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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遗失的《古兰经》夏天的威尼斯仿佛是燃烧的炼狱。年7月2日是一个酷暑难耐的日子，连空气都炽热得无法呼吸。但此时此刻也有人冒出一身冷汗，因为遗失了半个世纪的《古兰经》正静静躺在她的手中。这本用阿拉伯语印刷的伊斯兰教第一圣书自16世纪上半叶之后再也没人见过，有人甚至怀疑它是否真的存在过。几个月之前，在阿拉伯文化研究国际组织的会议上，它被盖章定性为“缺乏确凿史料支撑的传说”。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本书不仅确实存在，而且就在一位意大利年轻女学者安琪拉·诺沃的手中。那时她只有30岁，高挑消瘦，棕发褐眼，在意大利最古老、最负盛名的图书馆之一米兰布雷拉图书馆工作。她的研究对象是文艺复兴时期印刷商阿里桑德罗·帕卡尼尼(AlessandroPaganini)，此人是个颇为有趣的人物。他生于艺术之家——父亲老帕卡尼尼从托斯科拉诺搬到威尼斯，在加尔达湖的布雷西亚一岸定居，并建起了一家造纸厂。阿里桑德罗有别于其他出版商之处在于他“有胆有识，敢于创新，发明了24开本的图书，拥有高超的制字技艺”，如今已经是乌迪内大学目录学和图书馆学教师的安琪拉·诺沃如是强调。“借用阿里桑德罗·帕卡尼尼优美的字体”，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负盛名的图书之一在威尼斯付印，它就是《黄金分割率》(Dedivinaproportione)。此书由卢卡·帕乔利(LucaPacioli)撰写，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daVinci)将书中的奇思妙想绘成插画，其中的“维特鲁威人”成为传世名作(并镌刻在1欧元硬币上)。这位帕卡尼尼还出版了泰奥菲洛·佛伦哥(TeofiloFolengo)的《巴尔杜斯》(Baldus)，一本拉丁词混杂意大利词写成的诙谐有趣的讽刺诗，年它被编成十七段出版，可惜如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年轻的女学者诺沃知道这位印刷商寥寥的存世稀本保存在圣米凯莱岛修道院的图书馆中。我想有必要花些笔墨谈谈这个地方，今天人们知道它，多半因为它是威尼斯公墓——在拿破仑时期由圣米凯莱岛和圣克里斯托弗和平岛两岛合并而成——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EzraPound)和俄国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Stravinsky)皆长眠于此地。但圣米凯莱岛上的本笃会修道院历史悠久，教堂主体用伊斯特拉半岛的石头筑成，通体洁白，是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莫罗·柯度西(MauroCodussi)的杰作之一。在受到拿破仑政府的残酷压迫之前，老修道院图书馆中存有超过卷图书和份手稿，其中部分馆藏具有极高的价值，比如著名制图师莫罗·达威尼斯(MaurodaVenezia)修士的作品，他于年去世，生前曾在此工作。大部分藏书后来被转移至位于圣马可广场上的圣马可国立图书馆。拿破仑暴政的狂风骤雨过境后，为了墓园的管理，现已空空如也的修道院在年被交给了方济各教会；方济各会修士们在短时间内重建了一座新的图书馆。年，意大利统一之后不久，新一轮的压迫再次降临，但这次图书馆无伤分毫，因为大家理所应当地认为图书馆里该销毁的东西已经销毁了，剩下的只是为自由反教权的新意大利所鄙夷的“神父们的破书”。今天教会和修道院再次只剩四壁白墙，修士早已离去，书籍也流落他方，一池湖水将圣米凯莱岛与威尼斯主岛分割，不远处潟湖那头崭新的圣方济各教堂图书馆在年的夏天收容了这些珍本。年当安琪拉·诺沃到访圣米凯莱时，一位矮小干瘦的老修士已经管理这里好几十年了，简直要成了这座修道院的一尊不动产。这位老修士名为维多利诺·梅奈金(VittorinoMeneghin，—)，他学识渊博，对自己所守护的书籍无所不知。他出生于费内尔(Fener)，一座位于阿尔卑斯前陆，皮亚韦河河岸的内陆小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意大利人曾在皮亚韦河上与奥地利人激战(令人心生好奇的是，这座小城还孕育出了另一个姓梅奈金的名人——迪诺·梅奈金，他日后是意大利史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曾在年斩获莫斯科奥运会的银牌)。半个世纪前，只要一得空闲，这位老修士就在图书馆目录上添添补补，为修道院珍藏的书籍本册附上旧式卡片。梅奈金修士还严格控制图书馆不对外开放：他不希望任何人跨过那道门槛。