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大在APEC无限风光，但曾在中国科大任教的人口学者黄文政与梁建章（携程旅行网创始人）警告：中国APEC风光的基础面临坍塌。新创基金会 　　（一）中国在APEC上的风光

　　不久前闭幕的北京APEC峰会是中国近年国力上升的一个里程碑。该次峰会提出亚太梦想，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批准亚太互联互通蓝图，就亚太经济发展的新支柱形成共识，并确定在反恐、气候、流行性疾病、自然灾害，特别是反腐领域展开国际合作。此外，中国与参会各国进行双边互动，也收获了众多成果。贯穿峰会的是中国声音、中国主张、中国风采。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大国，中国自信满满，彰显着纵横捭阖、引领亚太乃至全世界共同进步的气魄。可以说，中国在APEC上风光无限。

　　在这种风光之下，中国收获了各种切实利益。中国可借此大规模投资海外基础设施，转移剩余产能，输出商品、服务、规则，确保资源供应，开拓战略纵深并强化国家安全。在互利的基础上，中国也可在反恐、反腐、防疫等方面上获得更多国际支持。至于双边关系，中美就共同管控分歧达成共识，中俄就亿立方米天然气签约，中日关系解冻，中韩自贸谈判成功。一言蔽之，中国的实力和主导地位让中国在政治、经济、安全上全面受益。

近代国势衰弱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可能从未如此扬眉吐气，名利双收。其实，就在上海APEC会议举行的年，大部分中国人可能都未料到，仅仅13年后，中国在国际上就会如此强势。实际上，中国论资源丰富不如俄罗斯，论科学发达不如美国，论技术先进不如日本，论富裕程度不如韩国。那到底是什么给了中国底气，在支撑着中国的主导力并由此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

　　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体量，其基础是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

　　（二）人口众多是优势

　　这个回答与中国社会流行观念大相径庭。在长期的计划生育思维下，人口太多成为许多中国人的无奈。这背后是近代西方科技、经济、军事的全面领先。由于西方各国人口少于中国，有人误以为人口规模不重要，甚至把人多当劣势，像打了败仗怪自己兵太多。其实，西方各国的进步是在整个西方范围内产生的，这个体系的人口比中国少不了太多。更重要的是，西方在技术变革取得先机后，其优势的自我强化大幅提升效率。特别是，现代教育、科研和商业体制的成熟，让知识和技能从点滴似的传授和改进变成全社会系统化的传播和积累、促进了效率的飞跃。

　　比起后进社会，一个跨入更高技术阶段的国家，哪怕人口少得多，其效率的高超就可具压倒性优势。但当新的经济均衡在充分交流下形成后，人口的规模优势又会起决定性作用。近代数百年内，强国崛起的顺序印证了这点。在16至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都仅有数百万人口，依靠海外殖民和贸易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到18至19世纪，英国、法国和德国等人口数千万级的国家凭借科技和工业革命所增强的国力成为强权。而20世纪的超级大国则是人口数亿的美国和苏联。在强国更替的过程中，一旦人口更多的国家步入正轨崛起，前面人口较少的强权则会被边缘化。

　　中国在历史上曾处于技术领先地位。维基百科的词条“历史性发明时间表”（TimelineofHistoricInventions）列出了人类有史以来共项重大发明。这些发明中，15世纪之前有78项，其中30项出自中国，占38%，远超其他可比的地域。然而，15世纪之后的55项发明却无一出自中国。而此期间，借助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兴起，西方开始遥遥领先。像其他变革一样，西方近代突飞猛进是一个历史性奇迹，这背后有西方在地理、人口、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背景因素；其中一些因素是偶然的或不具有借鉴意义。

　　不过，在充分交流之下，科技变革的成果会从发源地逐步扩散，再形成新的均衡。由于闭关锁国、外忧内患、战乱频仍，中国曾与世界发展渐行渐远，屡次错失追赶西方、富民强国的历史机遇。但在获得政治独立和社会稳定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逐步走上发展正轨才几十年，中国的核心优势就在庞大人口规模的倍乘效应下形成巨大力量，让中国迅速崛起，成就当今APEC峰会上的辉煌。

　　遗憾的是，由于对人口与发展的关系认识不清，判断失误，中国把之前的落后错误地归咎于人口太多，自年代初开始全面实施生育限制政策；在生育率几乎降至更替水平的年又开始了更严厉的“一胎化”政策。因为“一胎化”的实施几乎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发展同步，许多人误以为这个政策对中国的发展功不可没。但实际上，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完全进入经济循环需要20至60年，生育状态对经济的影响有数十年的滞后。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正是得益于从年代到年代初期出生的大量人口。他们接受教育、成家立业、追求更好生活品质的需求，以及为此付出的辛劳，正是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动力和保证。

　　当然，限制生育会在短期内降低社会的抚养负担，让更多资源投入再生产，从而提升经济发展的速度，但提升作用非常有限。根据我们对全球各国的生育率与经济成长关系的分析，即使在最宽松的估计下，年开始实施的“一胎化”最多让中国过去30多年的人均GDP增长快了不到1.5年。更重要的是，这个非常有限的好处之后是无尽的还债期，代价将远大于之前的好处。高生育率实际上是在积蓄能量，而低生育率则是在释放能量。生育率从高到低，积蓄的能量得到释放，推动经济发展。但长时间维持低生育率则是在不断地低效释放能量，更是在耗费发展的后劲。

　　随着被低生育率大幅加深的老龄化在不断加重，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人口结构老化的恶果。但很多人却认为，为了降低人口规模，这种代价是值得的。背后的逻辑就是，人口众多是中国的劣势。但实际上，人口的规模优势恰恰是中国最核心的优势之一。

