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提出“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就肯定没有伟大的未来”。海军关乎中国的海权，海权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在我看来，没有海权的大国，其发展是没有前途的。中国正在走向世界，我们对海权的诉求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

　　在历史上，人类只经历过两种生产方式，不同的生产方式都对外部环境有不同的需求。在上古和中古时期，人类采用的是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有渔业、牧业、农业。这种生产方式有一个显著特点，即生产和消费是统一的：生产是为自己，每一个生产单位同时又是一个消费单位。来自农村的孩子回到家里就会有跟城里居民不一样的感觉：城里居民住的是一套房子，居住、上班、回家，家的功能就是居住；在农村就不一样了。农村一家住户犹如一个生产单位。一入院门，左边是一个纺织机，墙上挂的是镢头，右边是牲口。再往里是厢房，老人住右边，左边儿子儿媳住。后边有个厨房，再后边有羊圈、茅厕等，这显然是一个消费与生产融为一体的单位。它自给自足，在家里大部分生活用品都可以生产。但有两样除外：一个是铁，一个是盐。所以自古盐铁是最赚钱的买卖。这种一家一户的个体自然经济形态基本上和外部不发生联系。每家每户都有一块地，全家种，种了以后自己留够吃的，剩下的拿到集市换别的产品；如果没有剩余，就留下自家吃。这是一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式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从原始社会一直到现在延续了几千年，在中国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前。那时农村有集会，赶集去是拿家里剩余的一点东西去换其他产品，而不是拿专门生产的东西参与交换，这与市场经济性质完全不一样。

　　过去我们常问农村为什么不早点实行机械化，怎么不早点实行科学管理。这是因为这种经济排斥科学。一家一块地，小农私有产权就不能实行机械化规模经营。另外，一块地需要一个劳力，每块地都是分割的，需要很多劳力。都说农村应该计划生育，但在小农经济形态中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只生一个，没有男劳力，他家的地就没人种。小农业生产方式规定了它就得靠人的自然劳力在这个土地上完成自家的整个生产，自己生产、自己消费。所以这种经济和外界几乎不发生交换关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也很简单，比如说依靠海的人就打鱼，依靠土地的人就种地，种了粮食他就拿回家晒干，弄好，这一年他就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外界始终不关心，他所关心的大部分是自己来年的生活。

　　但是自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随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出现，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市场出现，并不就是市场经济出现。古代的市场和资本主义市场不一样，跟后来的社会主义的市场也不一样，古代的市场就是“大集”或“庙会”，农民将家里的剩余产品拿到集市上交换。市场经济形态下生产单位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人进行商品生产。如加拿大一些大的农场主，生产出的小麦卖给市场，而自己吃的粮食则要去市场买，与自然经济下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完全不同，这时生产的目的不是为自己。农场主今年的收成好坏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年卖得好坏。整个社会生产形成分工和不同分工间的商品交换。比如做鞋过程中有生产布和生产鞋底的，最后是整个生产鞋的和穿鞋的消费者进行交换，形成一系列生产和消费交换流程，开始是国内交换，后是国际间的交换，最后生产和市场整个地与世界联系在了一起。这个过程马克思称之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德意志意识形态》）。

　　英国是“资本的母国”（马克思语），当然也是资本全球化进程的第一源头。

　　在英国，资本主义交换先是在国内发生，其目的是追求利润。可是追求利润有个麻烦，就是说本来消费和交换是直接一次性完成的，现在则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来完成。这样，就会有一部分生产者为了追求高利润尽量压低劳动力购买价格，其结果也就是因老百姓手头没钱而破坏了国内消费市场。生产者也是国内最基本的消费群体，劳动者在利润不断上升的同时却越来越没有钱，结果是国内消费市场的持续萎缩。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人罢工、游行，就是国内消费市场萎缩的直接后果。为了在不降低高利润的同时又保证国内的政治稳定，英国只好开辟国外市场，搞殖民地。印度是英国较早的殖民地。起初印度的纺织业生产水平比英国高，英国就用各种方法摧毁了印度的民族工业，强迫印度人必须消费英国的纺织品。这样大量的利润返流到英国，使英国整个富起来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出现工人阶级贵族化现象，整个国家成了一个大生产单位，原来由英国工人阶级遭受的苦难，现在被转嫁到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身上。英国与印度形成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这是原来英国国内畸型的生产消费矛盾的国际转移。这样世界各民族在资本的推动下日益卷入国际市场，任何一国的政治状况与外部世界发生了紧密的联系。英国殖民地出现的任何变动，都会在英国本土引起政治动荡。马克思曾以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为例对此作过分析，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说“中国这样重要的一个市场缩小的时候，正是西欧发生歉收，从而使肉类、粮食及其他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将引起工业品市场的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就要相应地减少”，“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马克思的分析在当代国际关系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仍未过时，在今天，南方国家，尤其是中东石油国家，只要有一点波动，西方国家就惊慌。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至今仍令西方人谈虎色变。-年和-年石油输出国组织不顾西主国家反对大幅提高石油价格，-年以及-年，西方就爆发经济危机。

　　对此有较早和较深理解的还有拿破仑，在当时的政治家中，他似乎是能较深地理解法国大革命产生根源的人。法国是第一个遭受全球化危害的国家。现代人们以为全球化是近些年的事，其实，它是世界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工业革命成功以后的事。全球化是指什么呢？全球化是指处于高势能地位的资本向处于低势能的外围市场扩散，并不断制造新的外围市场的过程；通过资本优势获得高额利润，并由此不断形成压迫外围市场的新优势。法国开始是英国最早的外围市场之一，法国人开始不了解英国工业革命对法国未来的意义。中世纪的法国比英国富裕，在12、13世纪的英国如果谁能讲两句法语，就算是有身份的人，就跟现在有些有钱人也讲两句上海话或广东话一样。英国人那时英语中夹杂两句法语，是贵族身份的标志。英国资本主义革命后，法国当时很多技术人员都跑到英国去了。几年过后英国发展很快，多数法国学者不理解英国怎么就后来居上，超过法国呢？

　　这就要说到人类历史中出现的市场经济方式。这完全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与自然经济不同，这种经济是以利润为目标和动力，而不是以自给自足式的消费为目标和动力。市场经济为的是利润，不是生产者自己的消费。法国开始在琢磨办法赶超英国，开始认为只要法国富裕了就能强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只要有钱就行”，有的东西可以用钱买，但国家的生产力却不是拿钱能买来的。认识到这一点对处于资本外围国家的人很重要。年法国跟英国签订《伊甸条约》。其性质有点儿象我们加入WTO。《伊甸条约》这个名字译得真好，显然有点儿伊甸园即空想的意思。法国是一厢情愿，认为只要自觉“融入全球化”，就会受惠于英国工业，就会与英国一样快速发展。但法国没有想到英国资本的势能比较高，产品的附加值比较高，英国工业生产体系处于优势竞争地位，这使法国经济不堪英国资本的冲击。

　　法国的情况如何呢？法国自认为与英国比有资源优势，想拿红葡萄酒等低劳动力成本产品跟英国交换，自认为肯定赚。结果是英国资本到了法国，法国农民一下子解体了。这使我想起我们刚解放的时候，说想买美国一台计算机，其体积大概有房子那么大，运作起来远不及今天的电脑快，听说我们几乎用了一个省的桔子才换了这么一个东西。你拿农产品或附加值比较低的东西换资本附加值比较高的东西，是没有竞争力的。当时法国农民是小农业，没办法跟人家英国工业品竞争，价格战也打不过英国。这同我们现在的粮食没有办法跟西方竞争是一个道理。西方粮食进来比我们的便宜多了，农民种地就没有意义。

　　农民解体使拿破仑前的法国经济陷入失控状态。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到城市，法国彻底混乱了。有一部分人说是腐败问题，有人说是官僚问题，但不管怎样还是出现了“法国大革命”。开始是君主立宪派，接着是吉伦特派，最后是雅各宾派，它重视反腐败并倡导个人自由和人权。比较完备的现代人权理论发轫于这一时期的法国。大家知道法国大革命是“人权”调子唱得最响的时期，《人权宣言》是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推出的，但断头台（guillotine）也是在革命的后期即雅各宾专政时期出现的。法国在喊人权最凶的时候出现了断头台：这是绝妙的讽刺。断头台是历史的特别产品。上断头台的当时多是那些所谓的“贪官”和“贵族”，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砍人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拿破仑法国当时面临的主要对手是英国，年3月5日，法国督政府任命拿破仑为远征英国的总司令。但他打击英国的方向并没有直接选择英国本土，而是英国的殖民地。他提出远征埃及、切断英国同印度的通道、并由此打击英国的计划。该计划为督政府批准后，拿破仑于5月19日率三万法军远征埃及。为什么到埃及去呢？埃及是英国通往印度的地理咽喉。当时英国的存在不只是英国本身的存在。大家看北朝鲜，自给自足，它自己生产自己用，跟外部没关系，除武力干涉外，别人真拿它没办法。英国不一样，当时的英国本身是一个世界工厂：它从殖民地廉价掠夺原料并高价在殖民地出售其产品。英国赚了大量钱以后再用以提高本国社会福利，缓和原已激化了的国内矛盾。从埃及入手，掐断英国与印度的联系。拿破仑攻占埃及，并认为几个月内必然能占领印度。他曾计划挑动印度内部的民族分裂，并以此干预印度内政并控制印度。（参见《拿破仑文选·下卷》，商务印书馆年版）印度是大英帝国的基础，占领印度，对英国经济而言，就是釜底抽薪。

　　拿破仑的想法对不对呢？理论上是对的。就象现在某些人说全球化理论有益，可包治南方国家的百病一样，亚当·斯密把“自由贸易”吹上了天，认为不管强的弱的都应参加自由交换。亚当·斯密当然愿意世界贸易，因为他是英国人呀，英国经济势能高，辐射力强，它就希望资本外围地区对它更多地开放；能量小的国家就不能象它那样自由，就得通过限制经济高势能国家的产品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当时很多学经济学的人都听亚当·斯密的，拿破仑不信。拿破仑曾锋芒毕露地说：“在世界当前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对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德国历史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就当时法国的商业政策来说，他这句话所表现出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一切经济学家。这位伟大天才，以前并没有研究过这些学说，“这对于他，对于法国来说，真是一件好事”。有人说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又是由英国资本冲击在法国产生的一场政治动乱。只有拿破仑看出了问题的要害。

　　全球化和多极化是一对对应概念。全球化和多极化是互动的，全球化促进了多极化，多极化反过来进一步使全球化负面影响受到限制，使世界秩序发生变化。如果说全球化的源头生发于英国，那么生发多极化的源头就是法国，创造这个奇迹的就是拿破仑。而试图向以英国资本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挑战的第一人也是拿破仑，但他失败了。他败在哪里呢？他败在海上：拿破仑没有海权，他在海上打不过纳尔逊的海上舰队；拿破仑观念保守。他打英国的时候，美国科学家给他送了个用蒸汽发动的轮船模型，拿破仑说我不信那些，只信我的士兵。就因这样一个技术问题拿破仑失去本属于他的历史，这与拿破仑由于最先采用群炮攻坚而赢得了他的历史的道理一样。

　　后来拿破仑怎么解决资本全球化与多极化这个矛盾呢？他通过暴力强行介入国际资本的强势中心。由于没有海权，登陆英国计划失败后，拿破仑于年至年间实行以英国为封锁对象的“大陆封锁体系”，他从大陆开刀：把欧洲整个封住，建立一个大欧洲共荣圈——日本人后来的思路跟他很相似，然后不准英国产品进来。另一方面，他用暴力打散欧洲的庄园经济，使农奴转变为自由农民。同时他全力启动法国民族资本，全力扩大生产，让法国工业资本家随军占领欧洲市场；市场是用暴力强行打开和垄断的：法国的军队走向哪里，产品就走向哪里，整个欧洲形成了一个以法国资本为中心的全封闭市场。法国明令全欧洲不准跟英国进行贸易交换，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但是拿破仑没有海权，最终还是失败了。如果说英国纳尔逊领导的海军是拿破仑的海上克星的的话，而俄国库图佐夫率领的俄国陆军则是致拿破仑帝国于死地的陆上对手。年拿破仑远征俄国，遭到惨败。后法国虽降，但拿破仑时期建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并未破坏，并由此一跃挤入国际资本的中心，在全球化进程中成为最早的“北方国家”成员。

　　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拥有海权的国家往往是拥有工业资本优势国家，换言之，拥有工业资本优势的国家，也往往是拥有强大海权的国家。自从英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主导世界经济潮流之后，海权就成了工业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助推器，是国家发展战略极重要部分。