乔治·蒙特奇(GiorgioMontecchi)，目录学和图书馆学教师，彼时在威尼斯，如今在米兰，他回忆说：“对学者们来说，那是一片极陌生的土地。大家都觉得里面没什么有趣的东西，因为大部分材料已经搬去了圣马可图书馆。”但与此同时，文化遗产部列出的16世纪名作目录上显示，在这些高墙之内保存着安东尼奥·达特里(AntoniodaAtri)的避静[1]之作，年阿里桑德罗·帕卡尼尼将其出版，如今世上仅存两份。另一份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但蒙特奇无缘得见，因为哥伦比那图书馆正在休馆。不仅是蒙特奇，他的学生安琪拉·诺沃也想一睹此卷，因为她当时正在研究帕卡尼尼。然而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道难以逾越的沟壑：维多利诺·梅奈金神父不想让任何人玷污他的书卷。就像许多传奇故事一样，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天降救兵，峰回路转：威尼斯大学图书馆中心的主任安娜·拉瓦利·摩多尼(AnnaRavalliModoni)在梅奈金神父那里告解，因此，她作为中间人促成了两位学者与图书馆守卫的会面。这位方济各修士不接受任何来访的原因是他害怕市政管理机构要将他心爱的书籍从他手中夺走。正如前文所说的，他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修道院典藏都被交出，还有许多精心保护的手稿被悄悄藏起，从未离岛。除此之外，图书馆的一间房间内存放着数以千计的书卷，大约有册，有几本是古代书籍，大部分是19世纪上半期的作品，所有的书上都盖着“威尼斯市政府”的印戳。这些书被政府寄放在圣米凯莱岛上，又被迅速地遗忘。或许我们的神父可以稍稍宽心，因为蒙特奇会向他解释说政府完全不清楚这些书身在何处，而且多年之后，产权过期，它们还会重新回到神父手上。蒙特奇教授在7月2日炎热的早晨要主持一场考试，因此7月1日下午，他和安琪拉·诺沃搭乘巴特罗(向对威尼斯不甚了解的读者解释一下，“巴特罗”是一种水上公共巴士)在圣米凯莱站下船，一同下船的还有一群年迈的女士，她们要前去看望过世的丈夫。当这些威尼斯寡妇继续循着修道院的小路向公墓的各个方向散去时，安琪拉和教授钻进左边的一扇门中，修道院厚厚的墙壁隔绝了热流，两人霎时间浸入一番清凉爽利的天地。他们要找的书就在这里，静静地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刚一接过帕卡尼尼印制的书，年轻的女学者就向教父请求看一眼他50年前亲手敲印的图书馆目录。那时互联网还没有出现，唯一能从书架间辨出书本的方法就是查询馆藏目录，尤其是像这种规模不大的图书馆里。安琪拉·诺沃专心研究书单时，乔治·蒙特奇正与神父攀谈，一方面是想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一想到有人闯入他的爱书之间，这位神父内心就无比煎熬)；另一方面梅奈金神父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书籍专家，从他那里能学到不少有趣的知识。安琪拉·诺沃的视线停留在一本叫作《年代未知的阿拉伯语古兰经》(Alcoranusarabicussineanno)的书上并请求教父借来一阅。要去拿这本书就要进入修道院禁地，但诺沃不得入内——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因此乔治·蒙特奇伴同维多利诺神父一起去取书。图书馆位于修道院的二层。一间房间用来存放世俗书籍，神父担心它们随时会被收走，还有另一件房间用来存放更加古老而珍贵的书册。从一张老照片中我们能大致还原它的模样，一个不太大的厅堂，掩在书卷画作之下，两扇窗户缀在另一边的墙上。斜面书架置于房间中央，《古兰经》就静候在这第二间房间的某排书架上。辨认出一本16世纪的图书对专业教师来说不是难事，而他们要找的书正在这一范畴之中。“我记得从房间的窗户望过去能看到墓园，而我向着那本书走去，好似迎接它的新生。”蒙特奇回忆道。他跟着神父下楼，当看到他等在接待室的学生时，向她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现在这本书落到了安琪拉·诺沃手中。她打开书，细细观察，琢磨每一个曾拥有过它的人的名姓，恍然之间她明白了什么。“尽管屋外骄阳似火，气温高达30多摄氏度，我却感到一阵寒意流窜全身。”她转向教授并向他确认道：“就是这本。”蒙特奇还秉持着一点学术上的怀疑问道：“你确定？”但她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确定。”