　　首先，人口众多让中国在军事装备、通信和交通等基础性行业里，通过内部循环就能保持足以维持竞争力的规模，确保中国在政治和安全上的自主性。中国近年国防工业突飞猛进，与发达国家的装备差距逐步缩小。这得益于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研发能力，但人口萎缩将削弱这些基础。维持同等的国防力量，人口减一半，人均分摊将增加至少一倍。

　　其次，人口众多能促成细分、多样化、竞争激烈的更大市场。在13亿人的中国，很稀奇的创意产品，哪怕万分之一的人需要，也可形成13万人的市场，催生一个行业。对于成熟的产品，庞大的市场能容纳更多参与者，让优胜劣汰下的胜出者更强大；脱颖而出者在全球率先达到规模效应，实现盈利，并逐步占领海外市场。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美国就是这样产生了大量的跨国公司。过去中国发展水平较低、交通和通信条件落后，众多人口并未形成有效市场。但中国现在已是能源、钢铁、建材、电器、汽车、网络等行业的全球最大市场，不久后将成为几乎所有行业的最大市场，这将有助于更多中国企业像华为、联想、腾讯等依托本土市场的规模优势走向世界。

　　再者，人口众多也是庞大人才规模的基础。当今，大学教育是从事科技事业的前提。虽然总人口仅中国几分之一，但美国的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却长期高于中国，这是美国科技力量领先中国的重要原因。但如图1，这一情况在年逆转。从科研人数来看，中国在年不到美国一半，现已超美国；20年后将远超美国。尽管中国科研人员在知识和经验方面还有差距，但整体质量在不断积累中会逐步提高。中国的研发投入现在仅美国的1/3，但增长率数倍于美国，迟早将居世界第一。科技人才和研发投入的规模优势，会是中国科技突飞猛进的坚实基础。中国在年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专利申请国，尽管解读不一，但意义深远。

　　图1中国和美国大学及以上学历人口

　　很多人强调人口质量的重要性，但质量和数量并不对立。相同质量下，整体的力量与数量成正比，而且因为聚集和规模效应，更多数量反而可能伴随更高的质量，比如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学生平均成绩往往更好。如此低生育率下，孩子数量会持续地衰减，人口老化不断加剧，既降低人口数量也降低质量。同样的人口规模下，一个老态龙钟的国家怎能竞争得过朝气蓬勃的民族？

　　在全球竞争中，中国人口的规模优势已经得到体现。比如，高铁建设高歌猛进，成为中国向海外拓展的名片；美国在年代就曾讨论高铁计划，但现在依然是空中楼阁，原因是人口密度不够，经济合理性不大。中国航天事业循序渐进，而美国虽在冷战时期因关乎存亡曾竭尽全力，但现在却有些难以为继。在年，中国的电子商务规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这意味着整体规模较小的中国商业在电子化程度上已高于美国。这种新兴行业的异军突起反映了人口优势对扭转技术竞争态势的意义。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虽然领先的行业还很少，但却可以在几乎所有行业参与国际竞争，这点无国可比。

　　在世界经济中，成为最大的经济体具有巨大的超额收益。二战之后，随着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得到强化，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全球货币体系的核心，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虽然现在中国还不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整体技术水平依然较低，金融业更不成熟，但人们已经开始谈论人民币对美元的挑战了。如果中国仅有几亿人口，这些说法不会出现。

　　值得强调的是，人口规模优势在信息时代更加突显。在农耕时代，人口多一倍，国力也只大一倍，因为一般人活动范围仅几百平方公里，个体的平均交往频度和质量不会随人口增加而提升。但在信息时代，经济达到均衡后，人口多一倍，国力增强不止一倍，因为通讯和交通的便利让个体之间可直接交流和来往。人越多，个体的平均交往频度和质量越高，社会复杂度越高，规模优势对竞争力的强化作用就更突出。中国目前经济增长远快于西方，说明双方在经济上尚未达到均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口的规模优势还未充分显现。

　　当然，人口众多也会对治国能力带来更大的挑战，但这绝不意味着要牺牲人口规模来适应治国能力的不足。在谈及小国的成就时，不少中国人会反问，你让这些国家有13亿人试试？这种反问背后的逻辑是，单个国家人口太多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姑且不谈人口规模所带来的种种优势，就算这个逻辑真的成立，那下放部分权力让各个省区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体不就可以了，何必要减少全国人口呢？

（三）中国面临人口坍塌

　　中华民族平均智商被归为世界最高之列、勤劳、语言相通、尊师重教、又追求世俗成功。如果中国维持世界20%的人口，保持市场规模和人才数量的绝对优势，在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下，中国的技术乃至科学将快速进步，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强化和巩固中国的经济地位。再加上恢复民族自信心，在全球经济达到均衡之后，依靠规模和集聚效应，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和科技的中心，把人类文明推向新的高度。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人类社会恢复到正常状态。APEC峰会似乎在预示着这样一个光明的未来。

　　然而，这种辉煌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就将成为明日黄花。庞大的人口规模-这个中国在APEC上风光的基础面临坍塌，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将对中国的崛起釜底抽薪，摧毁中国的复兴之梦，让中国世纪还未真正开始就将落幕。

　　生育率决定人口趋势。根据中国的性别比和存活率，中国生育率更替水平约2.2，即每个家庭平均需生育2.2个孩子才能保持孩子数量与父母辈大致相同，最终避免人口的持续衰减。中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超过20年，目前已经处于世界最低之列。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和年的生育率分别仅为1.18、1.04和1.26，不到世界平均的一半，而还是婴儿潮的龙年。在2.2的更替水平下，即便1.26的生育率也意味着每代人减少43%。

　　中国的生育率面临三重下行压力：一是现代化进程对生育率的挤压。二是导致东亚文化圈生育率全球最低的共同因素。三是长期计划生育政策和宣传下的惯性。少子化推高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费用，让想多生的父母望而却步。若家庭普遍养育二三个孩子，平均费用就不会高，想多生的父母就没有这么多顾虑。生育率越低对生育意愿的抑制越强，形成恶性循环。长期极低生育率导致的深度老龄化会加重育龄家庭的赡养负担，进而也会抑制生育意愿，形成又一个恶性循环。

