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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民族问题热点对各国社会政治发展的警示
作者:熊坤新字秀春
民族问题长期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内部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之一，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对外交往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严重时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危。随着20世纪以来民族主义的泛滥，民族问题早已超出了一国的范围，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重大政治问题，并对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产生极大的影响和震荡。因此，世界民族问题热点及其辐射作用对各国社会政治发展的警示性作用绝不容忽视。
警示之一:民族冲突的表现形式二战结束后，世界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已经停止，和平与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的主题，但是地区武装冲突和局部动荡并没有停止。以“民族”这种利益集团为基本单位而展开的领土和资源争端、宗教和教派纷争等持续不断，这些纷争大部分以民族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严重地影响着世界和地区的和平。
由民族问题而引发的血腥灾难，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
(一)“地雷式”的恐怖主义活动
近些年，因民族问题而产生的恐怖主义活动，或者说在民族冲突严重的地区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越来越多，严重地危及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和安全。
当代世界恐怖主义泛滥主要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其中民族问题的恐怖主义活动最为典型，并且在全球各地已呈普遍蔓延与泛滥之势。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的恐怖组织约有三分之一是民族主义恐怖组织。[1]涉及民族问题的恐怖主义组织层出不穷。如:法国“科西嘉民族解放阵线”;西班牙巴斯克地区民族分离主义组织的“埃塔”;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恐怖组织;巴勒斯坦“阿布·尼达尔”组织;斯里兰卡泰米尔分离主义的恐怖组织;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两个恐怖组织--魁北克解放组织和魁北克解放军等等，举不胜举。
民族主义恐怖活动的特点是“防不胜防”，正义在明处，恐怖劣行在暗处，它既无大量的人员和明显的活动预备迹象，也没有大规模的武装准备。它总是以爆炸、暗杀、绑架、武装袭击、劫持人质、劫机劫船及施毒等方式，具有极大杀伤力和轰动效应而危及到人类的和平与安宁。民族问题中的恐怖主义活动就像埋在地下的隐性“地雷”一样，很难预测它的发作期。如北爱尔兰共和军常常就以4~6人为一小组，分散活动。他们声称要用“炸弹和子弹”来实现南北爱尔兰的统一，大肆进行爆炸与暗杀等恐怖活动。
泰米尔分离主义分子的暗杀活动使不少政要倒在恐怖主义的血泊中。如年12月，斯里兰卡警察局长佩雷拉与执政的统一国民党主席阿贝德先后被暗杀;年2月，斯里兰卡人民党主席、总统候选人库马拉通加被暗杀;年2月，斯里兰卡国防国务部长杨·韦杰拉特与印度总理拉·甘地先后被炸死;年5月，总统普雷马达萨在五一节时被暗杀;年，“泰米尔解放阵线”总书记康达萨米被暗杀。“9.11”事件更是一个举世震惊的恐怖行动。
民族问题中的恐怖主义有其自身特点:
首先，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终极目标，那就是在“一族一国”思想的指导下，争取建立一个独立的本民族国家或争取完全自治。
其次，它利用具有广泛号召力的民族主义理论与情感作为思想和心理基础，往往煽动以唤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矛盾以一个民族集团的名义爆发出来，以满足极少数民族极端主义分子的愿望。
再次，他们往往都有强大的资金支持和经济后盾，或得到国际上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的支持。
(二)“冷战式”的长期对峙
