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

初稿二十八

发布时间:2021/11/17 12:05:00   点击数:
1不过,也不能说问题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都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应该说,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人还是有的,关键还是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还达不到实现共有制的地步,承担共有制实现者的人群尚未出现。在此,前南斯拉夫在社会所有制、联合劳动和自治制度上的可贵探索就很能说明问题。据介绍,前南斯拉夫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始于50年代初。当时自治基本上局限于企业内部,工人管理企业的范围较小,国家仍然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决定因素。60年代中期,南斯拉夫进行了社会经济制度的重大改革,扩大自治范围,进一步削弱国家的经济职能,加强市场机制的作用。改革对集约化经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也给自治生产关系和经济发展带来一些消极后果。这主要表现在企业各自为政的倾向有所发展,各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不能很好地进行,各企业收入的差别在扩大等。而在自治制度尚不健全,直接生产者并未真正掌握扩大再生产权的情况下,国家经济职能的过分削弱和市场的自发作用增加,造成了宏观经济失去平衡等严重问题。70年代初,南斯拉夫在自治理论上有了新的发展。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依据恩格斯的预见,即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财产共有”,提出了联合劳动原则。他们认为,自治联合劳动的实质是:使劳动者直接掌握自己的劳动、劳动条件和劳动成果。在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现代化技术条件下,一切劳动客观上都是社会化劳动。联合劳动正是社会劳动的联合形式,它既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为工人阶级在全社会实现其统治地位创造了条件。七十年代以后,南斯拉夫的经济领域按照联合劳动原则对企业进行改组,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联合劳动组织。社会所有制企业都已实行了联合劳动制度,联合劳动成为南斯拉夫的基本经济制度。联合劳动组织不只是具有一切必要权限的独立生产单位,还是实现社会主义自治的重要环节。2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主要内容是:①在物质生产领域建立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劳动组织和联合劳动复合组织,由劳动者选举工人委员会进行管理。它被认为有利于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保证劳动者获得对生产资料的管理权以及除了整个社会需要而提出的资金之外的企业收入的分配权。它可以使劳动者真正成为自己劳动成果和条件的主人,杜绝私有垄断和国家垄断。②在社会事业部门建立自治利益共同体和其他自治组织以及社会政治共同体等自治形式,在其中建立代表会议,对教育、科学、文化、保健等部门向经济部门提供劳务问题进行协商,作出决定。③在区、自治省和共和国以及联邦,建立代表团制议会,作为劳动人民的直接政权。劳动者和其他公民用直接的无记名投票方式从基层组织中选出一定数量的代表组成代表团,从代表团成员中选派代表参加区、自治省、共和国和联邦议会。代表团可以选派对所讨论的问题最熟悉的代表出席议会会议。它被认为是以比较民主的形式吸收最广大群众参加社会政治生活,如决定社会政策,罢免、选举干部,解决与社会主义自治、社会发展有关的各方面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主,防止出现干部的独断专行。联合劳动是在总结自治制度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确立的,它使自治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①巩固和发展了自治生产关系。基层组织被确定为联合劳动的“细胞”,这种组织形式更接近直接生产者,更能切实保障工人直接行使管理和支配生产资料、决定收入分配和实现扩大再生产等自治权利。②加强了社会经济的协调。共同的利益要求各劳动组织,通过自治社会计划(主要表现为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调节它们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方式使它们对其他组织、进而对整个社会承担义务和责任,这就加强了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③加速了国家管理职能的社会化进程。由于工人掌握了支配剩余劳动的权力,而且通过“自由交换劳动”实现了生产部门与社会部门的联合,使联合劳动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使社会事业脱离了国家的管理,从而加速了这一管理职能的社会化进程。3应该说,南斯拉夫的改革理论和实践是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的,效果也十分明显,起码来讲,当时的南斯拉夫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程度,人民的生活水平远高于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南斯拉夫还是出了问题。