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东欧在历史上一直面临着“西方的东方边界”与“东方世界的西部边境”两难选择间的自我构建矛盾，“重新发现东欧”对认识这一复杂区域，对我们重新挖掘东欧在历史上的自我形象，以及重新审视其与外部他者之间互动有深刻的历史性意义。借助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所构想的内容，即民族主义塑造了民族，可以知道整个民族在借助特定的工具后一直处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这样的概念其实建立在地区之间的互动建构之中。民族意识是不断流动的形态，东欧的民族主义是地区主义与政治统一性博弈斗争的产物。本篇文章希望以东欧与周边地区性的互动为框架，通过横向维度上东欧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和差异比较，以及纵向维度上历史进程中的东欧民族主义解读，来综合分析在横纵向的总体框架下东欧民族主义的变迁与特性。

一、问题的提出

从奥斯曼帝国的出现将东欧地区“巴尔干化”，其内部经历着宗教、文化与种族的不断激荡与碰撞，再至启蒙运动将浪漫主义、民族主义这些西欧的现代性观念传播到东欧领土从而引起因时间性的落后而造成的自我描述的痛苦，东西欧的差异分化在19、20世纪达到顶峰，可以说在新一波大战来临之前的东欧是僵化、封闭与专制主义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东欧的民族主义不断进行着变迁与自我更正。

从安德森对于民族主义不断变迁—从最初的克里奥尔民族主义再到最后的帝国主义的解释来看，地理环境空间使民族主义有不同的历史形态，将这种地理与历史的互动应用于本篇文章的主体——东欧，也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布罗代尔“同土地相互密切联系的几乎不动的历史”，所以根据地理环境能够很明晰地思考分析为何在东欧会有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进程，以及时间上的滞后性。东欧的范围概念往往有多种解读，为了分析本文所界定的主体范围，需要对东欧范围有所界定。有学者论证“雅尔塔会议创造了一个地缘政治实体—东欧，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组织或共同体”。所以冷战期间构建的东欧概念侧重于从政治角度进行解读。按照联合国统计局的定义，东欧泛指白俄罗斯、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波兰、摩尔多瓦、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以及乌克兰。但是在研究不同的目标时使用东欧国家的概念难以精确锁定研究对象，所以需要根据具体问题划分具体的研究区域。而在本文中，对于东欧解读的视角更多是从与奥斯曼帝国与西方世界的他者互动中建构而来的，因为在外界压力的强迫之下，东欧需要与外部世界进行区别于他者的自我证明运动，以及脱离原本宗主国控制的革命运动，所以在本文的视角下，身处西欧基督教文明以及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文明交汇的狭义范围更能准确界定本文所要研究的东欧概念，具体包括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马其顿、阿尔巴尼亚等国家。

世界历史在宏观上都严格、一丝不苟地遵循着时间的进程，时间永远是一把不会更改的严格标尺，但是横向比较同一历史时期的他者，会发现不同主体间历史进度有所不同。东欧与他者进程的不同往往源于其与不同区域互动时所产生的差异，以及不同地区对东欧地区身份构建和形象塑造。在东欧的历史进程中，它会受到来自东边集权主义帝国的张力影响，同时在与西方世界的互动比较中又严重滞后于西欧，由于封闭环境的长期主导，东欧人缺乏对历史进度的意识，对未来的展望也建立在后到的基础上，所以在东欧的学者身上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存在自我描述的痛苦——缺乏意识，时间滞后，经济落伍。这种状态源于东欧与周边地区的长期互动，可以说，东西方不同区域对东欧这一地区的双重压力是东欧自我形象保持独特性的最大外生因素，同样也是其民族主义具备自身鲜明特征的原因。

为何在奥斯曼帝国入侵后直至如今的时空范围内，东欧的民族主体间纷争不断，其为何又屡屡表现出民族种族主义的危机，这种独特的政治环境与其自身的民族主义观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东欧的民族主义又是如何一步步在地区性的互动中建构搭建起来的呢？东欧对自己过去是什么，以及未来是什么是如何认知的呢？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将焦点集中在历史上的东欧，认为其较于西方的特殊性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证：1.奥斯曼帝国体制对东欧民族主义的塑造。2.启蒙运动之后东欧较于西欧的滞后性。3.民族自决原则对东欧民族主义塑造的影响。4.时段理论下整体的东欧意识。本文将结合这四个方面的描述，来解释东欧复杂的民族主义的形成。

