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与极端的邪恶最可怖的行动可以由专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实施，他们没有任何施虐的动机。艾希曼、霍斯和施坦格尔的典型例子说明了这一点。这里需要重申的是，我先前提到愚昧不是指缺少智慧。例如，参加万湖会议的14个人中有7个人是法律界人士，东方暗杀小组的15名领袖中有6个人拥有博士学位，还有那些拿囚犯做实验的医生呢？看似这些行动是发生在不适用善恶观念的道德真空里。这种道德真空是在去人性化的过程中被有意创造出来的。通过给囚犯剃毛、让他们挨饿等手段使其个性消磨殆尽，变成相互之间无差别的群体。在奥斯威辛发现的匿名日记上写着：“我们不再是人，也没有变成动物；我们只是德国制造的一种奇特的精神物质产品。”集中营会设置种种障碍以防犯人自杀。这似乎令人不解，因为让囚犯死亡是集中营的目标，但是自杀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假设了个体有主观性。自杀强化了受害者有人的价值这一想法，从而威胁到想将囚犯描述为非人的意图。然而，纳粹干脆宣称犹太人不属于人类，以便士兵执行大规模屠杀计划。这样一来，强迫犹太人陷进自己排出的污秽物就是可行的——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三万名妇女共用一间厕所就是为了证明犹太人本身就是污秽的，但这样还是有可能让他们再次看起来像人。纳粹必须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泯灭人性。事实上，贝雷尔·兰认为，去人性化过程——犹太人被杀害之前遭受的虐待——基本上表明犹太人是被纳粹视为人类的。结果，兰将纳粹视为有意识的恶势力，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在有意犯罪。他甚至进一步断言，因为纳粹是邪恶的，所以他们才犯下了这等恶行。结果，他视纳粹为恶魔般的邪恶之类的极端行为主体，但是，正如我们所见，这项控告不适用于绝大多数的作恶者。在《希特勒的衷心刽子手》（Hitler’sWillingExecutioners）中，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Goldhagen）批评阿伦特将纳粹统一看成对犹太人保持情感中立的集体。然而，阿伦特并非想为大灭绝的每名参与者声辩，而只是为其中一部分人说情，她相信参与大灭绝的行为主体代表了不同形式的邪恶。另一方面，戈德哈根认为所有行为主体都是同质的。的确，在他看来，核心要素是——行为主体都是德国人。诺曼·G.芬克尔斯坦（NormanG.Finkelstein）和贝蒂娜·比尔恩（BettinaBirn）却指出，戈德哈根一方面强调德国人的反犹主义，一方面又强调个人责任，这两者必定产生矛盾。戈德哈根未曾澄清两部分之间的关系。他对德国人反犹主义的描述不够充分且包含偏见，最终可以说完全遭到了芬克尔斯坦和比尔恩的驳斥。据文献记载，多数德国人是没有纳粹反犹主义观念的，甚至在战争期间也没有。即便在纳粹掌权后反犹主义气焰嚣张，它也并未在多数德国平民身上留下明显的痕迹，例如，“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的暴发就不一定被视为由普通德国民众推波助澜的后果。下面这段内容节选自一份有关“水晶之夜”的纳粹官方报告。众所周知，今天德国的反犹主义基本上仍限于（纳粹）党及其组织，有相当一部分人丝毫没能理解反犹主义，他们无法感同身受。水晶之夜事件发生以后，这些人立刻冲向犹太人的生意……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确是反犹太者，德国是反犹太人的国家。但是，从国家生活和人民的方面看，反犹主义的好处难以言表……德国人中间仍然有一群庸民在谈论可怜的犹太人，不理解德国人为何会产生反犹太的态度，这群人抓住一切机会为犹太人说情。反犹主义不能仅仅存在于领袖和纳粹党那里。普通德国人不赞成对犹太人实施暴力，但很少对犹太公民权加以限制提出抗议。当犹太人受到特定的排挤，财产被没收时，大部分德国人会表示支持。德国人整体上对犹太人漠不关心，道德冷漠，没有憎恶。戈德哈根在书里进行了广义的概括，例如，他说：“每个德国人都是审判者、法官和行刑者。”他由此将德国人妖魔化，继续渲染独特的“德国残酷文化”“德国大众的暴力倾向”，认为德国人“大多数都是凶残的”等。同时，戈德哈根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德国文化是促发大灭绝的极端残忍的文化。戈德哈根紧接着遇到的一个难题是，他强调德国特有的文化能够形成每个行为主体的观念，这与他力求让个人责任成为大屠杀研究的决定因素的目标形成了对立。如果行为主体只是文化的产物，就无须讨论个人责任了。这样看来，戈德哈根的解释完全属于单一归因，即使他本意并非如此。他讨论的一切都与具体的德国人、反犹主义的具体极端形式有关。结果，集体愧疚代替了个人责任。确实，通过概览戈德哈根对德国的描述，我们不禁思考纳粹党在最后一轮选举中为何没有获得全票，而只得到了33%的支持率。然而关于这一点，只有詹姆斯·M.格拉斯（JamesM.Glass）等人支持戈德哈根。格拉斯同样以单一归因的方法解释了大屠杀，认为它是由反犹主义文化导致的，这种文化被科学，或者说被伪科学证实，继而扩散到德国大众之中。格拉斯像戈德哈根那样认为德国人期待犹太种族被消灭。这场讨论的关键点是，与戈德哈根的看法相反，普通德国人看似并不了解大灭绝的全貌。另一方面，劳改营星罗棋布，难以想象德国民众无法意识到它们的存在。需要记住的是，劳改营、集中营和灭绝营之间有巨大的差异。劳改营有一万多座，其中大多数在东欧，普通民众肯定有所耳闻，因为有座劳改营分布在柏林及其周边地区。