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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选自《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三联，
3.为什么从现代性问题出发 在一九九O年代中国大陆的语境中，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与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正如新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是一种思潮而不是完整的理论一样，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也不是一种系统的理论批评，而是通过重新思考现代性问题而逐渐展开的。现代性是一个广泛、复杂和多少有些含混的概念，那么，为什么反思会从这一抽象的理论概念出发呢？在理解这一问题时，我以为需要考虑如下几点： 第一，一九八O年代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反思是在传统/现代的二元论中展开的，从而它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批判无法延伸到对于改革过程及其奉为楷模的西方现代性模式的反思，相反，对于社会主义的批判变成了对于后冷战时代的自我确证。在反思现代性的视野内，社会主义及其危机被理解为现代性危机的一个部分，当代进程并不能自外于我们的反思和批评。因此，恰好是在现代性问题的视野中，社会主义与当代危机之间的密切联系才得以呈现出来。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是一种反抗运动，也是一种通过建国运动和工业化过程而展开的现代化运动，它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都密切地联系着现代化过程本身。对于这一运动的平等和自由的诉求如何落入制度性的不平等和等级制的过程的探讨，离不开对于现代化过程（建国运动与工业化）的再思考。尽管我们以否定这一运动作为当代现代化历史（“新时期”）的开端，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仍然置身于同一历史进程之中。因此，我们无法一边批判和拒绝社会主义历史，另一边却将这一批判和拒绝当作对于当代现代化进程的自我确证。 第二，一九八O年代以至“五·四”以降，中国知识界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是在中国/西方的二元论中展开的，从而它对中国问题的批判无法延伸到对于殖民主义历史和启蒙运动所提供的那些知识和真理的反思之中，相反，对于中国传统的批判变成了对于西方现代性模式和现代历史的自我确证。在反思现代性的视野内，中国现代问题被理解为现代性危机的一个部分，欧洲资本主义及其在全球扩展的历史不但不能自明地成为衡量中国的准则，而且也必须成为反思和批评的对象。因此，恰好是在现代性问题的视野中，中国问题与历史资本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才得以呈现出来，中国的历史遗产和现代经验及其当代意义也才能获得尊重和理解。因此，现代性的反思不仅是一个批判性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重新发掘历史的意义和新的可能性的过程。 第三，在上述意义上，对现代性的反思不是对于现代经验的全面的否定，相反，它首先是一种解放运动，一种从历史目的论和历史决定论的思想方式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一种从各种各样的制度拜物教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一种把中国和其它社会的历史经验作为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源泉的努力。从知识的角度看，对现代性的反思首先是对各种各样的理论模式的反思，并要求将实质性的历史过程作为历史理解的对象。例如，十九世纪以来，古典经济学家为了研究资本和市场的运动而建构了许多理论的概念和模式，用以论证价格体系、自由贸易和利益最大化等原则。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些理论不仅为殖民主义提供了理论的根据，而且也为其它地区的现代化运动提供了范本。但是，这些概念提供的完全是一套理论的和目的论的叙述，而不是真实的历史关系，所谓市场主义的论述掩盖的恰恰是反市场的历史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首先是一种历史批评，一种从实质性的历史过程出发批判现代化叙事的过程。 第四，现代性问题的提出意味着对于现代化理论的一种批判，对于现代化模式的一种较为复杂的思考，对于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努力的一种反思态度（绝不是简单的否定态度）。如果没有这一理论的视野，当代中国知识界就无法在理论上对于发展主义、民族主义等问题作出更为深入的分析。以批判的知识分子对于发展主义的尖锐批评为例，他们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展示出这一发展主义逻辑内含的强权、暴力和反民主的实质，并把对生态、环境、发展和人的自由的思考与在当代条件下探讨更为广泛的民主联系起来。发展问题不是孤立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孤立的社会问题，而是必须在具体社会和全球范围内同时展开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现代性的反思非常自然地与一种全球主义的视野存在内在的关系，而绝不会囿限在民族国家的总体论框架之中。在这一广泛的视野内，对民族主义及民族自决权、民主化、市场关系、发展、个人权利，以及文化多元性的思考必须被置于一种广泛的关系网络和历史脉络中才能充分地呈现出来，对任何一方面的思考都将连带着对于另一方面的思考。我认为，在当代条件下，没有这样一种广泛的视野，就无法呈现问题的复杂性和相关性，就可能落入另一种中心主义而毫无自知。 现代性问题在这里构成了讨论的出发点，它必将展开为各种各样的更为具体的讨论，而这些讨论本身同时成为对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问题的具体性和历史性本身对这一概念的含混性产生质疑，并将之作为反思的对象之一。一旦问题在一个更为具体也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展开，这一视野本身的解放作用也就终结了，我们将面对更为广阔的历史本身。当历史的具体性和复杂性终于从目的论的、决定论的和冷战时代的历史偏见中解放出来的时刻，这一概念的意义也就消失了。这是我的期待：一种超越形式主义的理论而展开实质的历史关系的期待，一种超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的期待，一种跨越各种各样的偏见的期待。但正如我对历史的态度一样，我对理论、反思、甚至交流本身也从来没有怀旧的和浪漫化的态度。历史、经验和知识是我们不断超越自己的源泉，但也是我们难以逾越的限度。 这就是我们的自由和自由的限度。 年5月初稿于西雅图 年8月改定于北京
