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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孟晚舟案爆发开始，“数字铁幕”这个概念就成了一个热点话题。到今年，各国媒体口中的“数字铁幕”和“技术冷战”俨然已经不再是一种可能，而是摆在眼前的现实了。
铁幕正在降下。事情还有逆转的可能吗？
作者：博文
铁幕正在降下不，我并不是要说国防七子院校毕业生被撤销的美国签证，也不是目前已经迫近收购最后期限，而命运依然未卜的Tiktok。
与中美两国目前激烈的相互指责不同，真正致命的细节发生在各国看似枯燥无聊的政治声明和议会决议里。
前几天，一张照片在社交网络刷了屏，内容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坐在白宫特朗普办公桌对面，而仅有一把孤零零的小椅子提供给他，这种充满深意的现场布置让武契奇看起来几乎像是个作检讨的小学生。
这张照片拍摄于特朗普促成塞尔维亚与科索沃达成经济正常化协议的签字现场。除了巴尔干地区历史悠久的紧张关系和特朗普迫在眉睫的宣战，这一幕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在双方签署的协议中出现了这样一句：
双方均禁止使用不受信任的供应商在其通信网络中提供的5G设备。
在没有辅助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其中一定也包括特朗普本人）无法从世界地图上找出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但在这样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地区，在一份核心议题并非通讯基础设施的文书里，“不受信任的供应商”字样仍然能被提起，已经足够说明问题。所有人都同意，所谓“不受信任的供应商”指的是华为。
最近一段时间，就同一问题表过态的远远不止塞尔维亚和科索沃。8月10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二十年来首次访问斯洛文尼亚，双方就“5G安全”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更早之前，英国连续出台了几项针对华为的禁令，法国和西班牙运营商开始采取限制措施，罗马尼亚和波兰则与美国签署了正式的双边协议。
熟悉吗？
铁幕正在降下。以一种比七十年前更隐蔽的方式。
谁该为此负责？半个世纪前，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曾被人无数次地提起过：“冷战是可能避免的吗？”
七十年前，美国和苏联之间的“铁幕”有很多成因。被广为认同的说法，一种是意识形态的根本矛盾，一种是美苏双方各自的称霸意图与国家利益，还有一种将问题归咎于长期以来双方阵营之间存在的互不信任。但至少没有争议的是，后世研究者所能寻找到的那些历史可能发生转折的时刻，无一不在丘吉尔那场著名的“铁幕”演说之前很多年，比如倘若年列宁去世时他的继任者不是斯大林，或者如果罗斯福在年没有将杜鲁门任命为副总统……
到了年，所有这些“如果”都已经不再是可选项，苏联与美国之间的敌意与防备情绪已持续了至少三十年之久，失去了共同的敌人，面对战后欧洲，以及更广大的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巨大权力真空，争夺与冲突势所难免。
自大航海时代起，资本主义经济、市场扩张与国家的地缘政治行动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逻辑链条，国家利益等于在国际交往中获得的经济与政治利益之和，而二者均能依靠对外扩张得到最为理想的结果。无论对苏联还是美国，尽可能巩固自己的战利品、扩大政治影响范围并遏制对手，都是当时当地的最优解。
出现在历史某一时刻位置上的某个人的确可能改变很多瞬间的事件走向，但其中并不包括“铁幕”的降临。
同步的世界与“第三极”七十年后的今天，事情有相似的底层逻辑，但又存在根本的不同。
通讯基础设施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它的战略地位。“这个东西不能开放给其他国家”，或许是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最先获得的普遍共识。
一个最合适的案例就是今天的欧盟。这个被视为中美之外的世界“第三极”的政治体，在网络时代最初几个十年里都没有发展属于自己的网络基础设施，结果在刚刚过去的年春天，当新冠疫情导致全球停摆、各国政府会议都只能在网上进行之际，欧盟官员们发现自己除了美国软件之外别无选择。而欧洲几乎所有企业的核心数据，眼下都以各种方式掌握在美国人手中。
除了基础设施的安全性，绕不过去的还有经济竞争。前特朗普时代，这通常不算问题，但现在它们统统成了问题。
更残酷的现实是，网络时代的产业竞争对后来者尤为不友好。在许多领域，先发优势约等于绝对优势——放眼整个欧盟，至今没有一个独立研发的搜索引擎在市场中成功活下来。欧盟官员近期频繁宣扬“我们要走属于自己的数字道路”、“欧洲要捍卫自己的数字利益”，但是欧盟将如何在其它国家垄断市场的情况下，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人知道。
从5G到AI，有人从各国的攻防中看到地缘对抗，有人从中看到军备竞赛。此时此刻，主权保护主义是最简单有力的答案。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甚至不在这个游戏中，推行主权保护主义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具备可行性。接受现有的待遇，在仅有的选择中挑出相对有保障的那个，就是这些国家最好的选择。
那么中国和美国呢？对于这两个产业发展最为成熟的科技大国来说，最理性、对国家利益最有利的选项显而易见：尽可能扩张本国制定的产业标准的适用范围。在未来，这个不可撼动的工具将帮助他们将影响力推向世界。
谁也灭不掉谁，两个世界将同步形成于铁幕两侧。
从人类到数字的一部分但在今天，除了熟悉的地盘争夺，围绕着“数字铁幕”还存在另一种强大力量：技术与互联网本身。
许多人已经提出，开放源码、鼓励分享的互联网发展模式可以用来解决当前的防御和对抗。毕竟，全球化时代形成的世界产品供应链布局没那么容易打破，失去全球市场则更为痛苦。铁幕一旦降下，受损最大、遭遇冲击最强烈的正是这些诞生于无边界网络之中的科技公司。
成为国家基础设施的网络决定了运营商和互联网巨头们已经无法简单地用“企业”来定义自己，类似的事件正在世界各个角落不断发生。当比特币开始被视为各国央行的潜在挑战者，Telegram越来越像是一种社会动员工具，当扎克伯格为大选中Facebook的表现出庭，科技发展或市场竞争法则显然已经不再是互联网企业生存的唯一准则。互联网的自由生长时代正在迅速接近其尾声。
但另一方面，掌握了最多用户数据、正竭力将自己变成普通人生活不可或缺一部分的科技巨头们，也正掌握着前所未有的议价权和主动性。已经存在数千年的“国家”体制，同样遭遇着来自新技术的空前挑战，当民族国家式的地缘政治逻辑越来越强烈地指向“自己的数字利益”和“网络主权”，这种主张与网络技术本身却并不合拍。
过去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行政手段如今正越来越多地暴露出其短板，印度禁止Tiktok之后本土短视频APP并未成功补位，事实上，类似的举措促进的还有可能是（梯子）的繁荣。
地方保护政策可能对本土互联网企业是个好消息，但绝非必然带来商业成功。
全球范围内，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治理工具和经济形式的互联网正在形成。仍很难预测，在国家主权、地方保护、新科技与跨国企业之间的激烈博弈当中，未来的世界会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
而我们能怎么办？
在逃离美国多年以后，斯诺登在解释自己的行动动机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作为曾经处于互联网与国家权力交织撕扯最前线的技术专家，他的答案或许对于我们其他人也有一些参考意义：
“技术没有希波克拉底誓言，但人不能成为机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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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不就是算命的吗？”
我学文，没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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