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作为世界经济、军事、科技头号强国，美国本应该胸怀天下，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共同进步中负起应有的责任，但美国没有这个担当。恰恰相反，美国把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对外扩张的历史和霸权侵略视为战略。实际上，美国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领域上看，还是从国家总体上去讲，都没有战略考量。没有战略就没有方向，没有战略就没有理性，没有战略往往没有人性。强大的实力加上没有战略，使美国完全失控，像脱缰的野马，在地球和宇宙的旷野上狂奔踩踏，带给人类无尽的灾难。

资本是美国真正的上帝和事实上的总统

年金融危机大爆发后，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同时想起了马克思，认为他不愧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理学家，美国再发达也难以摆脱周期性危机的梦魇。

事实上，美国作为具有高度投机性和风险性的金融帝国主义，只能产生投机家、冒险家，不具备产生战略思想的土壤和条件，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战略家。

美国政府及其官员，只不过是随时听从资本指挥、为资本疲于奔命的奴仆和“提线木偶”。

美国自称信奉耶稣，其实内心世界信奉的却是资本，在教堂里的祷告是一回事，行动又是另一回事。

资本是美国真正的上帝和事实上的总统，而美国总统只是个虚位，是资本家的“儿皇帝”，资本家始终在垂帘听政，当美国政府与美联储发生矛盾时，投降的只有美国政府，而不是美联储。

在美国的产业结构中，军工和与军工直接关联的产业，占据了美国制造业的 主导地位。这也就是每当经济不景气时，就会开动战争机器、为美国军工企业印刷钞票的原因所在。

实际上，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财长等高级官员都与军工、石油、金融财团关系密切，背后都是大公司、大财团或特殊利益集团的支持，也必须为东家说话办事。

“股神”巴菲特实在不好意思地讲：“我和我的朋友们都被这个偏爱富豪的国会溺爱太久了”。

在美国，总统是富豪代言人，国会是富人俱乐部，权力制衡既是利益角力的把玩手段，也是遮羞布，没有人为美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为世界各国的利益说话，在这种恶劣的生态环境中，还能指望美国出什么战略性决策吗？

美国的智库被神化了，大多是金钱的奴隶，是靠富人寄生的食腐动物。美国自诩拥有全球数量最多、水平 的智库。这些智库涉足于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决策的方方面面，被誉称为“影子内阁”、“影子政府”、“美国政府的外脑”等等，但谁都不怀疑他们的商业性目的。

它们自称是具有独立性、非党派性的非盈利机构，但它们在经费使用、人才聘任、项目开发等方面都是先拿钱再说事，通过研究报告、委托合同、出版刊物、网络付费高级会议等形式，想方设法挣大钱。

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寻求更多的捐助，美国各大智库在思想产品的推销和宣传上也是花样迭出，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总裁约翰汉默就曾坦言：“我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资金。”

智库的运转离不开资金，而政府资助的经费又极其有限，这些智库不得不投靠到大财团门下甘当门客，一边接受大财团的大笔隐性捐款，一边为大财团塑造政策偏好，左右社会舆论，影响决策者。

在美国特有的政治体制下，财团、智库和政界三者密不可分，构成了利益共同体。

华盛顿的“K街”号称“智库一条街”，多家智库云集于此，天天盯着国会和白宫，想方设法把自己的政策分析和研究结果“塞进”国会议员和政府要员的大脑，以实现自己的利益 化。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政治学教授唐纳德·阿贝尔森在《智库必须更多考虑国家利益，而非私利》一文中指出，美国智库研究员整天忙于写评论文章、上电视、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向政客提建议、奉承捐款人等，真正能专心研究的时间很少。

谁给钱给谁办事、给多少钱办多大的事，戴着“有色眼镜”出主意，其研究成果带有鲜明党派和意识形态倾向，许多都与全球利益、国家战略相悖。

没有本质意义上的民主，必然失去产生高尚战略和战略家的可能

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主导、人民的选择。

中国 学者俞可平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人而言的，更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

对一个国家来说，没有好的民主，就不能真正地汇聚起国民意志，自然无法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