[1]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纲领，而且还经常是一种以反政治的形式出现的政治纲领，它的话语形式包裹在“经济”的范畴－－如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解除金融管制、效率优先、利润最大化、反对国家干预、私有化，以及WTO、IMF等新经济秩序的中介组织的功能，等等－－之内。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它“在一个有各种强力关系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对任何可能对纯粹的市场法则构成障碍的集体结构提出质疑。这些集体结构包括：民族国家、工作团体、捍卫工人权利的集体组织、工会、协会和合作机构，甚至还有家庭。”新自由主义所称道的市场关系从来都是一种理论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意识形态的－－抽象，其实质是通过这一抽象将经济与政治－－或者更准确地说，经济过程与社会过程－－彻底分离开来，进而把民主及其制度性的实践排除在当代世界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之外。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主要地是一种在广泛的范围内争取民主的斗争，一种建立有关市场条件下的民主制度的努力。新自由主义对于国家干预的批判、对于政治性的排斥丝毫不能掩盖这一意识形态与利益集团和政治权力及其政策的内在的联系，例如，在战争和新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形成等问题上，新自由主义几乎从来没有掩饰它的政治性，虽然这种政治性经常包裹在诸如“主流文明”之类的伟大神话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新经济秩序的制定者不仅是跨国公司和国内经济集团，而且常常是民族国家本身。因此，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并不能等同于赞成国家的过度干预或反市场，关于这一点，我将通过历史分析加以展开。引文见皮埃尔·布迪厄：《无止境剥削的乌托邦－－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引自何增科编写《法国学者布迪厄谈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国外理论动态》，年第4期。
[2]关于这一形式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请参见汪晖：《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导论》，《天涯》年5期。《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一书将由编译出版社初版。
[3]这篇文章的初稿发表于韩国的《创作与批评》（总86期，），后经修改，于一九九七年分别发表于《天涯》（年5期）和《香港社会科学学报》。一九九八年，美国的SocialText(55)、日本的《世界》杂志（10、11、12）和东北的《文艺争鸣》（6）分别刊出了该文的英文本、日文本和更为完整的中文本。今年，韩国的《当代批评》（年10－11期）又重新翻译发表了这个完整的文本。台湾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年夏季号）在重刊这篇文章时一并刊登了钱永祥、瞿宛文和赵刚的批评和回应，对此我表示感谢，也将寻找其它的机会对他们的回应文章作出回应。
[4]我在这里所指的社会主义倾向不是指以计划经济为特点的国家经济模式，而是指在新的市场扩张过程中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它很自然地倾向于社会平等和公正的的诉求，并从这一角度对社会民主提出要求。在后社会主义的情境中，这一运动的动员也受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影响。
[5]按照社会学者的研究，这一“城乡分割”体制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政治权力的差异，即农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接受政府的全面领导，而代表政府的各级官员以及办事人员全部属于非农业人口。第二，经济地位的差异，即对工农业产品实行“剪刀差”价格制度，为发展城市工业积累资金，同时垄断经济资源和发展机会，限制农村兴办工业。第三，经济收入的差异，即城乡收入比例高达三比一到六比一。第四，福利待遇的差异，即城镇居民的主体（全民或集体所有制职工或国家干部）享受终生免费医疗和领取退休养老金待遇，以及粮、油、肉类的稳定供应，而农民则不享受这类福利待遇。第五，社会地位的差异，即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远高于农民。参见王汉生、张新祥：《解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层次分化》，《社会学研究》，年第6期；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报告》，见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页65－67；张宛丽的综述和评论《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社会学研究》，年第1期，页26。
[6]陆学艺将农民群体划分为八个阶层，即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人阶层、雇佣工人阶层、智力型职业者阶层、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集体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社会管理者阶层等。陆学艺：《重新认识农民问题》，《社会学研究》，年第6期。??