民族冲突热点地区，一般都是政府对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的军事围剿未能奏效，双方却都拒绝妥协，既无力大动干戈，和谈又举步维艰，双方处于僵持对峙状态，形成不动干戈不和谈的局面。这种僵局和僵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僵持中，如果双方找不到一个使和谈顺利进行的方案，僵局和僵持往往为下一次大规模动武养精蓄锐，僵持的最后出路就是又一次“活火山”式的爆发。如因克什米尔问题印、巴关系三打三息，车臣战争打打停停，斯里兰卡内战循环往复，一次比一次更猛烈。如第一次车臣战争结束，经历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但是这种缓和是建立在敏感的车臣地位被“搁置”的脆弱基础之上的，因而决定了双方相安无事的局面难以长久。年10月1日，第二次车臣战争又拉开了序幕。巴、以之间关系更为玄妙，数十年来就这样打打停停。对峙半年或一年，又打几个月，累了再停下来，对峙喘息。
这种“冷战式”的对峙，暂时的喘息并不值得欣慰，因为这并非民族问题的最后出路，它往往潜伏着一种更加难以预测的危险，更加摸不清它将会把一国的社会政治引向何方。
(三)“活火山”式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民族热点问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而且这种武装冲突断续不绝，如活火山一样，随时都可能爆发，但又无法测算其准确时间。
经过数十年发展，全球各地的民族分离主义分子大都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大规模武器装备的反政府武装，具备了常驻机构正规军队的一般作战能力。
如年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之间的民族矛盾激化后，便演变成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年7月斯里兰卡爆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到和年，泰米尔猛虎组织控制了北方数省的大片土地，形成了大规模的武装割据。至年间，斯里兰卡政府与泰米尔猛虎组织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时有发生。年双方和谈破裂，又发生三次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至年出现短暂的军事休眠，至年下半年，双方在海上发生激战，战火又开始蔓延。年4月，猛虎组织又把政府军4.5万人围困于贾夫纳城，每次武装冲突都是硝烟弥漫、生灵涂炭。在印巴战争中，仅年11月5日一战，就有多名政府军被击毙。
大规模民族冲突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俄军多人丧生，多人失踪，多人受伤，车臣方面的损兵折将也达10万多人。就是这样循环往复的大规模战事，使有民族分离主义倾向或者说有民族冲突存在的地区变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
三种形式无论表象如何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极度血腥，严重危害社会。一般而言，民族问题的这三种表现形式是交替出现的，但恐怖主义活动则越来越频繁，严重地影响着各国社会政治的良性发展。
警示之二:民族问题争端的焦点(一)索要基本权益的纷争
在民族问题热点地区，由于历史上或现实中民族歧视和民族的不平等，一些弱小民族的某些基本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加之二战后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民族冲突中斗争的焦点就集中在争取民族基本权利之上，如争取本民族语言文字发展使用权、宗教信仰自由权、经济发展权及平等的受教育权力，等等。
在斯里兰卡，民族矛盾的直接导火线是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关于语言文字使用权与教育权利之争。年，斯里兰卡新宪法“给佛教以最高的地位”，正式规定僧伽罗语为惟一官方用语。由此，斯里兰卡揭开了无休止的民族冲突和骚乱序幕。另外改革大学教育制度也是激起泰米尔人愤怒的又一关键因素。在大学录取分数线上，改为30%按分数线录取，70%按地区分配录取，因此，许多成绩优秀的泰米尔学生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并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至年，在政府招收的国家公务员中，93.6%是僧伽罗人，而泰米尔人只占4.9%，因为很多泰米尔中学生根本上不了大学。这些规定直接影响到泰米尔人教育上的利益，从而影响到其政治上的权利，于是两族之间的不和也就拉开了序幕。
在印度，这样的问题也比比皆是，如在比哈尔邦和北方邦操乌尔都语的人占很大的比例，但这两个邦的乌尔都语都未被定为官方语言，因此出现了要求把乌尔都语定为第二官方语言的运动。再如阿萨姆邦的阿萨姆人和孟加拉人也出现了语言之争，在阿语被定为惟一官方语言后，很多地方都发生了“语言”骚乱，并导致暴乱。
(二)高呼独立或公开分裂
