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第四

海外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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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的中东欧研究曾作为苏联学或克里姆林宫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年之后,中东欧地区国家脱离苏联集团而作为国际舞台上的独立主体。此后的中东欧研究也从苏联学或克里姆林宫学中剥离出来,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清晰可辨的客体。历史地看,中国的中东欧研究具有两个鲜明特征,即非连续性和政治性。受这两个特征影响,中国的中东欧研究经历了研究对象称谓、研究队伍、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重大变化随着中东欧地区国家欧(盟)洲属性不断增强和大转型进入新阶段,中东欧研究的欧洲性亦日益凸显。虽然中东欧国家本体论的研究依然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但研究者必须正视中东欧国家的欧洲属性。当然,作为过往地缘政治的“遗产”,整个中东欧地区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客体有可能逐渐式微。

中东欧研究是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中东欧研究经历了诸多变化。本文将梳理中东欧研究历程，考察研究过程中发生的诸多变化，洞察这些变化的动因，检讨中东欧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展望中东欧研究的未来。这些讨论可能有三方面的功效：对局内人而言，它有助于中东欧研究者审时度势，根据研究对象变化和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双变量，定位自己在未来中东欧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对旁观者而言虽是雾里看花，但可以管中窥豹，对中国的中东欧研究进行第三方评判；对国家而言，改善中东欧研究环境，提高中东欧研究的质量，对中国政府当下大力推进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全面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不无裨益。

1学科的来源和研究历程

（一）学科的领域 　　

今天的中东欧研究脱胎于冷战时期的苏联学或克里姆林宫学。东欧国家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中东欧国家在１９９１年先后脱离了苏联集团的两大支柱性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组织。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纷纷提出“回归欧洲”的政治愿景，并将自己所处的位置从地缘政治概念的“东欧”改为更多地理属性的“中东欧”。也正是从这时起，中东欧研究从苏联学或克里姆林宫学中分立出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但今天的中东欧研究尚未形成所谓的“中东欧学”。随着中东欧国家转轨的全面展开，所谓的转轨学又成为中东欧研究中的主导性话语。因此，今天的人们也时常用“转轨学”来替代对中东欧国家从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程及后果的研究。转轨当然是中东欧研究中的主要内容，但它应该是中东欧研究中的一个子概念，而非中东欧研究的全部。

（二）研究历程自新

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中东欧研究经历了大概如下几个阶段：

１９５０年到６０年代初，中国的东欧“研究”主要介绍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以及这些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发展。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苏交恶之后，中国的东欧研究从公开转入内部。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东欧研究始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半期。为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外部经验，中国开始研究东欧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的一些改革和方法。这一时期的研究集中在东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的改革历史、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南斯拉夫联邦的自治道路等这一阶段比较引人注目的出版物是姜琦和张月明合著的《东欧三十五年》。

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东欧国家剧变之后，中国的中东欧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时长大致从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这一时期也可以称为中国中东欧研究的“黄金十五年”。这一时期的研究具有“规模大”“领域多”和“意识形态对研究影响大”的特点。

２００４年之后，随着八个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不少研究者和研究机构认为，进入欧盟意味着中东欧国家已经回归欧洲，中东欧研究也因此“绝尘而去”。在这种指导思想影响下，部分中东欧研究机构“关门大吉”，从业人员亦纷纷转行他就。从这时起到２０１１年，中国的中东欧研究进入了一个萧条期，相关出版物的数量明显下降。

２０１２年４月，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波兰华沙宣布，中国将同中东欧１６国开展各领域多层次合作。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大陆重新掀起新一轮的中东欧研究“热”。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方兴未艾，这一波中东欧研究热潮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2中东欧研究中的诸种变化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东欧研究的对象、研究队伍、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等不断发生变化。

（一）研究对象及称谓的变化

自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１９９０年，中国的东欧研究对象包括８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１９９０年１０月，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统一为新的联邦德国，民主德国不复存在（成为德国东部新五州），东欧８国减至７国。１９９１年南斯拉夫联邦开始解体，一分为五，分别为：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塞尔维亚联盟。１９９３年，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解体，分别成立了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此时，中东欧的国家数量为１２个，分别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波黑、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联盟。２００６年，黑山脱离塞尔维亚－黑山共同体，成为独立国家。至此，中东欧地区的国家数量上升到１３个。２０１２年，在中国宣布同中东欧国家发展全面合作关系之际，中国外交部又将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纳入到中东欧概念之中。至此，中东欧概念扩大到１６国。

