤其是美苏冷战对抗的另一个高潮;

其二，从实力方面看，战后英国国力虽然一直呈衰落趋势，但20世纪50、60年代英国在经济、金融、财政、科技、情报、军事及海外基地和国际影响力等综合国力的主要方面依然优于除美国以外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资本主义阵营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综合性强国。此间虽然英国的经济总量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后相继被日、德超过，但其军事力量及其远程投送能力和全球影响力仍然超过美国以外的其他西方国家。这两个主要条件———即美苏冷战的持续及英国仍维持较强实力———决定了美国在对苏冷战中需要英国的支持，而英国也有类似需求。

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解体、全球化的推进、美国开始经营单极霸权、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世界“群体性崛起”、世界地缘政治重心由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大幅转移、而英国在全球及西方阵营中的实力座次全面下滑，导致英美“特殊关系”所赖以形成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国际背景以及两国间的相互战略需求发生了明显变异，英美“特殊关系”不能不受到严重冲击、走向衰颓、甚至步入名存实亡阶段。

首先是国际背景的变化。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使美英及西方世界解除了由苏联力量造成的巨大安全和意识形态压力与挑战。如前所述，造就美英“特殊关系”的首要动因来自苏联构成的战略与意识形态压力以及如何通过美英合作、领导西方世界共同应对苏联的压力。现在苏联解体了、美英这方面所面临的压力顿解，凝结英美“特殊关系”的国际战略需求和国际政治基础由此大为削弱。

其次是全球化的全面持续推进、非西方世界的“群体性崛起”和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由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导致欧洲在世界政治地图上的战略重要性大幅下降，美国在冷战后将其战略重心一步步由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科索沃战争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尤其加快。英国在冷战后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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