　　新近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对生育率提升是杯水车薪。就算无限制的自然生育率比现在高30%，之后按东亚模式随社会发展变化，若在年全面放开生育，考虑补偿堆积，生育率最多在放开之后头一两年会反弹到更替水平以上。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从到年，中国人口就将萎缩30%，之后会以相似甚至更快速度衰减。这种衰减在人类历史上将是空前的，遭受所谓人口衰减灾难的俄罗斯在过去20多年人口萎缩不过3.4%，扣除移入人口的自然下降也才7.8%。

　　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19.0%，但年出生人口仅占世界12.0%，这还是中国的生育高峰期。在未来十年，中国23-28岁的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量将萎缩44%，而中国生育率则仅有世界平均的一半。在这两种因素的叠加下，只要一两代人的时间，中国年出生人口将萎缩到世界的3.4%（（1-0.44）*0.5*12%）。即使能幸运地将自然生育率提升50%也只能保持世界的5%。即便大力鼓励生育，要把中国生育率最终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也需要两三代人，等到最终稳定下来，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可能不足3%。

　　图2世界主要文明人口相对比例的变化趋势（-年）

　　注：中华文明含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年前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史》（），之后来自年人口普查的推算，假设立即全面放开但不鼓励生育。其他国家年前来自Maddison（），之后为联合国人口署中方案预测。

　　过去年来，美国人口增长了41倍，远高于中国人口增长的3倍。中国现在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但在目前的生育率趋势下，两三代人后，中国每年新生儿数量将少于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的美国；再考虑美国从全球吸引移民的因素，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年轻人口将少于美国；中国将彻底丧失对美国的人口优势。

　　（四）人口坍塌的全方位影响

　　1）对经济的影响

　　人口坍塌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是灾难性的。经济活动的本质是需求和供给的匹配，人口坍塌造成需求和供给的同步萎缩，匹配效率下降；除了医疗、养老、殡葬等，其他行业都将步入衰微,国内投资动力不足。伴随着人口坍塌的严重老龄化加大社会抚养负担，恶化财政状况，并大幅降低创新和创业活力。实际上，长期低生育率被认为是日本经济持续20多年的低迷和停滞的根本原因。

　　中国在APEC会议上表现出大规模投资海外基础设施的意愿和企图。虽然雄心勃勃，但其实是中国人口颓势下的不得已，本质上是因为国内的未来需求萎靡，只好将积累的财富投给更有前景的国家，促进他们发展，等到自己老去后，再从他国的兴旺中分出部分价值来养老。后果可能是，大量的资本投入海外建设更先进的工厂和办公室，更现代化的机场、公路、铁路，而国内建设则因为需求和财力不足相对停滞，基础设施老化甚至废弃。而且，追求短期利益的资本，也未必会顾及国家的政治、军事和产业上的战略利益。

　　当然，尽管有人口趋势方面的负面因素，但因为技术、制度和城市化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国经济在未来二三十年可能会继续以较高速度增长，GDP总量会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人均GDP则会稳定在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人口的老化和萎缩会抑制中国的上升空间，到本世纪未，由于人口规模大幅衰减，中国的经济规模很有可能又会被美国反超，而人均GDP也会因为人口的规模和聚集效应弱化而受到负面影响。

　　在长期计划生育思维下，人们习惯把人口当成分母。在谈论中国GDP时，很多人会无奈道，虽然中国的GDP总量世界第二，但因为人口太多，人均GDP才排在中上水平。但事实上人口更多与人均GDP更低并无因果关系，更合理的表述应该是，虽然中国的人均GDP是中上水平，但GDP总量就已经世界第二了。如图3所示，从不同国家来看，人口密度更大的国家，人均GDP甚至更高，尽管关系并不显著；而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几个省，其人均GDP也大都排在最前列；其他国家内部也大都如此。当然，关联性并不蕴含因果关系，但至少表示没有证据说明人口减少会提升人均GDP。其实，经济学分析表明，对人均GDP来说，人口不仅是分母，更作用于分子，而且对分子的作用更基础、更长效。因此，其他条件不变，人口下降，对分子的影响可能大于对分母的作用，导致人均GDP下降而非上升。

　　图3人口密度与人均GDP的关系

　　2）对就业市场的影响

　　由于就业难经常被归咎于人口太多，很多人认为，人口减少有利于充分就业。确实，由于年轻人口减少造成的劳动力萎缩先于消费市场的萎缩，人口坍塌在初期可能会带来招工难，但长期却更可能加重就业困难。孩子从出生到成年，要经历生长、学习、婚恋、养育等过程，这一切需求都是创造工作机会的源头。低生育率下，孩子数量萎缩，许多这样潜在的工作机会消弭于无形，整个经济最终将相对缩减。而且，人口减少后，求职者与工作机会更难匹配，社会复杂性降低。如果中国人口只有现在的1/5,那么教师、零售人员、出租车司机等这些职位只有现在的1/5，但航天、高铁这些人口大国才能支撑的行业可能会消失。图4显示，无论对世界各国还是中国各省区，人口越多的地方，失业率越低。三十多年来，中国人的迁徙是从乡村去城市，从小城市去大城市，从内地去沿海，都是从人少去人多的地方找工作。如果人少有利于就业，人们只会反向迁徙。

