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就此问题，笔者浅谈如下几点感想：

一、某些国人片面鼓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缘由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至党的十八大召开这三十几年间，相当一部分国人，尤其是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有求学和旅居欧美经历的人士，片面鼓吹西方政治体制的“优势”，不能客观认识我国政治体制建设的不足之处，单纯向往西方“民主”制度，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应是西方政治制度，甚至在较长时间里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社会思潮和民间语境。此现象于彼时的发生和持续扩展，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缘由：

感性认识上的诱惑：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在表现形式上（如西方国家宪法的某些表述、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经典著作的某些表述、西方民众参与议会和国家领导人选举的场面、候选人落选情形和议会的议政场面和议案否决情形、“三权分立”产生的权力主体间相互制约的现象、西方民众的游行和示威场面等）对于我国某些基层民众，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具有“天然”的感性认识上的吸引力，以为这些政治表象均体现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实质；

自身制度层面和社会治理存在不足之处：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尤其是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及曾一度较为严峻的政府官员腐败、渎职违法问题和基层公务员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以致侵犯公民权益问题，该等问题曾在一段时期内、在某些地方导致社会矛盾复杂激化，从而导致一些国人情绪化地粗浅地认为问题的症结出在政治制度层面上；

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基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至本世纪头十年间，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在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使一些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将差距的根源简单归为政治思想和制度的优劣；

自身教育宣传不得力：我国对自身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民主区域自治的民族制度以及基层民主制度的独特优势、历史必然性、国情适用性教育、宣传的力度和广度不够、方式方法存在不足，教育和宣传整体效果有限，尤其是对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引导得不好（如思政课普遍形同虚设，一些教师“举着红旗反红旗”），甚至效果适得其反；

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西方国家通过影视作品、网络宣传等工具向国人灌输西方政治”优势论“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普适论”思想，利用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曲折经历时期的“故事”和影像资料扭曲党和新中国形象；

跨国人士的片面宣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处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期，一些曾求学和旅居欧美的一些“尝到甜头”的人士将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暂时差距片面理解为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如国内讲学讲座、出版著述、网上发表文章等）片面鼓吹西方政治制度、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

特定历史阶段的大众心理趋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刚从“文革”极“左”思潮中走出，思想等各方面都处于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与此同时，国门刚刚打开，西方新思想新事物不断涌入国人视界，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讲，在社会转型期，国人心理“喜新厌旧”存在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年轻人特有的批判和逆反心理：基于生理、心理发育特定阶段所具有的客观规律、认知水平的不足以及实践经验的欠缺，年轻知识分子往往有“妄自菲薄”的心理和认知倾向，更容易对国家和社会现状产生负面认知，惯于从负面角度和消极层面看待和评判所属国家和社会的状况。

在年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总揽战略全局，把握发展大势，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伟大奋斗，进行了新的伟大斗争实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使广大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明显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显著提升，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新局面。而与此同时，欧美国家自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复苏始终乏力，党派间意见分歧加剧导致政局不稳、民粹主义盛行和民族、宗教矛盾突出导致社会动荡，加之恐怖主义肆虐，“东升西降”和“南升北降”态势明显，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由此，面对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曾一度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在知识分子阶层中盛行的“西方优势论”和“西方标准论”方才有所收敛和式微。

二、为何“不能生搬硬套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不同性质的经济基础使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体现在（1）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2）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三个方面。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以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私有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在性质完全不同的经济基础和基本经济制度之上，不可能存在属性相同或相似的政治制度，因而我国不存在生搬硬套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经济基础。

2.西方政治制度自身存在诸多固有弊端

本文所谓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即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奉行的以追求社会成员“自由”、“平等”的“自然法”哲学理论为思想源头、以“立宪主义”为政治理论基础、以“三权分立”、多党制和竞争性选举为核心表现形式的基本政治制度。其在西方近现代历史上，在反抗封建世袭专制和“政教合一”思想专制、重申和维护基本人权、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方面，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无论其表现形态如何演变，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始终建立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之上，摆脱不了资产阶级为统治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阶级压迫的弊端及其历史局限性，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城市化进程、垄断资本的形成、阶级阶层固化的凸显和现代信息传播手段的进化，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经历了从原初的公民民主演变为阶级民主再到阶层民主最后发展为如今的大资产阶级的寡头民主，其阶级属性的固有弊端和历史局限性渐次放大，与其产生之初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初衷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其固有弊端和历史局限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根本属性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虽然其具有普选、全民公投、议会民主、竞争性选举、民众“随意”示威游行等看似具有“大民主”“积极”“光鲜”的外表，但鉴于其建立在以寡头资产阶级掌控主要经济社会资源为核心特征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其本质底色是“金钱的民主”和“权势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内部、甚至只是少部分寡头资产阶级内部的政治博弈，其光鲜外表的背后依然藏污纳垢，为了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往往充斥着不择手段的尔虞我诈、背信弃义、诬陷抹黑、煽动教唆、违宪违法的行为。议员和国家领导人系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客，而非人民意志的忠实代表。

