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的摩是全美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平均每三天就有两个人死于非命。这让该城警局重案组成为了政治、新闻、腐败和善恶的漩涡中心。大卫?西蒙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被允许无限制跟踪报道巴尔的摩警局重案组的新闻记者。他用纪实手法，根据自己年以实习警察身份深入警局一整年的调查报道写就《凶年》一书，对于美国的社会犯罪现象以及警察的执法行为做了真实披露。作品一经推出即广受好评，后被改编成美剧《火线》《凶案组：街头生活》等，并被誉为美剧黄金时代的代表作。

此生追忆

我在凶案组报道的那一年里，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觉得这并不重要。我的打扮和他们一模一样。在犯罪现场，在法庭上，我会按照他们的指示做。我得说，我喜欢和他们待在一起。在此之前的四年里，我一直在报道巴尔的摩的凶杀案，但我所拥有的空间和角度是极为有限的——那只是都市版中的一块“豆腐干”。我只能把人类的悲剧——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黑皮肤或棕色皮肤的受害者——浓缩成枯燥乏味的一小段话：

昨日，一位二十二岁的西巴尔的摩人在自家门前的四岔路口被人开枪谋杀。这可能是一起涉嫌贩毒的案件。警方表示，他们暂时不明确凶手的动机，也没有找到任何嫌疑人。

住在斯特里克尔街号的安托万·汤普森是被接到报警的巡逻警找到的……

突然之间，我进入了一个无法被大多数记者接触甚或被他们遗忘了的世界。这可不是作为当日新闻事件的凶杀案，也不是源自古希腊的道德悲剧。那年夏天，当尸体随着热浪来临越垒越高，我突然觉得，自己是站在一个生产死亡的车间里。这是一条死亡的流水线。在这个衰败的美国老工业区，什么都已经停止生长了，唯独死亡还在生生不息，唯独“心碎”还在大批量地被生产着。我告诉自己，也许，真正超现实的是我们的生活本身吧。

那年12月，他们最后一次找“捕鱼人”谈话。他坚持住了。拉托尼亚·瓦伦斯之仇依然未报。然而，到了那时候，我突然明白过来，虚无和暧昧才是本书正确的结束方式。我给约翰·斯特林——我在纽约的编辑——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觉得这样的结局更好。

“这就是真实，”我说，“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或者说它停止运转的方式。”

他同意我的看法。事实上，他比我更早预见了这一点。他早就告诉我应该开始写了，可我却迟迟无法动笔。我盯着电脑活生生地坐了几个星期，我不知道这本操蛋的书的操蛋的第一句应该怎么写。于是，我郁闷地跑去马其特酒吧喝酒了。等我到的时候，麦克拉尼已经喝完了八罐啤酒，正拿着第九罐美滋滋地享受着呢。我把自己的困境告诉他，他饶有趣味地看着我问道：“你不是个作家么？你应该很擅长写才对呀。”

当然，我的确算得上是个作家，可我没写过那么大部头的书。

“我知道你应该写什么了。”

快告诉我。

“你不应该写那些案件。那些谋杀案。我的意思是，谋杀案应该只是这个故事的背景。好吧，也许我说的都是废话。”

可我依然在仔细地聆听着。

“你应该写我们。我们这些家伙。你应该写我们是怎样的，我们怎么骂彼此，我们生气时候是怎样的，我们开起玩笑来又是怎样的，还有办公室里发生的那些操蛋事。”

我点点头，仿佛自己从一开始就明白这个道理一样。

“我看到你在我们互相开玩笑扯淡时也在记笔记。我们撒尿时，我们嗷嗷叫时，你在记笔记。我们说了个黄色笑话，你把它记了下来。你把我们说的所有话、做的所有事都记录下来啦。你要是不把我们都写好了，操，我可饶不了你哟。”

