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于：《俄罗斯研究》年第6期

冷战虽然结束，但大国竞争（或冲突）的现实却依旧。在年12月于布达佩斯举行的欧安组织首脑会议上，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曾发出警告：如果西方企图通过不断地威胁重新发动冷战的方式来打压俄罗斯，不让其追求自身“正常”的大国利益，那么这将有直接导致“冷和平”出现的危险。他的警告表现出惊人的先见之明。冷战不对称地结束了（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赢家和输家必然的逻辑，而非共同的努力），但冷战冲突的模式却以新的形式继续着。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叶利钦总统统治时期还是21世纪普京总统治下，均未出现一个稳定、包容的冷战后国际体系。叶利钦和普京都试图将俄罗斯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以及扩大的安全体系中，但冷战被超越的方式却为未来的冲突种下了祸根。时至今日，这种冲突仍在挑战着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的领导。

冷和平俄罗斯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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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在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可以而且必须成为大欧洲一个平等的、成熟的部分，成为欧亚空间中沟通欧洲政治和人文主义价值观的桥梁，成为牢固而又可靠的、连接东亚与西欧的纽带（不仅通过运输走廊，而且通过知识和文化互动的方式）。我的祖国未来唯一正确的发展方向就是成长为现代世界的知识和技术中心之一。

米·霍多尔科夫斯基

关于这个自称大国的国家在开始民主化进程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比较文献并没有给出多少答案。尽管没有两个国家是完全相同的，但俄罗斯的情况却与任何一个后苏联地区不尽相同。俄罗斯是一个大国，而且事实上曾一度是一个超级大国。它曾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捍卫国家认同及地缘政治利益并进入民主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大家庭。俄罗斯的情况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一个大国在保留其大国野心的同时，自愿放弃其以前治国的原则以及支撑他们的意识形态，并采用昔日对手的执政准则。罗马历史上也曾有惊人的相似：康斯坦丁采用基督教作为其官方宗教，罗马帝国在新的格局下又延续了三百年。就俄罗斯而言，它采用一些与自身本质上不同的对手的意识形态，这最终破坏了俄罗斯融入新秩序的全部努力，事实上也从整体上威胁着整个后冷战世界秩序。不足为奇地，俄罗斯以前的反对派很难接受它作为一个平等国家的地位，尤其是当这个转型国家仍保持其骄傲的独立性、并声称其在国际事务中依旧发挥作用时，更是如此。尽管俄罗斯谦虚地声称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是可替代的，但它坚决维护其自治权利。不像德国和日本，尽管二战已结束60年，它们在世界事务中的能动范围却依然有限，俄罗斯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被击败的国家，因而必须采取谦卑和服从的立场。地缘政治和民主混合在一起，激发着人们对于当代俄罗斯政治以及价值观的分析，这些都不由得让人想起对冷战时期苏联的讨论。

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

虽然关于民主化国际向度的研究颇丰，但其内部重组和外部重聚的关联性尚未成为许多学者分析的主题。对于大多数“第三波”民主化国家而言，最根本的问题一直是如何融入已有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以及如何将国际规范纳入国内政治进程中。对于俄罗斯而言，这种双重融合本质上是模糊的，这一点对于中国亦是如此，尽管方式不尽相同。在俄罗斯方面，双重融合和部分整改的模式正在发挥作用。俄罗斯求助于现代先进国家中普遍存在的规范和标准，同时，它也力图将这一适应过程扎根于本土的论述和实践之中。这种本土化并非只是抽象的或普通的民粹主义，而是反映了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Putin）总统高度敏感的一些社会和政治现实。普京总统一直居高不下的民意支持率可能有些水份，但却也反映出其表达大众“民主”偏好的能力。普京治下，力图寻求新的平衡（如果说不是第三条道路），一方面要适应现有的国际准则，另一方面要确保民族认同的基本元素（samobytnost’）。一个“部分适应”的体制出现了，它明确地诉诸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及当代国家建设战略，同时也受到早先适应期尝试的塑造和限制。因此，双重及部分适应战略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受相互冲突的需求的破坏。为了避免国家的分裂，普京力保这些固有的矛盾不会演变为不可调和的二律背反。

自由国际主义和大国主义

从一开始，这些紧张关系就非常明显，并且贯穿于独立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四个阶段之中。第一个时期的特点是矛盾的愿望：即持续致力于将国际一体化与寻求俄罗斯的大国地位相结合起来。因此，这个时期可以被称为带有大国主义的自由国际主义。时至今日，俄罗斯第一任外长（年11月—年1月在任）安德烈·科济列夫（AndreiKozyrev）仍因为其不加批判的大西洋主义而倍受批评（通常是不公平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本人也改变了立场。他的政敌指责他以变色龙般的机会主义来保持他的职位，包括对鲍里斯·叶利钦（BorisYeltsin）总统不加批评的支持。科济列夫设法将这两个明显矛盾的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他试图“保障公民权利及社会的社会—经济动态发展”；另一方面，他坚持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正常的大国，不是通过对抗、而是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其自身利益”。

因此，双重适应过程的第一部分相对来说没有问题，但其第二个方面，即：将当代西方国际社会的规范引入俄罗斯，比在绝大多数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远具挑战性。在这些后共产主义国家中，这被称为“条件限制”并作为加入主要西方组织的一个小小的代价而备受欢迎。截至年年底，科济列夫采取了一项界定更为明确的帝国拯救战略，并坚持认为，俄罗斯有权进行干预，以防其“失去通过几个世纪才取得的地缘政治地位”。年12月，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Zhirinovsky）在议会选举中呼吁民族主义的言论触动了许多俄罗斯政治精英，他们将他的一些思想纳入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中来。