　　海洋是最廉价的运输载体。比如，从欧洲陆上运货到中国须穿经多个国界，而海上航行则没有国界障碍，在公海上它是畅通无阻的。军事角度看，与陆上运输比，从海上集中调动装备、军力等，所需时间应是最快的；由于海洋的天然屏障，与陆地防务相比，在广阔的海上拥有基地，可大大减少了战时所用守备兵力：只要掌握了海上运输线，就可以最机动的方式集中最优势兵力在海外某一区域实施作战。而在陆上取得每个军事胜利都得部署大量守备兵力以巩固成果，海上同等数量的部队，比陆地使用起来会更加高效。海军可以在一国沿海自由运动并拥有广阔的打击面，而陆军则不能，陆军只有靠其数量扩大其防卫面。这正如鸦片战争中，中方防备英国的陆军远比进攻中国的英国海军多得多，英方能够及时调动，并在必要处都可以随时随地集中使用，而中国陆军则要处处修炮台、修兵营、增加驻防。马汉很明白这一点，他说必须拥有海权。

　　正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与世界发生了日益密切的联系，人类才产生了海权的观念。

　　大家知道英国人和美国人开始也都没有海权意识，他们也是骑着马打仗的。我们现在说美国总是很先进，在二战前美国的海军尽管发展很快，但其军事作战主体观念还是基本上还囿于骑马舞大刀的陆战决定论，。巴顿将军特别反对这种作战方式，认为未来的战争将是坦克集团军，在飞机配合下的大纵深立体战争。有人说巴顿的观念是超前的，其实不然，他只不过跟上了那个大多数人尚未意识到的时代，

　　当时还有一个超前的人物就是戴高乐。戴高乐在军事学院读书时写了一本书，讲的大致是集团军大纵深作战。他提出未来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打法不同。作战前锋力量主要不是人，是坦克群、集团军，配合飞机，是立体式联合作战。并且作战时也不主要是正面攻坚，而是纵深到敌人背后席卷过来。希特勒打法国时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他没有走马奇诺防线，马奇诺防线是一战英雄贝当的作品。经验证明，人在什么地方成功，往往就在什么地方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同时成功也是失败之父。德军根本就不走马其诺防线，从阿登森林插入法国，长驱直入，然后再从法国后面横扫法国，整个法国一个月就被打败了。二战前戴高乐这本书在法国没有被认可。书出版以后，希特勒派人到法国去，说法国有个军事学家叫戴高乐。可是法国没人知道。戴高乐军校毕业后在国防部任职，当时只不过是个小职员。

　　二战前，作战观念已发生了两次革命。先是陆权革命，它使人们认识到控制地面要塞是战争成败的关键；后来是海权革命。西班牙人和英国人较早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海军最早是从保护商船开始的。他们的海军从最早的意义上来说既是海盗又是保护者，它随着商船两边走，因为途中海盗太多。而真正开阔人们对大海认识的是麦哲伦和哥伦布。麦哲伦和哥伦布发现的不仅是新大陆，他们实际上不自觉地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这就是海洋的时代。海洋对当时的人们说来是一个新的认识空间，大海将使世界联系在一起。麦哲伦和哥伦布没意识到他们的探险活动将对历史产生的伟大意义。

　　英国海军早期将领大都是海盗出身，所以我们军事学习不要觉得课本上的东西有多重要，最重要的还是实践。海上实践形成了英国人的海权观。英国人不注重纯理论研究，大家注意到凡是赚钱快的、有事做的地方人们就不写理论书，不思考抽象问题了；凡是事不多的，对人活动限制较多的地方，人的理论思维的发展就较深刻。手脚不自由，大脑就发达。牢房里总出思想家，就是这个道理。（笑声）德国就是这样，中世纪的德国为封建城邦分割得很细，人的自由也受到较多的限制。但近代德国哲学一直走在欧洲前列。思维的规律和行动的规律不一样。凡是忙的人都静不下来写书，近代英国人远比德国人忙碌。英国当时出的哲学家并不太多，其中培根较有名气。他搞的是经验哲学Empiricism,　英国人对这个词的含义理解与我们有些差别，它不仅是指经验和先验，更多地是指实践和可操作。这个思想在美国也有发展，就是杜威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杜威的实用主义曾遭到我们的批判。那时理解杜威的理论好象就是“成者王候败者寇”式的实用。其实它更多地讲的是真理在主客观之间的价值性，有点接近我们理解的“实事求是”。真理只有在具体客观对象中检验，正如刀刃利否取决于所及对象。如是硬石，我们的刀刃就难得锋利。检验我们中国军事理论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打得赢”。打败了你吹得再多高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讲制海权、制空权等理论，都是为了在未来的战争中打得赢。

　　英国跟美国是两个很有意思的国家，既是朋友又是冤家。最早是冤家，较早去北美洲的人主要是从欧洲特别是从英国逃过去的清教徒。清教徒他们有自由的信念，要闹革命，要开辟新世界，在英国行不通并遭到迫害，就坐船逃跑。最著名的一艘船叫“五月花”（MayFlower）号，后人们将“五月花”信念视作美国精神的前驱。早期美国人的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叛逆精神，赶到美国去的是宗教叛逆者。那时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压迫它，欺负它——这种情况现在又戏剧性地在美中之间发生。后来美国与英国打，建立了美利坚众合国。年美国与英国海战，英国战败。年至年美国再次与英国发生战争，英军一度占领华盛顿，但最终还是为美国人打败。但总体看，美国这时进行的还是维护其独立主权地位的战争。此后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英国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权，但美国并未向霸权屈服。年美国占领夏威夷并于次年使之成为美国的领地；同年美还在加勒比海的古巴和西太平洋的菲律宾等地向西班牙挑战，不久便占领古巴和菲律宾；年11月又唆使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并获美对巴拿马运河的永久性使用和占领的权利。就这样美国步步为营冲出英国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权。英国以压迫美国开始，后来打不过美国，又以美国人为朋友并与美国分享海权利益而结束。未来的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发展可能也走这个路子。有人说中美之间是朋友，这是毫无疑义的。从长远的观点看，中美肯定是朋友，但美国人找朋友的标准是打不败的对手，永远如此。凡是能打败的，没有一个被美国当作平等的朋友。吴廷艳、达赖、日本人、当年的台湾蒋介石，都跟得特别紧，但美国从来不尊重他们，说变脸就变脸，一甩手就不认人。美国人只与打不败的对手交朋友，比如毛泽东。所以未来的中国若想作美国人的朋友，就必须先成为美国人打不败的对手。

　　在海权理论建设方面，早期美国人是我们的先生。美国人的海权理论产生于强烈的反霸愿望和实践。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ThayerMahan-）是海权理论的创始人。年马汉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南北战争期间在联邦海军服役。曾任罗德艾兰新港海军军事学院院长、“芝加哥号”舰长，美国与西班牙战争期间在海军作战局供职。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年升为非现役海军少将。主要著作有《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制海权对法国大革命的和帝国的影响，-》、《制海权与年战争的关系》等。马汉在其论著中分析制海权对军事、民族、领土和商业各方面的影响，被西方公认为现代海权理论的鼻祖。

　　但是在马汉提出制海权理论的初期，美国人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海权对美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相反倒是英国人注意到了这一点。马汉在英国受到特别高的待遇。因为英国的百年实践在马汉这里被高度理论化了。美国人没有太多的海上实践，在老罗斯福前后，美国政府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当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美国国内也产生英国和法国曾经历过的社会两极分化和劳资矛盾激化问题。19世纪中下半叶，美国国内工人运动频频发生，有的规模和影响相当大，比如“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就是纪念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底特律、纽约等城市举行的大罢工和年3月8日美国芝哥妇女举行的示威游行得名而来。为了缓解国内社会矛盾，美国政府于19世纪末期，开始注重海外市场的开拓，这样，海军问题便日益引起国会的注意。

　　大凡市场经济国家，不管其性质如何，也不管是否愿意，它必然是世界性的。外部世界发生任何变动，都会导致国内发生变化。一旦利润成了生产的从而人的主宰，生产就会与消费及资本与劳动形成对立性矛盾，并在这种矛盾的推动下畸型发展。为了不至中断生产过程，市场经济国家就必须注意在保证国家利润的前提下调和国内劳资矛盾。而要作到这一点的出路只能是将国内矛盾转嫁到海外，按资本的原则，从海外——开始还是凭借暴力——获得高额利润，并由此不断拓展新的海外市场。只有高利润回流，国内才可能有充分用于调和阶级矛盾的资源，家里有钱不吵架，国家同理。你看当今美国，那边还在科索沃打仗，国内这边同样可以闹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绯闻，非常热闹。哪个国家能正在打仗时国内还吵这种绯闻？只有美国。为什么呢？它国内有得是钱。百万元打个总统绯闻官司，跟闹着玩似的。其次就是它有强大的海军。凡是威胁到美国的因素，不管在哪，美国海军就可以就地将它消灭在萌芽之中。所以说强大的海军是国内财富积累和民主发展的保证。海军必须是远程的，不然就不配称海军。如果中国有了像美国那样强大的远程海军，中国人民也能像今天的美国人那样在战时唱歌、跳舞、不紧张：这就是海军的好处。战争不能等它起来或找到家门口以后再做准备，再鼓足勇气跟它打。勇气不重要，最重要是将威胁及时地消除于“青萍之末”。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谈美军战略调整时曾说：“作出调整的最安全和最佳的时刻是在它独占鳌头的时候，而最危险的时刻是等到一个富于新竞争的对手来临并找到方法来打击你的地位。”这句话对任何国家都是适用的。防御必须是积极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海军。有人说台湾要试导弹，对我们来说，代价最小的办法就是将这种企图在其初发阶段就将它消除。以色列当时打伊拉克核反应堆时就是在它还没发展之初就把它除掉了，何况台湾还是我们自己的领土，我们绝不能允许有台湾出现这种情况。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海军，而且是一支战斗力可覆盖东经至度海域的海军力量。必须清醒地看到，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中国的海军问题。中国海军的力量如果不能扩展到台湾以东海区，台湾与大陆的和平统一（绝对不是所谓“和平解决”）是不可想象的。没有硬的一手，既使在我们手边的东西也是拿不回来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为了和平统一台湾，我们必须把台湾抱在我们海军的怀里，我们对台独分子的威慑力越强大，它跟我们谈的主动性也就越大。

　　上世纪初美国国内出现危机，这促使这一时期的美国政府对马汉的海权理论及海军建设尤为 　　

　　那么同期的中国又怎么样呢？

　　那时的中国军事基本上都是注重于陆权理论，和西方的性质不同。西方的陆军军事理论是外向型的，中国是内向型的，就是国内研究关隘、要塞以及人口等。为什么呢？我们对外不交换，所以我们在清朝时，你英国要租香港99年，拿就拿去吧；台湾也不重要，日本要也拿去了。那时我们不需要外边，我们也不需要大海。郑和下西洋跟哥伦布不一样，他远航大海不是要与外部交换，只是炫耀，炫耀皇威；听说他还负有秘密任务要找前朝的遗老遗少。我们长期以来是这样。到近代我们需要打海战的时候，我们观念还没有变，我们在东南沿海修长城抵御敌人海上侵犯。

　　除陆军外，中国古代的骑兵比较发达。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妨看一看中国地形图。

　　中国的地形很有意思，西边是喜马拉雅山、昆仑山，东部沿海整个是被大海包围着。总体看古代中国人实际上是在大自然保护的摇篮里生活。喜马拉雅山这个地方谁都上不去，是天然屏障。亚历山大大帝（theAlexandertheGreat,-BC）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了不起。凡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必然要创造一支伟大的思想之剑，即实践其思想的行动家。亚历山大曾听他老师亚里士多德说，你往东走，见到大海，你就走到世界的尽头了。当年亚历山大打到印度的时候，他走啊走啊，见到大海，看到印度洋了，他以为这就是世界的尽头了，就没再往前走。事实上，他再往前就无法走了。你想有那么高的喜马拉雅山挡着，他能过去吗？如果印度与中国之间是一马平川的话，那这个故事对我们中国的意义的就不一样了，今天的中国云南可能由此就是另一番文化景观：云南文化中可能就会有希腊文化的色彩。历史就是这样奇怪。年英国打拉萨的时候，到了冬天，英国人被冻得主动撤回印度。美国现在说要在西藏怎么样，可它绝对不会派维和部队到西藏，就算把拉萨让出来，美国人也进不去。西藏高原的高寒缺氧气候，洋人们受不了。

　　我们看中国东部和北部，东部是大海，也是天然的保护屏障，在蒸汽动力为基础的远程航海出现之前，征服大海远比征服中国困难。忽必烈远征日本败在海上就是明证。古代中国另一个比较发达的兵种就是骑兵。为什么？这和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南犯有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凡是受刺激的物体必然会生长出一种反制功能。我们身体上的指甲、牙齿等等，都是由于刺激出现的。军事上也是这样。有了大海的保护我们的海上作战力量反而没有发展起来。一直到近代才知道敌人从海上也能过来。见了西洋蒸汽船我们不知道怎么打，还用跟北方游牧民族打的方法。修长城。可是修城墙的速度能快过船速吗？深挖洞，广积粮的那种打法是不适合于海上的，当时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观念，最终导致失败。年鸦片战争我们打了败仗，这不仅对我们中华民族，而且对整个亚洲，特别是日本的心理剌激都较大。但当时我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海权对中国的意义，而日本却迅速意识到这场新军事革命对日本未来的意义。年甲午海战中国又被日本打败并由此丢了台湾。