他笑了起来。他是在嘲笑我，也在和我一起笑——我从来没有像那刻一样确定过。

这本书卖得还算不差。它没有进入任何畅销排行榜，但好歹斯特林还愿意付我稿费——前提是我为他再写一本书。罗杰·诺兰没收了我的实习警察证，我回到了《巴尔的摩太阳报》。警探们再也不用担心有双眼睛在附近盯着他们看了。和大多数非虚构小说不一样的是，《凶年》并没有引起热烈的讨论。当然，巴尔的摩警局对这本书的反应相当剧烈。由于本书原封不动地引用了凶案组警探们的脏话，他们的上级警监和副局长完全被震惊了。领导们甚至要以言行举止不得体惩罚整个凶案组。

本书写的是巴尔的摩的事，这让书的宣传更加举步维艰。《纽约时报》书评版的编辑拒绝刊登关于此书的书评，其理由是这是一本地域色彩过于浓烈的书。还是有一些警察这条线的记者同僚在其他媒体为我说了些好话。有一天晚上，当我正要把即时气温填写进报纸版面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洛杉矶的电话。打电话来的是威廉·弗莱德金，他是来告诉我他很喜欢这本书的。

“哪个威廉？”

“弗莱德金。我是《法国贩毒网》（TheFrenchConnection）和《生死洛城》（ToLiveandDieinL.A.）的导演。”

“别逗我了。操，我快没时间查气温了。”

紧接着，几个类似于弗莱德金这样的著名人士表达了对本书的好感。很快，硬皮本从书店的展示柜里撤了下来，被放置在了“真实犯罪”那一类别里。我在《太阳报》安稳了下来，再次做起了老本行。我和那些警探们再次相遇，只不过这一次，我们不再身处在警戒线的同一边。有一次，巴尔的摩北部发生了三人谋杀案。我一直在现场外等着特里·麦克拉尼出来把基本情况告诉我。可是，截稿时间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出现。我生气了。第二天，我来到凶案组。我开始骂起人来。突然之间，唐纳德·瓦尔特梅耶看不下去了。他砰的一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像一支.45手枪一样向我开炮。

“我操，天呐，西蒙。听听你都说了些什么呀。你难道不觉得你现在就像个操蛋的辩护律师吗？你提的问题难道不像他们一样吗？瓦尔特梅耶警探，你还记不记得你在年的时候操过一个婊子？操，谁关心这事啊？是，麦克拉尼是在现场，那又怎么了？他才不关心你那操蛋的截稿时间呢。滚你妈蛋吧。你和你的报纸，都可以滚蛋了。操，别在我面前演个辩护律师。”

我向麦克拉尼望了一眼，看到他正用大衣领子遮着脸笑。

“你在这里待了一整年，”瓦尔特梅耶总结说，“可你还是那个没事就哭的小婊子。”

啊。一切一去不复返啦。一切都回到了以前。

我和警探们的缘分已尽。可是，巴里·列文森购买了这本书的版权，把它拍成了电视剧，在NBC上播放。突然，我所创造的这个自在自为的小世界被颠覆了。艾杰尔顿变成了佩波尔顿，是一个骄傲的、知识分子式的警探。麦克拉尼变成了秃头，嘴唇上有一簇搞笑的小胡子，还成天研究林肯刺杀事件。沃尔登是由《激流四勇士》（Deliverance）的其中一个演员演的——操，他叫啥来着？而贾尔维呢？我去！贾尔维竟然是个大胸的红发女人！

对我而言，《凶案组：街头生活》（Homicide：LifeontheStreet）是个古怪的继子。我觉得它是部好看的电视剧，也欣赏其编剧的技巧——我甚至告诉警探们，将他们的世界虚构化是让该剧良性演化的必要手段。随着该剧的热播，本书也被读者们重新发现了：该剧还未剧终，本书就又卖出去了二十五万册。可是，我依然有不满意的地方。

