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文章作者简介：

孔陈焱：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师从徐以骅教授。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浙江省政协首批应用型智库专家，省社科联理事。现任浙江社院教研室主任，复旦大学宗教与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中国宗教政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及国家级、省部级课题数十项，在《世界宗教研究》、《史学理论研究》、《浙江学刊》等学术刊物发表代表性论文数十余篇。近年来在《环球时报·英文版》、《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浙江日报》等发表多篇中国宗教事务评论文章。

论文一：

梵二会议后的罗马教廷与国际关系

（该文章曾荣获第一届全国社院系统科研成果二等奖，

并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年第6期）

内容提要：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是天主教会迈入现代世界发展潮流的里程碑，深刻改变了罗马教廷在国际关系中的外交趋向。后梵二时代的教廷以崭新的姿态成功回归国际社会，并完成了国际外交身份建构。教廷以其活跃的外交实践在国际社会获得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虽然教廷不愿意其宗教性定位被政治化，但其独特的外交目标、利益取向和外交特征却仍值得从政治学角度进行探究。

关键词：梵二会议教廷国际关系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简称梵二会议）是转型中的天主教会迈入现代世界发展潮流的里程碑。探究梵二会议对现代教廷外交[1]的指引，进而考察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值此纪念梵二会议召开五十周年之际，可谓正当其时。

一、梵二会议与当代教廷外交

至年，教皇[2]若望二十三世（JohnXXIII）和保禄六世（PaulVI）先后主持召开了梵二会议，会议以教会改革作为中心议题，反映了罗马天主教会力图在现代社会话语系统中重新阐释天主教义，训导全球信众以崭新的面貌积极介入社会事务，藉此获得在现代世界的独特地位。

（一）梵二会议对教廷外交未来取向的指引

梵二会议为教廷确立了处理未来国际关系的基本取向，那就是以维护人格尊严为中心的一系列原则。

1、人格：福音的目的乃是为了给予“依照天主肖像而受造”（GS：12）[3]的人类以完整的人格尊严（HumanDignity）。天主教会的核心任务就是在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一切领域重新发现并促进这种不可剥夺的人格尊严和道德良知。

2、人权：人权是人格尊严的体现。保护人权包括尊重生命权、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社会公平、反对战争、世界和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宣言》（DignitatisHumanae）正式确定了现代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理论上，“宗教自由”所涉及的当然不仅仅是天主教徒，而是包括整个人类。[4]会议改变了“教会之外无救赎”的传统观点，说明教会试图与现代自由民主观念进行接轨。

3、民主：教会认为只有西方式的所谓民主政体才可以保证人权和宗教自由，非民主政体会破坏这些教会赖以生存的土壤。梵二会议后，教会的官方训导从无区别地支持任何能够促进共同利益的政府，发展为选择性地支持“符合教会道德取向”的西方式“民主政体”。若望?保禄二世（JohnPaulII）曾说：“我不是民主制度的传播者，我是福音的传播者。当然，所有关于人权的问题都属于福音，如果民主制度意味着人权，那么它也将是教会传播的信息。[5]

4、参与：认为福音不仅是教义，更是一个行动的号召。梵二会议鼓励平信徒参与政治生活，“自由而积极地参与制定国家基本法律、管理国家政务、并确立各机关的活动范围和界限，以及选举执政人员的工作。”（GS：75）在教会社会训导的指引下，天主教会的政治态度从专注精神层面的修养，转变为致力推行社会关怀。

5、和平：“和平并不只是不作战，……和平是正义的伟业”。（GS：78）《牧职宪章》不但明确了和平的性质，还提出了具体的维护和平的途径，包括成立国际组织避免战争，要求各国进行国际经济合作，发达国家“不应以征服者的身份，而应以帮忙及合作者的身份自居”帮助发展中国家。（GS：85）

6、对话：对话不仅是推动大公主义合一和解的方式，更表达了教会希望与所有人“通力合作，以响应我们这时代的迫切需求”（GS：91）。梵二会议破天荒地宣布其他非基督宗教也“反映着普照全人类的真理之光”（NAE：2）[6]，期望实现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等各种非基督宗教的和解。有学者说：“以此逻辑，在适当时候佛教徒、神道教徒、泛灵论者等其他非基督宗教信仰者，甚至非宗教团体都将在大公主义的新定义中找到一席之地。”[7]

梵二会议成功地把罗马天主教会的核心利益（福音传播与教会影响力）与世俗世界政治密切挂钩，为罗马教廷以崭新姿态进入国际关系铺平了道路。梵二会议后教廷的成员日益国际化，这既加强了教廷在教会外交中的中心作用，也朝着有利于各国在梵蒂冈[8]有更大“代表性”的方向运行。[9]

（二）梵二会议期间教廷新外交的发端

梵二会议期间教廷积极介入国际关系，展现其回归国际社会的姿态。年10月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为教廷新外交提供了一个意外的开端。

若望二十三世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敦促美苏双方倾听人民对和平的疾呼。他向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发去电报。教廷这个举动意味着给予苏联一方和美国同等的政治尊重，此后教廷的非官方使节也前往莫斯科。莫斯科后来承认教皇的介入对停止这危险的游戏发挥了作用。[10]这一事件显示在打破走向战争的沉默和隔阂方面教皇和教廷拥有了新的外交空间和位置。年若望二十三世颁布通谕《和平于世》，鲜明表达了教会对“国与国之间关系”[11]的主张，获得国际政治界的高度评价。

后继者保禄六世是《牧职宪章》的主导者，他开启了罗马教皇国际牧灵访问的先例。年1月，保禄六世出访耶路撒冷，从而成为自年以来第一位离开意大利、第一个访问圣地的教皇，他实现了第一次东西方教会领袖的历史性会晤，废止了绝罚令，两大教会联合声明将寻求更大的和解。

保禄六世在梵二会议后期推行针对苏联和中东欧的新“东方政策”（Ostpolitik），希望通过承认苏东社会主义政权来改善东方阵营内天主教会的处境，通过民间渠道施加对中东欧天主教会的影响。但其外交努力收效甚微。[12]

保禄六世在任期间适逢南北问题突出，因此他的通谕中更多地提及社会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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