　　到了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与日本人再次交手，我们又落后了一步，这次落后在我们的制空权上。失去制空权。我们在抗战初期连连受挫。当然在战略战术上国民党部队也有问题。当时蒋介石打仗的章法实际上是从日本人和德国人那儿学来的。搞反清革命时中国不少有志青年到日本去学军事，蒋介石也去了。而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前后也曾到德国人那儿学习，因此日本德国战略战术思想属于同一个体系，写《战争论》的克劳塞维茨是这个体系的集大成者，他讲求大部队决战。台儿庄战役，如果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来说，可谓是一场没有赢输的战役，双方均对等消耗殆尽，零和。好的战略战术是以少赢多。毛泽东曾写过文章讲，好的指挥者就是将数量的劣势转为数量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结晶。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战场上蒋介石没有制空权。看抗战电影的时候，就会发现日本人都是飞机先行，大炮先行。中国军事在这上面失败了。后来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毕竟是胜利了，但我们必须清醒，那是由于日本人在海上动了美国，除中国外，日本又树立了一个强敌。在中国大陆，日本基本掌控了制陆权，而在太平洋战争上，日本败在制海权。自从日本丧失了太平洋面上的制海权，日本人就完了。

　　近现代史上遭到的军事挫败，并未使我们深刻反省其深层原因。这是由于我们跟外部经济没有发生关系，其次我们还有胜利喜悦的掩盖，使我们在感情上不愿深入思考我们的曾经历的失败产生的原因。建国初我们虽提出建设强大海军的口号，但当时经济和外部联系不密切，我们对海军的作用及相应的海军建设尚未有实质性的认识飞跃。经济联系不密切的原因在哪儿呢？有西方封锁。我们没有办法联系，其次就是当时我们搞的是计划经济，又是基础工业，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部分的内部调整。当然现在有很多人批评毛泽东搞计划经济、搞人民公社过快了。我却认为毛泽东在这点上是非常有远见的。

　　世界历史上有两个国家的建设经验值得我们中国学习：一个是苏联，苏联用计划的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法，低成本和快速地建立以大工业为骨架的国民经济体系，把一个软绵绵的没有脊梁骨的农业国硬是打造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在当时苏联也存有两种建设思路，一种是布哈林的思路，先从农业和轻工业开始，慢慢搞，有了一定的资金积聚后，再搞重工业。这相当于武迅的做法，大家知道《武迅传》吧？武迅这个人也很爱国，但爱国的方式却显愚腐：他到社会上以最屈辱的方式去化缘。你踢我一脚，我嘿嘿一笑，你扔给我两分钱；你骑到我背上，我给人家爬一圈，得两毛钱。一分一分，一毛一毛地攒，攒足了应该买武器了吧？他不，他办教育，从小孩抓起。他想，人材是关键，教育出的人材多了以后再强国。这其实是一种回避不可回避的挑战的无所作为的意识。布哈林也是这种思路，不从大工业做起，这当然不行。在当时没有工业就不能强国，而落后是要挨打的。

　　斯大林可不是这样，他认为苏联应走西方不同的反常规的道路。他搞农业集体化。为什么呢？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集体化利于低成本搞工业建设。我下乡时有这方面的经验：国家要修条铁路，公社一声令下，一路绿灯，国家不用花多少钱就把地征到手了。当时我们中国一直从东到西的大三线建设，要按西方市场的原则，其生产资料的交易成本几乎就是个无法承担的天文数。但由于我们的计划和集体所有制体制，在我们那么穷的情况下大三线也搞成了，大型的工业基地也建成了。布哈林的办法书生气十足，不管用。斯大林意识到战争迫在眉捷，他不允许布哈林还在那里按所谓理论逻辑搞工业，于是他采用一部分有新思想的干部，用计划和集体的方式很快就把工业化这事办成了。年希特勒打过来时，苏联重工业刚好发挥作用，敌人前面进攻，后面兵工厂转起来了，大量的坦克飞机源源不断地从后方开到前线。结果苏联不仅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且成为二战后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保家卫国，没有国何谈家！没有国你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是空的，就象二战中有钱的犹太人一样。

　　有人说只要综合国力强了，只要钱多了就行，但是，据安格斯?麦迪森写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ChinesePerformanceintheLongRun）提供的数据，即使在清朝道光年间（-），中国经济GNP总值在世界GNP总值中的比重仍位于世界之首，高于整个欧洲GNP的总和，而从-年间中国GNP总值的增长率也高于日本和欧洲。尽管如此，在年后的20年即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50年后即年中国的GNP是日本的5.28倍，但在年在甲午战争中，中国又被日本打败，两次失败使中国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大清时的中国有的是钱，问题只是钱没有用到关键处。八国联军进来的时候，入侵者跟叫花子一样，见了我们故宫里大缸上的金子都掠刮。你说我们GDP低吗？综合国力低吗？文化低吗？我们的宫女都会背唐诗，打我们的那些人都会背莎士比亚的诗吗？我想不会。（笑声）那你说谁的文化水平高呢？文化这时能起作用吗？事关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还是要枪杆子来解决问题。英国人在东海上取得胜利，利用海上作战的机动性，一直打到了天津，老佛爷害怕了，我这么多的强将精兵。洋人怎么就打到我跟前了。因为他们有海权啊。我们那时不知道。

　　国家成长与身体成长的道理一样，大家看我们的身体，身体肌肉和神经伸向哪里，骨头就跟向哪里。骨头、牙齿、指甲是硬的，这是国家的军队，神经是商人，肌肉是文化团体，所有这些才能构成国家走向世界的肌体。美国也是这样，它的四肢伸到世界，它的毛细血管伸向世界各个角落，它象吸血虫一样将世界大量的财富都顺着这些管道吸回美国本土。那支撑这些毛细管道的是什么呢？是国家军队，走在最前面的是强大的国家海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能单纯地认为，只有国家GDP上去了就会万事大吉；这与胖并不是人健康与强壮的标志一样。地主的孩子都胖，怎么穷人的孩子都把他们打哭了呢？（笑声）关键是拳头硬、灵活。大自然中熊猫够胖了，上树摔成骨折还得人给它治。（笑声）狼、豹子为什么能存在下来？灵活，爪牙厉害，能蹦能跳能咬，就得这样。国际法不管它多么公正，如没力量配合就是废纸一堆。

　　毛泽东当时搞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不是就真得像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说的那么不好呢，显然不是。我下过乡，农村组成人民公社，曾有人说人民公社搞快搞糟了。到农村后来我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要快搞农业集体化：国家工业化起步阶段要和农业发生交换，土地、工厂都要发生交换。如果农村还是私有制，那中国的现代化成本就会因生产资料交换成本过高以至无法进行。国家每用一块农耕地就得付钱，这样什么也干不成。毛泽东快速搞人民公社，土地归国家所有。生产资料交易中的制度成本降了下来，国家迅速完成基本建设，这是真正的“多快好省”。

　　年我去印度，体会到了当时尼赫鲁搞“混合经济”的后果。尼赫鲁开始时也搞社会主义，后又转为“混合经济”，既有私有制又有公有制，结果步履维艰，用一点地就给地主钱，生产资料的交易成本极高。地主在议会有代表，可维护其私有利益。印度基础设施至今仍特别差。差到什么程度呢？我在新德里，有一次印度整个北方停电有两天之久，说是哪出了故障，电力系统坏了。这要在西方，甚至在中国，都是事关国防安全的大事。而在印度这事却是此起彼伏，经常发生。印度北方有些邦至今都是最富的大地主掌权。南方共产党搞得好，受到人民拥护，南方喀拉拉邦大街小巷挂的尽是镰刀斧头共产党党旗。在印度任何书店都能买到马恩列毛的书，还有邓小平的书，都译成了英文或印地语。为什么呢？印度的穷人多，穷人知道马克思列宁是为穷人说话的，毛泽东是为贫苦农民说话的，党给农民分土地。因此他们挂共产党党旗是发自内心的。共产党在喀拉拉邦执政时间很长，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做到了“耕者有其田”，贫民有温饱。印度共产党在其辖区内没有搞打土豪、分田地。尼赫鲁也没有搞，因此在所有制改造上，不如我们彻底。中国的发展现在已开始第二个飞跃：中国的计划经济已为新中国打下了钢筋铁骨，此后的任务就是打通全身的神经脉络，让身体各关节正常和自然循环，各部正常“营养”交换，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邓小平对中国的最伟大的贡献，市场经济提高了生产力，此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便不可分割并越来越紧密。中国从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世界经济，从而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中国的历史从此才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据我国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的统计，截止年9月，中国GDP已达10万亿元经济总量世界第六。（人民网，年9月18日08:27）外汇储备年7月底已增加到亿美元左右，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居第六位。吸收外资已连续九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曾培炎：最近13年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好时期”，来源：中国新闻社年9月16日）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迅速的同时，中国外贸易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到年，中国经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接近40％；（国家统计局：“九五”时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将会持续加深。

　　现在国内内需拉不动，原因不在消费不足而在大部分百姓手头的钱太少，没钱就没有消费。你看我们产品多了，价格这么低，可在国内就是卖不出去，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滞销就不能实现利润，所以就只有依靠海外市场拉动。国内老百姓不仅不能分享生产发展的利益反而是陷入贫困，贫困造成消费市场疲软，其结果就是我们对国际资本依赖日益严重并使我国经济失去民族市场根基，这样，国际市场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我们的经济就吃不消。比如前一阵，欧盟说要检验我们的打火机，因为中国温州的打火机竞争力强，到欧洲一下就占领了那里的市场。西方人竞争不过就会人为给你制造麻烦，说打火机有质量问题。这个检验报告结果下来以后，整个温州打火机生产就会发生地震。这是小事儿。如果说美国和欧洲发生什么事儿，我们工厂的产品就会积压，工人的工资就发不出去，又会有一大批人下岗。

　　其次，生产发展不仅仅是生产本身的问题，还有资源与消耗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迄今，现在才发现这种资源内耗型模式已走到尽头。生产力的良性发展应该是生产力在发展的同时，资源消耗在下降。我们现在是生产力往上走，资源消耗也是往上走，同步走，甚至还快，这种发展模式已给我们造成生态灾难。我们现在是在靠资源支撑生产力，如果我们用挣来的钱再去补资源，搞生态，正负抵消，GDP增长就会回到它的起点，等于什么没有。这是不正常的经济发展方式，短期内还可以，长期不能这么搞。听说山西地下的煤已挖得不能再挖了，再挖下去地质结构就会发生变化。我们现在所需石油已有三分之一靠进口，美国几乎一半靠海外的石油来供应，但我们对海外石油进口线的保护几乎无能为力，它完全掌握在美国海军手里，这对当代中国来说是致命性的，因为当代中国已将自己的部分命运（即市场和资源）托付给了世界。

　　美国人的危机观、消费观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停会电就是大事。年初，加利福尼亚民用停电是断断续续地，这在美国国内就跟地震一样。我们中国要是民用停一会儿电，一般来说没什么事。但将来就不行了。我们的高速公路都上去了，如因能源供给不足，石油因紧缺而价格上升，这就会摧毁中国的汽车市场继而汽车产业。到最后只有让少数有钱人买汽油，没钱人把车放在家里，过期报废。那当然不行。我们得想办法。

　　中国的地理环境有一个东接财源西接能源的优点。东部接着市场，西部接着世界石油宝库。我们与俄国及中亚国家搞了个“上海五国”。阿富汗战争后，我们在中亚的影响力大为削弱，海上我们又没有控制力，这很麻烦。现在有人研究中国的能源战略？走出去和参与国内市场竞争？谁都知道走出去是对的。那天石油部门的同志高兴地告诉我，我们现在跟一些国家签了贸易合同，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我想，如果没有军事自卫能力，尤其海上自卫能力，我们就不能保证我们的合同协议的有效性。说实话，美国一天之内能够把你这些合同协议全都变成废纸，搞个政变就可一了百了。别的不说，它给它的领导人施加点压力，领导人就把你这合同给废了。马克思.韦伯说过：“部署一打舰只在一定时刻比掌握一打可以废止的贸易协定更有价值。”（戴维.比瑟姆：《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年版，第46页。）这话对我们理解贸易与海军的关系绝对是有帮助的。