在阅读了该剧的前三集剧本之后，我给巴里·列文森和汤姆·芳塔纳写了封长长的备忘录，向他们解释警探破案手段及法律要求的复杂性。不，一个警探不能因为他自己觉得枪就在嫌疑人家里就冲进他家里去搜；不，你得先获得搜查令，而搜查令得由巡回法院签署，其前提是警探有合理证据证明枪就在那里……

从此之后，芳塔纳就叫我“写非虚构的家伙”——这句话不带什么好意。

我曾于该剧拍摄阶段造访过几次现场，就像一个游客般站在旁边观看。警探们也经常会来。他们都会带上自己的妻子或女友，她们是慕丹尼·伯德温（DannyBaldwin）和凯尔·塞柯尔（KyleSecor）之名而来的。其中有几位警探甚至当起了该剧的特约技术顾问。他们会坐在监视器边上，一一回答摄制组提出的专业问题。而有些时候，他们则会过于主动，径自指手画脚起来——这总是让电影公司很难堪。

有一次，哈里·艾杰尔顿看到弗兰克·佩波尔顿——他电视屏幕上的另一个自我——点了一杯加牛奶的威士忌酒，他突然大喊道：“停！”

巴里·列文森回过头看了他一眼，仿佛他是个外星人。副导演们和现场制片们意识到喊停的不是导演，于是赶紧继续拍摄。

“可我怎么可能喝那样的东西呢？”在此之后，艾杰尔顿对我说，“加牛奶的威士忌？大卫，说真的，你觉得当观众看到这个场景时，他们会觉得我是个怎样的人呢？”

最终，加里·达达里奥——他总是如此机智而又谨慎——成了该剧唯一的技术顾问，还在剧中饰演了战术指挥官一角。随着大家对拍摄的新鲜感与日剧减，其他警探就再也不来现场了。我也不再去那儿了，因为——和所有待在现场的原著作者一样——我真觉得自己帮不上什么忙。

我和该剧剧组的关系倒没有那么差。事实上，该剧的制片人之一盖尔·穆特鲁克斯（GailMutrux）曾问过我是否想写该剧的第一集剧本。虽然编剧费十分优渥，我竟然还是拒绝了。我告诉盖尔——是她在读到了《凶年》之后把它推荐给了列文森，并建议改编成电视剧——就算为该剧本身考虑，她也应该找个更加合格的编剧。如果他们还想邀请我写剧本的话，我会在该剧的剧情模式已经建立起来之后尝试写一集看看。

芳塔纳和列文森同意了。在此之后，我和大卫·米尔斯——他是我在大学时一起办校报的朋友——写了一集，可是那一集的剧本实在太黑暗残酷了，以至于NBC的监制们拒绝在该剧还在第一季的时候拍摄它。一年之后，该剧拍摄了第二季——这一季被砍成了仅剩四集——其中一集便是我写的剧本。NBC之所以亮了绿灯，是因为罗宾·威廉姆斯愿意在本集中客串一个角色。

我至今仍收藏着那个剧本——上面全是汤姆·芳塔纳的粗线红笔标注。我们写的戏很长，人物之间的对话则更是冗长。在场景交代的段落里，我们还写明了我们所想象的拍摄角度和方法——这是相当业余的做法。汤姆和吉姆·吉村修改了剧本，为罗宾·威廉姆斯加了戏，又删减了其他角色的对话，最后的成片或许只有一半是我和米尔斯的功劳。

我觉得这次尝试很失败——即便在此之后，本集剧本荣获了美国编剧协会的大奖。我觉得自己应该回那个属于自己的地方。于是，我回到《太阳报》做起了老本行。我开始计划写第二本书，那是一个关于西巴尔的摩贩毒街角的故事，我的调查报道也将为期一年。不过，米尔斯却因此走上了另一条路。他辞去了《华盛顿邮报》的工作，前往好莱坞发展，为《纽约重案组》（NYPDBlue）写剧本。那时，他打电话告诉我说，一个非专业编剧写的第一个本子，就算最后拍出来的只有一半，也算得上是种成功。