　　图4人口密度与失业率的关系

　　就业难和招工难其实都是源自经济循环中消费与生产的失衡。如果消费需求小于生产供应，经济萧条导致就业难，即整体上工作机会少于工作意愿。反之，如果消费需求大于生产供应，经济过热导致招工难，即整体上工作机会多于工作意愿。如果有人既有消费需求又愿意为之工作，但却没有机会，说明经济失衡导致其潜在的消费需求并没有转化为现实的工作机会。同样，如果企业有消费市场却无法招到愿意工作的员工，说明经济失衡导致低迷的工作意愿还未转化成消费市场的萎缩。因此，就业难和招工难并不是由于人口太多或者太少，而是由于经济失衡，也就是经济体内消费和生产偏离均衡状态。

　　尽管外部变化可能在短期内引发严重的经济失衡，但长期来看，只要不去人为扭曲结构，经济系统会自我调整，适应变化，最终形成新的均衡。本质上，就业市场不存在多余的人。只要有工作意愿，每个人都拥有比较优势。换言之，哪怕这个人的每种技能都差于他人，他也可以接替他人相对低收益的工作，让后者节省时间来专注于更高收益的工作，最终通过交换达到双赢。因此服务业创造工作机会的潜力是无限的。实际上，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务业更需要个性化、多样性和创造力，所以到这个时代，人的价值更大，人口众多的优势更加突出。

　　技术进步会改变劳动市场的需求结构，从而引起结构性失衡。比如自动化可能会降低某些体力劳动者的需求，带来短期的冲击，但其长远影响则是正面的。上百年来，人类社会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就业却越来越充分。实际上，某种工作被机器取代，相当于用更少的工作时间创造出同样甚至更多产品，社会整体受益。当越来越多的工作被机器取代，人类可以选择享受更多的闲暇，或者去创造更多的个性化的、创意性的物品和服务。特别是，最能适应未来劳动市场需求的是年轻人，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更容易随技术的进步而改变，限制生育其实是在减少那部分更能维持劳动市场均衡的人口。

　　3）对科技发展的影响

　　中国在校大学生人数目前居世界首位，人口坍塌将消减这种优势。从至年，中国大学报考人数已经减少了11%，这背后是生育率长期低迷导致报考适龄人口的大幅萎缩。如图5，适龄人口的萎缩将持续到年左右，接着会有一个六七年的小幅回升和平坦期，如果现在立即放开生育则有个反弹期，但年后报考大学的适龄人口再次雪崩。这种衰减首先会降低大学生的整体质量，最终也会降低大学的入学人数。

　　图5中国历年高考适龄、报考、录取人数

　　注：适龄人口是当年18和19岁人口的平均数，假设立即全面放开生育。

　　从趋势来看，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在校大学生最多的国家。就18-24岁的大学适龄人口，印度目前是中国1.2倍，而中国和印度的大学毛入学率分别为26.5%和18.8%。到年，印度大学适龄人口将是中国的1.7倍。到时就算中国的毛入学率能达到60%，印度只要达到35%，其高等教育在校人数将超过中国，之后印度超出的幅度会越来越大，最终在人才规模上压倒中国。虽然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人口优势会维持较久，但如果生育率无法提升，只要两三代人后，美国每年出生人口将超过中国。即使不考虑美国作为传统移民国在吸引全球人才上的优势，中国的人才规模也将被美国反超，退居世界第三。

　　到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人占人口的比例已达14.9%，在未来30年将一路上升到40%左右，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在全球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97位(世界卫生组织，)，中国未来老龄化如此严重的根本原因是生育率太低。

　　由于人的创新和创业活力在30岁左右达高峰后快速下降，人口越年轻的国家创新和创业的活力就越旺盛。年轻人口比例减少，创新活力会以更大幅度减少。这意味着，老龄化不仅减少年轻人的比例，也减少年轻人本身的创新动力；整个经济将患上老年病，特征是知识更新缓慢，创新精神缺乏，创业活动减少，技术进步相对迟缓。而且，严重老龄化导致社会抚养压力持续上升，恶化财政状况，大大挤压对科学的投入。日本的高科技业在年代之前如日中天，现在却萎靡不振。学界普遍认为日本人口严重老化是主要原因。

　　4）对资源利用的影响

　　缓解资源压力一直是人口控制的主要理由之一。其实，生活和生产方式对资源消耗的影响远超人口政策。从至年，中国年能源消耗增长了%多，而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确认，自年算起，计划生育少生了一两亿人，相对幅度不到15%。如果为了经济发展可接受能源消耗增长%，那降低15%的人口有何意义？况且，如果把控制人口的决心、力度和代价用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节省的能源何止15%？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计划生育部门曾宣称年之后的政策导致少生4亿人，后来悄悄把表述改为过去40余年少4亿人，相当于偷梁换柱地把计算时间从年推前到年代初。

　　而且，如图6，资源的价值在经济中的比例很低，甚至越来越低，现在不到5%。不论是电视、汽车、房屋，还是看病、旅游、上学，其中自然资源所占价值的比例都非常低。况且，一种资源因为稀缺变得昂贵时，寻找替代品变得有利可图。如果找不到替代品，生产和生活方式就会发生改变，其影响由全球共同承担。如果一种资源稀缺到无法普遍使用，它自然会被排挤出经济体，而不再成为资源。

　　图6自然资源占人类享用财富的比例（-年）

　　注：矿业=非石油矿业+石油开采业。估算来自对Madison(9)和世界银行数据的整合。因为缺乏数据，年前的开采业设为0。

　　因为世界人均资源会被少数国家拉高，大多数国家的人均资源都要远少于世界平均。在耕地、淡水、森林、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几乎每一项资源上，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占有量都处于世界中间甚至靠前的位置。除耕地外，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的总人口都不到世界的一半，而且人均资源更高的国家并不比更低的国家发达。靠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资源是在削己足适他履。

　　中国已是最大的资源进口国，且保持贸易顺差，这说明中国的人口规模和集聚优势，超越了进口资源的价值。其实，经济越发达，人的贡献在经济中的比例越高，以致发达地区大都是输入资源的人口集中地。发达国家的先进也并不是因为资源丰富，而是其人口密集地区的公司、大学、基础设施的进步。