（2）鉴于国家内部各阶级、阶层、地域、民族和宗教的利益差异和矛盾激化，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极易造成党派间政见极端互斥、相互恶意拆台、非理性否决的严重通病，经常形成争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肌无力”被动局面，极大影响政府实施社会管理和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的整体效能。

（3）资产阶级代理人和政客擅长利用现代网络和信息技术，通过竞选演说、媒体广告、电视辩论、报道社会活动等途径，过度“包装”、“美化”候选人并抹黑、丑化竞争方候选人，给选民造成信息失真、失全、失信的被动局面，此外，变相贿选和物质刺激行为大行其道，该等情形均严重影响选举的“公正性”和结果的“公信力”。

3.中国近现代史的实践教训

年以后，中国进入最黑暗的“两半”社会。面对国家和民族的总危机，各界各方的无数国人苦苦寻觅救亡图存的政治道路，历经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被基督教和平均主义武装头脑的农民运动）、洋务运动（统治阶级内部的产业救国运动）、戊戌变法（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发起的君主立宪运动）、义和团运动（农民盲目排外的暴力运动）、预备立宪运动（统治阶级发起的维护封建政权的政治改革）、辛亥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发起的资产阶级革命）、大革命（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统一战线里的顽固派主导的反抗异己军阀割据的国家“统一”战争）等，各类政治改革和革命运动均昙花一现，终告失败，其中辛亥革命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在形式上完成了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随后不久便陷入复辟帝制、军阀割据、各派混战、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统治的又一历史深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始终未能建立，“两半”社会性质未能根本改变，中国未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途径摆脱黑暗落后的悲惨状况。鉴往知今，在中国这样一个面积广大、人口众多、多民族多宗教、经济不发达、地域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实施西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只能带来政治混乱、割据分裂、民族分化、经济停滞、国力衰弱、社会一盘散沙的负面效应，历史实践证明，资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根本上解决不了中国问题。

4.外国的实践教训

（1）关于原社会主义国家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东剧变后，一些多民族国家如苏联、南斯拉夫等国的政治、民族、宗教、地区矛盾激化，导致国家解体并爆发了长时间的战争（如俄哥战争、车臣战争、巴尔干战争、科索沃战争等），生灵涂炭、国力衰弱。此外，一些国家剧变后生搬硬套欧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导致水土不服，不得不采用“休克疗法”，致使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停滞，政治剧变的代价极大。这些国家的经历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寻求自我革新和发展，不能罔顾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而一味地追求、效仿西方模式，否认自身制度的历史和现实价值，西方政治制度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自我完善的有效出路。

（2）关于一些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掀起的亚非拉被压迫人民的民族独立和建国热潮中，一些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照搬了欧美政治和经济制度，以期借助于“优势制度”实现国家的快速发展和振兴，但事与愿违，很多国家随后便陷入了军阀专制“换汤不换药”、内战连绵、政变频仍、沦为霸权傀儡工具、政治黑暗腐败、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的现实“魔咒”之中无法自拔，未能实现国家的真正独立和发展振兴。该等历史表明，对于经济实力薄弱、社会综合发展水平落后、国情复杂、有着长期封建专制或被殖民统治历史的发展中国家来讲，生搬硬套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并非绝对有效的自救自强之策。

综上所述，基于中西方不同性质的经济基础、西方政治制度自身存在诸多固有弊端、中国近现代史的实践教训以及外国的实践教训，可以清晰看到，中国政治道路的选择和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必须立足于中国历史和自身国情，必须借鉴近代以来中外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必须慎之又慎，必须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以此为前提，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绝不能生搬硬套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习近平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这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发展和改革中，必须坚定树立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自觉判断，深刻理解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理论缘由。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长期奉行的政治制度都不是那一个人凭空说了算的，也不是任何一种政治力量主观决定的，一种稳定的政治制度的确定都是由这个国家的广大人民在具体的、历史的政治实践中决定的，都是由本国的国情塑造的，都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七十多年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使一个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即将实现全面复兴的社会主义强国，最根本的前提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而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根本遵循，立足中国自身国情，循序渐进有序开展，决不能犯方向性、颠覆性错误。笔者坚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十四亿中华儿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我国的政治体制建设和改革定能沿着正确方向顺利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定能早日实现！（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