在他的鼓励下，我为《凶案组》写了第二个剧本——这一次，被修改的地方就更少了。在此之后，我离开了《巴尔的摩太阳报》。当时，我在报纸的工作又遇到了困境。《太阳报》拥有悠久的历史，却也被传统所束缚，它就像一个老妇，优雅而又举步维艰。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太阳报》招来了几个从费城过来的沽名钓誉者。他们根本不知道新闻写作到底是怎么回事，以为所有新闻都应该是五段式的，第二段应该以“《巴尔的摩太阳报》了解到”为始，紧接着加上两三段将事态简化了的描述，并以更加简化的观点结束。

《太阳报》想去冲击普利策奖，整个编辑记者团队都犯了迷糊——他们已经不知道怎么做新闻了，成天就等着新上任的高层把现成的、天赐的模板授予他们。当我写完《街角》回到那里时，发现整个编辑室都笼罩在压抑的氛围中。紧接着，《太阳报》历经了几次股份易手，好多有天分的老同事都离开了。预算被削减，所有权变更成了非当地集团，这份报纸被毁了。90年代中期，我发现《太阳报》变成了一个追名逐利、蠢人当道的地方。我所爱的《太阳报》再也不存在了。于是我想，和对普利策奖的追求相比，改行做电视剧编剧应该也算不上什么罪过吧。

于是，我成了我那个“继子”的雇员。汤姆·芳塔纳悉心教授我应该怎样写剧本，我很荣幸和他一起共事过。在此之后，《街角》出版了，我和米尔斯已经做好准备把它兜售给HBO。

警探们也读了我的第二本书。他们觉得《街角》还算凑合。有一次，梦露街和菲亚特街街口发生了一起枪杀案，我就在现场。弗兰克·巴尔洛突然跨过警戒线来到我身边，和我聊起了往事，并问我的新书怎么样了——他的亲昵行为给我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在之后的好几天里，我一直在向那些毒贩子和瘾君子解释我为什么和警探相熟。可是，在另外一些警探看来，我的第二本书是对他们的背叛：因为这本书的视角不是巴尔的摩警探，而是那些被他们追捕的人。

从90年代早期开始，警察和毒贩之间的斗争变得更加残酷而不留情面。在我写完《凶年》的五年之后，可卡因成了巴尔的摩贩毒市场中的王牌产品，整个城市都被它改变了。在此之前，巴尔的摩只有大概十几个贩毒点，可现在却有多达上百个。与此相关的是，凶杀案的数量也接连攀升，从当时的每年二百四十起左右一直发展到了超过三百起。破案率随之下降，警局高层紧张了起来。最终，紧张变成了恐慌。

自从本地人唐纳德·博梅尔留掌管巴尔的摩警局之后，警局渐渐变得平庸无为起来；在对可卡因的战争里，他们为自己的平庸无为付出了代价。博梅尔留是于年上任的，当时他已然是个处于半退休状态的人了，而当时巴尔的摩也还没几个贩毒点，“快速球”更是一个只闻其名、未见真身的传说。十年之后，毒贩和毒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巴尔的摩警局却还是老样子。为了赢得战争，警局必须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于是，巴尔的摩警局迎来了自年以来的首位外地局长，政府授权与他不遗余力地清除贩毒点。

他听从了政府的命令，却运用了最坏的方式。托马斯·弗雷泽尔——他是圣何塞人——趾高气扬地来到巴尔的摩警局，并几乎以一己之力，摧毁了整个巴尔的摩凶案组。

首先，弗雷泽尔彻底无视了存在于美国警局里的两种层级结构。第一种层级结构是指挥系统，警衔是其首要参考标准：警司听警督的话，警督服从警长的指挥，警长向警监献媚，警监为副局长擦屁股。这一层级结构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但警局还有另外一种有其必要性的层级结构，其首要参考标准便是员工的专业程度。它存在于警局的技术工种之中，越对某一工作富有经验的警察就越受人尊重。