　　人口坍塌会减缓资源需求的增长,但缓和作用会被其他国家的资源需求上升所抵消。随着未来人口锐减，中国的市场规模将相对萎缩，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下降，中国对国际资源的议价能力和掌控力也将减弱。中国控制人口其实是以自我消减的代价为他国节省资源，并降低自己的规模优势，让后代在未来资源市场上处于劣势。资源丰富当然利于国家安全，但维持安全的关键是发展经济，厚植国力，强化国防。人口坍塌的后果适得其反。

　　其实，中国目前很多主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都已超过美国，比如中国的人均钢铁产量已是美国的1.8倍（世界钢铁联合会，）。世界10大集装箱港口，中国占了6个，美国一个都没有（商业杂志，）。除了在人均能源消耗与非常浪费但也在不断减少的美国还有一定距离外，至少在生产方面，中国的很多人均硬实力已经接近甚至超过美国。目前与美国的差距更多是在科技、军事和文化软实力方面，支撑这些实力的关键是人而不是自然资源。

　　资源的概念随人类知识和技术水平不断变化。从历史来看，随着人口增加，需求上升促进技术进步，增强人类发现和开发资源的能力。比如煤炭、石油在原始社会几无价值，但却是现代工业不可或缺的能源。又比如，开采技术的成熟致使以前价值不大的页岩气逐渐成为当今能源变革的要角。资源稀缺是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动力。靠减少人口来降低需求恰恰在抑制人类进步的根本性动力，更是让一个以人的创造为主的经济向出卖资源的低端方向退化。

　　5）对环境的影响

　　至于人口对环境的影响，生产和生活方式乃至环境政策远比人口政策重要。开车对环境的影响是使用方便快捷的公共交通的几倍到几十倍，而人口政策对环境的影响在可预见期内最多百分之几十，完全低一个数量级。而且人口少环境未必好。在环境质量上，人口稠密的欧洲优于人口稀少的非洲，人口密度更大的日本优于人口密度较小的中国。根据瑞士绿十字组织在年的排名，全球污染最重的10个地方有一半在俄罗斯、乌克兰、阿根廷、赞比亚这些地广人稀的国家，而无一在中国和印度。

　　人虽然会破坏环境，更能改善环境。欧洲的莱茵河在和年代污染很严重，被冠以“欧洲下水道”的恶名，后经流域各国的共同治理，又恢复了清澈、明亮。又如，洛杉矶从年至年代也经历过严重的雾霾天气，突出表现是年9月的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但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特别是年美国《空气清洁法案》实施后，洛杉矶的空气质量逐步改善；一级污染天数从年的天降到年的54天，再降到年的0天。从到年，大洛杉矶都市区的人口从万增至万，汽车数量翻了数倍，其间空气质量却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提升。

　　经济学研究表明，在工业化初期，环境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恶化，但几乎所有的环境指标都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之前的某个转折点之后开始改善。而且，这些国家环境大幅改善发生在工业生产大规模迁至新兴国家之前，因此是得益于本国的保护和治理措施，而非污染源被转移出去。这是因为随着收入的提升，人们开始注重生活品质，较之继续增加物资享受，改善环境变得更有价值。即，随着社会变得更富裕，环境质量的相对效用会增加，促使人们强化环保意识，避免粗放式发展。中国目前正处于这种转折点上，雾霾等环境问题已成为社会焦点。

　　图7针对全球人口超万的城市，显示了空气污染指数与所在国人口密度和人均GDP的关系。左框显示所在国的人口密度越大，空气污染越重；右框显示所在国越富裕，空气污染却越轻，特别是在人均GDP高过中国之后。但左框内的相关性要小于右框内的相关性。如果这种关系可反映空气质量与所在国人口和人均GDP的关系，那全国人口少一半所对应的空气质量的改善只相当于人均GDP增长9.1%。这说明要改善空气质量，减少全国人口的作用远没有发展经济提高治理水平来得重要。这个结果与观察是一致的。比如，日本和韩国的人口密度比中国更大，但东京和首尔的空气质量却远好于北京和上海。

　　图7城市空气污染指数与所在国人口密度和富裕程度的关系

　　环境恶化需要靠人来解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仅推高环境质量的相对效用而激发改善环境的动力，还会提升保护和治理环境所需的财力和技术水平。相反，人口坍塌带来的人口极度老化和规模的持续萎缩更会降低环境治理的能力，导致中国的环境面临蒙古和俄罗斯那样的困境。

　　6）对城市的影响（因 　　7）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人口坍塌对支撑国防的人、财、物影响都极为负面。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实行“一胎化”，农村通常生女孩的家庭才可生二胎，因此执行政策的家庭一般最多一个儿子。由于社会已经把一孩当成常态，即使全面放开生育，未来依然会有大量家庭选择生育一个孩子。中国曾有“独子不当兵”的传统，很多国家也对独子从军有特别规定。但生育限制政策和其后效导致独子成中国兵源主体，这将影响中国的战争潜力和外界对中国战争意志的判断。韩国媒体（）在报道日本自卫队官员时表示，若中日发生战争，由独子组成的中国军队必败。人口坍塌也会恶化财政收支而挤压国防经费和研发投入，极可能使得中国与世界领先国家的军事装备的差距还没有消弭又被拉大。

　　目前的生育状况也在改变中国边疆的地缘政治形势。清末民初内地民众的“闯关东”确保了中国人在东北的绝对多数，让东北几经波折却未丢失。但目前东北的生育率远低于周边的朝鲜甚至俄罗斯，也低于韩国和日本。即便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东北的出生人数仍会持续萎缩，就算稳定在现有水平，最终也只能保持当前一半的人口。低生育率下的东北经济相对低迷，大批年轻人南下寻求机会，而朝鲜人和俄罗斯人则在进入。《环球时报》（）引述报道说，东北将从朝鲜引入4万劳工；不少俄罗斯人则在东北购买房产。