如果普通德国人了解劳改营，他们就会觉得集中营的情况更糟，而知道劳改营围墙后面发生过什么的人少之又少……进一步看，灭绝营是戒备森严的秘密场所：全部设在波兰，存续的时间短暂。其中，系统的毒气实验始于年的春夏季，多数持续不到一年半。因此，基本上不用怀疑，德国民众根本不知道这些营地的存在。戈德哈根和格拉斯没有做上述区分，只是假设普通德国人必然了解所有集中营，但是这种推论是站不住脚的。在《我们知道的事：恐怖、大屠杀和纳粹德国的日常生活》（WhatWeKnow:Terror,MassMurder,andEverydayLifeinNaziGermany）中，埃里克·约翰逊（EricJohnson）和卡尔-海因茨·雷乌班德（Karl-HeinzReuband）试着确定有多少德国民众了解集中营。他们计算了问卷的数量，这些问卷发给了之前生活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的普通德国人和犹太人。调查显示，从年中开始，大灭绝就开始被大众知晓；据约翰逊和雷乌班德的估计，当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知道大灭绝正在进行。然而，由于他们在调查中没有区分劳改营、集中营和灭绝营，很难确定了解实情的人究竟有多少。也就是说，在现在意识到大灭绝的人当中，有多少人当时能意识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普通德国人对国家大事不做过多回应，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冷漠和只为自己考虑，而不是因为他们仇恨犹太人。当国家陷入危机，置身其中的人更愿意关心的是他们自己。我们必须记住，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遭遇了萧条、通胀、失业，暴力及其他犯罪数量也显著增加。多数人遵循埃尔文·斯托布（ErvinStaub）所谓的“快乐主义微积分”（hedonisticcalculus）原则——人们将自身正常、实际的幸福程度与相信自己应该拥有的幸福程度做比较，然后用这个方程式的结论估计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帮助他人。如果自身的幸福感没有达标，就不太可能去帮助他人，即便他人的幸福程度比自己低。当人们相信自己足够幸福或非常幸福时，帮助他人会变得非常合理。当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极强的道德考量经常能够克服个人对自身幸福的担忧。但是从“快乐主义微积分”上很容易看出，在两次大战之间，德国民众可能发现自己的问题比犹太人的更紧迫。戈茨·阿利（G?tzAly）在其有争议的研究《希特勒的受益者》（Hitler’sBeneficiaries）中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思考。他设想，只有将第三帝国视作现代最大的一个“战利国”才能够理解它。他认为，95%的德国人从“洗劫犹太人”和被占领国那里受益，这解释了德国政府为何会支持第三帝国。因此，德国民众可以被视为侵犯犹太人的参与者，因为他们想维持良好的生活水平。然而，阿利引用的许多数字必须要更正。例如，不太可能有占德国总人口95%的德国人在希特勒统治时期享受到经济福利。就算总人口减去犹太人、精神和身体残疾者以及政敌等的人数，比例也不太可能达到95%。确切的百分数不是最关键的，需要说明的是多数德国人从当时正在发生的事件中受益。对犹太人洗劫，强迫其劳役，更不用说对其他占领国的商业成果的掠夺——这些都与德国货币通胀一起改善了普通德国人的生活水平。总之，阿利认为希特勒政府改善了经济状况，所以得到了多数德国人的拥戴。人们可能会说是政府用社会福利“贿赂”了民众。于是，阿利将—年间的德国描述为“温顺的专政”，即散发“社会温情”的“善解人意的专政”。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无疑包含了一系列吸引人的特征：即便需要广泛重整军备，税费也不会提高，因为被占领国也要为占领它们的行动负担经费；普通人比富人少缴很多税；政府引入家庭津贴计划，新婚夫妇可以领到大笔贷款；养老金急剧增长，相应人群都有健康保险。阿利否认是希特勒创造了德国社会国家，但是从根本上发展了它。如此看来，希特勒的确像人民的领袖。上述景象与我们称之为“极权主义”学派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学派无疑是冷战的产物，尤其在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TheOriginsofTotalitarianism）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部作品更多地建立在逻辑而非经验主义上，它让极权主义自身成为被探讨的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极权主义政体的特点包括了它对那些长期畏惧秘密警察的人造成的惊恐。然而，新的研究极大地修正了这一观点。例如，盖世太保的影响力显然比之前想象的更有限，多数德国人的日常活动都不受政府干预。纳粹政府不是用镇压手段来控制民众的，而是通过人民的支持实现其野心的。然而，获得这种支持不会让政府就此高枕无忧。对德国人视哪些因素为国家社会主义政体中的重要因素的研究发现，反抗失业和与犯罪的斗争是人们主要关心的，而反犹主义只是作为特殊有吸引力的因素被小部分人提及。阿利的研究显示，专制型政府和“无辜”民众之间不可能划清界限。与此同时，他明显

转载请注明:http://www.linkencar.com/dlwz/231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