二．地理和奥斯曼帝国体制对东欧民族主义的塑造

布罗代尔认为历史事件星罗棋布，独具特性，但是往往塑造决定它们的是历史结构，它决定了长时段的历史。“结构就是一系列地理的、生态的、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心理学的现象，这些现象在一个长时段中呈稳定状态”笔者将从地理、社会的角度出发，将结构理论应用于东欧民族主义塑造的外部性分析，以期从一个稳定的历史视角把握东欧历史进程的历史脉络。

长期以来，东欧尤其是东南部的巴尔干地区交通闭塞，与西欧相比，其大部分地区为山地所包围，其无法发展出借助河流和江海的发达航运业，例如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保加利亚文艺复兴比南斯拉夫人民都要晚得多，其原因在于其孤立的地理位置和落后的教育。传统的农业依旧无法在18世纪的东欧地区被一种携带自由意识的海运商贸业所取代，自然而然东欧也无法以自然的节奏融入整合进世界市场的体系，于是传统的农业、密集度不高的城镇分布都使得东欧地区的政治环境区别于西欧的市镇或者说是国家，这是一种易于控制、缺乏自主性的氛围，所以直到20世纪20年代奥斯曼帝国的轰然坍塌，东欧一直被集权甚至是压抑的外部力量所压迫，所以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在东欧的历史描述中，不管是哈布斯堡、奥斯曼，还是苏联的外部强加控制，都体现着为域外力量所控制的苦难情怀，这种意识以集聚或者是稳定的状态存续着，东欧在欧洲体系中也愈发呈现出中心半边缘的态势。

奥斯曼帝国社会存在着严格的两级体制，统治阶级被称为阿斯喀里，被统治阶级则被称为雷阿雅，两级之间很少有人员的流动却紧密巩固着奥斯曼社会的统治。阿斯喀里在最初主要包括作战的军队士兵，随着奥斯曼帝国扩张至巴尔干以及东欧地区，来自被征服的当地骑士也被列入了阿斯喀里，这些骑士在被征服之后往往改宗伊斯兰教，同时贡童制度又强迫征募年轻男孩为新兵并且皈依伊斯兰教，这种培养制度以及宗教上的控制机制，使奥斯曼社会从上到下，从东欧到伊斯坦布尔，形成了密不透风的社会体制，国家牢牢把控着社会的流动以及精英的遴选。同时由于逊尼和什叶在伊斯兰教派中的分化，奥斯曼在帝国统治期间义正言辞地成为了正统逊尼派的代言人，并且残酷镇压什叶派的异教活动。奥斯曼帝国东面就是取代帖木儿帝国的什叶派萨非王朝，异教的不兼容引起了两方长期的战争。所以与西欧此时“教随国定”运动带来的社会空间的扩大与市民社会的完善相比，东欧地区在庞大的奥斯曼帝国的外部宗教斗争下不断枯竭着资源，更是“越来越忽视了伊斯兰谱系中那些有可能让他们与欧洲同步发展的因素”。

僵化的奥斯曼体制阻碍了巴尔干经济与教育体制的现代化，削弱了巴尔干居民应对和适应世界不断变化的能力，他们缺少自由意识，于是这种强制性的帝国统治在很大程度上耽误了东欧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以及法治的发展。

三．奥斯曼帝国时期东西欧民族主义的殊途

在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中，作者指出“然而，欧洲的词典编纂学的革命创造了，并且逐渐扩散了这样的信念—每天在讲这种话，读这种语言的人的个人财产，而且这些被想象为共同体的集团有权在相互友爱的对等集团之间占有一个自主的位置”，于是通过交流工具，诸如语言、印刷术，政治上层精英能够同质化地方多样性的民族主体，从而形成一种作者所论证的能够产生民族的官方民族主义。同样在东欧可以发现第一批印刷机在15世纪的波西米亚和年的匈牙利建成，同时首部带有地方方言规范的《圣经》印刷版也在16世纪的上半叶在匈牙利和波兰诞生，按照作者的理论逻辑，其实在奥斯曼帝国统治初期，在东欧已经不知不觉诞生了民族主义的萌芽，同时地方方言借助印刷术的传播更是促进了不同族群民族的形成。所以在陷入外来的专制帝国的统治之前，不同的族群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本我的文化意识和民族认同。

