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在即将过去的年里，恐怕没有任何事件比科索沃战争更触目惊心，既体现世纪末的悲哀，又预示新世纪的不祥。我用“科索沃”这个大字眼为这篇文章题名，也许是过于夸张了。但当我提笔写作这篇文章时，我却忍不住地要想，它和下面那场讨论怎么那么相像，特别是它在圈子里的理直气壮和圈子外的缺乏共识。尽管我们这个时代已是所谓“全球化”的时代，再过两天，我们就要普天同庆这个本来属于西方文化的千禧之年。去年8月25日，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人类学博物馆（BurkeMuseum）看过一个展览。展览是讲环太平洋地区土著语言的消亡，叫“太平洋的声音”。当我驻足凝望那个名叫“西雅图”的当地土著首领的大幅照片时（他背后还是那座悬在云端的雪山，我从桥上经过每天都能看到的雪山），我何尝不能体会人类学家的叹惋和悲哀。但是我也想过，假如这些环太平洋地区的千百种语言依然存在，人类从来没有任何强制性的统一，我们仍然在为那个“巴比伦塔”的问题苦恼不已，那人类又将如何。因为无可奈何，所以心平气和。我希望自己能用尽量平静的语气讲话。一在研究中国一事上，我们对我们的海外同行（其实也包括我们自己）有很大误解，由来已久的误解。一方面，我们有很强的“诺贝尔情结”，急赤白脸想让人家引用和承认，以为只有得到他们的重视，才算为国家挣了脸，也比国内同行高了一大截儿。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不起他们的研究，握手归握手，拥抱归拥抱，人一走，扭脸就说，“话都说不利索，字都认不全，做什么学问”。然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家，我是说很多汉学家，他们可根本就没把咱们当回事儿（包括咱们的看家本事和绝活），他们的学问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差（只要你不是拿中国的标准“一把尺子量天下”）。我们要知道，第一，他们的学问是在我们之外，用另一种语言，另一套规范，从教学到研究都运转自如、自成系统的学问，并非离了我们就活不了；第二，他们人数虽少，却坐拥“国际学术”而自大；我们人数虽多，却只有地区的资格（东亚研究的一部分），“小”、“大”的关系是以“位势”而定（“外”总比“内”大）；第三，他们对我们看重的是材料而不是研究（但即使是从材料的角度看问题，他们也常常觉得我们还不如日本，因为我们“只有零件没有组装”），我们认为的优势，异地而观之，也许反而是劣势所在。比如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局者”（insiders）视角，叫他们一说，倒成了“偏见”的别名（“当局者迷”），反而不如他们这些“局外人”（outsiders）来得客观公正（“旁观者清”）；我们自以为绝活的文献考据，在他们看来，也是“传统史学”的尾巴割不断，“迷信书本”的恶习改不了。就连王静安先生提倡，我们谁都不敢怀疑的二重史证”，他们也不以为然，觉得削足适履（考古是“足”，文献是“履”），把好端端的考古材料全都糟蹋了。在近代史学的开辟过程中，我们有过许多矛盾的选择，思想的源泉出自许多前辈，而并不只是顾先生一家（今天也是如此），但在感情上，在心理上，我们的西方同行，他们却是一门心思，最能认同的就是顾颉刚先生。西方学者对我们的批评很厉害。很多话在他们是“说者无心”（他们对自己的说法太自信，甚至一点都不跟我们“见外”——尽管我们把他们叫“老外”），到我们这儿就成了“听者有意”（我们太容易把他们当作“无知”，因而也太容易觉得他们“狂妄”，动不动就感情受伤）。比如我的朋友罗泰（LotharvonFalkenhausen）先生，他在几年前用英文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考古学的史学癖》。这篇文章的中文译文就使很多读者深受刺激（包括我自己）。虽然罗泰一再跟我解释说，他的讲话对象是西方学界而不是中国同行；他的目的是让西方学界了解中国考古，而不是故意为了伤害我们的感情。近年来，同欧美学者打交道，我经常可以听到类似的批评，非常尖锐的批评，这就是中国学术已经“疯”了，已经失去对文献的批评精神，已经倒退回“疑古时代”以前去了（刚刚从日本归来，在那里我也听到同样的声音）；“倒退”的原因很简单，一是我们的意识形态作怪，二是我们的民族感情作怪，三是我们孤陋寡闻，太不了解国际学术的“常识”或“规范”，有许多“失误”和“犯规”。特别是我们这儿有个声势浩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个由中国的学术带头人和一流学术队伍（包括中国最优秀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与断代有关的科技专家）率领大家“走出疑古时代”的运动，这对他们的想法似乎是有力证明。