[7]张宛丽将之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原有制度结构之外新生出新的地位群体，且他们占有的资源大幅度上升，如个体经营者、自由职业者、私营企业主、合资、外资或私营企业中的高级雇员、非公有制的企业家等；二是原有制度结构中的地位群体的地位状况开始变化，如农民、干部、专业人员和工人等群体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和分化。张宛丽：《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社会学研究》，年第1期，页28－29。
[8]王绍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政权形式”与“国家能力”的区别》，《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论文》，一九九一年，第四期，页15－17。
[9]王绍光得出的结论是：“‘放权让利’的改革方针并没有缩小公共权力机构（各级政府及其分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只是缩小了中央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随着地方政府财权的扩大，他们以行政手段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能力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而且这种干预比以往中央政府的干预更为直接。‘放权让利’的改革方针并没有导致传统命令经济体制的消亡，而是造成了传统体制小型化。”同上，页20。
[10]经济收入的差距首先表现在个体经营者的收入与国营企业职工收入的比例失调（赵人伟：《中国转型期中收入分配的一些特殊现象》，见作者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内部分化则表现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之间的差距扩大（冯同庆等：《中国职工状况、内部结构及相互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雇工阶层的地位利益包括劳动时间、劳动保护和劳动契约无法得到保障；劳动能力弱化阶层的初期劳动价值无法得到正当的补偿。均参见张宛丽：《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社会学研究》，年第1期，页29－30。
[11]人们通常将吴敬琏视为主张价格改革与企业改革协调进行的代表，而厉以宁在年代则以主张股份化的主张为人所知。年，吴敬琏曾主持中期改革规划总报告（《中国改革大思路》，沈阳出版社，），其它相关的资料见《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规划集》（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中国展望出版社，）、《价格改革和体制转轨的成功保证》（《改革》杂志，年6期）。
[12]郭树清：《经济体制转轨与宏观调控》，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页。
[13]关于“治理整顿”政策的主要目标，请参见年11月9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国金融年鉴（）》），《十年计划体制改革概览》（中国计划出版社，）。
[14]胡和元：《年中国租金价值的估算》，《经济体制比较》，年第7期。
[15]关于干部阶层在改革前后的变化，参见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6]按统计数据，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４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平均每年提高15.1%，１９８５至１９８８年增长幅度为5.1%，到１９８９至１９９１年增长率仅为1.7%。在１９９２年国家提高粮价、农民收入有所回升之后，１９９７年以降，农产品总量基本稳定，而市场价格却下降了30%。陆学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读书》２０００年１期，页３。
[17]在人们通常称之为“新时期”（－）的历史时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包括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大多是大学和研究体制中的领导者。如经济学界的一些争议，起源于有关国家政策的内部争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思想领域的“左”与“右”实质上起源于国家体制内部的争论和派别。由于这些人位尊权重，他们之间的分歧经常被理解为整个知识界的“左”与“右”的分野。时至今日，有些人也是以党内斗争的模式来理解中国社会分化过程中的“左”与“右”的。
[18]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始终以年确立的政治制度作为自己的合法性前提，因此，人们习惯于从连续性的角度观察毛时代与邓时代的关系。这也是人们把对现实的不满归结于毛时代及其计划体制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改革时代的国家及其主导政策与毛时代的国家及其主导政策存在着重要的差异。正由于此，当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坚持意识形态的连续性时，它与国家改革政策和实践的内在矛盾也就暴露无遗。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以及执政党的双重合法性（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推动市场经济改革的政党）使得针对国家的批判运动也具有含混的特点，即它经常在反对旧制度的名义下批判现实的国家政策及其实践。就年而言，在反对“官倒”、反对“腐败”和反对“太子党”等口号下动员起来的批判运动不能简单归结为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批判，而是对改革中的国家的批判，或者说是一种双重批判。
