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问题是横亘在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一道鸿沟。这道鸿沟并不只是冷战造成的，而是有其深厚复杂的历史渊源。二战结束之后，经历半个多世纪的俄罗斯(苏联)与北约国家的高度对抗，冷战以苏联的解体而告终。同时，华约消散，而作为对手的北约继续存活。在冷战终结之后的十多年里，俄罗斯与西方一度和解。但是在新世纪初期，双方关系又一步一步地重趋紧张。北约的东扩在其中发挥了事关重大的特殊影响。

从今天来看，北约东扩并不仅仅是某一个国际组织在单一领域的扩展过程，而是包含着北约作为一个军事安全组织在欧洲地区以国家—政治单位为内涵的边界扩展，而且，通过防御性战略武器系统——反导系统的部署，又带动了常规武装力量在乌克兰危机之后再一次直接呈现于东西方对抗的最前沿。这是一个发生在多个领域的综合推进过程，也是一个大国间战略抗衡水平抬升的过程。冷战终结以后，在全球范围内最大规模的这一政治—军事过程的实施，必不可免地会造成极其复杂多样的后果。

北约东扩不光受到俄罗斯的抵制，在西方阵营内部，也一直存在着对北约东扩的不同看法。在年美国大选结果揭晓前后，特朗普对北约、俄罗斯以及欧洲安全问题，发表了不少关于“北约过时”、关于要与俄罗斯改善关系的言论，与美国以往战略大相径庭，令人颇有大跌眼镜之感。但此后不久的年月慕尼黑峰会，以及在此前后特朗普政府班子的要员接连访问欧洲，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政要又表态要维持与欧洲的盟友关系。这一前所未见的戏剧性变化将给北约、俄罗斯与欧洲安全关系带来何种影响?俄欧安全关系的未来究竟是会走向和解，趋于新冷战，抑或会出现更糟糕的局面?因此，有必要较为系统地来探究欧洲土地上正在揭幕的这场情节曲折复杂、结局却扑朔迷离的大戏。显然，无论这一变化导致事态朝哪个方向的发展，都将会深刻作用于全球秩序的重新构建。

以下拟通过对俄罗斯与美欧在北约东扩、部署反导系统、乌克兰危机后的军事对峙，以及特朗普执政后对于北约的立场等诸多问题上各种争议意见的陈述和变化的分析，来探究未来欧洲安全关系的可能前景。

苏联解体以后，北约作为一个在冷战时期与华约集团对峙的军事组织，将何去何从，自然成了问题。0世纪90年代后，曾有过一场关于北约将会从军事安全组织转型为政治组织的大讨论，但人们各执一词，讨论有始而无终。对于当时北约在对巴尔干地区前南斯拉夫诸国事务的干预中所起的作用，始终也存在着争议。包括-年的北约东扩，人们现在才了解到，美国内部的争议甚至发生在最核心的决策层。一直到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似乎才如梦初醒。特别是在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催动之下，小布什觉得大有必要借打击恐怖主义的机会，再次凸现北约的安全功能。此后的十几年里，北约先是在美国的推动下全力投入了阿富汗战争。虽然战事进行得断断续续，时起时伏，但是，毕竟阿富汗战争是北约在新世纪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体军事行动。更为关键的变化，乃是-年间，小布什试图推动把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拉入北约。此举虽然在德国等欧洲伙伴的阻挠下未能实现，但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北约与俄罗斯的相互关系。

年，奥巴马上台之后，一度以推动中东革命为己任。但正当中东革命引发了连绵不断的动荡局势之后，美国却表现出明显的颓势。在金融危机中自身难保、捉襟见肘的尴尬局面下，美国半推半就地把法国等盟国推上第一线。年通过扩大解释联合国安理会的关于利比亚“禁飞区”的决议，由北约出面进行空中袭击，军事干预利比亚政局，在乱军中残暴处死卡扎菲。直到年，正当奥巴马准备从阿富汗战场带头撤出以北约为名义的军事力量时，乌克兰危机突然发生。一方面，这场危机使准备不足的北约感到措手不及，但另一方面，乌克兰危机也使得北约获得了切实加强其安全功能的重大机会。此后，北约在欧亚大陆的布局随之发生重大改变：从仅仅停留在巴尔干、阿富汗包括利比亚等当年冷战时期的边缘地带，转而登堂入室，回到了欧洲正面防线的“新欧洲”地带，直接开始与俄罗斯重新对峙。