　　保卫海外能源自由贸易权利的能力取决于海外军事投送能力的远近。没有海上军事投送能力，海外贸易的保护就只是一纸空文。有人说，美国干嘛要惹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是说我跟你好，你就得对我好。南斯拉夫当年对美国多好，在美苏抗衡中南斯拉夫可说是为美国立了大功。怎么样？苏联一解体，美国一甩手，回手给南斯拉夫一巴掌，全完了。南斯拉夫曾经是中等发达国家，人民享受着幸福，享受了近50年的幸福，一打就完了。南斯拉夫长期受西方影响，知识分子觉得美国讲人权，是不会真打我们念书人，他们每人戴一个星靶，走到桥头上唱豪迈的英雄歌曲。但等导弹打过来之后，一看是真的，是可以爆炸的，这些学者们后来就再不出来了。真导弹与假导弹是不一样的。战场应是国民教育的最后课堂。理念不是从书斋里走出来的，现实的问题也不能是光靠你的理念来解决的。跟美国这样的霸权打交道，就得靠力量。在国际斗争中，力量（军事）要走在前边，不然的话，我们的经济成就是保不住的。中国的经济体越长越丰腴，但只是软绵绵的丰腴，原因在哪儿呢？没有骨头。有一点儿骨头也缺钙。（笑声）骨头就是军队。

　　我们中国的安全观念也正在面临着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大变革。

　　邓小平同志真是了不起。他给我们定了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在本世纪中叶，将中国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目标决定手段。目标既定，一切都会发生变化。小平曾说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这首先从思想观念上解放了人。当经济发展起来后，我们由此才发现中国国防也需要有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大变革。打赢未来的战争不能再指望“诱敌深入”的战术。在你一贫如洗的时候，你可以诱敌深入。现在我们整个东部地区已接近现代化水平，成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所在。这时再诱敌深入，了得啊？就是把鬼子们打出去，打赢了，作为国家存在的核心能力即经济再生能力也没有了。

　　我在印度时与中国商人交往，他们担忧的是他们的海外安全。我们嫁到国外的姑娘强烈地祈盼着中国强大，因为她们在国外委屈多。你看美国，一个记者失踪问题就跟巴基斯坦纠缠不休，就得死要见尸，活要见人。未来中国的海外侨民走到哪里都要有底气，要有安全感。这靠什么？靠我们的军人，尤其是我们的海军。我们现在的军事外投能力在哪儿呢？我们海军出海进行友好访问的能力倒是很远，但这是展示、交流，问题不大。但打起仗来，可能就不会太远。发生在我国东部海上的“撞机事件”和目前日益严重的台湾问题，就是我们海军力量不足的反证。

　　中美撞击事件，还有最近发生的中美撞船事件，发生在我们家门口。有人说这是正常的嘛，美国到这儿来看看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我们如果到夏威夷转一圈，你敢说这对美国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吗？还没到夏威夷上空美国就会将它打下来了，当然有可能又是“误打”(笑)。你看，前一阵，咱们在古巴没怎么着，美国就开始炒作中国与古巴有什么关系。美国的观念是跟它安全有关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大家读美国的战略报告，美国的“本土”两个字绝不意味着就是位于北美的国土，它是包括它在全球所有已控制的象迪戈加西亚这样的岛屿。确切地说，美国是一个世界的概念。美国的国务院跟我们朱总理管的国务院不一样。美国国务院是世界的概念，是管世界的。有人说美国怎么这么坏，到处都去管。其实国家政治没有好坏，只有利益。美国商人到处投资，美国还得靠中东的石油，其欧洲盟国也要靠中东的石油，它怎么能不管？我们对美国人的外交政策不理解，只是因为我们没走到它那一步。美国眼中的安全观念是世界的，它海外越安全，本土就越安全。它始终都是这样，这个思想就是从19世纪末马汉那个时候开始的。这不仅对当时的美国人，甚至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安全哲学。

　　中国的安全哲学不应只是生存的而应是发展的哲学；中国的国际政治学也不应是自守家门而应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的学说。发展是一个国家主权中必然拥有的一种权利。既然中国是发展的，那么，中国也应该是世界的；中国概念就应当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

　　全球化不能不包含着自卫手段的全球化。进入全球化进程的国家的安全是“边界安全”与“安全边界”的统一：前者是主权安全或领土安全，后者是利益安全；前者是有限的，后者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安全边界越远大，边界安全就越有保障。。过去在自然经济下，边界安全和安全边界是合一的。那时候危险的概念是敌人入侵，把敌人入侵定为安全与否的标尺。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利益安全而并非仅仅只是国土安全。只要威胁到我们的利益，而不管我们的利益在哪里，就威胁到我们的安全。利益所在即我们国家安全之所在。

　　我们的主权安全即边界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的概念，而发展则在时空上是无限的，它不仅涉及世界一切地区，必要的话，它还包括外层空间。由此便派生出涉及发展利益的“安全边界”的概念。安全边界就是利益边界。我们的利益走向哪里，我们就得走向哪里，我们的军事力量就得走向哪里。我们经济走向全球，我们的外交、政治也应走向全球，所以我们不能不考虑保护我们的全球和地区利益问题。而联系全球各地区的最便捷的通道就是海洋，所以我们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海军。在革命年代，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但在国家发展的年代，没有强大的海军便不会有国家的一切。

　　我们的石油消费的主要部分将来要依靠中亚进口，我们的产品要在国际市场，我们对海外贸易的依存度已达40%。在公正的情况下，我们按照WTO的规则做事，这问题不大。但不公正怎么办？西方给你随便找个借口，就会制裁你。找借口很容易。大家知道“银河号事件”，就是美国人没事找事。我们的海军到不了那里，没有办法，你就得让人家上船检查。还有印尼部分人挑起的排华事件。有人解释说，他们入了人家的国籍了，我们管不了。但这正如我们家的姑娘尽管嫁出去了，跟我们还是有关系的。嫁出去了是人家人，但你不能欺负她。受欺负了，我们不好说你什么，但我们可以接她回来，接回娘家。这是可以的。现在咱家外嫁的姑娘受气了却没处躲。再从经济战略考虑，这些人大部分是有投资能力的，如果接回来个，国内投资也会增多，因为保障他们人身安全会使他们相信中国投资环境是安全的。把命都保了，他为什么不回来投资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海军力量到不了那里。我们只有表示“遗憾”。

　　在安全边界和边界安全的关系上，毛泽东处理得比较有长远眼光。年，我们刚解放，很弱。毛泽东为什么作出参加朝鲜战争的决定呢？这是由于东北是我们的重工业基地，毛泽东绝不能让它旁边有美国军事存在。美国一旦把北朝鲜占了，就可以影响我们的战后仅留的一点决定中国未来经济命运的重工业家底。美国人今天说不会进犯中国，那么明天呢？美国当时的报告里确实是说不进犯中国，毛泽东却不那么想，他认为你说的话没有用，报告里写的也没有用。国际斗争中不管是谁，一旦得寸就会进尺，没有道理可言。所以毛泽东选择了参战。结果有人说打平了，可是中国当时穷得跟阿富汗一样，（笑声）打平了就是打赢了。现在如果本?拉登真把美国打赢了，本?拉登现在要去参加国际会议，大家也未必个个怒目圆睁，说不定在第三世界还是另一番情形。没打赢可就没有办法了。那个时候我们是什么条件，美国是什么条件。如果从武器对比上说它是绝对领先的，它有原子弹，我们年才有。从年算，它比我们早14年啊！那时候毛泽东敢拍板，打！最后战争在“三八线”停下来。脊梁硬才能赢得和平，东北亚到现在近40年了没打过大仗。

　　还有年进军西藏。大家知道年印度独立，中国国共两党正在作事关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当时蒋介石代表的是买办力量，共产党代表工农力量。、年，印度、达赖、美国都开始考虑西藏前途问题了。尼赫鲁这个人是受英国教育的，没有“泥腿子”厉害，他一点点地搞“前进政策”。而我们的毛泽东兵贵神速，出手不凡，年10月建国，次年春就出兵并一举拿下西藏。试想如果年到年间，尼赫鲁将年入侵西藏的行动提前到至年间，那不管你怎么谈，西藏也不会是今天的情形，很可能雅鲁藏布江不保。所以政治有时候不能犹豫，该出手就得出手。片刻犹豫，敌人都会掏光你的利益养你的后悔。（笑）年底新中国成立，年初毛泽东就进军西藏。年毛泽东又对尼赫鲁的不轨企图再出重拳，中印此后再无战事。毛泽东在他的任期内将中国的安全边界推得很远，他的伟业无愧于中国。

　　五十年过后的今天，我们的国民经济重心移到东南部地区。这就是说，中国的东南地区是我们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心所在，既如此，中国的安全边界就绝不能与中国的东南沿海重合，至少要扩展到台湾以东。台湾如不在我们所控制的范围内，我们的上海、广州，包括江苏的边界安全就无法保障。跟毛泽东当时理解东北问题的道理一样，当时中国的经济建设要靠东北，东北是重工业中心，日本人、苏联人的一些建设都留在那里，毛泽东要利用这个基地。今天我们面临着的不仅有安全边界威胁比如海外能源进口不保，而且边界安全也面临巨大的分裂威胁，比如台湾、南沙的统一和收复任务日益艰巨。

　　从经济史来说，人类迄今所经历的所有经济形式可概括为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从军事史来说，制陆权与制海权是造就古今大国兴衰的重要扛杆。中世纪国家是依靠地区性的和封闭条件下的资源配置维持的。在这样的资源配置中居有主导地位的国家，便会形成地区性贡赋体系中的中心国家，并由此保持其大国的地位；而保持这样地位的国家的军事前提就是强大的制陆权。比如古代埃及、中国、印度、巴比伦都曾是这样的国家。到了近代，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后，市场和利润成了生产的导向，资本及与此相应的包括市场资源在内的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铺展开来，此时国家兴衰取决于其在资本全球化和资源全球性配置中的地位。其间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可以获得较多的市场和资源，从而获得大国必需的物质条件。同样正是这些国家，比如现在的北方七国，在世界资源和市场的分配中占居主要份额，才使其成为大国。既然世界资源配置方式已突破中世纪的地域性封闭性质并转化为世界性的开放方式，而海洋又是畅流世界各个角落的最便捷的载体，那么从军事上控制海上主要战略通道即掌握制海权，就成为大国控制世界资源并据此保持其大国乃至霸权地位的主要方式。同样新兴国家也正是通过优先发展海军并争取与大国平等分享海权利益而进入大国行列的。比如英国与西班牙的海上较量、美国与英国、西班牙的海上较量的结果都是这样。当然，后来又出现制空权、制太空权（外层空间）的军事技术革命，但其性质还是服务于制陆权和制海权的。在21世纪的今天，建立在卫星信息监控技术和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与准确拦截技术的制海权，仍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的杠杆。美国在20世纪末发动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及21世纪初的阿富汗战争中取得的军事胜利，就是很好的说明。

　　要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在军事上要赶上军事技术革命。南斯拉夫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它开始想的是我不怕，我有军队，整套打法都是过去的。跟南斯拉夫军人谈的时候，他们都设想，等敌人进来，他们一拨一拨地退，然后再打巷战，再打人民战争，一直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后来，他们的军人不认输，可败了就是败了，败了国家就完了。现在美国人打仗，基本上用不大部队深入你的陆地。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两次都因伸入内陆而失败，那个时候它没有经验，再就是武器也没有远程精确打击的技术。我们知道：情报、速度与后勤是战争成败的三个最关键的要素。现代情报靠卫星，速度靠远程导弹，远程导弹使陆军攻坚和后勤跟进的工作量大为简化。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可以从阿拉伯海上用导弹打阿富汗的山洞或摧毁某个堡垒。以前我们夺下一个碉堡或山洞全靠人力，董存瑞是用身体扑到敌人碉堡枪眼上的，现在就不需要这样做了。在远处一按电钮导弹就可以越洋打到内陆山洞里。（笑声）董存端也不需要举着炸药包喊“同志们，冲啊”。现在同志们不需要冲啦，（笑声）导弹冲上去了就可以了。高科技使后勤也省了许多事，作战速度也因此得到极大扩张。巴顿将军打仗速度之快以至后勤跟不上；还有朝战中麦克?阿瑟一看朝鲜人民军南下的速度就知道它们必败无疑，是由于金日成的战线过长至使后勤容易被拦腰斩断。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高科技使军事作战中的情报、速度、后勤这三个关节点都发生革命。