由于南斯拉夫各民族曾遭受不同大国的统治,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如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信仰东正教,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信仰天主教,而波黑的穆斯林族和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则信仰伊斯兰教,加上各列强历史上出于私利,经常在各民族中进行挑拨、制造争端,使得各民族之间存在不少矛盾。政治强人铁托去世后,这些矛盾开始逐渐激化。前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年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同时也开始了以私有化为特征的激进式经济改革。但是由于极高的通货膨胀率等原因,这一改革未能成功。后又出台了对国有和社会所有的企业实行股份化等重要改革措施。借鉴东欧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南在所有制转换中采取了企业与国家相结合的综合式发展道路。一方面,那些盈利的中小型企业可自主对私有化的方式及时做出决定。另一方面,那些亏损大、资金少、职工多的军工企业和重工业企业的所有制转换则在国家的帮助下进行。此外,还有一些电信、交通、运输等国家所有制企业则通过各种经济政策、经济手段来吸引国外战略伙伴,以合作开发、相互补偿以及转让经营权等方式来促进所有制转换。4但改革并未能挽救南斯拉夫像苏联一样解体的命运,说到原因,有人说,南斯拉夫是一个国情极其复杂的联邦,其特点可归结为:一个联邦国家;二种拼音文字;三种语言;四个宗教;五个主体民族;六个共和国;七条边界;八个领导人;九个政府。这种国情的复杂性本身就潜在着难以估量的矛盾,铁托在世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曾为此作了某种安排,但是,愿望不能代替现实,在他身后,矛盾激化,最终不可收拾——结局是南斯拉夫解体,一分为五。也有人说,铁托生前的经济政策也有严重失误,他总想对各个共和国一碗水端平,没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没有形成一个统一、高效的国内市场。铁托的做法就是如果塞尔维亚要建一个钢铁厂,那么其他几个共和国也要建一个,结果在南斯拉夫境内建了一大批经济效益低下的“政治工厂”。南斯拉夫解体首先由经济危机引发,持续的通货膨胀,最高时曾达到%,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各种罢工事件不断。年开始,米库利奇政府已有点风雨飘摇。接替米库利奇的是马尔科维奇,他对南斯拉夫的问题把握得比较到位,他曾说过,南斯拉夫过去政策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市场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没有进行更为彻底的市场改革。二是整个南斯拉夫的经济变成了“契约”经济,不是那种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形成的“契约”,而是根据一些政治原则,通过行政手段达成“自治协议”。工人和管理阶层之间、共和国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企业之间都有各种协议。一旦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影响一大片,甚至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运作。这种联系不是有机的市场的,而是人为的、行政的,其离心力甚至大于向心力。在西方推动的“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南斯拉夫整个知识界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话语,而这种话语的核心是一个天真的梦:只要采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南斯拉夫面临的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一种激进的革命气氛迅速形成,南共联盟的地方党部也先后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话语,纷纷推出了一个比一个更为激进的政治改革方案。斯洛文尼亚共盟于年3月首先提出了“结束一党制,实行多党制”,之后整个政治局势演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联邦政府和南共联盟的中央机构被完全架空。实际上,这不是一党制与多党制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在南斯拉夫特定的国情下,推动西方希望的政治变革一定会导致国家的解体和战争,但一般民众,甚至多数知识分子,当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年7月,南联邦通过了《政治结社法》,正式实行多党制,一个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现了多个政党,而赢得最多选票的都是高举民粹主义大旗的政党,他们的口号是“斯洛文尼亚属于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属于克罗地亚人”、“科索沃属于科索沃人”,口号越激烈、越极端,越能赢得选票。年,从斯洛文尼亚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共和国宣布独立,脱离联邦,南斯拉夫“内战”随即全面爆发。5具体到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和社会所所有制的联合劳动制,论者认为:第一,关于管理中的民主和集中问题。