实事求是地说，冷战终结之后，北约在欧洲的扩大过程，一开始并没有引起重大争议。北约东扩的发起，也并非美国所为，而是缘起于身处东西方之间的中东欧国家对自身的安全关切。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之下，甚至冷战中的老对手俄罗斯也一度表示有加入北约的兴趣。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能抹去北约这一实实在在的军事安全组织在“政治化”的形式和表象下，自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与1世纪初，在中东欧、东南欧、波罗的海国家这些敏感的地缘政治要地，利用每一次危机的发生所进行的有组织、有步骤的战略扩张的事实。

如果说年前后，北约企图从外围进一步向俄罗斯更敏感的周边地区——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推进，乃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过程，那么，年之后的乌克兰危机，更是这一重大争议趋于激化的顶点。

多年来，有关北约东扩的争论至少有以下两种类型：一种是较多从事实和规范角度的直接辩论，而另一种则是侧重于从逻辑和理论角度的较为间接的推论。

先来看第一类争议。

从国际法规范角度来看，无论是来自德国还是美国的有关资料表明，虽然当年美国前国务卿贝克确实提出过，统一后德国留在北约、但北约放弃扩张的观点，但是在西方和苏联(俄罗斯)之问，从来不存在约束性的法律承诺。在相当部分西方学者看来，北约东扩，并非美国有意扩张势力范围，而是对于俄罗斯的防范和抵制。因此，乌克兰危机是重新唤起“集体安全”必要性的一次重要机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的学者理查德·毕胜戈(RichardBitzinger)扼要也较全面地归纳了有关的观点。他认为：第一，由于苏联解体后，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消失，北约也在民事意义上、而不是军事意义上重新定义了自己的存在，因此不能够说，东欧加入北约就是针对俄罗斯。第二，东欧加入北约，不光是为了使东欧接受西欧标准，为最终加入欧盟热身，也是为了确保当地不再倒退回到“专制制度”和“进攻性民族主义”，这反而会有利于俄罗斯。第三，年美国同意把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纳入北约“成员行动计划”，也是基于上述考量。但是，考虑到俄罗斯的强烈反应，也经过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出面干预，北约以模糊的前景进行敷衍，实际上放弃了在当时让格、乌这两国入盟的步骤。第四，是俄罗斯在格鲁吉亚战争和乌克兰危机中的表现，迫使奥巴马不得不放弃美国原先在反导和北约东扩问题上的妥协立场，转而进行对峙。但是，即使在西方阵营内部，也有相当权威的专业人士提出了明确清晰的论证，证实俄罗斯与欧洲之所以出现对峙，首先错在北约。

