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刚刚，特朗普宣布了一个很特朗普的消息，仍希望美朝领导人新加坡会晤能在6月12日举行。韩国总统文在寅27日也宣布韩朝领导人会晤结果，表示两国首脑认为应成功举行原定6月12日的朝美领导人会晤。至此，朝美领导人峰会又峰回路转。

关于即将在6月12日于新加坡举行的美朝领导人峰会，这两天进程就像过山车一样，嗖！一下冲上 峰，嗖！一下又落到谷底，嗖！又冲上 峰……

媒体会头晕，会失重，会呕吐，并将这种刺激分享给了网友。网友倒无所谓，无非是看一场大戏，瓜子花生，再来瓶可乐才是最重要的。

老司机特朗普在5月24日宣布取消新加坡峰会，原本气氛还算不错的半岛局势，一下子又紧张起来。

随即，专家般都犹如诸葛亮般地纷纷表示，他们早已经预测到这种结局，按常理，这种洋洋洒洒的分析至少能撑好几天。

某些亲美自媒体在欢呼特朗普先生的圣明果断，标题如《你必须有从谈判桌拂袖离开的勇气》，一来证明美国是何等机智，把朝鲜耍弄一番，二来证明特朗普是一位不世出的伟大总统。还时时写道：正如我上文所说……以示预言家不是白当的。

5月25日，美联社消息：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与朝鲜方面进行对话，6月12日峰会仍很可能会如期举行。

害得许多亲美分子的舌头停在空中，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短短24小时不到，白宫对外重大政策又变了。

也许这将是一个长期火爆的舆论话题，老司机特朗普的过山车还会开下去，希望他身体扛得过年轻人。

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不妨说些枯燥的东西——美国的对外政策制定过程。

危机与对策

半岛危机是客观存在的，牵涉到的利益攸关方有好几个国家，但决定因素在于美国。

朝鲜虽然在舆论上形象不佳（尽管已经大有提升），但谁都不能否认一个基本事实：它是一个小国，没有国际霸权意识，也没有地区霸权意识，它 的反抗方式就是同归于尽（无论拥核与否）。

朝鲜只要三个最基本的国家生存条件：

一，国家安全。

二，政权安全。

三，能源安全。

这个诉求过份吗？也许有人认为它不应当有这种诉求。

美国尽管在舆论上是人类灯塔，但同样不能否认一个基本事实：

美国要拥有全球霸权，相信自己有权侵犯任何国家的主权，美国利益（政治，经济，军事……）压倒一切。

美朝之间这种不平等地位，威胁到了朝鲜的生存，这是半岛危机根本原因。

既然美国掌握着半岛危机化解的钥匙，那么美国面对危机时如何产生对策就是必须了解的关键。

美国从建国到今天，是从一场接一场的危机中走过来的， 的危机是南北战争，白宫决策层选择了战争，保证了国家的统一。

对危机决定过程，一般被总统用来动员广泛的公众支持，通过危机制造国民紧迫感，并以爱国号召去团结那些冷漠或反对的民众，从而增加总统的威信。

一般来说，美国国内困难越大时，总统越需要利用外部危机来化解国内的不满情绪，从而加强他的地位。

因此，是否将朝鲜核问题当作美国危机来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当白宫需要它是危机的时候，它就是危机，不需要，它就不是。谁会相信朝鲜真的能威胁到美国安全？

从这一点出发，可以清楚看到：美国半岛政策制定的动机，必须从美国政治体制所产生的需要和企图中去寻找，只能在公共政策中去理解。

特别需要理解的是个人与体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总统与利益集团以及官僚集团之间的关系，具体就是特朗普与资本集团及内阁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相互作用，是美国对半岛政策延续，还是变化的主要因素。

美国对外政策总方向和总结构从没改变过，因为它的意识形态保持着连续性。出现反复的往往在某个特定问题，但一个总统如此善变，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对外政策少数制定人之间失去了一致性。