虽然我们对这本遗失的《古兰经》知之甚少，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那就是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研究东方语言的学者曾是它的主人，这位学者名叫泰西奥·安布罗卓·德依·阿博涅西(TeseoAmbrogiodegliAlbonesi，—)，生于帕维亚。在圣米凯莱修道院保存的一本《阿拉伯语古兰经》(Alcoranusarabicus)的封面上还有他的签名。“阿博涅西的图书馆位于帕维亚，馆内保存的其他书籍我也有些了解，他去世之后这些书就散落四处了。”诺沃说道，“签名字迹也是一模一样。确认他曾拥有这本《古兰经》帮我们整理出了这本书的时间线，因为阿博涅西是在年过世的。”《古兰经》大概就是在他逝世前的这几年间印制的(印刷时间也不会是在年之后，因为这一年阿里桑德罗·帕卡尼尼停止了印刷工作，至于原因我们下面会讲到)。“这本书是她发现的，我只是跟神父闲聊了几句，是她把这本书从一堆名录中挑了出来。每一个发现都需要一双慧眼，而她就是这双慧眼的主人。”今天，乔治·蒙特奇还是如此谦逊地说道。彼时这位容光焕发的女伯乐把她的发现宣布给梅奈金神父(他有些开心，但更多的是震惊，这个可怜人，我们得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反应：他已经守护了这本书50多年，却从未发现这本书后的真相)，后者迅速召集了修道院的各位神父，大家挤作一堆欣赏这卷珍品。“这卷《古兰经》有好多父亲和一个母亲。”回忆起往事，安琪拉·诺沃如此评价道(不过回过神来的神父们心里很不是滋味，一个从外面跑来的女孩子踏过他们修道院门槛的第一天，就发现了一本他们从未察觉到的珍宝)。当天晚上为了庆祝这个重大发现，蒙特奇教授邀请他的爱徒去威尼斯的一家餐厅共赴晚宴。“那真是一个绝妙的夜晚。”蒙特奇回想起那时他还碰见了一个同事，这位同事后来还问起他：“那天晚上你和那个女孩子在街上兴高采烈的是要干吗？”这本《古兰经》后来又从阿博涅西那里辗转到了曼卡苏洛·德·阿苏罗(MancasuladeAsula)手中，他是克雷莫纳(Cremona)的天主教信理部的负责人(十分凑巧的是安琪拉·诺沃也是克雷莫纳人)，因此也是科莫的总裁判长。这本书的发行并没有受到宗教裁判所的阻挠，因为没人将它视为一本禁书：除了懂阿拉伯语的人，谁也看不懂它。除此之外，在天主教改革的最初阶段，宗教裁判所秉持的态度还是比较宽容的，不像后来那么严苛。之后的故事我们已经知道了：这卷书湮没在历史的暗流里，直到一位年轻的女学者将它重新带到阳光下。“这是一本被认为消失了几个世纪的书，最复杂的猜测围绕在它身边，谜团般的——并不愉快的——传说重压在它身上：它就是在威尼斯出版印刷的阿拉伯语《古兰经》；古目录学待解的谜题之一，联结东西方世界的纽带，今天它以完好的姿态在四百五十年前的诞生之地重现于世。”安琪拉·诺沃撰文向世界宣告，遗失已久的《古兰经》终于被重新找回。[]“参与《古兰经》印制的人不会有很多。”诺沃教授推测道，“当书被找回时，我们也知道有哪些人曾经看过这本书，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说过‘阿拉伯语《古兰经》在威尼斯诞生’的阿博涅西。”那段时间阿博涅西对中东语言的兴趣盎然：他通晓希伯来语、古叙利亚语、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和埃塞俄比亚语。他曾出版过一本介绍各种东方语言的《习语简介》(introductio)，其中有些是真实的，另一些则不太可靠，像“恶魔之语”这样的篇章就让人哑然失笑，不知道他是从何处听来，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听过。因此，当《古兰经》出版时阿博涅西或许身在威尼斯(那时威尼斯是一扇通向东方世界的大门，对沉醉于东方文化的人来说无疑是朝圣之地)，他设法弄到了一本并把它带回了帕维亚。鉴于没有任何东方学家谈到其他余本，我们可以推测这大概是意大利，也是整个欧洲幸存的唯一一本初版阿拉伯语《古兰经》。就像我们说过的，根据记载，这本书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克雷莫纳，之后它便踪影全无。至于它缘何消失，我们等一会儿再来了解，现在让我们回溯一下它是如何重见天日的。这本《古兰经》沿着某条我们不知道的道路到达切内达(Cèneda)——意大利统一之后改名为维托廖韦内托(VittorioVeneto)。这里是莫扎特歌剧剧本的作者、犹太人伊曼纽·科内利亚诺(EmanueleConegliano)的故乡——他更为人所知的是受洗后的名字洛伦佐·达·彭特(LorenzoDaPonte)——这里还有一座内部采用木质结构的犹太教堂，如今保存在耶路撒冷博物馆中。我们的《古兰经》就在这里，我们不知道它在这里停留了多久，但我们知道它所在的修道院遭受了无情的压迫。修士们想着至少要把最珍贵的几版书藏起来，“给书架通通风”——他们如此说道——其实就是把书架上的书搬空，挪到警察不会去的地方(他们是这样宣称的，也就是说他们知道警察什么时候会来，会去哪些地方)。