　　根据年人口普查，汉族占新疆总人口的40.1%，但在0到5岁中仅21.1%，在新生儿中降至仅17.4%。新疆建设兵团是维护新疆稳定的重要力量，其汉族人口自年代可生二胎，但生育率却徘徊在1.0左右，使兵团当地汉族每隔一代减少一半，完全有悖于建立兵团的初衷。在华南一些地区，劳动力短缺让非法移民更容易获得工作；他们的涌入和高生育率可能改变当地的族群构成。

　　现代国家不乏因人口的民族构成改变而分裂的例子。科索沃曾是塞尔维亚族的发祥地、文化和政治中心，但不断外迁和远低于阿族的生育率（Parant、Penev，9）使塞族人口比例在近代持续下降，从年的23.6%降至年的9.9%（科索沃统计办公室），最终让科索沃独立形势不可逆转。前苏联在年解体时，俄罗斯族仅占前全境人口51.4%，在除俄罗斯联邦外的所有前加盟共和国中都是少数(Sakwa，)。尽管导致分裂的因素不一而足，但长期来看，人口构成的改变无疑是根本性的因素之一。这些前车之鉴值得中国警醒。

　　（五）中国七八亿人口更好吗？

　　尽管人口坍塌会造成全方位的负面乃至灾难性的影响，但很多人依然认为“适当”减少人口对中国有益。最常见的说法是，人少了不好，太多了也不行，七八亿最好。这种说法看似不偏不倚，其实是一种简单化的臆想，背后是所谓的“适度人口论”。追根溯源，“适度人口”的概念来自西方的OptimumPopulation，原意是“最优人口”，当年被中国人口学界翻译成“适度人口”就是刻意的误导，因为“适度”暗示着超过了就不合适，需要减少。

　　实际上，国际学术界早已摈弃这一概念。使用国际学术期刊在线系统以“OptimumPopulation”为关键字从2至可检索到数十篇文章，其中不少是批评声音，而自年之后则仅有一两个作者还在使用这个概念。然而，在中国知网（CNKI）用“适度人口”自年检索到篇文章，这些文章一边倒地论证中国全国或各地区的适度人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宋健和田雪原等人的文章。仔细阅读后发现没有任何一篇支持适度人口论的文章站得住脚。

　　宋健、孙以萍年在论证中选择的标准是，中国在年在营养构成中与日、法、美相差最大的动物蛋白摄入量。他们以法国的摄入量为目标，假设中国各类农产品在不同年代年增长比率上限为1%到6%不等，得出要达到法国人的动物蛋白摄入水平，中国在年最多只能容纳7.38亿人。然而，年增长率的假设上限上调2%，到年的容量就增加%，换言之，略改一下增长率，7.38亿的极限人口成了30亿。实际上，中国现在已经超过13亿人，营养水平与发达国家几无差别。

　　田雪原、陈玉光在同一年的文章中则定义：技术装备程度=固定资产/劳动人数，并假设到年，工业固定资产年增长率在年前后分别是5.5%和4%，工业技术装备程度年增长率在年前后分别是4%和3.5%。他们由此得出结论，为了达到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装备程度，到年中国的工业劳动人数最多只能有0.6亿，用类似的方法得出农业劳动人数应为1.2亿。再给定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得出，到年中国的适度人口为6.5至7亿。然而，用这种方式来决定劳动人口有任何意义吗？而且，固定资产年增长率的假设只要增加1%，到年的适度人口就要高出%，从7亿变成19亿。实际上，中国自年的固定资产年增长率就远远超过文中设定的增长最高极限。

　　这些论证的假设之荒唐，推断之草率使其毫无学术价值。宋健是优秀的导弹专家，田雪原是资深的人口学家，他们对适度人口的论证如此荒谬并非因为钻研不够，而是因为这种论证完全依赖于无法验证的假设。选取何种指标来表达人口数量是否适度？这些指标又如何随环境、技术、经济、社会等条件改变？这些条件的改变反过来又如何受人口数量的影响？这每一步都高度依赖于背后的假设，而每一个假设都存在巨大的随意性；这些假设相对于结论则是谬之毫厘，失之千里，即假设的一个微小变更，可能导致“适度”人口估算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远大于由这些结论所催生的人口政策对人口规模所能影响的幅度。这也是为何针对地球承载人口的答案从几亿到一万亿不等。这些结论在理论上无法验证，在现实中毫无意义。

　　那么是否存在某种意义的最优人口数量呢？可以说，所谓最优人口数量应该体现在亿万家庭的愿望中，而不该是某些人根据自己的心理幻觉来替这亿万家庭给出的一个数字，以至于他把假设条件中的某个指标随意下调1%就可以影响千万家庭的幸福，阻止无数孩子来到人间，并导致千百万家庭最终承受失去唯一孩子而遭受家庭毁灭的人伦惨剧。简言之，当每个家庭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孩子数量，并对自己选择的后果有充分认识并愿意承担责任时，这时的人口数量才是最优的、适度的。

　　既然宋健和田雪原的论证荒诞不经，但为什么都会不约而同地给出中国适度人口是七八亿的结论，而且这个说法又如此容易被人接受呢？

　　在很多人心目中，美国是中国的参照目标，但要把中国人口减少到美国的3亿似乎太过，所以折中降到七八亿似乎是心理上容易接受的水平。这是一种因缺乏民族自信所导致东施效颦的心理。合理猜测，如果美国有10亿人，中国也许就不会有限制生育的念头。当然，也许有人会争辩说，美国如果有10亿人，不会这么富强。其实，过去两百年来，美国人口一直在增长。如果说人口从几百万增长到几千万，到1亿，再到3亿，美国是越来越发达和富裕，那有何理由相信从3亿到10亿就会突然变差？难道10亿就是一个诅咒，一旦超过，所有的上升因素都会逆转，还是这个天限本来就是臆想出来的？