总统与制度

美国的体制（总统制）决定了特朗普起着中心作用，对外政策是少数参与者之间互相作用的结果。

二战之后，无论是对西柏林，奠边府，黎巴嫩，还是后来的巴格达，贝尔格莱德，大马士革，德黑兰的政策制定中，决策者总是为数不多，这些人就是政治精英。

在总统之外，参与决策事务的技术官僚来自于各个部门，如中美贸易问题，当总统发出“ ”信号时，就必须抽调大批低级别官僚研究各个细节。

伊朗核问题，朝核问题，皆是如此。

实际上，美国在任何对外重大政策决策过程中，舆论对精英们是无足轻重的。只有到了执行阶段时，舆论才会发挥作用。

马歇尔计划，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等等重大决策，皆是如此。在决策研究阶段，美国媒体根本影响不了他们的决心，否则，有的决策将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如果他们有的话）。

但是，特朗普却十分热衷于推特，将一些未成熟的想法，不断公诸于众，一再刺激舆论情绪。个性强到任性的地步，将本来不应当受到舆论干扰的研究，变成了人人参与的议题，排斥了政治精英，也就排斥了理性。

一般来说，美国对外政策决定过程有个铁三角组合：

总统

国家安全顾问

国务卿

三者相互影响，出发点都是站在美国利益之上，至于个性，特性，意志只是次要因素，重点在于形成一个共同倾向。

一，对外政策最重要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美国与朝鲜之间的互相作用。因此，分析的重点应当是美国行动对朝鲜的影响。

二，必须按照美国利益行事，做出最合理，最有用的决策，国家才是行动的主角，而不是特朗普。

特朗普的超强个性，往往让人想起一个古老的话题：

是历史造就英雄？还是英雄造就历史？

关于这个话题，中国官方一般从马克思理论去分析的： 始终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框架内发挥作用。

美国的看法跟中国不大一样，以前他们也争论过，美国政治学家，权力政治学派” 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年），曾经作过一个模式分析：

如果你争论国家的外交政策时，先假设自己是一位总统，然后对某个外交危机采取处理方法，看看你有几种选择?，再确定一种作为决策。

结论：就算你是一位冷静的，头脑清楚的，逻辑清晰的人，在没有最充分的情报来源之时，你不敢做决定，而情绪冲动者却很容易做决定，但马上又推翻决定，因为一无所知对他有心理上的副作用。

而总统之所以是总统，因为他有体制框架内的权力，并拥有情报来源和精英参谋，个性是内在情感的外在表现，在决策时，你必须是一个理性的深思熟虑的人，只有这样，个性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个性有助于在大选中获胜，如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尼克松，也有一些个性不是很强的总统，如麦迪逊，柯立芝，艾森豪威尔等。

只要当上总统，成了资本集团的代言人，决策时应收起个性，成为纯粹意义上的政治人物，不带情绪，不考虑道德因素。所以，美国不认为 能创造历史。

总统会善于倾听团队的不同意见，最终得出结论，形成政策，而不是相反。

特朗普不走寻常路，他是先得出结论，做出决策，再被不同意见所干扰，而改变决策。

特朗普的任性，以及对内阁的不信任（他相信女儿女婿），甚至在国务卿出访途中，公开并羞辱式的解除蒂勒森职务。反过来，也造成了白宫团队的严重缺陷：

一，团体狂热（搞迷信活动），不问苍生问鬼神。

二，有能力的内阁成员，承受了过份的责任和风险。

三，有的人不加思考迎合特朗普，以维持团队和睦。

四，丧失警惕或过度警惕。

五，CIA等情报主管为了迎合特朗普的偏爱，会过滤情报。

六，有野心的成员，会有意制造总统决策障碍（如副总统彭斯对平壤的无礼恐吓）。

这种情况在越战后期曾经在白宫出现过，约翰逊想停战时候，CIA给了战局一片大好的错误情报，并预测胜利在望，最终导致战略破产。将烂摊子交了下位总统尼克松，而尼克松为了解决越南问题，不得不向中国求助。

无论如何，美国没出现过像特朗普的这种“宫廷式政治”，现在他的身边人，离他越近，权力越大，而这种权力不是来源于制度。

这对美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权力之外的人，已经严重干扰了美国的政策制定，有一种说不清的利益凌驾于美国利益之上。

新加坡峰会，给了我们一个透视美国政治内耗的好机会，而美国国会背后的不同利益集团，出于它们对半岛危机的利益目标不同，也将卷入这场争斗。

特朗普渴望得到威望，是正常的，但是出尔反尔的人，是不会受到真正尊重的。

难道他是真的心疼新加坡酒店的套房订金吗？

来源：后沙

编辑：无言米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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