　　航空母舰是实现制海权的最重要工具。航空母舰是制空权、制海权，从某种意义上还包含一部分制陆权的作战力量三位一体的统一，航空母舰不应被理解为一支战舰，而应被理解为一个最具机动性质的国家海上作战大平台。航空母舰可以比陆地运输更快的速度，根据战争需要，将集海陆空一体的作战力量及时推进到作战海区。目前有人认为，随着导弹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出现，航母就成了海上毫无自卫能力的活靶子，因此发展航母应为发展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所代替。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并不是导弹技术的产物，而是外层空间卫星及以此为载体的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而现代航母本身就已与现代卫星信息技术紧密结合并据此拥有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问题是远程精确打击仅具有本土防御的意义，对于世界范围的制海权而言，则意义不大，它解决不了关于海外商业争执、资源进口线受阻及海外商人和侨民保护问题。一句话，航母不是战舰，它也不仅仅属于海军，它是一个集海陆空及一切最先进军事技术为一身并在全球范围具最机动性质的作战平台。它本质上是国家作战力量而不仅仅是海军作战力量的标志。其次，航空母舰是与经济发展概念相联系的因而具有攻势性的军事工具，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攻势社会运动。没有航母，我们在国际上任何重大涉我事件中，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发言权力；没有航母，我们就不能对影响我海外安全的行为，在其初始阶段实行制止；最后，没有航母，中国日益卷入世界的巨大的海外利益就不会有实质性的保障，从而中国国内经济就会因资源进口和利润回流中断而发生危机并由此阻碍中国崛起。

　　关于中国的海权，至今还有同志认为中国不需要发展强大的海权。批评“一些人对马汉的海权论的崇拜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认为“中国始终无法在发展海上力量上倾注太多的资源（海军要比陆军昂贵得多）”，（见《再论中国的大战略》，《战略与管理》年第4期，第33页、37页。）但问题是，如果不发展海权，第一个问题即东部的国民经济命脉就保不住，再一个就是我们日益巨大的海外利益得不到保证。但同时我认为未来50年内，中国海权的发展目标不应当是美国式的无限海权，即海军力量可覆盖世界任何地方的海权。中国未来50年的国家发展目标是小平同志为我们制定的“中等发达国家”，与此相应，此间中国的海权还只能是有限海权，其覆盖范围主要限于中国台湾及南沙群岛等属于中国主权范围的海域。前面说过，没有海权，我们就不能享有与其他世界大国平等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的有保障的权利。但是中国的海权并非霸权。霸权是什么呢？霸权是一种垄断权力而非权利，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恶霸行为。中国不想放火，只想为自己点一盏海权之灯。可这对霸权来说就不行，灯只能由它来点。因此中国必须为自己争取本属于中国的平等使用海上交通资源的权利。

　　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控制世界资源而不仅仅是地理要塞是现代地缘政治的要义。资源地理位置决定地理要塞的地理位置。同时也是国家地缘政治的目标所在。

　　世界海权是一个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印度洋，因为世界资源最密集的地方在这里；世界海上交通要塞、最关键的地方也在这里：一个是马六甲海峡，一个是红海海峡。从拿破仑到彼得大帝、勃列日涅夫、小布什，都在争夺这一个地方，最终决战和妥协的地点都在北印度洋的中亚，决战的目的都是为了控制印度洋。年英俄争霸最终在阿富汗结束。美苏冷战的终点也在阿富汗。历史上谁占据了阿富汗，谁也就占据了中亚；谁占据了中亚，谁也就占据了世界。

　　尼克松和勃烈日涅夫是比较早地注意到这一点的政治家。他们都看到争霸世界关键是控制世界资源。我们知道，环印度洋，特别是环北印度洋地带是世界资源，尤其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于是这里便成了20世纪70至80年代美苏两霸争夺最激烈的地区，最后苏联入侵阿富汗将这场争夺推向高潮。冷战后，美国一直试图推动修一条从中亚经阿富汗、巴基斯坦，最终进入阿拉伯海的油气管道线路。年，美国加利福尼亚联合石油公司副总裁马蒂·米勒同塔利班就这条输油管道问题举行了谈判。但是，由于阿富汗内战不止和塔利班的反西方态度，美国一直无法达到目的。但年3月俄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建的从里海沿岸的田吉兹油田到俄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的管道宣告修通，首批试运原油已输入管道。这对美国无疑是沉重的打击。更令美国人担心的是，中国也于年宣布要修建一条从中国西部到东部沿海，全长多公里的“西气东输”管道计划。这条管道一旦修通，中国不仅会在经济上受益，在政治上还将中亚国家，乃至东北亚油气资源稀缺国家的利益与中国联为一起。年美国的导弹就打过阿富汗，那个时候美国就想动手。此后美国又出现能源危机。小布什上台后时不我待，利用“9?11事件”发动了阿富汗战争。资料表明，布什事先得到“9.11”撞机的情报，这有点儿象珍珠港事件，与罗斯福一样，布什成功地利用“9?11事件”干成了西方人从来没有干过的事：他不仅独控印度洋，同时还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深深地插入欧亚大陆板块的中轴地带即中亚地区。

　　小布什没有那么多书生气，但有时候有点蛮干。克林顿有点象德国的俾斯麦，小布什有点象威廉二世。俾斯麦为政较稳，为了德国的统一和强大，韬光养晦，稳步前进。但是威廉二世有些乱来，到希特勒时德国就开始疯狂。小布什是什么样的人，现在还不知道，但我看他在中亚这个地方要一竿子插到底，不会绕很多弯，最近他又说伊拉克要怎么着，我倒觉得他在瞒天过海。为什么呢？因为伊扎克根本就没制空权了，连塔利班的阿富汗都不如，就等于是在美国怀里抱着的顽皮孩子，随时都可以打，犯不上这么兴师动众，阿富汗都拿下了还拿不下伊拉克。美国说打伊拉克要用20万还是50万军队，他实际上想借打伊拉克调动资源使美军在中亚地区深深扎下根来，并将封锁中国发展的箍子卡的更紧。最终目的是要使中国成为抱在美国怀里的另一个“伊拉克”。

　　如前所说，中国在近代军事技术革命中已经失去了两次机会并由此两次遭到几乎是灭顶之灾，第一次由于没有海权，差点让西方国家把我们中国给肢解了。年“天津教案”时曾国藩跟洋人打交道真难，可不久李鸿章接手此案再与法国人谈，法国人又很快就答应结案条件。李鸿章还纳闷呢，洋人怎么这么容易打发？实际上他不知道“普法战争”在欧洲爆发，洋人得赶快回去打仗。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并为“八国联军”镇压。此后，中国陷入空前危机，洋人在中国东割一片土地，西割一片土地，中国濒临分裂亡国的边缘。然天助我也，年欧洲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因此有幸脱险；更重要的是，这次机会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西方洋人走后迅速发展，年北伐军至少使南方地区政治统一，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从此中国开始上升。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日本在近代时候是在亚洲率先实行海权战略的。日本政府自认为其本土太狭窄，资源缺乏，对海外具有很强的依赖性。领土狭窄，不足以应付本土战争；因此将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远远推到敌国境内，是日本的最好的安全政策。它还认为，日本从地理位置上看很像英国，因此它必须有强大的海权并有日本可控制的安全外围国家和地区。年日本利用强大的海上力量击败亚洲最强大的中华帝国，并迫使清王朝割让台湾。日本从此打通南下南中国海途中最关键的一环。年又把俄国打败。此后它在东北亚地区迅速扩张。年将朝鲜据为已有，紧接着占领中国东北、华北，再在中国南京扶持汪精卫傀儡政权。当时日本大体上已建成了以日本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环境。假设日本不发动太平洋战争当时美国很有可能对日本在东北亚的势力范围实行妥协，由此带来的后果必然是中国东部被肢解成几个围绕日本的卫星“国”。日本当时执政的是近卫文人政府，他们打算对华战争到汪精卫伪政权建立为止，这有点俾斯麦稳健的特点。但日本军方不听，年10月东条英机组阁，偏要一打到底，与希特勒讲哥儿们义气，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年卢沟桥事变和年袭击珍珠港得罪了亚太两个最大的国家中国和美国，由此便败局铸定。这又是天赐不亡中国的转机，美国人参战，在太平洋上把日本一打败，直接轰炸日本本土，日本自明治以来的一切“成就”由此全部灰飞烟灭。

　　我们中国人应该从这两次灾难中吸取怎样的经验教训呢？我们有人简单地将此归结为“中国经济不发达”或“政治制度落后”，这显然没说服力。因为在年的时候，中国经济远远高于日本，而年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新华出版社年版）我认为中国失败最直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军事观念的落后。19世纪下半叶日本在亚洲率先接受制海权观念，大力扩张海军，这导致中国年的失败。20世纪日本又注重制空权，中国在海上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在陆地又失去制空权，结果又是惨败。而日本在太平洋被美国打败也首先是从失去制海和制空权开始的。有人说我们可以长期坚持游击抗战。这不是那回事。红色高棉和塔利班都是游击战的高手，结果并没有等到柳暗花明的时机。世界政治说到底还是大国政治，散兵游勇式的战斗，只能起辅助作用。好在天佑中华，我们又崛起了。毛泽东来了，他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经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又一次在亚洲崛起。

　　但是，我们今后再也不能指望老天给我们幸运，在中国经济已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我们应在军事高科技领域有所作为。

　　那么，现代技术革命的特点应该是什么呢？我觉得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军事技术发展最快也最见效的是依托于卫星技术的信息革命；其标志是外层空间、空中预警和海陆空精确远程打击力量有机结合。精确取决于有军事卫星从外层空间发出并被空中预警机先于敌方接收到的准确的情报，没有在这两个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我们的任何地面或海空打击力量就犹如瞎子，再多的航空母舰或陆海空部队也只能是任由敌人宰割板块。因为你不知道敌人从哪儿来，也不知道人家在哪儿，根本没办法打仗。外层空间信息技术、空中预警技术、陆海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这三大不可分割并有机联系的技术链环是未来中国国防现代化必须攻克的关键。未来的中国的海权不应当只是海军的事，它实际是国家总体国防力量的集中表现，它应是外层空间、空中预警两大技术链拉动和引导下，集陆海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并被应用于海上作战的力量结构。

　　我们这几年国防工业的发展慢了点，但在外层空间领域我们没有慢，虽然和国际上比差距较大。空中预警这一点我们远未跟上。原因在哪儿呢？就在于我们长期买飞机。当然这有各种各样的考虑，但是国防技术不是能靠买解决根本问题的。国防技术是世界保密性最强的领域，国家军事技术递次升级链条一旦中断，其性质无异于终断，很难接上。在国防安全问题不应有东郭先生。上世纪90年代迄今，国际斗争留给中国的最重要的经验是：今后不管经济发展的任务如何繁重，中国的国防技术升级链条在任何时候也不能中断。上世纪50年代迄今，国防建设的重要经验应当是：市场的方式不能应用于国防战略产业的发展。中国国防工业技术发展最快最好和最有效的时期是计划经济时期，国防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益不是在股市指数中表现出来的。国防是世界上唯一不能进入市场并由短期利润主导的产业，它得按国家意志有计划地发展。开会时曾有同志反驳说，你搞大型飞机、空中预警，可是你有没有算过我们的投入产出和市场效益。我说毛泽东搞原子弹，其市场效益就是近40年的和平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安全环境，这是多大的市场效益！这个账怎么算？因此，国防战略产业根本不是用近视的数学曲线能描绘出来的。

　　现在，我们已经加入WTO，卷入全球化了，中国的市场也日益依赖于世界。国家同理。家里人看天气预报，都看哪几个地方呢？儿子在哪儿上大学，妈妈准保看那个地方下雨不下雨。我父母家在西安，我看天气预报准保看西安冷不冷。经商与此同理，自己的钱投向哪里，利益走向哪里，投资人的 　　

　　中国未来的定位是中等发达国家，但仅靠国内资源不足以支撑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必须参与世界资源分配。除非我们放弃这个目标，不然中国就必须拥有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最起码的海权。而达到这个目标的第一个台阶就是统一台湾，其次是南沙地区。统一台湾是世界发给中国参与世界利益分配的第一张资格认证书。我们东部沿海一带是我们的工业重心，统一后的台湾是保护我们东南沿海经济“软腹”的屏障，不能没有；而南沙群岛则是我们寻求中太平洋国际资源的最起码的滩头堡。没有南沙群岛，我们就对马六甲海峡，从而对国际资源没有一点控制力。现在印度都知道要 　　

　　东急西重仍是目前中国安全环境的基本特点。在东部地区，美国将台独火焰越挑越大，在西部地区，一场阿富汗战争使美国掌握了中国必须依赖的中亚石油的源头。前者挡住我们的财源，后者卡住我们的能源。小布什上台以后把话说得很明白：中国是美国的潜在对手。有些人还报有幻想，认为不至于吧。我们中国在年和年两次用体温暖活了你美国这条已被冻僵的蛇，你苏醒后总不至于反咬我们中国一口吧。但美国就是要咬人，不管你是敌人还是恩人。国际斗争就是这回事。目前美国对中国的东西夹击使我们的安全环境处于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但是，与英国的压力曾使美国破土而出一样，目前美国对中国的压力也使我们在面临有史以来最大考验的同时，也面临一次破土而出的巨大机遇。这是一个必须通过迎接挑战才能获得大发展的时代。