由于民族主义的泛滥，在政府权力集中的情况下，各民族聚居区日益强烈地要求得到更多的自主权，直至单独建立联邦。有些地区的民族冲突逐渐演化成民族分裂行动，想建立理想中的单一民族国家。
警示之三:民族问题政治关系的复杂性要求民族独立是世界各地大部分民族问题或冲突中最常见和最为突出的现象，也是大部分民族问题斗争的焦点。有的民族冲突是一步步恶化，最终打出独立旗号的，如斯里兰卡的泰米尔问题。也有的民族冲突是从一开始就公然举起独立大旗，如魁北克问题伊始就以闹独立的面貌出现，车臣问题如此，伊拉克及土耳其的库尔德人问题、法国科西嘉民族问题亦如此。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要从原来的母体国中分离出来，有自己独立的主权。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是很多民族主义集团的最终理想，但其不符合这个多民族的世界及社会发展主流，社会发展需要的是大联合的协作发展与稳定。正如程广乾在《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所说的一样:“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分裂主义或分离主义从下面以‘民族自决’的名义对国家主权的完整性提出挑战，这可能使国家陷入‘碎片化’、‘袖珍化’的险境。”[2]于是冲突就围绕着独立、分裂，反独立、反分裂展开，双方无论是武斗，还是停下来安静地坐在桌边谈判，都离不开独立这个焦点:一边声称为独立、为“民族自决”而战，为争取自由而战;一边声称国家利益至上，要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而战。于是战火绵绵无绝期。
谈起民族问题对世界各国政治的影响，那就不能不谈它的政治复杂性，正因为其背后有复杂的政治背景或者说政治原因才会对各国社会政治产生强烈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当前世界政治最大的“震源”之一。
(一)政策失误导致民族不平等
一些多民族国家由于历史上就存在着严重的大民族主义问题，在现行政权中又没有对此倾向进行很好的纠正和克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沿袭了大民族主义倾向，进而进一步加深了民族矛盾和隔阂。如前苏联是在沙俄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影响一直阴魂不散。虽然列宁时期对大俄罗斯主义予以坚决的反对，实行了民族平等等一系列政策，但是列宁逝世之后，前苏联逐步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和社会主义民族平等原则。在斯大林时期，虽然前期坚持了列宁的民族政策，但后期在具体处理民族问题上仍难以完全克服大俄罗斯主义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中期肃反扩大化，错误地清洗了许多无辜的民族干部;卫国战争时期，又将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人和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等8个少数民族全都当做叛变投敌的嫌疑犯强行迁往中亚和西伯利亚。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对解决民族问题缺乏应有的探索，甚至还宣称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对内继续推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实行国家干部的俄罗斯化，践踏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抹杀少数民族的历史功绩。在前苏联党、政、军等高级干部中，70%是俄罗斯人，17%是乌克兰人，这种状况严重地刺激了许多民族的不满情绪，加剧了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倾向，使民族分离主义成为导致前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些国家在克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民族主义倾向时又矫枉过正，用一种民族主义倾向掩盖另一种民族主义倾向。如前南斯拉夫铁托时代为了消除历史上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影响，其民族政策带有明显的扼制和削弱塞尔维亚的倾向，当时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弱塞强南”。这一倾向对塞尔维亚共和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南通过修宪，在塞境内匈牙利人聚居区设立了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在阿尔巴尼亚人聚居区设立了科索沃自治省，使得塞尔维亚共和国实际上一分为三，从而大大地削弱了塞族的势力和影响，加深了他们的不满情绪，客观上就导致了米洛舍维奇上台后大塞尔维亚主义思想的回潮，为科索沃危机埋下了隐患。