使俄罗斯成为一个民主大国的企图从年初开始成为俄罗斯政策的核心原则，但这些目标（当代俄罗斯外交政策典型的、具有模糊性的特征）却不易整合。现在，科济列夫认为俄罗斯可以成为一个民主的后冷战大国，它奉行非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利益，并认为这有可能会继续使之与西方国家竞争。这种强硬的态度鲜明地体现在年11月科济列夫拒绝在布鲁塞尔签署与北约业已达成一致的关于“和平伙伴关系（PfP）计划”文件的行动上。根据叶利钦一个月后在布达佩斯首脑会议（年12月刚成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上的发言，如果西方企图通过不断地威胁重新发动冷战的方式来打压俄罗斯，不让其追求自身“正常”的大国利益，那么这将有直接导致“冷和平”出现的危险。当俄罗斯国家杜马的“俄罗斯选择”议员团（Russia’sChoicefaction）谴责车臣战争时，科济列夫背弃了他们。科济列夫成为重构意识形态权力的支持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先前所有的看法，他依旧致力于有望实现的与西方的关系。尽管科济列夫部分地认同大国的意识形态，但他的批评者们仍认为他的外交政策混乱且不够专业。

竞争实用主义

从年1月起，对外情报局（SVR）前负责人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yPrimakov）开始担任外长。作为一名中东事务专家，普里马科夫曾在学术界长期享有崇高声誉，并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曾担任戈尔巴乔夫的海湾特使，肩负着力阻因伊拉克年8月入侵科威特而引发战争的使命。普里马科夫对西方的批判颇多，因此他的任命受到议会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欢迎。在力求保持与西方良好关系的同时，普里马科夫重申俄罗斯在中国、远东以及中东的传统盟友地位。事实上，他曾提及与中国和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缔造全球事务中的一支平衡力量。普里马科夫宣称，俄罗斯不仅是一个大国，而且也是多极化国际社会的一个基石。他奉行的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四个优先任务是：创造外部条件以加强俄罗斯的领土完整；支持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內的一体化倾向；稳定区域冲突（首先是在前苏联地区和南斯拉夫）以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理解普里马科夫外交政策的关键概念是“务实”，但这也是我们称之为有“竞争”特点的一种特殊类型。竞争实用主义让人想起赫鲁晓夫（NikitaKrushchev）的“和平共处”，该原则的假设是与西方的斗争会继续，但在核武器时代，这场斗争并不必然采取军事的形式。相似地，普里马科夫的政策基于在与西方的关系中保持竞争活力的想法，但这并不妨碍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合作。其外交政策不仅延续了苏联时期的外交思想，而且也预示着21世纪国际政治的逻辑。

年9月至年5月普里马科夫担任俄罗斯总理期间，他在外交政策上依然具有指导性的影响力，尽管新的外交部长伊万诺夫（IgorIvanov）有自己的看法。在年科索沃危机中，伊万诺夫采用了一些严厉的反西方言论，但很小心地不让俄罗斯陷入困境。虽然笼统表达了他们对塞尔维亚人特别是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Milo?evi?）的支持，俄罗斯领导人还是保留了自由的策略，对于塞族领导人帮助并不多。北约的轰炸于3月24日开始，经过74天，于年6月，俄罗斯帮助北约盟国和米洛舍维奇达成和平协议。在普里马科夫于年5月被迫从政府退休后，俄罗斯外交政策依旧保持了这种实用主义传统。

新现实主义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第三个阶段试图超越普里马科夫的实用主义传统中固有的竞争逻辑，同时力图克服在科济列夫外交事务管理中体现出的各种矛盾。年普京上台后奉行的是笔者在其他场合曾提及的“新现实主义”政策。该政策基于国际政治经典现实主义的观念，即：各国不偏不倚地遵循他们的国家利益观念，但俄罗斯也试图建立一种真正等边互利的机制，以有利于俄罗斯融入欧洲以及全球建构之中。其底线是，俄罗斯试图实现其外交政策的自主权，但这不会建立在俄罗斯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集团核心的所谓“新苏联”概念的基础之上。然而，在后苏联空间持续的冲突，无法与欧洲联盟（欧盟）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及俄罗斯尝试与美国重启“9·11”后关系而采取积极方针的失败，所有这些都使得新现实主义政策举步维艰。

普京的不满终于在年2月10日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的讲话中得到了宣泄，该讲话暴露出他对新现实主义政策瓦解的深切失望。他强调了“安全的普遍性和不可分割性”，并且警告建立一个“单极世界的危险，在这个单极世界中，只有一个主人、一个主权”，同时他也指出“那些教我们（民主）的人自己却不想了解民主”。普京列举了一系列战略问题，包括联合国的边缘化、未能批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CFE）、欧洲通过发展导弹防御的黩武主义、北约东扩的“严重挑衅从而降低了相互的信任度”、不扩散制度的弱化以及企图“将欧安组织转变为一个促进一个或一群国家外交政策利益的庸俗工具”。该讲话反映出俄罗斯领导人的觉醒：西方似乎对鲁莽行为有罪不罚（如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行径），并且无视俄罗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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