　　长期以来，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人口增长的历史。早在人口只有10亿时，马尔萨斯就警告地球已经无法承载更多人口，但现在世界人口已经突破70亿，人们却普遍生活得更好。如果说人口一直无限增长下去可能还有担心的理由，但时至今日，中国人口已经非常接近峰值，面临的并不是人口无限增长，而是未来的一路下滑。在这种情形下，争论人口是否越多越好已经没有意义。

　　在只看到人口的分母效应的观念之下，很多人会臆想如果人口减少一半，那么人均财富就会增加一倍。然而，这根本就是一种刻舟求剑似的幻觉，即在假设外部经济规模不变的条件下来看人口减少的影响。实际上，对财富来说，人既是分母也作用于分子，而且分子效应比分母效应更长效更宏观。无论是深入的经济学分析还是实证研究都表明，人口衰减过程中，除了分母下降，分子的下降却更多更持久，最后可能导致人均相对更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就是鲜活的例子。

　　简而言之，所谓中国的适度人口是七八亿这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说白了就是东施效颦的心理和刻舟求剑的幻觉，至于当年的论证很明显是先确定了目标后再去倒推假设条件，以此来给这些心理幻觉披上科学的外衣。而到今天，宋健和田雪原当年的假设早被事实推翻，人口超过13亿的中国比之前远为富强，威胁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已经是人口的老化和萎缩，现在还相信把中国人口规模降到七八亿会更好就更是荒谬了。

　　而且，人口趋势具有极大的惯性，当前的生育状态直接影响到几十年乃至百年后的人口形势。此外，决定生育状态的是整个社会的生育观念和养育机制，这些外部因素本身也具有强大的惯性。在人口变化的这种内、外双重惯性下，生育限制政策对人口状态的影响是不可能操纵自如的。人口规模被强力降至七八亿后，萎缩过程绝不会戛然而止，而是会在上述双重惯性下，长时间地持续下去。如果生育限制的人口目标是七八亿，很可能在降到三四亿之前都无法稳定下来。

　　在数十年来无所不在的计划生育宣传下，当代中国形成了，无论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最为偏执的人口观念。在此观念下，人口太多成为全民共识，减少人口利国利民成为公理，而“中国人口降到七八亿最好”则是由此激发出的想当然，尽管这一说辞在理论和实证上都没有任何道理。

　　中国内部同质性极强，一种观念一旦形成就会具有巨大的惯性。而且，在庞大而历史悠久的中国，人们对国家层面的决策存在着天然的信任。再者，尽管支持生育限制的理由没有一个站得住脚，但当一件事情错得过于离谱时，人们反而更难相信它是错的。这是因为承认它的错误需要承担更大的理智和情感的代价。对生育限制政策来说，无论倡导者、制定者还是执行者，最初几乎都是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先，真心相信这个政策会带给中国富强。该政策执行的背后是全民族的巨大牺牲，因此人们情感上更难以接受，如此巨大的代价最终换来的会是一个不断衰微的中国。

　　（六）大国博弈中的人口因素

　　无论作为单一经济体还是区域整合的主导者，中国的核心优势就是语言相通、文化一致、聪明勤劳、追求世俗成功的众多人口。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释放了人口的巨大潜能，让中国迅速成为世界最大工业国并将成为最大经济体。如果能维持世界20%的人口，恢复自信，理顺机制，在全球经济达到均衡时，在强大的规模和集聚效应下，中国恢复汉唐地位顺理成章。但在人口是负担的观念下，中国最大的优势被当成劣势在消减。

　　在可预见的将来，主权国家依然是世界竞争和博弈的主角。除中国外，目前自主的世界性大国还有美国、俄罗斯和印度。

　　美国的面积与中国相当，人口3.1亿。美国生育率接近更替水平，从全球吸引移民，人口在年将达4.0亿（美国人口普查局，）。在西方体系内，美国人口不及欧盟，但内部语言和文化的一致与政治统一让美国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近年美国积极推动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竭力推进由美国主导的更广泛和紧密的经济一体化。其动力在于，更大人口规模下的一体化将给参与各方特别是主导者美国，带来额外的经济利益。

　　印度的面积是中国的34%，人口12.4亿。印度内部千差万别，地域、宗教、语言甚至种族矛盾突出，早被废除的种姓制度仍深刻影响着社会心理。以往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唯一能与西方比肩的是中国，但近年龙象之争却成了话题。印度的各种先天条件如人口素质远不及中国，其最大也许是唯一的优势就是完美的人口结构和将来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如图9，以人口均衡发展为名义目标的计划生育带给中国的恰恰是人口年龄结构的严重扭曲；曾尝试过生育限制，但未能继续严格执行的印度却因祸得福，其人口结构自然匀称。这个结果并不奇怪，因为所谓的人口总量控制就像在一颗大树顶部盖上一块不得逾越的水泥板，这一定会阻碍树木的自然生长，导致树干和树根的极度扭曲。实际上，印度的生育率也在稳步下降，已接近更替水平，人口并不会无限增长。虽然综合国力仍远差于中国，但印度在经济、社会、科技、教育、军事各领域也在快速进步。当然，人口虽然是一个核心因素，但只是发展的众多必要条件之一。印度的先天条件与中国差距太大，仅凭其人口规模和结构，印度要全面超越中国依然困难重重。

　　图9中国（左图）和印度（右图）的人口年龄结构（年）

　　俄罗斯的面积是中国的1.8倍，人口1.44亿。俄罗斯资源远多于中国，在25至64岁人口中有大学学历的比例全球最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突出的优势是前苏联遗留下的军事力量。经济上，除军事工业和出卖资源外，俄罗斯几乎没有行业具有国际竞争力。比起中、美、印，俄的劣势就是人少，若其拥有10亿人，情况将迥异。鉴于此，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上强调，每个俄罗斯家庭都应生育至少三个孩子。