有的国家根本不承认境内某一少数民族的存在，表现出民族虚无主义，如土耳其不承认有库尔德人，希腊不承认有马其顿人。又如在语言文化上，采取歧视或压迫的政策，人为地制造矛盾。对一些民族的语言采取禁用、限用或降低其地位的做法，直接伤害到该民族的情感。前面提到过的斯里兰卡的民族问题即是例子。
另一种情况是在宗教问题上国家政策的不平等。如苏丹政府不顾南方90%以上居民是属于非伊斯兰教信仰者的实情，年颁布伊斯兰法，强行在全国实行伊斯兰化，严重侵犯了南部人的利益和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激化了民族和宗教矛盾，南方反政府武装乘机扩大力量，迅速发展成为强大的“解放苏丹人民军”，苏丹南北势不两立的局势就此形成。
(二)冷战格局的变动释放了压抑已久的民族矛盾
民族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也是世界问题的一部分，它受政治的影响极大，世界政治格局也毫不例外地影响了世界民族问题。
冷战时期，由于美苏两大集团的对峙，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居于主导地位，民族利益服从于冷战的总体战略，国内矛盾服从于国际矛盾。在这一国际制衡机制的约束下，民族积怨、种族对立和地区霸权主义退居次要地位。冷战结束后，被两极格局抑制的民族矛盾、种族仇恨和宗教纠纷、领土争端等民族间的抵触情绪一下子倾泻开来。尤其是前苏联的解体为民族分离运动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各加盟共和国相继独立，成为主权国家，并很快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给那些一直处于松散的民族聚居、地方分权势力相对较强的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以极大的鼓舞。在许多民族问题根本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或存在严重民族问题的国家中，部分民族独立分子乘机打出“争取民族自决权”、“反对民族压迫”等口号，利用同一民族的共同心理认同感，乘中央政府集权力量衰落又遇到经济困难之机，试图摆脱中央政府的领导，开始谋求民族独立或自治，并同国外民族势力相呼应，将民族分离的意愿付诸于政治实践，继而转化为武装和暴力冲突。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三个共和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分别提出独立要求，并得到不同的国际势力支持，从而引发了长达数年的民族战争的。冷战结束使力图填补前苏联瓦解后部分地区权力真空的地区霸权主义也重新抬头，一些地区性大国开始追逐地区霸权，挑起民族冲突和民族战争。
此外，冷战格局的瓦解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美国成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由于美国到处挥舞人权和制裁的大棒，也直接刺激了民族主义的激情，民族分离主义情绪也一天天高涨。如它对伊拉克和古巴的制裁、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战争等，就对民族主义起到了极大的诱导作用。
(三)国际霸权主义势力的恶意干涉及“民主化”浪潮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继续推行霸权主义，利用国际干预直接插手别国内政，导致一些国家民族冲突难以平息。如非洲索马里、刚果(金)、苏丹、尼日利亚等国都是在美、英、法等大国的插手下引发国内政治危机的。再如法国插手干预卢旺达内部事务，对胡图族和图西族有意利用，造成两大民族间数百万人的伤亡。在中东，美国为了消灭萨达姆政权，对闹独立的北部库尔德人又是提供禁飞区，又是提供“道义”、军事和经济上的援助，一定程度上使库尔德人问题复杂化。西方国家直接插手别国内政导致民族冲突恶化的最突出事例就是科索沃危机，它开创了用武力干涉他国民族问题的先河。美国近两三年来后绕过联合国擅自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更是将民族问题因素进一步复杂化。
此外，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西方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加紧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实行西式的“政治民主化”、“多党制”，并利用一些国家政治经济困难拉拢国内某些势力，特别是民族分裂势力，用来打击另一派或中央政府，也是造成一些国家内部民族矛盾愈演愈烈的重要根源。这种情况在非洲体现得淋漓尽致，席卷非洲的“多党制”和“民主”风正是种族冲突迭起的催化剂。为了推行西方的“民主”和价值观，美、日、法等国纷纷将经济援助与“民主”挂钩，美国甚至专门设立了万美元的“非洲民族基金”，还拨款万元支持非洲国家的反对党，使之能参加“自由选举”。