他们认为，这是由官方出钱用于提升和拔高民族自豪感的政府行为（讲炎黄五千年文明，讲龙子龙孙大中华），中国学术的堕落已是明摆的事实。西方学者对我们的批评是不是一无是处？我看不是。但他们的理由是不是不容商量？那也未必。我的看法是，恢复自尊，必先放弃自大；没有交锋，也就没有交流。但遗憾的是，尽管中国学者和他们的西方同行在很多问题上看法大不一样（就像瘸子笑瞎子眼睛不灵，瞎子笑瘸子腿脚差劲，背地里的评价都很糟），说到关键之处，躲不过也绕不开，但双方却总也不肯把真实想法摆到桌面上来（聋子式的对话，《三岔口》式的对打）。只是最近我们才有了一些机会，可以比较系统地领教西方学者的想法。一是年以来围绕巫鸿先生的新作《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下简称《纪念性》），西方学者有一场大讨论（现在仍在继续）；二是由鲁惟一（MichaelLoewe）先生和夏含夷（EdwardL.Shaughnessy）先生主编、十四位欧美学者（都是研究中国上古史的重镇）执笔的《剑桥中国上古史》终于在今年出版，书中浓缩了近三十年来他们对中国早期历史的系统思考。为了让读者对西方同行的想法有所了解，不但了解他们的批评本身，也包括他们的批评方式和学术规范，我们特意选择前者做翻译介绍。二在正式讨论之前，我先介绍一下巫鸿先生。巫鸿是新一代的华裔美国学者，改革开放之后才到美国。在中国，他曾在中央美术学院读书，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原来就有研究中国美术和中国文物的背景。后来他远渡重洋，负笈哈佛大学，不但原来的背景没丢，又受到西方学术的训练，毕业后，留在哈佛大学执教，现在是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的教授。巫鸿不但在中国留学生中很出色也很走运，在美国著名大学得到很高的位子，而且还入围美国学术界的主流，在艺术史界有很大影响。他的第一本英文专著《武梁祠》在欧美曾深受好评。但这位成功的学者，他既得益于自己的“双重背景”，也受这种背景牵累，正碰到一些前所未有的麻烦。比如他的新作《纪念性》，刚一出版就“走了麦城”，接二连三遭到同行的强烈批评。这就和他的“中国色彩太浓”和不够“国际”有关（虽然读过该书的我们北大考古系的学生说，他们的印象可正好相反）。关于《纪念性》的书评，就我所知，至少已有七篇。它们是：（1）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泰的书评，刊于《古代中国》（EarlyChina），第21期（年），第-页。（2）美国俄勒冈大学拉齐曼（CharlesLachman）的书评，刊于《亚洲学报》（TheJournalofAsianStuties），第56卷第1期（7年2月），第-页。（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利斯（RobertE.Harrist,Jr.）的书评，刊于《东方艺术》（OrientalArt），第43卷第2期（7年夏季），第62-63页。（4）美国布林·莫尔学院（BrynMaurCollege）戴梅可（MichaelNylan）的书评，刊于《亚洲艺术》（ArtbusAsiae），第17卷1/2（7年），第-页。（5）捷克国立博物馆柯思纳（LadislavKesner）的书评，刊于《中国研究书评》（ChinaReviewInternational），第5卷第1期（8年春季号），第35-51页。（6）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贝格利（RobertBagley）的书评，刊于《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第58卷第1期（8年6月），第-页。（7）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杜德兰（AlainThote）的书评，《亚洲艺术》（ArtsAsiatiques），第53期（8年），第-页。这七篇书评，除（2）、（3）是简短介绍，对巫鸿给予肯定，其他五篇，都有尖锐批评，甚至干脆就是体无完肤的批判。在上述书评的作者中，罗泰是第一人。他对《纪念性》的批评还比较含蓄，至少一开头先承认“它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第页），最后结尾也说它“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劝大家不可不读（第页）。但他对巫鸿在技术细节和工作方法上的“小疵”，特别是其“中国式的毛病”却毫不客气，该点到的全都点到，可以说是首发其难。贝格利先生的书评比较晚出。他和罗泰不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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