[19]在这里，我需要特别声明：我所谓“新自由主义”是指一种意识形态。即使本文涉及的个别学者的观点与这一意识形态存在许多重叠，我在这里的分析也不是着眼于个别人的观点。此外，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指称一种支配性的统治思想，它能够转化为人们判断问题的方式。例如，中美WTO协议签订以后，几乎所有媒体均作了一边倒的报道，同时也赢得了广大社会的反响。然而，普通民众、甚至知识分子对于这一协议的内容一无所知，为什么他们为此兴高采烈？如果没有市场主义和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很难理解这一现象。年以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继续运作，但如果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已经不能有效地行使其意识形态的职能，毋宁是通过行政手段和强制手段对“违规”现象进行处理。至少我们可以说，国家的意识形态包含了双重的面向，即市场主义和发展主义的面向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面向。后一方面已经蜕变为没有任何说服力的、极端僵硬的宣传。
[20]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赵人伟等）将从事种植业的农民收入与其它农村人口的收入差距作了如下概述：从事种植业的农民与乡镇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为1－2倍，与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收入差距为2－5倍，与个体运输和建筑业农工的收入差距为5－8倍。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为.33元，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之比（以西部为1）为1.39：1.11：1，而到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上升至元，但同时东、中、西部收入的比例扩大到2.25:1.75:1，分别是元、元和元。雇工与雇主收入差距则按照雇工人数的多少而情况不同，但差距急剧扩大。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也全面扩大，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1，区域间的差距扩大，如年西部和中部城镇居民的生活费收入与东部差距分别为80和50元（分别为元、元和元），而到年，这三个地区的人均生活费收入分别扩大到元、元和元，收入差额上升到元和元，差额比原来分别扩大了14.2倍和32.3倍。2，不同行业的职工收入差距扩大，如金融、保险等行业的收入超出了原来居于高收入地位的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等行业，高出农、林、牧、渔业约2.4倍，二者收入的绝对值差额更大。第三，不同所有制职工收入差距扩大，如年三资企业的人均工资为元，是该年全国职工人均工资的1.14倍，两者的绝对值相差元。到年1月至2月，三资企业等经济类型职工的人均收入继续上升，当时中国职工工资增长的平均速度是26.3%，而三资企业的增长速度竟高达92.2%，比其上年同期增幅高出41.7个百分点。到年，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等职工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党政机关、科研单位等职工平均收入的2到3倍乃至更多。第四，企业内部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扩大。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中的雇主与雇工的收入差距，另一种是公有制企业中的厂长、经理和职工的收入差距。中国的外资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的年平均收入已达美元，是普通职工的10倍左右，而公有制企业中的经营管理者与职工的收入差距已相当大，企业经营管理者从工资外获得多种利益已经是普遍现象。第五，新贫困阶层的出现，这主要指企业改革中的下岗人员、隐性失业人员、停产半停产企业的人员、退休人员、部分吃财政饭的工薪人员及在城镇中流动的非城镇贫困人口等。截至年，全国职工中生活困难者的比例已由5%上升到8%，1亿居民处于贫困状态，占中国大陆人口的8%。以上研究成果源自赵人伟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张宛丽《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对此作了综述，均见《社会学研究》年第1期，页36。
[21]卢迈：《始终不能忘记农村的发展》，见罗峪平的访问报道，见《三联生活周刊》，年14期（年7月31日，总68期），页26。
[22]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心“城市化”和“非农化”等课题，原因之一是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使得农村劳动力剩余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在这一背景之下，年代以“小城镇大问题”（费孝通）为取向的讨论逐渐为城市化讨论所取代。参见王颖：《城市发展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社会学研究》，年1期，页65－75。
[23]陆学艺：《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读书》，年5期，页3－9。
