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C.亚历山大（JffryCharlsAlxandr）生于年5月30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理论家，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研究生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功能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当代文化社会学的创始人。

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的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trauma）就发生了。

我们在这里发展的文化创伤概念，首先是个经验性的、科学的概念，指出了先前不相干的事件、结构、感知和行动之间，有饶富意义且具因果性的新关系。但是，这个新的科学概念也阐明了一个浮现中的社会责任与政治行动领域。藉由建构文化创伤，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一旦辨认出创伤的缘由，并因此担负了这种道德责任，集体的成员便界定了他们的团结关系，而这种方式原则上让他们得以分担他人的苦难。他人的苦难也是我们的苦难吗？当寻思实情可能确实如此，社会便扩大了“我们”的范围。同理，社会群体可以（经常如此）拒绝承认他人创伤的存在，而且因为这种失败，而无法臻于道德立场。藉由否认他人苦难的现实，他们不仅推卸了自身对他人苦难的责任，还经常将自己苦难的责任投射到他人身上。换言之，拒绝加入我稍后会描述的创伤制作过程，社会群体便局限了团结的范围，让他人独自受苦。

文化创伤的社会过程

在社会系统的层次上，社会可能经验到大规模断裂，却不会形成创伤。体制可能无法运作，学校可能无法从事教育，甚至悲惨到无法提供基本技能。政府可能无法确保基本防护，也可能经历严重的去正当化（dlgitimation）危机。经济系统可能受到严重破坏，以至于其分配功能甚至无法供应基本物资。

这种问题既真切又根本，但是无论如何，它们不必然对受影响的集体成员而言是创伤性的，更别提对整个社会而言了。创伤要在集体的层次出现，社会危机就必须成为文化危机。事件是一回事，对事件的再现又是另一回事。创伤并非群体经验痛苦的结果。创伤是这种尖锐的不舒服，进入了集体自身的认同感核心的结果。集体行动者“决定”将社会痛苦再现为对于自身是谁、来自何处，以及要往那里去等感受的根本威胁。在这一节里，我要铺陈塑造这些集体行动性质的过程，以及加以中介的文化与制度过程。

1、宣称：表意作用螺旋

事件和再现之间的差距可以设想为“创伤过程”（traumaprocss）。集体不会做这种决定；能动者（agnts）才会这么做。组成集体的人散播了持续的社会事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象征再现（塑造特质）。他们身为社会群体的成员，散播了这些再现。这些群体再现可以视为是有关社会现实之样貌、原因，以及这些原因所暗示的行动责任的“宣称”（claims）。创伤的文化建构始于这种宣称。这是论及某种根本损伤的宣称，是某种神圣价值令人惊骇的庸俗化的感叹，是令人恐惧的破坏性社会过程的叙事，以及在情感、制度和象征上加以补偿和重建的吁求。

2、承载群体

这种声言是由马克斯·韦伯（MaxWbr）在他的宗教社会学里提到的“承载群体”（carrirgroups）提出来的。承载群体是创伤过程的集体能动者。承载群体兼有理想和物质利益；他们位居于社会结构里的特殊地点；而且他们拥有在公共领域里诉说其宣称（或许可以称为“制造意义”）的特殊论述天赋。承载群体可能是精英，但是他们也可能是遭贬抑和边缘化的阶级。他们可能是声誉崇隆的宗教领袖或群体，为多数人指名为精神贱民。承载群体可能是世代性的，代表了年轻世代相对于旧世代的观点和利益。它也可能是国族性的，以自己的国族对抗认定的敌人。承载群体也可以是制度性的，在破碎与极化的社会秩序里，代表某个特殊社会部分或组织对抗其他团体。

年12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南京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习近平、俞正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仪式。