从年底阿尔及利亚宣布实行“多党制”以来，在非洲许多国家里形形色色的政党不断滋生。对一个经济发展十分落后、社会动荡不安、国内派别林立、专制统治遗留问题尚存的国家来说，实行“多党制”无疑是使国家陷入另一场灾难的开始。非洲的所有国家都是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集团的利益往往高于国家利益，许多政党都不讲原则和纲领，只讲部落属性的“部族党”性，各政党几乎都有自己的正规或非正规武装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常的政党竞争往往无法顺利进行，即使得以进行，其结果也不是纲领和功绩的较量，而是民族力量对比的反映。一些政党所考虑的不是团结国内所有民族共同建国，而是各自依靠一批民族势力争权夺利。于是这样的国家通常政变频频，政局不稳，民族间的冲突连年不断，民族问题日益严重也就顺“理”成章。
警示之四:民族问题对政治的影响民族问题特殊的、破坏性极强的表现形式、争端焦点对政治均衡的破坏性及政治背景的复杂性，使它对各国社会的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对世界政治均有着强烈的震荡作用。因此，令人不得不高度重视。
(一)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民族冲突严重的地区，民族分离主义分子不断滋事生非，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的安宁与稳定。一方面，武装冲突对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另一方面，民族分离主义分子或组织往往采取不法手段来维持生存，使不法活动在社会上十分猖獗。如法国“科西嘉民族解放阵线”在至年的10年间，针对公共建筑的爆炸案就有起，纵火案起，即使在他们宣布“休战”期间，也没有停止过毁坏国家公共建筑的行为。
民族分离主义分子一般与黑社会勾结，从事洗钱、赌博、军火交易等行为。如法国科西嘉与西班牙的“埃塔”组织，经常从事敲诈与勒索活动，严重地威胁着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使所在的社会、社区人心惶惶。车臣非法武装劫货车、抢客车、截石油、断铁路。极端分子控制了车臣，在那里实行军阀割据，为所欲为，使得法律失效，社会生活瘫痪，人民流离失所，毒品交易、武器走私、制造假币和人贩子活动成灾。这些都极大地影响着当地的社会秩序，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和混乱不安。
民族分离主义分子造成社会秩序的极度混乱，这样，解决民族问题就必须要从解决社会问题入手。正如普京曾经说过的那样:“解决车臣问题不仅需要采取战斗行动，而且需要采取大规模的社会恢复行动，需要有效的政治进程，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3]的确，民族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用战争行动，而且还需要通过社会恢复行动来治疗。
(二)危害生命，践踏人权
民族冲突形式或手段的血腥性，造成的重大后果之一就是无辜生命被残害，人权被肆意践踏。如在至年间，法国科西嘉共发生杀人案起，其中大部分为民族分离主义分子所为。在斯里兰卡民族冲突持续近20年的时间里，已有近7万人死于这场民族纷争的战火。在斯里兰卡猛虎组织年第一次游击行动中，据事后统计，此次骚乱使多人丧生，10万人无家可归，至少家工厂被毁，20万人失业。每次民族骚乱，都会使众多生命受威胁，生存受到严峻挑战。波黑内战持续的3年零8个月时间里，20多万人丧生，60多万人致残，多万人流离失所。
据官方公布的资料，在第一次车臣危机中，俄正规军死亡人，伤人，内务部伤亡人，车臣非法武装伤亡数万人;战争造成大量平民伤亡，20多万人沦为难民。第二次车臣危机中，俄军共有人死亡，人受伤，车臣非法武装伤亡1万多人。4年3月17日，科索沃塞阿两族又发生了年以来的最大规模的冲突，至20日，已有31人死亡，多人受伤，22座塞族的教堂被捣毁，很多学校、机关及其他公共设施被毁坏。
(三)形成巨大的难民潮
20世纪下半叶，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民族冲突、部族仇杀层出不穷，社会持续动荡不安，世代栖身的家园在战火与血腥中失去生气，众多生灵纷纷逃离，形成大股难民潮。
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年的统计，巴勒斯坦难民约为万人。这些难民大多生活在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及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过着寄人篱下、备受歧视的生活，强烈希望返回自己的家园，建立自己的国家。前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内战引起的社会动荡，造成大规模的难民潮，对西北欧形成了万之众的移民冲击。伊拉克和土耳其对库尔德人反政府武装的镇压，造成了大量的难民。大批难民为躲避政府围剿，又通过不同途径逃往欧洲，形成一股非法移民潮，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问题，目前仅德国就有约50万库尔德难民。年，塞岛的分裂使总共26.5万人成为难民，占当时塞浦路斯总人口的40%。在年卢旺达胡图和图西两族冲突中，曾有过24小时之内，25万人涌过边境，逃往坦桑尼亚的“世界纪录”。这期间，总共有大约万人沦为难民。