[24]中国农村改革和农村危机始终是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和改革试验者 [25]年9月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讲，为年后有关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论战提供了论题。甘阳：《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二十一世纪》，总3期，页7－10)是另一篇影响广泛的论文。年代初期有关激进主义的讨论主要见于《二十一世纪》，请参见林岗《激进主义在中国》（3期，页17－27），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6期，页15－25），姜义华：《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10期，页－），余英时：《再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激进与保守－－答姜义华先生》（10期，页－），汪荣祖：《激进与保守赘言》（11期，页－），许纪霖：《激进与保守的迷惑》（11期，页－），李良玉《激进、保守与知识分子的责任》（12期，页－），王绍光《“保守”与“保守主义”》（12期，页－），胡成：《激进主义抑或是暴力主义》（13期，页－），刘述先《对于激进主义的反思》（31期，页40－42）等等。
[26]引自王焱年在《读书》杂志与天则经济研究所联合召开的纪念戊戌变法周年讨论会上的发言。关于戊戌变法的历史研究历来重视以康、梁为中心的改革派的研究，较少 [27]见刘军宁年发表于中国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中国改革报》上的系列文章。
[28]例如，朱学勤在年出版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一书中批判了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民主，但在一九九六年他转而批评余英时教授有关中国近代史中激进与保守的讨论和一九九O年代少数学者从事的学术史研究。他说，余英时教授有关中国近代史中激进与保守的讨论进入大陆的情形有点象“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一样，而在历史事实和治史方法上均有问题。（《五四思潮、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现代与传统》年1期；《问答录：对一种反省的反省》，日本《中国研究》月刊年9期）但这一批评并不意味着他从保守主义的政治理论立场的后退，相反，在稍后的时期他重申政治哲学上的保守主义，因为“激进主义不是不可以批判，不过，与之相对的保守主义，理论形态上有其严格的学理要求，”他所批评的主要是“保守主义尚未获得其严格的学理形态，即已流变为竞相追逐的时髦标签……”
[29]在开放上述三大市场的同时，金融系统没有完全开放、农村社会没有发生结构性的变动，因此，这类社会分化暂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冲突。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一九九七年中国能够安然渡过金融风暴（但同时暴露了中国金融系统的严重危机）。这里的问题仍然不是反对开放市场或主张国家保护的问题，而是如何开放市场、在何种条件下开放市场的问题，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要求国家对市场的调节的问题，即如何形成一种市场条件下的民主制度的问题。放权让利的激进化有可能导致国家调节能力全面丧失，从而也导致社会福利体制的基础条件的丧失。如果没有足够的税收，国家不仅无法有效地对市场进行调节，而且也不可能在原有的社会保障体制瓦解的前提下重建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如住房、医疗和养老金体系），不可能通过重建社会保障体制为国营企业改革提供制度的基础（国营企业改革的困境之一是这些企业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负担）。
[30]年《学人》创刊标志着这一进程的反思和研究过程的开始。《学人》并没有统一的学术取向，它的出现代表了一批从事学术工作的年轻学者的意愿，即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坚持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都是必要的。伴随各种社会危机的出现，年代的后期知识界的论战重新开始，但仍然有相当一批学者在关心社会问题的同时，拒绝将个人的学术研究化约成为有关实际问题的直接回答。我认为，这一数量极为有限的群体的存在的意义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被理解。我并不赞成将这一类研究统统归入所谓“保守主义”范畴。
[31]然而，问题不应到此为止。我们需要追问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如果学生运动和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力提出明确的改革目标，无法触及这场自发的、广泛的社会运动得以发生的基本动因，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思想力量和意识形态限制了他们？第二，如果学生运动及其民主诉求没有能够回应年代改革过程的内在矛盾，没有在广泛的社会动员及其诉求与运动的直接目标之间建立起内在的联系，那么，学生运动自身的动员力量究竟是什么？我在年至年间写作、发表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就是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在写作和思考的过程中，我开始发现：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内在限制不仅与运动的失败具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也解释了年代中国知识界对于市场扩张、制度性垄断和全球化过程缺乏批判性的和创造性的回应能力的思想原因。
[32]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二十一世纪》总19期，页5－21。同期刊有金观涛《西方中心论的破灭－－评全球文化冲突论》（页22－25），刘小枫《利益重于文化》（页26－27），陈方正《论中国民族主义与世界意识》（页28－35）。
[33]主要见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其它刊物的相关讨论。参见拙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的有关讨论及注释。