世界上很少有像中东欧这样既反映自然地理，又带有明显政治地理特征的地区。中东欧１６国是一个大概念，其中按地理概念划分又可以分为４个次地区，中欧（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东南欧（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阿尔巴尼亚、黑山、波黑、塞尔维亚），以及处于中欧和东南欧之间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如果从政治地理划分，中东欧１６国可以划分３个地区：中欧（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西巴尔干（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马其顿、波黑、黑山），以及加入了欧盟但尚未加入申根区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大约从１９９５年起，中国政府正式称原东欧地区为中东欧。此举不仅顺应了这一地区国家政府的自称，同时也表明，中国政府承认政局剧变后的中东欧国家政治现实。今天国际政治中的“东欧”范围是指独联体的欧洲国家，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有时也包括俄罗斯。

（二）研究队伍的变化

由于中国大陆的中东欧研究呈明显的阶段性，中东欧研究队伍也随之出现大起大落的变化。实际上，自新中国成立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中国的东欧问题研究者数量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少数部委（中联部和中调部）。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２１世纪初，中国的东欧问题研究者分布在部委、高校和科研院所。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单位主要有：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国家安全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东欧室（１９８１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罗马尼亚经济研究会）、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非实体）、北京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等。

由于政府和社会需要了解东欧形势和改革的经验教训，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的东欧问题研究蓬勃发展，研究队伍保持了稳中增长的态势。除老一辈研究者之外，一批外语院校的毕业生，以及少量的学习专业的毕业生加入到研究队伍中，形成了语种齐全、年龄结构较为合理的研究梯队。这种状况大致保持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

进入２１世纪之后，中国的中东欧研究开始逐渐走下坡路甚至大幅萎缩，从一度是国际政治中的显学骤降至边缘，甚至是濒危学科。两个显而易见的因素发挥了重要影响：

其一，中东欧国家转型开始不久即提出了回归欧洲的政治口号，希望在脱离苏联集团之后重回欧洲大家庭加入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此，自１９９３年６月欧共体哥本哈根首脑会议提出入盟的四项标准之后，中东欧国家开始积极地向欧盟靠拢，在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努力之后，基本满足了入盟标准。２００４年，八个中东欧国家加入了欧洲联盟，至少形式上完成了回归欧洲的战略目标。此后，虽然中东欧国家依然处于转型过程中，但已进入转型的新阶段，其政治和经济发展进一步受到欧盟的规范，“欧洲性”进一步凸显。中国不少研究者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中东欧研究将“绝尘而去”，它将成为欧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二，中国领导人对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局剧变有其自身的判断。认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冲击。自１９８９年下半年东欧国家政局剧变开始一直到１９９５年中国政府首次将“东欧”称之为“中东欧”，标志着中国领导人渡过了对东欧剧变影响的评估期，开始正视东欧剧变带来的国际形势变化，确定在新的政治基础上保持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的新方向。同时，为了将政局剧变和中东欧国家转轨带来的冲击降到最低，组织开展对东欧政局剧变（和苏联解体）原因进行“深层次研究”。然而，对中东欧国家转轨中的敏感问题的研究不能公开发表，致使一些研究者认为，中东欧研究已“无事可做”。

上述两个原因导致中国大陆的中东欧研究开始逐渐式微。专职研究中东欧问题的机构骤减，研究人员大多从事其他领域的研究工作。国家安全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等重要研究机构，要么基本停止了中东欧问题的研究，要么研究人员转行从事其他科研工作。

这种机构减员和研究消弭的状况一直持续到２０１１年底。

２０１２年，中国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华沙提出全面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的１２项举措，中国一些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和经贸关系研究的机构和人员对中东欧的兴趣陡然增加一些新的“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北京外国语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和波兰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上海同济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重庆社会科学院（重庆中东欧国家研究中心）、河北地质大学（捷克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文明与区域研究中心下辖的巴尔干研究中心）等。中国人民大学俄罗斯东欧研究所也开始恢复活动。

与此同时，参与中东欧研究的从业人员显著增加，少数研究者是“重操旧业”，大部分从业人员多是从其他专业跨界从事中东欧问题（主要是经贸问题）研究。严格地说，部分新成立的研究机构尚不具有从事中东欧研究的能力。因为，无论从对中东欧地区国家的了解还是从业人员的知识构成，都不能胜任真正的中东欧研究。要使１６＋１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可持续中国需要培养更多的真正理解中东欧，并能够进行研究工作的研究人员。

（三）研究内容的变化

如前所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中东欧研究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深受国际形势变化和中国与苏东国家关系演化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波浪状；第二，受第一个特征的影响，研究缺乏连续性。