二战以后的难民绝大多数来源于民族矛盾冲突严重的国家和地区。他们不仅自己生活困难，而且会给其栖身之地的政府和人民带来不便和难题，如安全、环境、经济建设等等都会因难民的涌入而面临挑战，激起国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于是盲目的排外情绪和反政府情绪此起彼伏。一国或一个地区的民族问题带来的社会灾难已超出了一国或地区的范围。来自民族冲突严重地区的难民已经形成一个不可忽视的全球性的社会政治问题。
(四)威胁国家安全，冲击国家统治民族分离主义的存在，严重威胁到国家主权的完整。
第一，民族分离主义者公然搞分裂活动或者叫嚣分裂独立，是对国家主权的极大挑战。
对民族冲突处理不好，会使国家主权受损，还会使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或集团浑水摸鱼，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从某种程度上说，处理好民族问题就是保障国家主权完整，保证国家安全。如俄罗斯就意识到处理好车臣问题在维护国家主权上具有双重的意义。冷战后，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的极端势力构筑了所谓“伊斯兰弧形地带”，进逼俄罗斯。由于伊斯兰势力的北进，俄罗斯南部出现了广阔的不稳定地带，而作为俄的“软肋”的北高加索，更是直接面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北进。因此，制服车臣民族分离主义分子，不仅仅是保住车臣，也是稳定北高加索，确保俄罗斯南部边疆安宁的需要。只有稳定住车臣，巩固其边疆，才能有效地扼制西方大国在高加索特别是里海地区的角逐，才能抵制华盛顿宣布的“限制俄罗斯在里海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利用车臣“削弱俄罗斯”，将俄罗斯“排挤出北高加索地区”的狂妄计划。只有这样，才能抵御外部势力的渗透。
第二，在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如果某一地区狂热叫嚣民族分裂，就可能会成为民族分裂势力的带头羊，并引发出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从而使国家安全“危机四伏”。
如俄罗斯随着车臣分离情绪的高涨，达吉斯坦、印古什、巴尔卡尔、卡拉恰伊等民族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民族分离情绪，矛盾也时隐时现，成为俄不得不理会的一件大事。如果俄罗斯让车臣独立出去，其他民族分裂势力就会纷纷效仿，那么俄罗斯这个大国就会分崩离析。为防止车臣在北高加索地区乃至整个俄罗斯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俄罗斯不得不下决心与车臣分离主义分子硬战到底。
(五)严重影响国际政治局势
民族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一大现实难题，它对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对世界地区间的合作与发展形成极大挑战，对整个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也构成了威胁。民族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根源，是影响当今和未来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民族矛盾冲突的此起彼伏，严重破坏了国际战略格局的稳定，加剧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局势的动荡和紧张。
冷战结束后，处于转轨中的国际社会一直动荡不安，其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民族冲突、各族纠纷明显加剧。一些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分离使原有的全球政治版图化为乌有，并对有关国家的领土完整构成重大挑战。随着苏东体系瓦解，这些地区因民族危机而导致的严重混乱局势，打破了欧洲大陆自二战以来的战略稳定，从而使前苏东地区成为当今世界最难以预测也是最动荡不安的热点地区。在民族主义浪潮的席卷下，世界上能避免民族冲突的净土所剩无几。