[34]我们很难设想没有中央国家的某种默许和姑息，地方国家和利益群体的走私活动会达到如此猖獗的程度，这一制度性的走私活动严重地恶化了国内市场、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运转，从而间接地损害了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
[35]在这个意义上，以中央政府、地方精英与普通百姓三者关系为中心，重新构思在上述三者之间形成有机互动的“混合宪法”和“混合制度”的可能性，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民主方案。崔之元在《读书》年9期发表《“二元联邦主义”的消亡》，又在《战略与管理》年第3期发表《“混合宪法”与对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试图从政治理论上构想一种混合性的宪法和制度，建立“上”（中央国家）、“中”（地方政府及资本大户）、“下”（普通民众）三层互动的良性循环。他强调的是如何通过将民众的诉求转化为国家的意志，从而抑制新的贵族制度。这一政治构想与市民社会理论恰好形成了对照。我认为他的这一探讨值得我们注意并进一步讨论。这一构想自然不是一种激进的构想，但是，若将这一问题的提出放置在年以降中国大陆社会的社会分层的角度看，我认为具有积极的批判意义。
[36]参见查尔斯·泰勒《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一文及汪晖《「文化与公共性」导论》的相关论述，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页－，38－47。
[37]参看张汝伦、王晓明、朱学勤、陈思和：《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一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读书》杂志年3期，以及4－7期上的其它后续讨论。与当代中国的其它讨论一样，这一讨论的参与者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群体，他们之间甚至存在着理论立场的基本差别。
[38]张颐武、陈晓明从后现代的角度对人文精神进行了批评，而王蒙则从世俗与精英或世俗与理想等角度对之给予批评。参见：张颐武《人文精神：最后的神话》，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卷，年7卷；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东方》杂志年5期）、《想起了日丹诺夫》（《读书》年4期）、《绝对的价值与残酷》（《读书》年1期）、《革命、世俗与精英诉求》（《读书》年4期）。王晓明后来将有关的讨论编辑成册，题为《人文精神寻思录》，上海：文汇出版社，。
[39]戴锦华、张旭东均可以被看作后现代批评的重要代表，但他们的取向与张颐武、陈晓明有着重要区别。他们对全球化和市场过程本身持有程度不同的批评态度。
[40]对这一市场主义、尤其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有力批评的，是一些社会学者和新的文化研究的实践者。李陀：《“开心果女郎”》（《读书》年2期）、戴锦华的《镜城突围》等作品，以及黄平有关消费主义的研究，从不同层面对市场意识形态进行了批评。
[41]触及这一类问题的文章还有张承志：《刘介廉的五更月》，《读书》年4期；伍贻业：《世界不会大“同”》，《读书》年6期。
[42]刘禾发表于《读书》杂志年10期的文章《黑色的雅典》是最早涉及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文字，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盛洪发表于《读书》年12期的文字《东方世界的兴起》则是从经济史角度重新审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章。这类文字表明在年有关萨伊德东方主义的介绍开始之前，中国知识界已经开始探讨西方中心主义问题。《读书》年9月号同时刊出张宽《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及钱俊《谈萨伊德谈文化》、潘少梅《一种新的批评倾向》等文章，杂志执行主编还以《他们文明吗？》为题发表了一篇后记。此后，张宽在《读书》年10月号发表《再谈萨伊德》、《天涯》年2期发表《文化新殖民的可能》等文，对此前的观点加以补充论证。稍后一点，李陀在《天涯》杂志年4期发表了《差异性问题笔记》，刘禾在《读书》年8月号发表了《理论与历史、东方与西方》。
[43]汪晖：《秩序还是失序？－－阿明与他对全球化的看法》，《读书》，年7期；陈燕谷：《文化多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原道》第3期。
[44]相关讨论参见李慎之《数量优势下的恐惧》、张旭东《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均见《读书》，年6期；盛洪则在《北京青年报》等报刊发表了批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文章。在这一时期发生的有关民族主义的讨论中，我没有发现闭关锁国的论调，没有发现回到“文革”时代的言论，也没有发现所谓义和团式的排外主义。
[45]参见汪晖《汪晖自选集》、朱苏力《法律的本土资源》和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等著作。这类研究 [46]甘阳：《乡土中国重建与中国文化前景》，《二十一世纪》，总16，页4；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二十一世纪》，总39，页4－17；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二十一世纪》，总24，页5－16；王绍光：《效率·公平·民主》，《二十一世纪》，总26，页21－33；秦晖：《离土不离乡？－－也谈乡土中国重建问题》，《东方》，年1期；苏文：《山重水复应有路》，《东方》，年第1期，等等。秦晖与崔之元的理论观点存在很大差别，但他们同样注意到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或经济生活中重申公正平等的重要性。