最终，馆内藏书移到主教神学院暂存，并没有上缴政府，条件是将来这些书都要运送到重新开放的方济各教会。当位卑权低的小神父们被命令去看守墓园时，《古兰经》伴同着好些书本一起被送到了圣米凯莱岛。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本书被存放在一个书目清晰的图书馆却无人发觉它的真正价值，或许真相很简单：没有人能读懂它。“五个世纪里，见过它的人都没有意识到它的真实身份，许多接手它的人也从未想过把它销毁。”诺沃在回顾历史时如此说道，毕竟在那个时期火刑不是什么稀罕事。帕卡尼尼版的《古兰经》完全用阿拉伯文写成，没有注明日期，没有注明印刷地，也没有出现任何拉丁文，不过阿博涅西的几处译注除外，是这些译注帮我们鉴别出它的真容。当时整个欧洲懂阿拉伯语的学者只有十几个，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这本书才一直不太受到重视，人们可能以为它只是一本《一千零一夜》。无知通常会毁灭一些东西，但有些时候它也可能拯救一些东西。只有拥有独到的观察力的人，才能在混沌之中拣出宝藏：安琪拉·诺沃可以，别人不行。事实就是这样。但伟大的发现总需要一点巧合，一点幸运，这就是成功之道：你想要去找A，却半路跳出来一个B，而B就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找到世界上的第一本印刷版《古兰经》让安琪拉·诺沃一举成名，目录学界将她同发掘了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陵墓的考古先驱霍华德·卡特(HowardCarter)和卡那封伯爵(Carnarvon)相提并论，其地位可见一斑。“我意识到这个发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原本是一个图书管理员，但却选择了做研究这条道路，这个选择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职业。毕竟在今天很少能有这么轰动的发现。”感谢那年7月第一个炎热的午后，让这位年轻的女学者成为一名蜚声国际的大学教员。安琪拉·诺沃始终秉持冷静的态度继续钻研学问，回应外界对一个学者在学术上的期待。“我仔细看过了这本《古兰经》并做了一些笔记：有必要立刻写篇文章记录下来。”这本书还缺少一张履历表，我们需要追根溯源调查它的身世。“这本书所有的特征都表明它诞生于16世纪前期，即使撇开阿博涅西不谈，我们也不会认为它是17世纪或18世纪的产物。”年轻的女学者回到米兰后不久又折返威尼斯仔细分析“她的”《古兰经》。她为这本书拍了照片，因为光是讲述是不够的，还要把照片公开，拿出确凿的证据。但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一旦消息传出去，就有小人从真正的发现者那里窃取成果。“我立刻打电话给专业杂志《爱书族》的主编路易吉·巴勒萨摩(LuigiBalsamo)，让他在九月号里留几页位置刊登这项重大发现的进展。”蒙特奇说道。这时还有一件事需要担心，那就是如何守卫这本书。“在没人知道它是什么的时候，这本书毫无价值，一旦将它公之于世，这本书就变成了价值连城的宝贝。”蒙特奇又说道。散播《古兰经》寻回的消息，等同于将学术圈的熊熊妒火招引上身。恶言恶语都向安琪拉·诺沃扑来，对她来说这段往事不堪回首；乔治·蒙特奇愤愤不平道：“学术世界充满了男权主义的恶臭。”诺沃教授更愿意感念那些曾鼓励过她的朋友，比如当时意大利最知名的阿拉伯语学者弗朗西斯科·加百列(FrancescoGabrieli，他还是位于罗马的意大利猞猁之眼国家科学院的主席)，曾写信给她以示支持。还有已经过世的乔治·维切林(GiorgioVercellin)，他是威尼斯的一名阿富汗语言文学教师，这本《古兰经》他已经追寻了许多年，他也是第一个直言想要找到这本书必须结合阿拉伯语知识和图书馆学知识的人。维切林当时没有一个学生，因为阿富汗正在苏联军队的统治之下，没有人愿意冒风险学习它的语言和文学，因此他调转方向，将找回遗失的《古兰经》看成是毕生追求。诺沃的发现在目录学领域产生了极大反响，在阿拉伯语学界同样如此，奇怪的是，海外反应热烈，意大利国内却无动于衷。安琪拉·诺沃前往位于巴黎的阿拉伯文化中心，不久之后还收到了时任法国总统的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Mitterrand)的接见。几个月之内，她接受邀请游遍各地的阿拉伯语研究机构，各种发言都会提到她的名字。然而意大利的媒体并没有给予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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