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十年间，中国对东欧国家的“研究”主要是介绍和译介为主，其内容主要是介绍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以及东欧国家的历史、文学和文化。这种介绍和译介有一定的规模，但还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到８０年代初期，受中苏交恶的影响，作为苏联集团组成部分的东欧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也日渐趋冷。中国对东欧的 　　

目前，中国大陆没有专门刊登中东欧研究文章的刊物。有关中东欧研究的学术文章散见于以俄罗斯研究为主的刊物上。这些刊物如下：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主办，其前身先后为《苏联东欧问题》和《东欧中亚研究》，创刊于１９８１年，双月刊，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级学术理论刊物。该刊刊登研究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地区各领域的学术文章，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ＣＳＳＣＩ）和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中的期刊。由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设有东欧研究室，因此该刊登载的中东欧研究文章相对较多。

《欧亚经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主办，其前身是１９８５年文化部批准由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主办的《苏联东欧问题译丛》（内部双月刊），１９８７年该刊由内部期刊转为公开发行期刊。１９９２年，《苏联东欧问题译丛》更名为《东欧中亚问题译丛》。１９９５年《东欧中亚问题译丛》更名为《东欧中亚市场研究》（月刊）。２００３年，《东欧中亚市场研究》更名为《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２０１３年，《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双月刊）更名为《欧亚经济》（该名称２０１４年正式启用），是国家级期刊。

《俄罗斯研究》，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主办，１９８２年创刊，双月刊，以介绍和研究有关俄罗斯现状问题与信息为重点，反映国内外俄罗斯研究的最新成果，兼及历史、文化等领域和相关的中东欧和中亚研究。不同于其他相关刊物，本刊几乎每期都刊登外籍作者的中文翻译文章。

《俄罗斯学刊》，由黑龙江大学主办，２０１１年创刊，双月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出版发行的学术期刊，属国家级刊物。主要刊登反映学界对俄罗斯、中东欧和中亚经济领域问题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国家级期刊。

《欧洲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主办，１９８３年创刊。该刊是面向全国的学术刊物，以欧洲为主要研究对象，涉及欧洲和相关国际问题研究。该刊是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ＣＳＳＣＩ）和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中的期刊。

（二）中东欧研究的资助情况

目前，对中东欧研究进行资助主要有两个渠道：其一国家社科基金。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基金主要资助探讨中东欧政局剧变、私有化及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研究等；其二，外交部欧洲司中国中东欧合作秘书处。为更好地推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中国设立了中国—中东欧合作基金。由中国外交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统筹。自２０１２年起，中国每年提供２００万人民币，以三种方式进行资助：（１）中外学者对１６＋１合作进行研究和联合研究；（２）资助中国研究单位举办外国学者讲习班，以增加外国学者和政党人士对中国，以及１６＋１合作的认识；（３）资助中国学者参加与中国—中东欧合作相关的国际会议。

4中东欧研究存在的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国际事务的中心，因此，其国家利益也必然随之不断增多。随着中国与中东欧合作框架和一带一路倡议先后出台，中东欧研究者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机遇，同时，也给中东欧研究者和其他相关国家政治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在梳理了中国中东欧研究现状之后，我们遗憾地发现，目前的中东欧研究远远不能达到实现国家利益所需要的规模和质量。原因大致如下：

第一，缺乏足够的研究人员。如前所述，进入２１世纪之后中国大陆的中东欧研究队伍大幅萎缩。成建制的研究队伍仅剩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和中联部相关研究单位。虽然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被称为最强的成建制研究单位，但与其“辉煌”时期相比依然不可同日而语。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当时还是“苏联东欧研究所”时，东欧室是该研究所最大的一个研究室，人数一度多达１５人。不仅语种齐全，每个国家均有人研究，除阿尔巴尼亚只有一人跟踪外，每个国家平均有二人研究，而研究南斯拉夫联邦的学者多达４人。不仅如此，第一代中东欧问题研究者基本上都具有在对象国长期留学经历，熟悉对象国国情。

虽然深度分析稍弱，但对对象国的介绍和一般性分析可信度较高。如今，虽然还有几位德高望重的中东欧第一代研究者在辛勤耕耘，但整体而言，中东欧研究队伍年龄断层明显，后继乏人。一方面，新入行的年轻研究人员尚需时日方有可能成为可以独立进行科研工作的研究者。虽然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还保持着相对的语种优势，年龄结构相对合理，但面对庞杂的研究任务依然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另一方面，在２０１２年中国提出全面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开展全面合作的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机构，从业人员也有所增加。但平心而论，绝大多数研究者因知识结构和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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