[47]“国家能力”问题的最初提出是在年，见王绍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政权形式”与“国家能力”的区别》，《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论文》，第4期，年2月("BuildingaStrongDemocracticState:OnRegimeTypeandStateCapacity",PapersofTheCenterforModernChina,No.4,Feb.,)。另见王绍光、胡鞍钢：《中国政府汲取能力的下降及其后果》，《二十一世纪》，总21，页5－14；崔之元：《“国家能力”辩证观》，《二十一世纪》，总21，页19－21。年代有关中国经济和东亚发展的讨论也涉及了相关的问题，如张曙光《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读书》年9期）评述林毅夫及国外经济理论时，即涉及了国家与利益集团的关系问题。
[48]王瑾：《“国家”三议》，《读书》，年4期。（该文发表时作了删节，我本人阅读的是完整的文本。）对于这一问题的更为有力的阐释，是瞿宛文的《全球化与后进国之经济发展》一文，她明确指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后进国要追赶先进国，必须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用产业政策等工具，来策划产业发展策略，以补贴与奖惩并用的方式培植幼稚工业，扶植本地企业、尽快学习先进技术，如此才有可能在竞争日益激烈、先进后进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不单在国际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并且在国际分工的阶梯上逐步晋级，转换并提升本国的比较利益，如此才可能使经济持续发展、生产力得以进步。”见《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三十七期，２０００年３月，页９１—１１７。
[49]昂格、崔之元：《以俄为鉴看中国》，《二十一世纪》，总24，页17－25。关于中国社会的改革道路的探讨，还可参见后来发表的若干文章如林春的《社会主义与消灭贫穷》（《读书》年9期）和《教条突破与制度创新》（《读书》年11期）。
[50]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及秦晖的系列文章就在此列。另参见何清涟：《经济学理论和“屠龙术”》（《读书》年3期）、《金融危机挑战经济奇迹》（《读书》年12期）、《“适者生存”与“有闲阶级”》（《读书》年10期），卞悟（秦晖）《拒绝原始积累》（《读书》年1期）、《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读书》年6期）。
[51]对于年代的思想和文化遗产的批评和反思并不是对于这一遗产的拒绝，因此，根本不存在有人指控的那样，批判的知识分子正在对年代进行总体的否定。实际的情况是，有关年代的批评性讨论大多是由当年的参与者作出的，他们以同情而又批评的态度，从不同的角度力图对这一时代的思想遗产进行分析、研究和反思，例如李陀发表于《今天》杂志的《一九八五》和《一九八七》、张旭东的论文集《幻想的秩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及《重访八十年代》（《读书》年2期）等等，都是对年代文学和文化现象的重新整理。
[52]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年5期；P.安德森：《文明及其内涵》，《读书》，年11－12期；陈燕谷《历史终结还是全面民主？》，《读书》年12期。
[53]关于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讨论，请参见刘军宁《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年11期）、《保守的柏克自由的柏克》（《读书》年3期）、《毋忘我》（《读书》年11期）、《善恶：两种政治观与国家能力》（《读书》年5期）等文。年代的后期，新权威主义的主要阐释者之一萧功勤公开表示他与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观点接近，中国的最大危险是“新左派”，云云。在权力市场化的过程中，在中国的特定政治条件下，谈论民主对自由的“妨碍”实在是一种重大的发现，作者自然不会问：谁的自由？哪里的民主？
[54]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二十一世纪》总39，页4－17；甘阳：《柏林与后自由主义》，《读书》年4期；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读书》年1期；汪晖：《「文化与公共性」导论》；钱永祥：《“我总是活在表层上”》，《读书》，年4期；年；赵刚：《杜威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与重建》，《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辽宁大学出版社，年3月；石元康：《道德、法律与社群－－哈特与德弗林的论辩》，《学术思想评论》第4辑，年11月；罗永生：《经济学还是自由主义？》，《读书》，年9期；万俊人：《全球化的另一面》，《读书》，年1期，等等。海耶克在年代成为热门的话题，但新自由主义者似乎从未思考过他们的激进市场主义主张与海耶克对历史性的态度的内在矛盾，也没有思考过他们的保守主义政治态度和自由市场的激进计划与哈耶克对“计划”的批判的内在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并不意味着简单否定对于自由主义理论的探讨，恰恰相反，我认为越是对这类理论进行系统的、深入的探讨，就越有可能揭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上的脆弱性。
[55]在一度时期里，何清涟尽管明确地将自己视为自由主义者，但她仍不免因为揭露腐败等问题而被称为“新左派”（见她于年在《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发表的访谈录）；秦晖对于俄国民粹主义给予激烈批判，但他也时常被冠以“民粹主义”的名目。这种情况的改变在他们不断地“批评”“新左派”的情况下才有所扭转。事实上，何、秦对于腐败和农民问题的 [56]参与讨论的某些作者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试图在几者之间建立平衡而作出的努力。这种调整、平衡和摆动还将持续下去。参见许纪霖：《上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读书》，年1期；汪丁丁：《中国九十年代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我看到的版本是发表在Intenet上的文本）；汪丁丁：《社会选择，市场经济与自由》，《读书》年1期。