但是奥斯曼帝国这一庞然大物兼具异教的文化特性，其在东欧尤其是巴尔干地区以渐进性的逐步扩张伊斯兰化了这些区域，例如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等地，这种文化异质性的冲突在20世纪的地区冲突可见端倪。于是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构建进程在域外力量的影响下突然中断，原本相对与西方所体现的历史进程同时性在此之后逐步变为时间上的滞后性。西欧民族主义所培育出的同质性能够培养高度的民族认同和对国家的忠诚，笔者认为这种统一的忠诚感来源于社会结构中的市民社会。回顾中世纪的西欧，在公元年西罗马帝国解体之后，西欧不断经历着混乱的碎片化时代，年罗马被西哥特蛮族大军攻克，随后勃艮第人在高卢建立勃艮第王国，在年又建立了称霸一时的查理曼帝国，于是在世俗政权之上罗马天主教将王权与教权牢牢粘合在一起，随后因信称义以及教随国定的世俗化运动推动了天主教在西欧逐步脱离于世俗的进程，于是伴随着工商业的兴起以及航海大发现所引起的自由意识和探索观念的传播，西欧逐渐产生了基于社会自治的契约意识和准则，民族国家逐渐在领土上不断固化，从而伴随着高度的国家认同，可以说这种自我形象的构建遵循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脉络，被赋予了高度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可是，相较于西欧这一历史进程，东欧的自我形象面临着奥斯曼帝国入侵所所带来的中断。公民社会发展的不健全以及由于外来压力下被迫形成的民族观念造就了东欧自我形象的独特性。首先，在东欧，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横亘欧亚非三大洲，海上贸易的阻隔无法为东欧提供正如激励西欧契约意识产生的社会土壤，再加上东正教并未与世俗进行有效的分离，在东欧东正教往往服从于世俗的统治，于是这也为东欧更容易产生集权专制统治滋生了温床。公民社会在东欧的社会环境自然也无法完好发育，所以在西欧当公民社会与国家展现出一致性的美好图景时，东欧不完善的市民社会更容易与其统治者产生冲突与天然的排斥。

其次，在不断被征服与统治的过程中，东欧的民族国家逐渐形成了高度排外性的族群民族主义。例如，当年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大部分地区被拿破仑大军征服后，法国的统治者们引入了法律的平等观念，并且开始在地方推行“伊利里亚语”，并且在当地发型了首份伊利里亚语的报纸，法兰西的统治者再次唤起了克罗地亚以及南斯拉夫的种族文化意识。由于奥斯曼帝国征服空间的广大，其不管在帝国统治还是地方管理都已经达到瓶颈与极限，于是米勒特制度的施行一方面为维系帝国广袤空间的统治提供了新的有效的政治实践尝试，另一方面又以不断扩大的自治权加速着帝国的瓦解，更为重要的是，推动着这个超民族帝国中各民族自我意识的死灰复燃。这些意识在奥斯曼统治初期曾一度被压抑与无意识的泯灭。同时在形成失而复得的民族意识之后，各个民族的统治者或解放者将民族独立视为与生俱来的使命，将把民族从外域力量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视为不假思索的最优选择，这种压迫之中所催生的民族意识使得政治精英希望快速地将国家视为其理所当然的所有物，他们认为其对领土有无法炮制的所有权，民族主义在19世纪的东欧发生质变的原因与社会精英重复利用民众的积怨情绪有关，政治领袖用它来煽动民心，年轻的下层的民众用它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当新生的凝聚力开始将国家本体的口号作为战斗解放的武器时，压抑许久的原始的自我形象开始重新恢复，空前的民族热情在不断的语言、书籍的刺激下高涨，“提高保加利亚人的自尊，鼓舞对其自身才能的信心，如同帕伊希神父在其伟大著作《斯拉夫保加利亚历史》中所说的那样”。