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具体实践看,似乎有一种把分权和民主绝对化的倾向,忽视在分权和民主基础上的必要的集中。有些理论工作者甚至把民主和集中对立起来,似乎集中就是对民主的否定。他们认为,“一个人道的社会主义必须是民主的”,每个人都有权“独立地选择自己的道路。对于公民和生产者的权利和自由的任何干预都是同自治格格不入的。”事实上,在公有制的社会中,绝对的个人自由和民主是没有的。如果过份地强调了这一点,就可能助长分散主义,影响整个社会的利益。分权和民主主要是反映个人和劳动集体的利益和要求,而在分权和民主基础上适当的集中,才能反映整个社会的利益。因此,要把个人、集体、社会三者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南斯拉夫针对过去那种过份集中而忽视分权和民主的体制,提出了劳动者自治的思想和实践,这当然是很大的进步,但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说,南斯拉夫在纠正过去管理体制的偏向时,却出现了另一种倾向,把工人自治绝对化地理解为只有工人个人或劳动者集体才能作出决策,不允许任何外界的干预和适当的集中,这就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第二,关于国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职能问题。南斯拉夫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们都把其实行社会主义自治的过程归结为“权力下放和非国家化的过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自治的意义就在于,“社会团体、公民、消费者和他们的联合组织、经济组织,在无需国家介入的情况下,直接对越来越带有社会事业性质的许多重要公共事业履行其组织和监督工作的职能。”就是说,国家和政府的各种经济职能,都要交联合劳动组织去执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南斯拉夫在批判国家所有制的同时,基本上全部取消了国营企业,把原来的国有企业,都变成了社会所有制的联合劳动组织。甚至把国家的银行、信用机构、公共事业单位,也都变成了自治企业。这样,在“权力多元论”和“利益多元论”的情况下,体现整个社会经济权力和利益的中心大大削弱了;各经济单位在权力和利益方面常常发生冲突,甚至出现盲目竞争的现象;一些有关社会利益的大事业,常常不能举办。比如南斯拉夫有着丰富的金属矿藏和煤炭资源可供开采和利用。但由于国家没有力量,各联合劳动组织有的是不愿意从事这项事业,有的是没有力量从事,因而这两项事业一直不能发展。第三,关于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问题。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之后,南斯拉夫虽然也制定有社会计划,但由于在制定和执行计划时只强调各经济单位的决定权,把必要的计划指标同经济单位决定权对立了起来,因而,其最后形成的社会计划就不能很好地反映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和要求,恰当解决宏观的比例关系。在执行过程中,也由于权力和利益的“多元论”存在,矛盾很多,这不仅削弱了计划的调节作用,甚至出现了无计划和无政府的状态。这种无计划和无政府状态在基本建设、外债和物价三个方面表现较为明显。在基建方面,由于扩大再生产的决定权在企业,计划由企业决定,因而各企业都只从本单位的利益和情况出发,盲目扩大生产,乱上投资项目,使基建战线越来越长,外债不断增加,投资结构也极不合理,结果使经济发展比例失调的现象日益加深。物价不断上涨,失业现象严重,也是南斯拉夫经济中的突出问题。其原因之一,同样是由于在物价和就业方面的统一计划调节不力。按照规定,南斯拉夫各联合劳动组织都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决定自己产品的价格,可以决定职工的招收和解雇。这样在某些具有“垄断”地位的大企业,就随意提价,使其产品价格大大高于其生产价格;有些企业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尽量少用职工;从而使这两个问题都日益严重。第四,关于企业决定收入分配的问题。按照规定,南斯拉夫各联合劳动组织的收入,除了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税收之外,如何进行具体分配都由劳动组织自己决定,国家除以法律规定最低收入标准外,不进行任何控制和调节。这样经营条件不同的劳动组织之间,其实际收入就相差较大。虽然南斯拉夫也提倡相互支援的原则,但一来由于劳动者的觉悟程度所限,二来国家缺乏有力的手段,所以这种支援有很大的局限性。据国内外研究南斯拉夫经济的专家们分析,南斯拉夫地区之间和企业之间收入的差别达到了较为严重的程度。其具体表现:一是有些社会需要的经济部门,常常由于经营条件差,又得不到及时的援助而被迫关闭;二是有些企业虽然收入低,但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为向收入高的企业看齐;就不断降低积累部分,甚至不惜借债,这样就使个人分配增长超过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这种消费增长过快的现象,也是南斯拉夫经济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它不仅加深了通货膨胀,而且增加了外债负担。事实证明,使企业有一定支配收入分配的权利,把企业经营的好坏同企业的利益及企业每个劳动者的经济利益直接联系起来,这有助于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但也不能把这种权力绝对化,国家必须在宏观方面加以适当的控制和协调,才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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