[57]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读书》年6期；张曙光：《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之一、之二，《读书》年10期、年3期。
[58]沃勒斯坦：《进退两难的社会科学》，《读书》年2－3期；许宝强：《危中之机》，《读书》年4期；B.安德生：《“奇迹”背后的幽灵》，《读书》年8－9期；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天涯》年6期；卢荻：《东亚经验与历史资本主义》，《读书》，年9期；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天涯》年5期；卢荻：《重读孙冶方的帝国主义论》，《读书》年6期。
[59]年11月16日中美达成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协议，同日，《多维新闻》刊出刘军宁的专稿《中国加入WTO的政治意义》对中美协议表示支持；《金融时报》(FinanialTimes)发表了JamesKyngeandMarkSuzman的题为"ChiantoEnterWTOafterSigningUSDeal"的报道，称引中国学者话说，这是年以来开放政策的第二阶段；次日，《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Post)刊登了JohnPomfretandMichaelLaris的报道，题为《中国改革者欢迎WTO协议》("WTODealWel [60]崔之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我见》，《联合早报》，年7月4日；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读书》，年12期；《国际经济评论》年7－8月号（该年度第4期）发表专题“WTO与中国”，对中国加入WTO的具体条件进行了讨论，文章分别为宋泓《工业优势、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收益与代价》、孙振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农业及对策思考》、王松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影响中国的金融安全吗？》、贺力平《银行业的竞争主要是非价格竞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完善中国银行机构的支付服务体系》、张燕生《中国应如何走进世界贸易组织》、汪晓亚、许国平《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61]汪晖：《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年1期；许宝强：《知识、权力与“现代化”发展论述》，《读书》年2期；许宝强：《发展主义的迷思》，《读书》年7期；黄平：《关于“发展主义”的笔记》，《天涯》年1期。年10月下旬，由海南省作家协会、南方航空公司海南分公司协办的“生态与文学”国际研讨会在海南省召开，会议期间，部分与会者就环境、生态和发展等问题进行座谈。《天涯》年1期发表了根据这次座谈记录整理的纪要《南山纪要》，从生态问题出发，对发展主义给予系统的批评。参与者包括黄平、李陀、陈燕谷、戴锦华、王晓明、陈思和、南帆、王鸿生、耿占春和韩少功等。
[62]公共空间的拓展不一定直接表现为对言论自由的呼吁，而经常表现为在各个重要领域开展积极的讨论，触及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存在多重限制，但经过多年的努力，知识界的讨论已经触及了社会问题的各个方面，在复杂的条件下争得了一定的讨论空间。在知识界讨论中有一种倾向，即将思想能力的匮乏归咎于外在的条件（我绝非说外在条件不重要）。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一种推卸责任的方式。关于言论自由和新闻问题的直接讨论，请参见吕新雨：《当代中国的电视纪录片运动》，《读书》年5期；林旭东、陈虻：《「生活空间」：一种记录/媒体实践》，《读书》年5期；卜卫《V-chip与美国的言论自由》，《读书》年5期；王华之《媒体与今日之现实》，《读书》年8期，等等。
[63]陈燕谷：《超帝国主义时代的圣战》，《天涯》年4期；乐钢：《解构科索沃》，《读书》，年11期；张汝伦：《哈贝马斯和帝国主义》，《读书》，年9期；王希：《民主的非民主化》，《读书》，年10期，等等。
[64]崔之元：《民族自决权，人权与主权》，《读书》，年8期。
[65]汪晖：《死火重温·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1月；韩少功：《国境的这边和那边》，《天涯》年6期。
[66]有人将对女性的评论与对革命的激进主义的批判联系起来，认为“女性往往伴随着……病态的狂热”，又将这一时代视为“阿谀女人的时代，是按照女性口味设计的时代，从男人的发型到汽车的造型，连革命史都有阴火虚热的谀辞。”这类修辞本身暴露出对于革命的批判在日常生活层面正在落入怎样的泥沼。朱学勤：《平静的坏心情》，《天涯》，年3期。
[67]夏晓虹：《从父母专婚到父母主婚》，《读书》年1期；《读书》年3期刊出“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专题讨论，分别为刘健芝的《恐惧、暴力、国家、女人》、戴锦华的《见证与见证人》、陈顺馨的《强暴、战争与民族主义》、孙歌的《理想家的黄昏》。
[68]有关亚洲问题的讨论开始于年孙歌为《读书》撰写的几篇关于日本学者的系列学术文集《在亚洲思考》的述评。更为系统深入的讨论见孙歌：《亚洲意味着什么？》，《学术思想评论》，第5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白永瑞（韩）：《世纪之交再思东亚》，《读书》，年8期；小岛洁（日）：《思考的前提》，《读书》，年3期；沟口雄三（日）：《“战争与革命”之于日本人》，《读书》，年3期，崔元植（韩）：《第三种答案》，《天涯》年3期；旷新年：《在亚洲的天空下思考》，《天涯》年3期。
[69]社会矛盾和危机迫使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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