于是这种种对未来的展望建立在后知的基础上。这样的国家建构路径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高度重视自身的主体性，并且以近乎粗暴的方式排斥异端种族。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15到18世纪，长期超民族的帝国统治始终无法在东欧形成“现代国家”的土壤，帝国统治者既无法完全整合所有种族纳入一个大体系，形成像西欧那样密切联系的国家认同，同时各个种族国家的精英又在不断构想培育自身的民族认同。于是放到历史的长期进程中可以看到，15世纪之前东西欧体现着相对的时间同时性，但是在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版图上覆盖东欧时，历史好像以节外生枝的形式将东欧唯独放置到了另一个脉络中，随后又在19世纪以文明的名义通过拿破仑东征等形式将其拉入欧洲文明的板块中，只不过这时候的东欧已经发展出了主导官方意识形态的“种族观念”—一种对外以“种族”观念描述的集体意识。

这个时期东欧的自我形象在无法复制西方公民社会的路径后，开始按照种族和文化标准进行思考，他们不同于西方通过民族主义培育对国家忠诚的路径，东欧更像是在外来区域统治压迫下培育一种“区别于他者”的认同，这是一种原始又矛盾，但开始挖掘自身主体性的民族主义观。

四、民族自决观念和实践运动

对东欧民族主义的塑造

正如在上一篇所论述的，东欧的民族主义在与西欧的非同步历史进程的对比中显得原始滞后，不得不看到在经历了19世纪的克里米亚战争、普奥战争以及20世纪初两次巴尔干战争，直至最后的一、二战，东欧地区永远处在难以平复的动荡与混乱之中，稳定渐进的西欧式路径似乎永远难以复制在东欧身上，时断时续的创痕—修复的循环冲击着东欧的社会结构，为激进民族主义的诞生创造着土壤，这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何民族自决在东欧过度运用，甚至后续带来无尽的苦难，而这又同时影响了东欧的民族主义构建。

根据上文，可以清晰地知道在19世纪的东欧帝国框架下，已经存在基于民族的地方分裂势力。在民族精英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之下，东欧地区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国家，例如在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保加利亚便摆脱了土耳其的统治重获独立，塞尔维亚也在俄国的协助下于年获得完全的独立，在年阿尔巴尼亚国民大会授权伊斯梅尔·捷马利建立第一个阿尔巴尼亚政府。可以说民族主义推动着民族国家的建立，能够将庞大的帝国支离瓦解，基于民族主义的民族自决原则的提出推动着民族建立归属于自己的政府，但是同时带来了新的问题，对民族的高度认同归属从观念上引发了集团式的民族主义认知，在实践运动中则引起持续不断对异族的暴力迫害。

可以说在一战的后期以及战后的东欧，如何巩固民族精英所力倡的民族国家实践，是最为迫切和困难的，于是新成立的国家重新拾起19世纪初的方案，即以高度的民族性作为整合政治资源的途径，以民族主义作为新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的来源，同时伴随着一战后威尔逊14点原则中民族自决原则的应用，东欧各国更加注意到了将其作为理论和实践工具的迫切性。年，在《科孚宣言》的基础上，卡拉乔尔杰维奇在贝尔格莱德宣布建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新生的民族国家政权需要摆脱传统的西欧国家的控制，以及在奥斯曼、奥匈帝国的旧有影响环饲下丰富自己的执政色彩、以获得一致的忠诚，但是需要注意到这种对服从的要求催生了后来长期的独裁统治。因为可以很明显地从政治精英借助民族自决原则构建国家的逻辑看出，他们需要强调自身民族的同一性和纯洁性，以保持自己国家的独立性和鲜明性。于是在不断吸纳那些希望巩固现政权的人员以及整合政治资源的过程中，一个适于独裁统治的日渐闭塞的国家逐渐形成，统治阶级的政治手段非常简单高效，即清除国内非民族的因素，将党派以及国家的生命寄托于对人民民族化的教导和动员上，可以说这样的方式是直接有效的，但是这也引起了在民族自决压力下整体封闭的民族主义认知，甚至比19世纪的东欧体现出更强烈的民族排他性，不得不说这是在长期外来区域力量压迫后利用国家机器所塑造的遗产。