在至年比尔·克林顿首个总统任期内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威廉·佩里，不仅是一位精通军事安全、包括核裁军问题的战略家，而且他本身也是一位熟习数学、金融等多个领域的资深理工学者。他不仅在任期内为推动东西方缓和、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等提出过一系列建议——这些至今都对美国对外战略的历史演进留下了深刻烙印；而且，威廉·佩里在卸任之后在斯坦福大学等许多一流大学的多年任教和讲学，也给来自世界各国的年轻专家和学子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按照曾经是当事者和决策者之一的威廉·佩里公开发表的观点，第一，他认为，美国、北约与俄罗斯相互敌视的责任，首先在美国这一边。起初，是年做出的北约东扩的决定。在佩里看来：“只有在俄罗斯也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才能启动这一进程。如果打算扩大北约，接受一系列东欧国家，必须首先考虑把俄罗斯也吸收进来。当时北约和俄罗斯都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佩里回顾道：“我们在消除北约和莫斯科几十年来积累的敌意方面取得了不错的进展，我希望巩固这一进展。因此我建议，在未与俄罗斯确认之前不要操之过急，但我们却行动过快。”第二，佩里承认，当时他本人的政治立场相当孤单，但是他坚持认为：“东扩是美国和北约犯下的错误，我当时就公开坚持这一点。”佩里回忆道：“一开始，俄罗斯认为，北约或许不是敌人，而是朋友。但在0世纪的最后几年，大概是在年克林顿第二个总统任期到来之后，已经十分清楚，俄罗斯逐渐地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第三，佩里指出：“除了北约东扩之外，第二个重大消极因素是北约干预科索沃战争。这两个因素——北约东扩和科索沃战争——在0世纪成为影响我们与莫斯科对话的一系列因素中的头两个。这是美国和北约不顾俄罗斯的明确反对而通过的决定。它们强化了莫斯科的这种感受，即美国和北约对它的意见置若罔闻。这令我们转向错误的方向，促使双方关系冷却，并一路下滑。”第四，佩里进一步认为：“当小布什当局在年或年之际开始讨论向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提出加入北约的路径时，美国就犯下了严重错误。问题不仅在于这会激怒俄罗斯，而且，从北约宪章的角度讲，此举也并不恰当。宪章条款规定‘集体防御’，但我们并没有保护格鲁吉亚的资源。北约不是公共俱乐部、兴趣小组和宗教性团体，而是军事联盟。不应向我们无法履行宪章义务的国家提供成员资格。”最后，当记者问起，北约组织在欧洲东部边界的军事存在是否意在遏制俄罗斯时，佩里回答道：“我们似乎过于乐意以这种方式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当华盛顿看到俄罗斯换装武器时，我国政治精英中那些也希望给美军换装武器的势力将占上风。事实上，这已经发生。我想，我们将向欧洲派兵。”佩里强调说：“我认为，威胁在于，各方正在采取的行动使我们日益接近一个严重错误，这可能形成挑起军事冲突的局面。”

以上所引，乃是较多从事实与规范角度对北约东扩问题的意见对立，而更为普遍的，则是从经验、逻辑和理论对这一进程的不同看法。

在乌克兰危机后，西方——特别是美国——日益恶化的舆论环境之下，即使是像威廉·佩里这样的权威人士，也会受到尖锐挑战。比如，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亚当·特瓦尔多夫斯基(AdamTwardowski)不认为俄罗斯的强硬抵制是由于北约的穷兵黩武引起的。他反驳道：北约年初次扩张，和年北约轰炸南联盟后，华盛顿和俄罗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包括在削减核武器、情报共享以及在双边贸易等领域，反而取得妥协与合作近二十年之久。而在上述事端之后，俄罗斯并未走向与美国的对抗。一直到年以后，俄罗斯才开始大幅提升军事领域的开支。因此，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结论是，北约从未对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构成威胁。

但是，还是有来自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大体旗鼓相当地主张重视总结冷战经验教训，主张不以极端的态度处理对俄事务。这里既有像老一辈外交家、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Shultz)这样的权重人物，也有西方学界的代表人物。舒尔茨与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萨姆·纳恩(SamNunn)合写了一篇文章，一方面主张坚守北约宪章“第五条”对欧洲盟友的安全承诺，但另一方面，则认为当年里根处理对抗式危机的方法是，不主张由于“对手在一个领域的不良行为”，因而“冻结所有领域的合作”，或者在所有领域进行“株连式的回应”。他认为，“不应忽视共同的利益，因为在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里进行合作，对于俄罗斯、欧洲和美国的安全仍然极其重要。”显然，在舒尔茨的建议中，暗含着对于当下美国“株连式”应对办法的批评。来自学术界的反应更是五花八门。比如，有较大影响的现实主义理论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Kaplan)认为，“乌克兰可能会变成一个繁荣的公民社会，但因为它的位置，它将永远需要与俄罗斯建立一种牢固稳定的关系。”“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以道义为基础，但在它背后的分析必须是不带感情的，以地理为出发点。就地缘政治来说，过去永不死亡。”