3、受众与情境：言说行动理论

在这个意义上，创伤过程可以类比为言说行动（spchact）。创伤就像言说行动，具有以下元素：

（1）言说者：承载群体。

（2）公众：假定为均质的，但在社会学上是分裂的。

（3）情境：言说行动发生的历史、文化和制度环境。

言说者的目标是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将创伤宣称投射到受众—公众。这么做的时候，承载群体利用了历史情境的特殊性、手边能用的象征资源，以及制度性结构提供的限制和机会。当然，言说者的受众首先必定是这个承载群体本身的成员。如果获得“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的成功，这个起源集体的成员就会相信他们蒙受了某个独特事件的创伤。唯有办到这一点，创伤宣称的受众才能扩展，包含“大社会”里的其他公众。

4.文化分类：造就创伤成为新的主导叙事

架接事件和再现之间的差距，有赖于肯尼斯·汤普森（KnnthThompson）在论及道德恐慌主题时所谓的“表意作用螺旋”（spiralofsignification）。创伤再现仰赖于建构一个令人动容的文化分类架构。在某个意义上，这就是说一个新故事。不过，在此同时，这种故事的诉说，也是个复杂且多重价值的象征过程，依时势而定，争议很大，而且有时候是高度极化的。要让广大受众深信他们也因为某个经验或事件而蒙受创伤，承载群体必须投身于有效的意义工作。

有四种关键再现对于新主导叙事的创造来说非常重要。虽然我会把这四个再现向度安排于分析序列之中，但我在这里并非暗示有时间先后的顺序。在社会现实里，这些再现是以混杂的方式展开，持续交互参照。因果关系是象征和美学上的，而非依照顺序或发展性的，而是“附加价值”的。

以下是成功的集体再现过程必须提出动人答案的问题：

（A）痛苦的性质。对于特殊群体，以及这个群体所从属的广大集体来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越战的抨击在美国心灵上留下了溃烂的伤口，或者以多少是例行化的方式被收编了？如果有个损害性的伤口，那么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是美国在越战的军事失利，或者越战创伤是由国族的双手“被绑在身后”所构成的？

◆科索沃死了几百名阿尔巴尼亚族裔，或者是死了几万人，甚至是几十万人？他们在内战期间是死于饥饿，还是死于流离失所，或者是遭到刻意杀害？

◆奴隶制对非裔美国人而言是个创伤吗？或者是像某些修正派史家所宣称的，奴隶制只是一种强制性且具有高额利润的经济生产方式？如果是后者，那么奴隶制不会造成创伤痛苦。如果是前者，它就牵涉了残暴且创伤性的身体支配。

◆过去三十年来，北爱尔兰互相残害的族裔和宗教冲突，是如同伊丽莎白女王曾经描述的“人民骚动与恐怖主义”（civilunrstandtrrorism），还是爱尔兰共和军（IRA）宣称的“血腥战争”呢？

◆年的中国南京，死于日本军人手上的人数不足一百，或者有超过三十万受害者呢？这些死难是源自单方面的“屠杀”，还是两军交战的“猛烈对抗”呢？

（B）受害者的性质。遭受创伤痛苦影响的人群是谁？他们是特殊的个人或群体，还是包容更广泛的一般“人民”？遭受痛苦冲击的是单一且有限的群体，还是涉及了好几个群体？

◆德裔犹太人是大屠杀的主要受害者，或者受害群体扩及了波兰犹太人、欧洲犹太人，或是全体犹太人？死于德国纳粹之手的几百万波兰人，也是大屠杀的受害者吗？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同性恋和身心障碍者，也是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吗？

纳粹集中营中的犹太人

◆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是族裔净化的主要受害者，或者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也受害颇深，甚至是遭受同等的伤害？

◆非裔美国人是美国荒芜内城里残暴的创伤状况的受害者，或者这些状况的受害者，是在经济上界定的“底层阶级”（undrclass）？

◆北美印第安人是欧洲殖民者的受害者，或者受害者是那些处于特殊情境，而且特别“有攻击性”的印地安民族？

◆非西方或第三世界国家是全球化的受害者，或者，只有其中发展最落后，或是资源最贫乏的国家才是受害者？

（C）创伤受害者与广大受众的关系。即使痛苦的性质已经具体陈述，受害者的身份已经确认，还有非常重要的问题，涉及了受害者与广大受众之间的关系。在什么程度上，创伤再现的受众能够经验到与直接受害群体的认同？典型上，在创伤过程的开端，大部分受众不太能够察觉自己和受害群体之间的关系。唯有受害者的再现角度是从广大集体认同共享的有价值特质出发，受众才能够在象征上加入原初创伤的经验。