民族的高度认同感除了引发排斥性的民族形象外，还在实践运动中造成了暴力的局面。在二战中种族屠杀除了有纳粹对于犹太人惨无人道的蹂躏，克罗地亚人也在纳粹的支持下屠杀了集中营中数千塞尔维亚人（还有犹太人和吉卜赛人），虽然种族的仇恨与积怨在铁托治下的南斯拉夫得到遏制，但是仍旧无法湮灭塞族在年所炮制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事件。同时成千上万阿尔巴尼亚和波黑穆斯林也在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以及黑山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分子的迫害中丧生。在东欧所发生的种族屠杀以及血腥的镇压离不开排斥性的民族主义，在东欧各民族的自我形象观念中，民族的同一性是与生俱来以及难以改变的，他们很难走像在西欧所发生的民族整合路径，即以民族统一的外力将多数的小政治体结合成大民族国家，这在法国文化认同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再结合福山通往民族认同的四条途径加以分析，可以知道民族认同需要自上而下国家的强制力，也需要自下而上人们自发的行为，而东欧地区的民族认同路径更倾向于流放或肃清人口，以创建更为同质的政治体。按照福山的观点，被困在民族国家中的少数异族因为强烈的分离倾向，是造成冲突的根源，这样的说法在阿尔巴尼亚身上有深刻的体现。阿尔巴尼亚在历史上长期遭受入侵与统治，始终未能建立统一的阿尔巴尼亚民族国家，在公元9世纪之后其分别在拜占庭、保加利亚王国、塞尔维亚王国和威尼斯共和国的统治之下，在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又占领了阿尔巴尼亚的南部地区，使其中部和北部的公爵沦为附庸。所以历史上的长期动荡与被外部统治者入侵的历史，使阿尔巴尼亚族人很难定居在最初的民族疆域内，于是高流动性伴随着被迫的迁徙成为了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历史面貌，这很好地解释了如今的科索沃民族问题，同时这也解释了尼佐夫斯基在《欧洲的火药桶：20世纪的巴尔干战争》一书中提到的如下观点：

对阿尔巴尼亚族过去和现在对巴尔干文化和政治生活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估计不足使阿尔巴尼亚上层人物深感痛苦，他们认为，包括建立某些国家在内的一系列巴尔干问题没有使阿尔巴尼亚人参加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们列举了一些数字——居住在阿尔巴尼亚以外的阿尔巴尼亚人占阿尔巴尼亚族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他们认为这是历史的不公正和这个民族的悲剧。

如上文字可以清晰看出东欧民族内部对于本民族所处地位的心理认知，这种心态上的不平衡与矛盾很难将各民族和谐地整合成统一的超民族帝国，再加上民族自决的外部驱动以及历史上长期伴有的专制集权传统，东欧在20世纪的自我形象可以概括为清晰的排外狭隘民族观。

五、结语

将东欧视作一个整体对于展开东欧民族主义的研究非常重要，历史上东欧在与周边强权的互动过程中不断承受着压力，从而形成了自身复杂却又简单的以地区主义为内核的民族主义，历史进程的时间性则清晰地向我们呈现出东欧民族主义的变迁历程。年之前东欧的屡受侵略以及年之后奥斯曼帝国框架下僵化的体制，对于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有着深刻的影响。同时在启蒙运动之后，东欧又开始沿循自主性的历史轨迹。一方面扩张的帝国无力整合所有种族进入单一的大体系，另一方面各个种族国家的精英又在不断培育自身的民族认同，可以说东欧的民族主义是地区主义与政治统一性博弈斗争的产物。

我们应该看到，东欧世界长期滞后于西欧，对民族意识缺乏正确有力的认知，对未来的展望也建立在后到的基础上，其民族主义在21世纪依旧会在内力和外部结构的双重作用下发生变迁。

责任编辑：江源

排版：刘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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