　　让我们张开双手迎接这个伟大的时代吧！

　　谢谢大家！

　　年5月

　　(本文全文刊发于《大学演讲录》(第二辑)，新世界出版社年1月版；主要部分刊发于《战略与管理》年第一期)

世界海权体系中的中印俄战略合作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一直以来几乎没有人把世界海权体系和中印俄的关系联系起来，在整个海权体系中中印俄所占的地位都不是非常重要，对整个海权体系的影响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就想从世界海权体系入说，来说明中印俄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事实上，美国才是整个海权体系的中心，他们在世界海权上也是考虑的最多的国家，他们非常注重国家对世界海权的控制，而对内陆地区只是一种制约的态度。因为美国一直以来就认为有了大海就有了整个世界，这也正是美国人的聪明之处。我们整个世界在没有建立海权体系之前完全是另外一种形式，但是一旦进入了海权体系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不管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可以说海权体系对我们的整个人类社会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它几乎是我们人类社会走向现代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进入海权体系的一个必要条件则是市场经济，而自然经济是不可能产生海权体系的。因为自然经济需要的是劳动力和土地，市场经济则需要的是大量的市场，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家所需的资源增多，随之所需的市场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就会导致向海外发展。

　　弄清海权体系的形成，首先就要分清市场经济和自然经济两个概念。就自然经济来说，它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在自然经济中消费和生产永远是平衡的，生产的目的不是用于交换，而完全是为了满足生活的要求。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尽可能实现物物交换，用物物交换来弥补自身某种物品的缺乏。总的来说，自然经济的生产完全是为了消费，是不会以发展为生产的动力的。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必然就会产生剩余物品，有了剩余物品，积累也就出现了。在自然经济中，积累到达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货币交换，这样，自然经济就逐步的走向瓦解，而在货币的作用下，市场也随之产生，市场经济也就在无形出现。

　　而早中国的封建制度下，由于封建制度非常的顽强，尽管社会生产已出现了积累，出现了货币，但是在中国却没有很早的形成市场经济，这是因为在这种封建制度下，社会总是用自身的一次一次的变革或者革命或者动乱，来打乱和消耗掉某一时期的积累。在自然经济时代，没有海洋意思，此时主权的观念就是大陆，人们总是认为只有大陆才是主权的一部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就不会向海外发展。所以中国一直到邓小平提出建立市场经济时，才慢慢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这时候我们才看见海洋的重要，但是西方早在殖民时期就意思到了海洋的重要，并且积极向海外扩张，而且他们许多国家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以后，更加注重向海外的发展，以美为首的七国集团控制着世界上的大部分海洋，海权体系也就这样慢慢地建立起来了。

　　而中国此时也意识到了海洋对我们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我们毕竟起步太晚，所以我们在海权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太低了，为了巩固我们自己的海权，我们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而寻求与印度和俄罗斯的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战略办法。因为印度和俄罗斯与我们中国都有着领土上的接壤，而且我们有的海洋政策上也有一致性，关键的是我们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西方国家对我们海权的控制或者说是威胁。

　　今天我想主要讲的就是海权体系的形成，因为这在海权体系的研究中是比较少的。我想对于中引俄的合作就点到为止吧，关键是我们要从海权体系中看到中印俄战略合作的重要性，引起我们的警惕，以保证我们的海洋不受侵犯，因为海洋也是我们主权的一部分。

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与台湾问题

亚太地缘政治与中美关系

　　太平洋地区涉及到中、美、日、俄四大国之间的关系，对中国而言，核心是中美关系。中美目前看似对手，但从战略层面上看，中美应当是朋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历来只以打不败的对手为朋友，无原则尾随它后果必然是被抛弃，从吴庭艳、蒋介石、达赖，乃至叶利钦、萨达姆和最近刚下台的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都先后被美国利用和抛弃。日本也是早晚要被抛弃的，所以日本对美国总是怀着不信任的感觉。日本没有归宿感，它无力单干，又不知道跟谁干。李登辉想把台湾送给日本，日本人真想要却又不敢马上要，李登辉本质是要当一个日本人，但一时半会做不到。中美之间的地理相距很远，今后双方也会有一些较量，但上世纪一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大凡亚太地区遇到重大的政治灾变，都是在中美合作下解决的。

　　上世纪初，欧洲一些国家要肢解中国，美国坚决不同意，今后美国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彻底解体，美国必须保证亚洲有中国这个板块的存在。如果中国垮下去，亚洲就出现了一个大的政治黑洞，印度、日本就会起来，俄罗斯力量就会南下，美国就无法收拾局面。彻底肢解中国历来是日本的战略，现在又加上了李登辉及其“台独”死党，李登辉写的《台湾的主张》中的重要观点之一就是消灭中华民族和肢解中国。因为他太知道在亚太地区，中国和俄国不垮，日本就不可能再重温“大东亚”旧梦，而日本如起不来，“台独”就永无指望。( 　　

　　最近有个“对日新思维”，说日本必然走向强大。这句话本身就没有前提，大国较量不仅是比经济总量及人均GNP，要是这样的话，瑞士也就成大国了；也不能单纯比军事力量，如果有军事力量而无这种力量发挥的地理空间，那这种力量就会因国家狭小的地理条件而大打折扣。所谓国际格局，实质都是大国安全空间分配后的格局。大国的存在必须有其相互默认的安全外围地区。从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维也纳体系到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体系，都是围绕着战胜国，特别是其中大国间的外延安全空间如何分配而展开的。两个人坐得太近会觉得就不舒服，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也是这样。大国之间小国多，这有利于缓冲大国矛盾。

　　日本的地缘政治条件四面掣肘，极其脆弱。在北方，俄国人踩着“北方四岛”后尾。南方还有美国在冲绳岛牵着日本的缰绳。美国人既然对日本那么好，为什么不支持日本把北方四岛收回来？美国人从来没这样说，更没这样做，相反在这个问题上，倒是中国曾在60、70年代支持过日本。可见美国人对日本是不放心的。日本一直盯着中国台湾地区，中间有美国的阻挡，美国不会把台湾给日本；当年正是因为日本在甲午战争后拿走了台湾，才有后来日本法西斯的崛起和珍珠港事件。日本巴掌大的地，夹在中、美、俄之间，东南亚国家还不买它的账，因此，它没有任何地缘政治空间，更谈不上安全外延空间。所以它无法成为大国，除非我们有些先生们用“新思维”让出一些中国利益，以更“博大的胸怀”和更“高的战略视野”来给日本崛起创造条件，那样日本就有可能真的从经济大国走向军事大国。( 　　

　　日本人明白，没有外延安全空间，日本是不可能崛起的。20世纪40年代，日本搞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在近卫内阁时，日本已经将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拿下了，日本处于最有利状态。如果日本按近卫内阁的政策，组成汪精卫傀儡政权后，就不要向南触动英美利益，更不要打珍珠港，那今天的中国就很难说是什么样的。历史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多做一点儿和少做一点都会前功尽弃。现在李登辉希望与日本一起肢解中国，他只想要当时汪精卫的地盘。如果李登辉的企图变成了现实，那么，未来的西太平洋地区就是以日本和台湾为铁盟，以日台为轴心并以美国为依托的反制大陆的政治格局。届时我们就会体会到，目前有人提出的“对日新思维”与用体温暖蛇的农夫思维并无两样。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看看当时日本是怎么起来的，就会知道它未来的可能走势。18至19世纪初，中国为世界大国，日本根本没有向中国挑战的念头。19世纪40和50年代，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这令日本人吃惊。年美国武力强迫日本打开门户，此后日本相继与美、英、荷、俄、法等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日本人在民族危机时没有胆怯，而是积极进取，锐意改革：年开始明治维新，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军事上海军效法英国，陆军效法德国，结果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扭转了困局。年甲午海战日本打败中国，年又打败了俄国。中国和俄国力量退出东北亚后，日本在亚洲迅速崛起，其外延安全空间迅速扩大。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年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决定侵略中国。此后日本国内政策迅速军国主义化，并从30年代始日本以扶持傀儡政权的方式逐步侵占中国东北、华北和华中地区。年10月东条英机组阁，突破近卫政府的有限扩张政策，进一步将战争引向东南亚英美势力范围并突袭珍珠港。这导致美国参战并同中国结盟。自此日本开始衰落，年战败后，日本从哪来又回到哪去：其地缘政治利益回到一百年前即明治维新前的状态。

　　有观点说贸易带来和平，可据美国学者孔华润（WarrnI.Cohen）提供的数据表明，年美国对中国及日本的出口分别占美国出口总额的1.9%和5.6%。但是随着日美贸易的增加，双方政治矛盾也在上升，政治矛盾如无法调和，到最后只能用军事力量来解决。40年代初，日本打过了北纬30度，闯入东南亚英美利益范围。同期中美之间没有什么贸易量，相反中美后来倒结成了盟友关系。美国还将中国拉到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先生一下子成了政治明星。那个时候，美国人对中国的要求就是拖住日本。中美联合解决了日本问题，雅尔塔体系在远东地区就是把日本推回到明治时期的起点。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日本在近卫政府时期就将战争停止在北纬30度以北地区，不要进入英美利益区，那美国就有可能不在军事上介入远东问题，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抗日战争的后果很难说是怎样的。( 　　

　　接下来是苏联人。上世纪70、80年代，苏联的咄咄攻势把美国在世界范围逼得节节后退，美国经济也一路下滑。年美国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为25.9%，到年下降为23%，年继续下降到21.5%。而与此同时，日本、中国等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则快速上升，年至年间，日本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从4.5%增长到9%；中国从3.1%增长为4.5%。幸亏尼克松及时调整美国外交政策，与中国结盟，结果才有效地遏制了苏联在亚太地区的扩张和美国的衰退。可以断定，在未来的世界上，美国人仍不能单独解决亚太问题。最近美国又开始找中国，因为它在亚洲又陷进去了，伊拉克成了第二个越南：在伊拉克，美军每天都有死亡，且规模愈来愈大。小布什脸色不好看，拉姆斯菲尔德精神也低落了许多。

　　今天中美之间的矛盾类似19世纪美国与英国的矛盾。从表面上来说是地缘政治矛盾，这是直接的。如果从更深的角度来说，是对世界资源的配额的矛盾。中国经过20多年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中国国内支撑经济的资源已近枯竭。中国已不能再在国内大规模“采掘”下去，不然，西北的黄沙就不仅是飘到北京，明天还会飘到杭州和广州。大自然报复是很厉害的，我们看一下卫星地貌图，在中国许多地方是黄色而非绿色的。所以，中国现在要参与世界资源的分配，没有资源，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没有物质支撑。昨天的美国人在反霸中成功地参与并与霸权国家分享了国际资源利益，那么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也不会有别的更好的出路。

　　但长远看来，中美战略上应是朋友。只是中国要知道和美国打交道的前提，即在它打你的时候，如不还手，你也至少要让它手疼。中国在亚太地区有重要的安全利益，对台湾的主权是事关中国生死存亡的国家利益。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大国不能妥协的方面。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正在如法炮制两百年前英国限制美国的方法，最大限度地排挤中国的海上利益，台湾问题是中国安全利益的底线，但这却不是美国要求中国让步的底线。面对这样的苛求，想必即使美国人也不会接受，也会起而抵制。( 　　

　　台湾问题牵动亚太战略格局

　　对亚太大国而言，台湾问题牵扯到地区格局问题，其中，钓鱼岛是格局变动的关键。钓鱼岛问题的要害不完全在于它“自古”就是谁的领土，而在于在地缘政治上它是可能出现的台日铁盟关系的“七寸”所在。而实现中国在钓鱼岛的主权，则是打断台日铁盟联系的关键。如果“台独”得逞，台湾与日本必成铁盟。这就是为什么李登辉否认中国在钓鱼岛的主权地位的深层原因。李登辉明白，彻底与“台独”分子志同道合的并不是美国，而是日本右翼分子。历史上日本一直需要台湾，而台独分子在未来更需要由右翼组阁的日本。李登辉们知道，一旦台湾回归中国大陆，不管再有多少“新思维”，日本右翼也起不来，“台独”也只有死路一条。所以钓鱼岛问题不完全是一个学术的问题，而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是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问题。

　　日本问题本质上是远东雅尔塔体系问题，因此，它本质上是中、美、俄三国与日本关系问题。而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但自从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开始及美国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台湾问题又被迫卷入雅尔塔体系的冷战格局之中。苏联解体带给世界的重大变化，是雅尔塔体系在欧洲随华约解散和科索沃战争及北约东扩而瓦解，但在远东地区却大体完整保留。但是，如果说是科索沃阿族人的“独立运动”造成了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的终结，那么，在远东颠覆雅尔塔体系的导火索可能就是今天以李登辉为“教主”的“台独”活动。从这个视角看，本来不属于后又被强迫卷入雅尔塔体系的台湾问题将牵动远东大国格局。这就是目前美国、俄国一致反对台湾“独立”的重要原因。( 　　