◆当代中欧人承认吉普赛人是创伤的受害者，是悲剧历史的承担者。但是鉴于许多中欧人将“罗马人”再现为偏差野蛮的人，他们还没有将这种悲剧过往当成是自己的。

◆德国和波兰人里的优势群体承认了犹太人是大屠杀的受难者，但是他们拒绝让自己的国族集体认同体验受到犹太人悲剧命运的影响。

◆年在亚拉巴马州赛尔玛（Slma）黑人民权运动份子蒙受的警察残暴创伤，是否在安全的非种族隔离北方透过电视观看这场事件的美国白人之间，造就了对黑人民权份子的认同？美国白人种族支配的历史可以抛到与今日完全无关的时代，或者，透过集体记忆的重建，它必须设想为是个当代议题？

（D）责任归属。在创造令人信服的创伤叙事时，建立迫害者（“对手”）的身分是很重要的。谁实际上伤害了受害者？谁导致创伤？这个议题总是涉及了象征和社会的建构。

◆是“德国人”还是纳粹政权造成了大屠杀？罪行要局限于特殊的盖世太保武力，或是整个纳粹军队也深涉其中？罪行要扩及一般军人、一般平民，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德国人？只有老一辈的德国人要负责，或者后来的世代也要负责？

5.制度性的场域

这种再现过程创造了新的社会苦难主导叙事。这种文化的（再）分类对于集体创伤化的过程非常重要。但是它并非在哈贝马斯（Habrmas）所谓的透明的言说情境里展开。透明性的观念是哈贝马斯提出来的，以之作为公共领域之民主运作必要的规范性理想，而非经验性的描述。在实际的社会实践里，言说行动绝对不是以未经中介的方式展开。语言行动受到了制度场域性质和其中的阶层化层级的强大中介。

（A）如果创伤过程是在宗教场域展开，它的关切会是将创伤联系上神义论（thodicy）。

◆例如《托剌》（Torah，圣经旧约全书前五卷）的乔布（Job）故事，问到了“为何天主容许此等邪恶？”这类问题的回答将会产生探索性的讨论，论及人类是否迷失、偏离了神启的伦理和神圣律法，或者邪恶的存在意味了上帝不存在。

（B）如果这项意义工作发生于美学领域，就会受到意图制造想象的认同和情感宣泄的特殊类型及叙事所引导。

◆例如在大屠杀的早期再现里，悲剧性的《安妮日记》（DiaryofAnnFrank）扮演了关键角色，后来发展出一整个称为“幸存者文学”的新类型。

《安妮日记》是德籍犹太人安妮·弗兰克写的日记，记载了她藏身密室时的生活和情感。对于藏匿且充满恐怖的25个月的密室生活的记录，也使这本《安妮日记》成为德军占领下的人民苦难生活的目击报道。

◆在危地马拉二十万玛雅印第安人（MayanIndians）遭到灭种屠杀，整个村落被摧毁后，一位民族志学者纪录了在SantaMariaTzja镇里，如何运用剧场“以便公开面对过去”：

一群青少年和…一位北美教师兼小区学校校长，写了个剧本，纪录了SantaMariaTzja的经历。他们称这出戏为“封禁之事终将揭露”（ThrIsNothingConcaldThatWillNotBDisclosd），村民自己演出这出戏。这出戏不仅以坚定不畏缩的方式唤起村里发生过的事，还以教训的方式铺陈了军队违反的法律和权利。这出戏尖锐而精确的引述了遭到践踏的危地马拉宪法条文，这通常不会出现在伟大的剧作里。但是，在危地马拉，阅读宪法可以是深具戏剧效果的行动。表演必然引发了感动，有时候是热烈的讨论。〔这场戏〕对村落有涤清宣泄的冲击。