　　实际上，中国不只是一个国家，也代表一种文明。作为一个国家，中国的人口最多，但作为一个文明，中国并没有人口优势。比如，通常所说的西方文明就包括俄罗斯势力以外的欧洲与美、加、澳、新等新大陆国家。这些国家拥有共同的种族、语系，宗教传统、价值观和文化认同，总共有9亿人，加上被纳入美国安全体系的日、韩等则有12亿，接近中国。虽然西方国家内部一直存在竞争，但对外发生冲突时，更经常处于合作和同盟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上高度整合，是一个稳定的文化和利益共同体，迥异于与东亚各国内部的四分五裂，互不信任。西方国家不管在经济上与中国多么密切，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诸如西藏、新疆等问题上则另有立场。

　　中国目前有13.6亿人，比起西方的9亿人要多出50%。从历史来看，虽然决定博弈的因素很多，包括国际间的合纵连横，但人口是国力的根本，一旦步入相同技术阶段的竞争，人口多50%所形成的规模优势难以撼动。人口增减常常比土地增减对国力的影响更大。

　　法国和德国长期处于类似的发展阶段。在拿破仑时代，法国人口比整个德意志多出约20%，是其中最强大的普鲁士的两倍多，当时法国的势力在欧洲首屈一指；到两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口比法国多出60%，整体势力就强于法国。二战战败后，德国的东普鲁士被割让，当地的德意志人口被整体西迁。西德虽只拥有之前德国39%的土地，但继承了近80%的人口,在经济快速恢复后成为西欧头号经济强国。年东德并入后，统一的德国比之前的西德，面积增加44%，人口增加25%，如虎添翼而成为欧盟的中流砥柱。

　　在年代，苏联总人口略多于美国，虽科技水平较低，却在军事和政治上可与美国争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76%的土地和51%的人口。尽管面积依然比美国加欧盟还大，但不到美国一半的人口让俄罗斯国力远逊于美国。除地缘后果外，乌克兰的疏离对俄罗斯伤害最深的还是人口的损失。如果俄罗斯自己能增加相当于乌克兰的万人口，那近1.9亿人口的俄罗斯在经济、科技、和军事力量上，会比现在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相加更强，且内部还不存在语言和认同的差异。

　　遗憾的是，其他国家梦寐以求的人口规模在中国却被当成劣势来消减。在不同国家的此消彼长中，相对多出50%的人口几乎是难以逾越的规模优势，这种优势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在自然发展的过程中几乎是可望不可及的美梦，但中国的人口政策却在竭力把这种优势在短短几代人中消灭殆尽。

　　在目前的人口趋势下，中国的人口规模尤其是年轻人的数量，将少于由美国主导的、排除中国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所涵盖的区域。更重要的是，低生育率有强大的惯性，人口规模并不是降到某些人心目中的水平就会停止，而是会继续衰减。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在两三代人时间内，中国的出生人口将少于美国，中国将彻底丧失人口优势。美国在技术积累和文化多样性上占有优势，而且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西方世界的支撑，中国若再失去人口优势将被彻底边缘化。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无法依靠内部循环维持规模优势，只能与周边国家或者西方高度整合来保持经济竞争力。中国在APEC会议上大张旗鼓提出亚太自贸区就显示了这种意图。尽管这种计划意义深远，但与周边国家比如5亿人口形成规模更大的经济体，其实远不如让中国避免减少5亿人口来得更有意义。

　　首先，与外部5亿人的交流性远不如与本国5亿人的交流性。其次，外部5亿人最多只让中国享受更多人口在经济上的规模效应，但在文化、政治上对中国并无认同，在军事上甚至可能威胁中国。再次，这种整合将让中国在经济政策、政治立场和军事发展上更多受到外部力量的掣肘。如果中国因为自身人口衰减，而被迫与西方融合来获取外部的人口规模优势，那作为种族、文化、语系和历史背景都不同的大国，中国将失去政治、文化、甚至军事上的自主性和主导力量。

　　当然，影响国力的还有人口素质、发展水平、组织能力和凝聚力等其他条件。但人口数量是基础条件，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国力与人口数量成正比，甚至加速正比。而且，随着人口数量下降，人口质量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人口多并不必然强大，但人口急剧萎缩则一定预示着衰亡。一个文明或种族，不论其科学、文化或社会发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后代上长期处于劣势，最终必将没落。西方社会精英对此非常清楚，西方社会学之父孔德就曾断言，“人口即命运”。

　　也许很多人会认为这种文明衰亡论完全是耸人听闻，但在人类历史上，文明消亡是常态而非特例。在人类创造的许多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不曾真正间断的文明，但过去30多年，整个民族却义无反顾地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大规模地消减自己的未来之本而浑然不觉，甚至沾沾自喜。正如汤因比曾言：“文明死于自杀，而非他杀”。

　　（七）现在是扭转人口颓势的最后一次机会

　　（因 　　现在，已经是扭转人口颓势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习近平主席在APEC会议上镇定自若、气宇轩昂，尽显大国的领袖风范。反腐倡廉的强力执行和依法治国的大力推行更体现了习近平的胆识与魄力。我们期待，以习近平为首的决策层，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对人口政策的方向性问题做出重大决定。虽然人口形势暗淡无比，但还存在一线转机。我们相信，唯有力挽狂澜地扭转中国的人口颓势，恢复中华民族的正常繁衍，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而APEC峰会上的风光才会成为中国更加富强的起点。

■黄文政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黄文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科学系讲师、哈佛大学生物统计系助理教授、财新网人口问题专栏作家、人文经济学会特邀研究员。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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