来自俄罗斯方面对于北约东扩的批评当然相当广泛且更加尖锐。早在上个世纪89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两德统一之时，由于苏联国力衰落和政治领导人的软弱，西方一度承诺德国统一留在北约后不再扩张的表达，未能见诸法律文件。90年代后期美国决定推进北约东扩时，俄方对此曾进行过广泛的抵制。特别是美国对科索沃事件的武装干涉，说明北约毫不在乎俄罗斯对于自己传统影响力所在区域的特殊感受。这是导致冷战后美俄关系恶化的第一个大转折。北约东扩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推进，突破了当年叶利钦划定下的“红线”，也引起了法、德伙伴的高度不安。这是北约东扩所导致的美、俄、欧安全关系的第二次转折。至于年与年之际小布什政权执意将北约进一步向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扩展，此时不光遭到默克尔的抵制，也大大恶化了美俄关系，为以后的冲突埋下伏笔。这些争议足以说明：北约东扩不可能仅是“冷战胜利者”的一相情愿，欧美和俄罗斯之间的地缘政治抗争和价值观较量难以避免。

本节叙述还只是试图从总的历史进程方面来描画，北约东扩所引起的纷争，要远比始作俑者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而以下关于北约东扩进程之中的最敏感问题——反导部署推进过程的揭示，则有助于对新世纪俄欧安全关系的进一步观察和解析。

反导武器系统，是美国在冷战年代争取战略优势以及维持冷战后世界军事霸权的撒手锏。新世纪以来，一方面，美国执意推进反导系统，把原属美国一家的反导计划，变成了覆盖整个欧洲大地的、北约的反导系统；另一方面，俄罗斯应对反导系统的态度则由合作转向抵制，表现出不可妥协的立场。这一组逆向而动的趋势表明，反导问题乃是新世纪以来大国安全关系中的焦点所在。

美国反导系统经历过几个发展阶段。以反导问题为轴心，可以看出美国、北约与俄罗斯相互之间的安全战略关系，一波又一波地展现出各个阶段的不同态势。

第一个阶段，自年“战略防御计划”提出，直至年底美国退出《反导条约》。虽然在这段时期围绕反导系统的争斗，没有此后那样激烈复杂，但也大体反映出美国与俄罗斯之间在反导问题上的深刻对立：即使在相互关系较好的情况下，也不惜撕破脸皮而一争高下。

里根政府在年提出“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年老布什政府根据形势发展进行了修正，提出了由天基防御系统、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这三部分组成的“对付有限打击的全球系统”。冷战终结和苏联解体，一度使得这一计划暂告搁置。年克林顿上台后，停止发展天基防御系统，主要建设以战区和国家导弹防御组成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并将“战区导弹防御”作为重点，“国家导弹防御”列为技术准备的次位。后经年和年的修正，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提升为国家政策。

到新世纪初期小布什政府执政前期，虽然就俄美关系而论，无论是国家关系还是政治领导人的个人交往，都处于历史上较好的时期。但是，美国当时要求俄罗斯同意修改《反导条约》，以允许其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在遭到俄罗斯明确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于年1月决然退出《反导条约》。普京在年瓦尔代论坛十周年讲话中特别强调：“新世纪以来俄美关系恶化的最主要根源，就是美国单边退出《反导条约》。”

第二阶段，从美国正式退出《反导条约》到年8月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的爆发。这是美国反导系统由摆脱规范制约，开始走向实施，并引发与俄罗斯关系骤然恶化的一个关键时期。