如这个例子所示，大众媒体在这种美学场域里很重要，但非属必要。

◆在经历八十天的北约轰炸，迫使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人放弃对于阿尔巴尼亚裔的科索沃十年来的暴力支配后，塞尔维亚电影提供了重新经历这段苦难时期的大众管道，即使他们对于敌手、受害者，以及这场创伤的性质，叙事截然不同。

很难了解为什么任何在年经历了78天空袭的人，会想要在戏院里重温这段经验，还带回了十月随着米洛塞维奇（SlobadanMilosvic）总统垮台而告终的残暴十年的记忆。但是南斯拉夫的剧情片产业在过去一年没做什么，只产出了北约战争电影，〔其中一些〕开始切割米洛塞维奇的宣传家花了十年以上才建立的国族表面。〔在一部电影里，主角叙述〕“非常容易杀人……他们盯着你，哭哭啼啼，然后你射杀他们，就解决了，故事结束。当然，后来他们全都回来了，你想要让事情归位，但已经太晚了。这就是为什么真相总是会回来评判人。”

（C）当文化分类进入了法律领域，就会受到发布符合法律责任的明确判决，并判处刑罚和物质补偿的需要所规范。这种展示可能和接受责任的迫害者本身，或者是认同于创伤戏剧演出里的受难者的广大受众，没有任何关系。

◆就战争罪行和人道罪行的有约束力界定而言，年的纽伦堡大审（NurmburgTrials）是个关键。他们创造了革命性的新法律，而且导致数十项成功的执刑，但是他们并未以任何方式，迫使德国人民自身承认纳粹创伤的存在，更别提让他们负责了。即使如此，纽伦堡发展出来的法律条文在后来数十年里继续修整，奠定了广为宣传的几十件法律讼案的基础，在近年里创造了显著的戏剧，释放出深远的道德效果。“反人类罪”的审判，不仅涉及了个人，也涉及了国家组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盟国政府在德国纽伦堡组成国际军事法庭，对22名被控犯有密谋罪、破坏和平罪、战争罪、种族屠杀罪以及反人类罪的纳粹德国主要战犯进行审判。同时，控方还起诉了纳粹党政治领袖集团等六个组织，以达到彻底清除德国纳粹思想。图为纽伦堡大审（NurmburgTrials）现场。

◆由于战后日本政府或是最具影响力的日本公众，都不承认其帝国战争政策犯下的战争罪行，更别说是承担道德责任了，所以直到最近，没有任何要求帝国残暴损害赔偿的案件，能够在日本法院里获得实质的进展。在解释为何一件控诉帝国政府生物战单位的案件最后有了实质进展时，观察家指出了其法律领域的特殊性和自主性。

身为日本生物战部队成员，Shinozuka先生被告知如果他遭到中国人俘虏，他对于昭和天皇的责任是自杀，而非投降泄漏明显违反国际法的计划……现在，55年后，他已经是个77岁的健朗老人。但他依然深受悔恨困扰，于是他说话了，首度在日本法庭前以退伍军人身分，供诉了这个恶名昭彰单位运作方式的一手讯息……这个案子目前在终审阶段，没有像其他许多案子一样驳回，部分是因为巨细靡遗的法律研究和日本最杰出的几位律师的策略合作。控告政府的律师指出，这个案件成为法官允许广泛纳入证据，而非迅速驳回的首例，可能也证实了赔偿议题的重大转变。

（D）当创伤过程进入了科学世界，它就必须接受完全不同的证据规定，创造学术的论争、“揭露”和“修订”。史学家致力于界定历史事件为创伤时，他们必须透过可以接受的学术方法，来纪录痛苦、受害者和责任的性质。这么做的时候，文化分类过程经常引发爆炸性的方法论争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是什么？谁要为发动战争负责？谁是受害者？

◆日本意图“偷袭”珍珠港，或者日本帝国政府发送给华盛顿特区的讯息，因为疏忽和外交混乱的延误而迟到？

◆德国的“历史争议”（Historichstrit）争论在年代引起了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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