由于没有本质意义上的民主，就失去了产生高尚的战略和战略家的可能。

美国的民主选举游戏化，既不能反映多数人的意志，也做不到选贤任能。

在美国，“一人一票”的直选制度被视同民主。然而在美国的选举制度中，“选举人团制”、“相对多数票当选制”和“赢者全得制”，却是损害民主的制度缺陷。

“选举人团制”反映了美国国内两种民主原则之间的矛盾，一个是国民性原则，另一个是联邦性原则。

前者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管理，强调国民多数优先原则，主张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而后者主张各州平等、相对独立和多样性，强调总统选举的地域代表性，主张总统选举应在各州层面进行，当选的总统，除了获得多数国民选票外，还应有广泛的各州地域代表性。

从实际运行的客观效果来看，“选举人团制”过多顾及了联邦性原则而忽略了国民性原则，从而导致选举人票数的分配与实际国民人口数的分布不对称。

在总统选举中，实行“相对多数票当选制”和“赢者全得制”。一州内得普选票最多的总统候选人就会获得本州在选举人团中全部代表的支持票。

可见，“一人一票”的平等投票原则在美国总统选举中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获得全国普选票少数的总统候选人可以因获得过半数的选举人票而当选为总统。

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这个半数也是很难达到的。年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率为63.6%，到年美国中期大选的投票率只有41.6%[52]。

投票率不到一半，而在投票中过半数即可当选，这就意味着不到四分之一人的意志就决定可以选举结果，剩下的超过四分之三人的民主无人顾及。

由于美国选举不过是富人的游戏，美国大选和中期选举的投票率呈日益下降趋势，民众的参与热情不断降低和变味了，被选举与选举大大偏离民主。

美国总统候选人五花八门，别说从政经验，连基本的政治常识都可以没有。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赫尔曼·凯恩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社采访时言之凿凿声称“中国已经表明在研发核能力，并计划建造更多航母，所以我们不得不将中国视为军事威胁”，居然不知道中国早就是拥有核武的国家，令世界大跌眼镜。

另一位总统候选人罗姆尼也发表过类似言论。美国总统选举为了获胜，竞选双方互相揭短谩骂、诋毁中伤，竞选活动往往格调很低。马克·吐温的小说《竞选州长》中的情景不断在美国大选中复制上演。民主、共和两党抓住对方的小辫子，甚至制造谣言、设置骗局、捏造绯闻，相互攻讦。

美国选举中乱象频出，严肃的公民权利行使被整成一场搞笑的狂欢节，重复登记选民、选民登记卡进垃圾箱、邮寄选票或缺席选票被作废、散发假传单混淆视听、恐吓选民等作弊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选民们用蟑螂比赛、候选人身高、万圣节面具等各种新奇方法预测结果，混乱不堪、滑稽可笑的场景不断出现。

年，95岁的佛罗里达州民主党人伍德虽然在选举日前就已去世，但他的名字却赫然出现在选票上，并奇迹般击败对手当选。

游戏化的美国选举对政治人物的成长和发展，不是德才导向，而是表演导向，谁能提出漂亮、响亮的口号，博得选民好感，谁就能上台执政。

这种选举制度选出的领导人，往往缺乏实际执政经验，“胜选”而不“胜任”，能说而不能干，政客多而政治家少。参选者和胜选者，基本都是重唱功轻做功，重许诺轻兑现，单一思维、片面思维、刚性思维多，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理性思维少，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技巧强，防范矛盾、解决矛盾能力弱，因而成不了战略家。

美国的民主运作资本化，是少数富豪的游戏，民众福祉成为遗忘角落。美国的多党竞争和自由选举使美国公民都有参选胜出的机会，看似最能体现民意，但在实践操作中，竞选实际上是资源、财富、势力的比拼，这种民主政治实际上是少数金融寡头的游戏。

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背后都有不同的财团支持，其区别无非有的是军工石油集团，有的是媒体电信等财团。

美国的总统选举是公开的“金钱选举”，是民主政治公开的腐化，金钱被成为“进入白宫的钥匙”，没钱或是没有财团的支持是根本行不通的。

美国每次大选历时一年半，开始有十几个人竞争，先淘汰赛， 剩两个人参加决赛，耗费的都是金钱。

纵观美国历次大选， 胜出者几乎都是花钱最多的一方。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形象地道破美国选举的本质：“我们当前的体制似乎是依据’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来运行的。”