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后，加紧试制在各个飞行段落的拦截武器，同时在美国本土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建立了两个导弹拦截基地，还在英国、丹麦、挪威、日本等地设立多处导弹袭击预警系统。对此，俄罗斯开始时还曾寄希望于维持“9·11”后的对美合作，同时也并未认清美国反导系统对俄的威胁程度。在这一阶段，美国也还没有明显暴露出反导系统针对俄罗斯的战略意图。当时，俄罗斯对于自身战略武器的应对突破能力充满信心。当然，也并不放弃打造俄式的陆基、海基和空基反导系统，以备不测。

自年起，美国与捷克、波兰等国就部署反导系统问题逐渐进入实质性谈判；年1月，美国正式宣布了这一消息。但是，俄方不接受美国关于反导系统仅仅为针对伊朗与朝鲜核威胁的说辞。年月10日，普京在43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的讲演，严厉批评美国的安全政策，质疑东欧反导系统针对俄罗斯的动机。西方媒体和国际研究界比较普遍地把普京这一讲话视为俄罗斯对外政策“走向倒退”的起点。而俄罗斯方面则针锋相对，尤其是在这一讲话十周年之际，亦即年月，在俄美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重新强调年普京在慕尼黑峰会的讲话，是对美国和北约当年立场的相当有预见的揭示。

但是，俄方最初的批评并没有能阻止美国推进反导系统的步伐。年夏天，北约国防部长会议达成共识，决定“在北约框架内”建设欧洲导弹防御系统，覆盖整个欧洲。至此，俄罗斯越来越看出，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的真正“目标正是俄罗斯”。因为美国在东欧部署的反导系统，将使美国能够在“弹头与运载火箭分离的加速阶段，摧毁敌方的洲际导弹”。这将使得俄方所拥有的井基洲际导弹的分导式多弹头和井基“白杨—M”导弹的变轨能力和突破反导系统的手段，面临“失效”。这意味着美俄战略平衡将出现根本性逆转。在这样的挑战面前，俄罗斯全力揭露美方反导部署并非专指伊朗和朝鲜，而恰恰就是针对俄罗斯。同时，抓紧研制比原来的装备更加隐蔽和更具威力的战略武器。

对此，年夏，俄以暂停执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作为回击。但是，年7月8日，美国依然与捷克正式签约，在捷克建立反导雷达预警基地。之后，美国与波兰经过磋商，于8月0日签约，同意在波兰建立拦截基地。正是在这样日益紧绷的战略对峙背景之下，该年8月8日，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爆发。不言而喻，反导争议与这场战争有着密切的关联：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反映出俄罗斯与西方安全关系存在着巨大的隐患，而反导就是其中的关键。

第三阶段，自年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结束到年乌克兰危机爆发。这一阶段的前期，美俄关系“重启”确实又一次带来了美俄相互抗争过程中的和缓与接近。但是，美俄双方在反导这一重大战略问题上的深刻分歧，始终是导致美俄关系“重启”又重新向危机态势倒转的核心问题。

年，格鲁吉亚—俄罗斯之间的“五日战争”发生后，美俄双方一度出现调整关系的意向。奥巴马与梅德维杰夫在各自开始执政阶段所推进的美俄关系“重启”，从形式上看取得了一些成效。无论就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西方向阿富汗战场运送非武器物资、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在俄罗斯停止向伊朗出售S防空导弹等问题上，都有所突破。事实上，“重启”的另一重要背景，乃是在年西方金融危机突发的情况之下，美国政府急于减轻债务负担，必须得让庞大的核武库消肿。奥巴马所提出美国核战略转型的重点之一，就是将原来以美国为核心的反导系统，变成为由北约牵头的所谓“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其目的，一是希望以反导为发力点，强化西方的政治与安全联盟，二是也希望通过欧洲与美国联手构建反导系统，引导欧洲北约成员国共同分担防务责任和开支。

在奥巴马上任之后，亦即年以后美俄关系“重启”的两年左右时间里，很值得







































白癜风哪家最好
白癜风养生


转载请注明:http://www.linkencar.com/xzqh/156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