第一，从整个世界格局上说，当前民族问题已成为牵动整个国际关系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国之内民族问题的爆发为大国干涉别国提供借口，成为国际斗争的又一新焦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别国的民族冲突插手他国内政，以达到其战略目的或获取政治、经济利益的目的，这已是当代国际社会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们一方面打着“人权”、“民主”、反对民族压迫的幌子，干涉或压制社会主义国家和与美国有直接战略利益之争的国家，如俄罗斯、南斯拉夫等国，以达到用民族主义反对国际战略对手的目的。另一方面，在第三世界等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区，借助这些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武装力量来对抗政府，达到控制第三世界战略要地，取得战略优势的目的。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以武力干预南联盟科索沃问题，使本属一国内政问题的民族问题成为外部势力“国际干预”、“人道主义干预”的对象，动摇了公认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受侵犯、不干涉他国内政等国际关系准则。在科索沃冲突中，它不但使巴尔干地区国家卷进去，而且导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武力干涉，俄罗斯的介入则体现了美国与俄罗斯的较量。前苏东地区国家的分裂、民族冲突和政局剧变，特别是苏联解体后，其后果之一是造成国际力量对比失衡，地区冲突频频。中东欧国家从苏联集团对抗西方的前沿阵地，变成美、欧、俄争夺的战略缓冲地带，大部分国家西靠，加入或意欲加入北约、欧盟，有可能逐步演化为西方的战略前哨。
目前，多数国家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危害已形成共识，不少国家采取了打击或联合打击分裂势力的措施。但国际社会对由民族主义引发的危机通常进行调解斡旋的做法已出现了变化。近年来，对民族冲突的国际干预明显增多，这也势必会引起更大的国际敌对情绪。
第二，从地区层面上来说，民族问题与领土争端、宗教因素交织，特别是民族分裂、极端宗教势力与国际恐怖活动纠缠在一起，导致一些国家之间关系紧张，冲突不断，造成地区局势动荡不安。
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的冲突，折射出民族分裂、极端宗教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相互勾结利用的特点，不但影响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波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现时，民族矛盾的跨国性质以及相互交错，也使民族问题引起国家间冲突的危险有增无减。有些国家的关系因民族问题日益紧张，如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的归属问题、印度和斯里兰卡的泰米尔问题、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问题等。一些因民族问题而引起的国家矛盾很快上升为战争，严重地破坏了地区和平和全球安全。
第三，从民族冲突的发展趋势来看，跨国族际矛盾诱发的国际冲突已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类型。
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使以军事对抗和政治角逐为主题的国际冲突日益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以民族争端为主的国际冲突。这些冲突都与跨国族际争端密切相关。跨国民族所引发的民族问题呈上升趋势，在世界上举不胜举。如前苏联与阿富汗之间爆发的苏阿战争，与阿富汗拥有塔吉克、乌孜别克、吉尔吉斯等同源跨国民族不无关系;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争端也是争夺塞浦路斯的问题;波黑战争、巴以之争、印巴冲突等，都属于跨国民族问题。民族矛盾诱发与加深的国际冲突已成为冷战后国际冲突的主要类型。基于不同民族文化的民族敌意、民族仇视、民族偏执和民族狂热增加了国际冲突政治解决的难度，转型时期的民族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并与和平发展的世界一体化进程相悖，严重地影响了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总之，世界民族问题热点对各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越来越不可忽视，对各国政府、政党及其执政者的警示作用越来越明显。各国政治力量如果要保持社会稳定、和平安宁，就必须对世界民族问题热点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防范，将其可能萌发的势头消灭在萌芽之中。一旦出现争端或冲突，最好用政治手段加以解决，亦需通过各国政治力量进行协调，军事手段则是解决这类问题迫不得已的一种极端手段。
中世纪史实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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