　　在台湾统一的日程表上，台湾陈水扁当局正在与中央政府展开时间博弈。中国中央政府希望有较久的时间来等待台湾多数民众认识到“台独”的危险性，并与中央政府一起遏制“台独”势头，最终达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目标。而台湾当局，从李登辉起就加紧策划“台独”的步骤。年11月11日陈水扁表示，希望在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时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新“宪法”的内容。就在台湾陈水扁提出“公投制宪”的时间表前不久，日本首相小泉则（11月4日）再次表示要修改战后和平宪法第九条，使自卫队成为“名副其实的军队”。现行日本宪法明文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拒绝“以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年12月12日，即66年前日军侵占南京的前一天，日本交流协会驻台北事务所举办了天皇生日招待会，不顾中国反对，邀请台湾当局“外交部长”、“总统府秘书长”等出席。这几个前后紧跟的重要信息透露出未来几年日台互动将浮上东海水面并会紧锣密鼓地拉动亚太地缘政治变局。日本因素将日益明显介入而不只是用所谓“周边有事”含混地影射“台湾问题”，是一个值得中国密切 　　

　　台湾问题关乎中国现代化全局

　　研究地缘政治要抓主要矛盾，中国的亚太地缘政治的核心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不仅是中国主权的问题，还是中国海权及现代化全局的问题。

　　台湾是中国尚未统一的地区，同时也是中国出入太平洋，实现其海权利益的东海前沿基地。统一台湾，中国就彻底突破了自冷战以来美国在西太平洋构建的意在封锁中国的环岛锁链，其意义远比美国获得夏威夷的意义巨大。统一台湾，中国北可遏制日本军事对中国东北再次觊觎的可能；南可与海南省一道对中国南沙主权诸岛屿形成巨大的钳型保护，并由此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中国海运安全产生有效的保障；西可扩展中国东南安全空间，对中国东南沿海黄金经济带形成前锋拱卫。

　　另外，中国的统一进程还与中国的海权实现进程相一致，这决定了统一台湾是中国发展不可绕行的门坎。台湾不回，南沙则不保。如果说南中国海地缘政治的关键是马六甲海峡，那么，对中国而言，中国主权范围内的南沙诸岛则是中国实现南中国海海权利益的关键。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南中国海区必然要有自己的海上基地。如果钓鱼岛和台湾回归祖国，则中国在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安全利益就有保障。与甲午海战时不同，日本现代航空母舰在卫星制导时代对于东海作战没有多大意义。历史上日本在东北亚崛起的前提是俄国和中国的衰落，在太平洋地区崛起的前提是中美俄的衰落。苏联在上世纪90年代解体，但是俄国又顶住了；中国今后只要不垮下去，一看地图就知道在可预见的将来，日本不可能成为大国：它北部有俄国踩尾，南部有美国牵缰，中间还有亚洲国家不断的敲打日本右翼们的脊梁骨。问题是，现在倒是我们自己有人要搞对日“新思维”，要帮日本再次崛起。( 　　

　　应当将台湾问题看作是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与20世纪50年代不尽相同，台湾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主权问题，它更是影响中国实现其发展权的问题。19世纪60年代，德国当时分成几百个城邦，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发展。俾斯麦用铁血政策七八年就将德国统一，而中国却在这一问题上谈了半个世纪。主权问题哪能是谈出来的？台湾问题对中国而言，也是海军问题。大规模地发展中国海军是解决“台独”的关键。应将李登辉及其死硬“台独”骨干拉到中国海军边防所，而不是什么“国际场合”来谈。台湾只有被抱在中国海军的怀里，才会有台海的“和平统一”。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当年解放北京的“北平方式”大有可借鉴的地方。台湾好似当年的北平，其经济成就也好似故宫珍宝，不要破坏，一定要安好无损地成为中国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此，非大规模地发展中国海军则不可能。

　　台湾问题之所以不能回避，还在于它牵动着中国现代化全局。台湾是我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的前锋保护屏障，失去台湾，海上威胁就会直逼中国产值，尤其是高技术产值增长的黄金地带，这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容忍的。当年毛泽东打朝鲜战争，就是因为东北有决定新中国命运的重工业和能源基地。国家安全一定要有外围地区，何况台湾是在我们主权范围内的地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未来的东北亚政策不可避免地要与中央政府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挂勾，有人说，如果没有朝鲜，我们的边境贸易会增长多少，但他们也没想，正是有了朝鲜我们在东北减少了多少驻军，朝鲜战争迄今，近半个世纪中朝边界无战事。地缘政治就得考虑安全外围。

　　我们说台湾问题牵动中国现代化的全局，还因为“台独”一旦得逞，且不说南沙地区难免有连动效应，而且还会反向拉动中国东南沿海的离心倾向。如无国家约束，富人总不愿跟穷人在一起。原始社会就是由于部落间的生产力增长而导致部落内部经济收入差异拉大而解体的。如果我们经济发展反导致中国分裂，那就不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了。( 　　

　　在主权统一上，俾斯麦、林肯是我们的老师

　　20世纪20年代末，毛泽东说在枪杆子问题上，我们要学蒋介石先生；今天在统一台湾问题上我们要学19世纪德国俾斯麦和美国的林肯先生。台湾是中国主权利益所在，必须有不惜代价的“铁血”决心。统一台湾是中国向世界的宣誓，也是中国信誉的承诺。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宣誓和承诺还不仅在于统一台湾本身，而在于统一台湾后，中国还要走俾斯麦尽可能与大国交好而不冲突，有实力而不炫耀实力，敢用武力而不滥用武力的道路。未来中国要大力加强国防力量，但要极谨慎地使用它。

　　在统一台湾问题上，我们还要学美国的林肯不惧霸权、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的精神。美国独立战争后，英国仍不甘心，年入侵美国，年曾一度打入华盛顿，试图再次肢解美国，结果被美国人击败并被迫退回欧洲；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英国支持美国南方分裂国家，结果在林肯坚定的国家意志前再次失败。美国自此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民族市场，才有了后来美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基础。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已成为世界工业强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国内因经济发展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并由此产生社会动荡，这要求美国必须 　　

　　“多少事，从来急”，美国人一年内就打破了英国的霸权封锁，实现了一个工业大国必需的世界地缘政治利益。反视中国，我们统一台湾的口号喊了50多年，台湾却离我们越来越远。所以在国家统一问题上要有俾斯麦的决心和林肯统一国家行动中的反霸勇气。有人说，我们得先把国内的事情搞好。大家查一下历史，19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人的社会问题比今天中国多得多，厉害得多。到了20世纪初，美国打破“西方”海上封锁，大量海外利润回流到美国后，美国反倒走入福利国家行列，国内开始有了注重保护消费者、提高教育投资等政策。为什么？有钱了。钱从哪来，从海外高额利润回流中来。我们再查一查新中国建国初的历史，年10月建国，那时的国内百废待兴，按现在一些人的道理来说，更应该“把国内的事搞好”，“先把经济搞上去”，但毛泽东恰在年初决定出兵西藏，年底决定出兵朝鲜，由此为新生的共和国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国基。

　　中国现在有些人忘记了陈云同志“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遗训，不看资源供给允许的限度，一味埋头于经济发展。这样的话中国就真麻烦。中国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但背负着这个目标的却是传统和正在解体的小农业，是近十亿收入日下的中国农民群体和日益匮乏的资源环境。民族的而非附属于国际资本的现代化农业和丰富的资源供给是现代化国家工业的基础。美国的农业已工业化和市场化了，美国又有来自世界的资源供给，所以它巨大的生产发展就是可持续的。中国农业不仅没有经历工业化和市场化改造，而且目前正面临失去其民族性的同时又陷入拉美化困境的危险，这会极大制约中国工业可持续性发展。农业破产将造成大量农民蜂拥进城，其数量对容纳外来人口能力极为有限的中国城市而言，将是灾难性的。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美国一百多年前同样的历史进程，如果中国要实现其崛起的目标，大概也只有学习早期美国：在反霸中统一国家主权，在反霸中强化统一的民族市场，并在反霸中不惜用枪杆子捍卫主权国家本应具有的平等分享世界资源的权利。( 　　

　　（本文主要部分刊于《中国改革》年第12期）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逻辑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今天，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转型，与之相应，在理论思维上，中国也要达到一个新高峰和新境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时代，而国际关系理论正是中国学人认识和把握这个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论思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哲学层面，哲学层面谈的是本体论问题，另一个是逻辑层面，涉及的是方法论问题。当然，方法论问题也属于哲学问题，但就逻辑而言，它本身就是方法论问题。人类最初的理性思维方法是形式逻辑，其特点是排斥矛盾，强调一致和同一性。其极端发展就是近现代数理逻辑的出现。数理逻辑从笛卡尔开始，直到布尔建立逻辑代数，语言被固化为数学符号以尽量减少歧义。形式逻辑在微观和程序性较强的认识领域产生了积极作用，计算机的出现就是这种作用的物质成果。形式逻辑因其排斥矛盾的特点，所以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始终缺乏具有革命意义的突破。

　　近代形而上学是形式逻辑在思维领域发展的高峰，它把本来是完整的世界切割成无限细微的片段，微积分既是这个时代的成就又是这个时代的缩影：象圆一样是个不可分割的社会科学被切割成无限多的直线片断。但不管学科分得如何细微，当对微观世界的研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人们就发现世界本是整体性联系着的，为了研究树木就必须研究森林，需要把这些很细的部分用对立统一的方法联系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辩证逻辑。康德、黑格尔就出现了。黑格尔是辩证逻辑的集大成者，他将原先被学科分解的肢离破碎的科学纳入沿着必然性发展着的和联系着的整体。但他的辩证法也有单线性的缺点，客观世界的演进按照其主观逻辑并服从于主观逻辑。这就产生了必然性被必然性所否定的悖论。二十世纪的科学实验，特别是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大千世界其实有着许多处于不同参照系，或着说不同时空结构中的不同必然性，其中只是被纳入人的思维逻辑即被认识和控制并服务于人的事件的才是我们人类的必然性，人们没有认识到的其他事件的必然性，对人而言则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必然性是多线条的，偶然性是联系这些“必然性”线条的结点。这是黑格尔的主观逻辑无法解释的更为复杂的大逻辑，这个逻辑我称之为“历史逻辑”。历史逻辑，顾名思义，就是历史本身的逻辑。

　　这里所说的“历史”不仅是人的历史，而是包括人的历史在内的自然历史，这里所说的“逻辑”，就是历史的必然性。逻辑是必然性的核心内容。关于历史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历史合力”思想，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想，都给我们提供了理解问题的线索。年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行，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希望都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第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特定的规律只能是特定时空结构中的历史运动。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客体。人的认识本身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人类，不管其个体还是总体，其生命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认识的事物，对人而言，是无限和绝对的，而可认识的事物是有限和相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对自然的认识，对必然性的把握是脆弱和有限的。世界是多参照系下的物质的多元存在。因此，真正的偶然性只是人类认识之外的其他事物的必然性。而我们传统上讲的必然性则是对人而言并被人的主观逻辑所规定了并通过实践性扬弃了的偶然性。人的必然性的尽头则是偶然性即没有参与认识主体历史并存在于其他事物中的必然性。比如中美撞击事件，对美国的认识而言，是必然的，因为它决定要来南中国海，但对中国来说，则是偶然的，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美国人主观逻辑中的“必然性”。双方磨合的结果便形成了历史逻辑本身。这种逻辑为中美双方所认识并形成新的即更接近历史逻辑的主观逻辑。对国际关系而言，决定其逻辑走向的则是国家间动量在兴衰中转化和守恒，这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经济、政治等在内的动量转换；转换的结点由偶然事件所拉动，并由此引起原有必然性的终结，如年萨拉热窝事件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凡尔赛体系；年十月革命引起两个阵营和近半个世纪的冷战。

　　因此，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扬弃并改变着偶然性，同时偶然性也扬弃和改变着人类历史。

　　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终极原因（黑格尔），多元共和是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不同事物存在于不同的参照系之中，运动是参照系转换的结果。不同的参照系中的物质运动有不同的坐标，不同坐标中的物质运动则有不同的必然性。不同必然性间冲突，并在冲突中相“磨合”，最后形成一个类似恩格斯晚年所称的“历史的合力”，合力运动的轨迹便是自然历史逻辑演化的轨迹。人类只有认识和利用，而不能改变这个轨迹；人类只有根据主观逻辑主动认识、能动地利用历史逻辑，而不能取消历史逻辑。历史逻辑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由多种必然性相联结、多种运动矢量相合成的开放的多棱巨网。这张巨网是以非逻辑的方式，以散状分布的偶然性事件为结点，由包括人的个性在内的诸多偶然性相互冲突和磨合后共和而成的结果。一句话，历史必然性是偶然事件之间无数有限连线联结的总和，也是人思维对历史现象的事后抽象。