而这恰恰是衡量一个警探的标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弗雷泽尔一到巴尔的摩就宣布道，为了让警局重获活力，他决定采用轮岗制度。一个警察不能在同一岗位待超过三年的时间。

要知道，培养一个凶案组警探——其实，其他部门的调查员及技术人员也一样——让他能够纯熟运用破案技巧，也至少得花三年时间。轮岗制度极大地破坏了凶案组成员的专业性。可是，弗雷泽尔却现身说法，说以他个人的经验来看，每个警察都会在做了三年同一岗位后感到无聊乏味，并渴望新的挑战。

这一制度的执行让很多优秀的警探离开了警局。他们中的有些人去了FBI，有些人则去了周边的县警局工作。在加里·钱尔斯和凯文·戴维斯辞职之前，我曾采访过弗雷泽尔，问他对失去这两位好探员有何感想。

“这两个人完全有能力指挥一个分队啊。”我说。

“为什么我们需要指挥？为什么凶案组不可以人人皆是最优秀的警探呢？”

作为一种修辞手法，他的假想听上去美妙极了。然而，残酷的事实是，即便在巴尔的摩凶案组最为鼎盛的七八十年代——当时，我们的破案率总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凶案组的探员水平也难免是参差不齐的。有的警探是天才，有的警探还算合格，有的警探则完全是碌碌无为者。

那时候，凶案组之所以风头无二，是因为每个分队都有一个像沃尔登、钱尔斯、戴维斯和贾尔维这样的人。他们是核心、是灵魂，他们会保护比他们更弱的同事。三十个警探，六个警司——这种配置确保了不会有人落单，新人可以和老手搭档，问题随时都可以被解决。

弗雷泽尔还做了一项决定。他要扩充警局六楼的编制。凶案组有了更多的分队，更多的新警探。最终，凶案组里来了很多从暴力犯罪部调来的人，人员扩充到了六十个。

警探更多了，可负责任的人却更少了。一个警探接起匿名举报电话，却不知道负责这个案子的分队是哪个；也再没有人悉心培养新警探了。曾几何时，每个分队里都有一两个菜鸟，老探员们会照顾他们，教导他们，让他们先跟着自己破十几起案子，再让他们独自负责一两起易破的案子，之后才敢把那些谜案交给他们。可现在，有的分队里面竟然全部都是菜鸟。不出意外，随着老探员们的离开，破案率直线下降了。

几年之后，巴尔的摩凶案组的破案率降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下，而这其中最后被定罪的才占可怜的一半。更加可悲的是，和任何企业单位一样，一旦专家离开这里之后，他们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他们毁了我们，”贾尔维告诉我说，“这曾经是个多么伟大的小组啊。他们的摧毁计划完全是蓄意的。”

在我身处的世界里，同样的事情也在上演。《太阳报》中最优秀的记者都辞职了，他们去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其他报业——和警探一样，他们是被体制对他们的傲慢态度赶走的。

斯特里克、乌顿、艾尔瓦雷斯、佐尔斯、利特温、汤普森、李普曼、海曼——他们都是《太阳报》最优秀的记者，可他们先是被边缘化，继而又被买断了合同；他们被放弃，终而由那些年仅二十四岁的助理接任——这些年轻人庸庸无为，更别提挑战管理层了。我不知道如此大动干戈到底为何。最终，《太阳报》管理层辞退的好记者和它重新招募的一样多。当这个费城来的管理层离开这份报纸时，他们留下了十二年内三次获得普利策奖的“丰功伟绩”——可是，在他们来到这里之前的十二年里，《太阳报》的晨报和晚报一样获得过三次普利策奖。

有一次，我和贾尔维一起喝酒。聊着聊着我就意识到了我们所处之境遇的象征意义：在后现代的美国，无论你所服务或为你提供服务的是哪个单位——警局、报业、政党、教堂、安然（Enron）、世通（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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