　　黑格尔的“必然性”是对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的扬弃性继续，而同一律与必然性存在的前提是坐标同一和时空同构。但世界本质是处于不同坐标系、不同参照系和不同时空结构中，因而具有不同必然性的物质运动的共和。

　　从这个意义上说，偶然性是历史逻辑的先导，它牵动着历史的量变，也带动着历史的质变。不是偶然性服从于人类认识到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人的认识要首先适应由偶然性联结而成的“历史合力”。因此，自然历史运动的法则是逻辑与非逻辑的统一；而人类历史运动的总路线是自然与自觉的统一，是历史逻辑与主观逻辑的统一。逻辑存在于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既定参照系之中，非逻辑则是诸多不同参照系因而不同逻辑体系中存在着的事物的动量交换的方式。意识是历史逻辑中的能动要素，人类只是历史逻辑构成的片断。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自然历史的必然性则是客观与客观的统一。必然性是逻辑化的后果，就其形式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思维个性在内的偶然事件辩证作用后，所产生的环环相扣和无始无终的逻辑链。

　　国际关系是历史逻辑自我展示的形式之一，就其内容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在内的国家力量相互转化和动量守恒的轨迹。具有质变化意义的新历史多不发生在原有必然性的肯定过程之中，而是往往发生在被必然性抛弃即被否定的地方并以此为前提。比如东方文明向西方的文明转换并没有发生在东方文明发展的峰巅地带，而是发生在被中世纪文明的必然性抛弃的大不列颠孤岛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并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而是发生在被资本主义抛弃的国家等等。对此，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有较明白的表述，他说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的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但是，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也有自己的学术特点，而学术间不同特点的产生则是由于其逻辑原点的差异。国际关系理论是以国家主权为逻辑原点，其实践是以国家风险为代价。国际关系实践不能在实验室中预制和勘误，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能在实验室中证实和证伪。

　　有人将证伪作为认识真理的基础，其实，科学哲学中证伪主义本身也有伪问题的方面：证伪的前提是用于证伪的信息必须完全。在实践中，信息不可能完全：从横向说，我们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与我们处于同时期的所有信息，从纵向说，我们甚至不能认识和把握每分钟之后我们面临的所有新信息。比如我们无法把握一场风暴是否由遥远的一只蝴蝶扇翅所致（即蝴蝶效应），也不能预知一只蝴蝶的某次扇翅是否在将来会引起一场风暴。有人说，我当然知道明天将要发生的事，这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回答，这与恩格斯曾批评一些人用踩死一只蚂蚁的庸俗方法来证明死就是死，而不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样。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证伪和证实的“真”与“假”的判断永远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完全的和绝对的证伪和证实都是不可能的，绝对观念的真理性在鲜活的历史逻辑面前没有立足之地。换言之，如果证伪或证实（实证）方法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原理，人的历史就不会犯重大错误，至少不会犯重复性的重大错误。而事实上的情形是，新一代人总在重复前几代人的错误。

　　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常青。年恩格斯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历史逻辑”的提出，就是一个将逻辑归还历史的过程。

　　历史逻辑以非逻辑、偶然性为主导的存在方式，不仅使国际关系理论有了更生动的色彩，同时使国际关系学科有了实践品质；国家风险的不可实验和不可重复性质，又使国际关系的实践品质高于其他许多学科。这就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应当具有较强的实践品格：它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不仅要有能力解释世界，更要有能力改变世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束之高阁的所谓“逻辑体系”，其教学目标也不应是为了培养脱离实践的“神圣家族”，与此相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存在和发展的目标，在于研究发生在中国时空结构中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性，并通过积极实践，将其他时空结构中的国家发展的必然性与中国发展必然进程相融合。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仅要有“中国主体”的概念，从长远考虑，还要有“中国价值”的概念。前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前与世界的关系，后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后与世界的关系。肯定即规定。中国价值，是一个中国规定世界同时又为世界所规定的概念，价值之间的主体是多元和平等的。

　　由于国际关系学术所具有的国家风险特点，国际关系学科要求其研究人员不仅要有相应的能力，而且要有特殊的国家责任的意识。外交无小事，对此基辛格有深刻的论述，他说：

　　学者分析国际体系的动作；政治领袖则建立国际体系，分析者与从政者的观点大异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题，而政治人物所面对的却是客观环境塑造的问题。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时间追求确切的结论；但政治领袖最大的挑战却是时间压力。学者没有风险，如果结论错误，大可重新来过；政治领袖却只有一次选择，一旦出错便覆水难收。学者可掌握所有相关事实，其成败取决于个人学养；政治人物必须在眼前无法断定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历史对他的评价将根据他如何明智地面对无可避免的变局，尤其是他如何维护和平而定。”（《大外交》，海南出版社年版，第11页）

　　基辛格是一位实践性较强并对国际关系有较大贡献的学者，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在这里婉转批评国际关系研究的坐而论道和不负责的经院学风，国际关系是有很强的实践目标即国家利益，而可以参与实践的国际关系理论附带有国家风险的。这就使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不能仅仅是坐而论道的专家，而应是致力于改变历史的实践并对国家命运负责的学者。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首先要解决中国崛起带来的利益变化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有一种重政策，轻利益研究，将“不违背政策”当作限定研究原则的倾向。但政策是随国家利益而非政策变化，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研究出这种变化，那我们的研究就只能走向僵化和空泛。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要讲中国价值和中国的国家利益，要为中国崛起服务，为平等地立于民族之林服务。其次，历史逻辑的多元性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体性，要求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有中国的立场，没有这个立场，就不会有鲜活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体到研究方法，方法论不要走向庸俗，古今中外的方法论都有其合理的价值，但不合理的运用，则反会窒息科学。比如现代学术强调要学习西方，写文章要讲究完备的注释。其实，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对注释的要求恐怕在当时只会嫌其过而不会嫌其无，但在其达到高峰之际反成了窒息科学的桎梏。五四时期及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时期提倡新文化，打破了这种种学术桎梏，大大地解放了科学并使其成为大众可能参与的文化活动。中国“文革”又将这种本有积极意义的活动推向极端并使其走向庸俗，这又从另一面窒息了科学和科学精神。今后我们当总结方法论发展的历史，科学地运用科学的方法。科学本身是最革命的东西，方法不能成为窒息科学和僵化思想的工具。历史逻辑中偶然性的主导性地位要求国际关系学者具有特殊的学术品质，即在学术上他是学理性的，而在实践及其认识上，他又是艺术的和政治的。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

　　（本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年第1期）

张文木：不能用账房先生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国防工业发展最快的是20世纪60至7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那时候实行国有制，产权交易成本低，资金全部投入建设，因而国家发展快。尼赫鲁也曾学中国，但是他学不下去，因为他搞的是上层革命，所有制动不了。毛泽东是从基层开始触动私有制，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分给农民的土地通过人民公社很快也收归集体所有。很多人想不通，我到农村去一看明白了，工业化之初的基础建设需要大量的征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搞私有制，中国现代化成本就因生产资料交易的介入而高得惊人。当时，只要中央一声令下，农民敲锣打鼓的把地让出来。没有今天那种哭爹喊娘的现象。在公有制条件下中央才可能搞“三线”建设，铁路一下子就直通到大西南和大西北。使现在中国仍在享受毛泽东时代公有制的好处，比如，今天的西气东输工程及当前快速发展的高速公路交通建设，如在彻底的私有制中，其成本仍会让我们今天的中国经济不堪重负。尼赫鲁做不到这一点，印度的基础设施到现在还是英国时期留下的，难以改造。为什么？因为产权交易的成本大，每块地都得买，现在西方有些国家的基础设施老化而难以改造，也是这个道理。有了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强大的国民经济体系后，中国再搞市场经济，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高速发展。这是邓小平时期领导集体对中国的贡献。

　　今天我们应该感谢毛泽东。毛泽东的眼光放得长远，政治学在他那里决不是会计学，他反对学者学成账房先生。我们现在很多经济学人，算投入产出，过于讲求即时效益。由此否定抗美援朝，否定人民公社，就差否定中国搞出原子弹了，如果这样，接下来就会否定中国革命。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中国建国之初的国民经济基本建设就因交易成本太高而不可能有任何速度，没有速度何谈效益；如果没有原子弹，就不会有后来几十年的和平，而这几十年和平又给国家创造了良好的国家融资环境，而这些治国大手笔及其贡献，并不是哪个账房先生可以算出来的。

　　共产党刚执政的时候，如果按照现在某些“布哈林式”的眼光，就应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追求GDP。而毛泽东反手打天下，也反手治天下。年10月建国，次年毛泽东就西东开弓，年初出兵西藏，年末进军朝鲜。由此为新中国打下了至今不可动摇的国基。

　　印度年独立，美国、印度的一些人开始策动西藏脱离中国，同年中国国共在打仗，根本就不能西顾。尼赫鲁也是西洋秀才，花架子，压根就不知道毛泽东的厉害，一点点抠我们的西藏，谁知年初毛泽东直接出兵，一步到位，等尼赫鲁反应过来，西藏已在中国手里了。毛泽东此举意义重大，西藏使中国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这也使我们在西部地区减少了很多边防驻军。如果年尼赫鲁先下手将西藏控制在印度人支持的达赖手中，那我们西部的国防安全就真麻烦了，航天、核试基地就在人家的监控之下，杨利伟的太空之行就困难多了。其次，拿下西藏，雅鲁藏布江就在我们手里了，这使印度的布拉马普拉河的上游在我们手里，水是生命之源。年下半年，美国军事介入东北亚朝鲜半岛，逼着毛泽东表态。按今天一些人的想法，中国根本就不应当出兵抗美援朝，应先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但当时中国就那么一点重工业，东北是振兴中国的基地，相当于今天的上海。毛泽东当时就是主动打出去，虽然把美国给得罪了，却换来了苏联支持。这样就打出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地缘政治格局，同时保护了东北的安全。这些在建国第二年就决定并完成的惊天伟业，并非“布哈林式”的账房先生，更不是那些天真的学者们，所能想得到和做得到的，也不是那些喜欢摆弄“数学模型”的学人们所设计出来的，这只能是我们的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所能想得到、做得到的。

　　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为上升。斯大林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在会上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欢迎并不为周恩来个人，而是为我们新中国打赢了美国。我们当时穷得就跟现在的阿富汗一样，硬是将战争打赢了，这使中国在第三世界中威信很高，欧洲人也佩服新中国的领导人。东南亚国家也曾受西方人和日本人的殖民压迫，也希望中国强大，你强了就有号召力。年的万隆会议就是个证明，中国在会上受欢迎，美国人不高兴，但亚洲人高兴。今天中国外交要学习毛泽东那代领导人以斗争求和平的艺术，不能老是“表示遗憾”。你今天遗憾，是因为你要“韬光养晦”，但这样时间长了，你也就没朋友了。

　　今天的中国已从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变为世界经济，从而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与此相应的是，中国与世界大国之间的经济矛盾也日益向政治矛盾乃至军事矛盾转化。新中国之初，50至60年代大家考大学愿意学理工科，70年代中国人又一窝蜂研究政治，改革开放后，大家又回归50、60年代学理工，陈景润是当时的楷模；之后，又学政治经济学，后将“政治”去掉，改成了“经济学”，90年代经济学不学了，又一窝蜂改学“金融学”。可什么时候整个国家只靠金融流通而发展的话，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已经虚拟化和泡沫化了，经济泡沫就会为政治矛盾所挑破。现在国际政治又成了热门，说明政治矛盾正在上升，与60、70年代不同的，只是人们将阶级斗争的政治换为国际斗争的政治罢了。政治后面就是军事。现在中国东北军工和西北战略产业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前面讲过“世界性的财富转移，本质上不是靠贸易谈判而是靠暴力来实现的”，暴力当然不是盲目的暴力，而是以国家利益的增长为目标的政治军事力量。

　　毛主席说，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而没有一个人民的国家，也没有人民的一切。有人说只要我有钱就行，管他国家不国家。那犹太人有的是钱，可希特勒硬是把他们塞到焚尸炉里面去了，有些人跑出来后终于明白了国家的含义。恐怖主义厉害不厉害？本·拉登厉害不厉害？他们能炸五角大楼，却打不过以色列，而整个阿拉伯世界对其也奈何不得。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凭什么立国？就凭其爱国精神！爱国心从哪儿来的，是从希特勒的焚尸炉里炼出来的。那些从焚尸炉边跑出来的犹太人，就像从太上老君八卦炉中跑出来的齐天大圣一样，有了认识国家意义的“火眼金睛”，不仅对德国人的“历史问题”抓住不放，而且坚持对在逃纳粹战犯的追捕和国家审判。犹太人建国后，在美国的犹太人长期倾其家财支持以色列。他们终于明白，国家不是仅靠财富堆积出来的，更不是在账房里的算盘珠子中算出来的，而是靠枪杆子确立和保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