奥巴马在《希望的勇气》一书中毫不掩饰地写道：“是的，竞选需要媒体和广告，需要钱，弄钱的过程会产生腐败，拿了钱就必须照顾金钱提供者的利益”。

事实也是如此，哪个财团的代言人登上了总统宝座，进入了参政两院，政策就开始向他们倾斜。军工石油集团要找市场，就要发动战争，媒体电信集团要搜刮民财，就要改变规则和政策。

通观美国政策的演变史，就是富豪集团的发展史，民众可以上街游行示威、表达诉求，但采纳不采纳那是另外一回事。

被资本浸蚀的民主不管怎么装饰，都是虚伪的、违背民意的，只能走向罪恶与灾难。

美国的民主决策短视化，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远大设想规划往往流产。美国实行多党制竞争、轮流执政的民主政治，建立一套三权分立、两院制决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主决策程序，然而，从美国的政治实践来看，政党和政客奉行“选票至上”的理念，将赢得选举或提案的胜利作为自己的核心目标，党派制衡和监督表现极端，为了打击对手无所不用其极，使政党利益常常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力斗争削弱了政党对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切，轮流坐庄的权力转移导致正确的政策难以持之以恒地贯彻执行下去，没有使国家利益 化，反而使之呈现出弱化的趋势。

执政党上来后，先是给自己的选区送利益，治国理政紧盯前两年，后两三年就开始投入精力参加新的选举，政策上相当短视。在野党为了上台，千方百计给执政党使诈使坏，为反对而反对，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如此重大变故上，党争无节制，严重妨碍了危机治理。

在美国两党中，你坚持的我就反对，你反对的我就支持，使国家利益、民众利益沦为政党之争，政见和理念的极端化导致“否决政治”突出、“边缘政策”盛行，两党很多时候都是“为斗争而斗争”，府院工作效率、效能和政治责任感明显下降，美国已有十余年未能按时批准通过合理的预算案。年奥巴马和民主党积极推行医保改革，但该法案在国会通过时，居然没有一名共和党议员投赞成票，这在世界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愈演愈烈的党争甚至连一些西方精英和学者都普遍感到吃惊。美国网络时政杂志《调色板》的主编韦斯伯格一针见血地说：“美国两党这样闹下去，对美国将是自掘坟墓，短期的代价是经济持续下降，长期的代价就是超级大国加快衰落，并拖累整个西方的前途命运。”而美国学者福山更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和要害，指出美国的制度“就是为僵局而设计的，令人更容易阻止行动，而不是做出具有前瞻性的决定”。

美国借刀杀人，结局总是自食恶果

美国自以为主导了世界，但到头来却逃脱不了因果报应的规律，美国危害别国、危害世界，最终也危害自己。

美国战后以来对别国侵略干涉，从战略层面讲，无一成功案例。

从中国国共内战爆发开始，美国就打击、封锁、制裁中共，结果是“越打越强”、“越压越大”，“中共”不仅夺取巩固了政权，而且把新中国从一穷二白建设成如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失败了。

美国发动 ，北朝鲜不但没被消灭，反而顽强地站立起来，成为美国的心腹之患，美国失败了。

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不仅没把北越彻底从“中南半岛”的地图上抹掉，反而把自己扶植的南越抹掉了，美国再次失败。

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历时10年消灭了一个本·拉登，但塔利班依旧在中亚高原兴风作浪。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消灭了萨达姆，占领了巴格达，但一撤军，达阿什一夜卷土重来，更嚣张了。美国与利比亚数度过招，与西方盟友消灭了卡扎菲，现如今利比亚成了又一个“恐怖分子”的 ，美国还是失败。

美国煽动叙利亚“颜色革命”，引发叙利亚内战，不仅没炸倒巴沙尔政权，却炸烂了叙利亚，炸出一堆恐怖分子。美国推进北约东扩，干涉乌克兰内政，结果“颜色革命”没搞成，却造成了乌克兰的动乱与分裂，美国正面临失败。

美国凭借强大军事实力可以打赢一场又一场战役，但到头来没有一次达成战略目的。美国“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地不断挑起战火，最终也频遭引火烧身之痛。

美军付出了伤亡30万余人，战争消耗亿美元的沉痛代价。越南战争，美军累计死伤35万余人，战争消耗亿美元。海湾战争造成伊拉克10余万军民死伤的同时，因大量使用贫铀弹，导致几万名美国退役老兵患上了“海湾战争综合症”，美国耗费1.7万亿美元用于退伍军人福利，预计今后40年伊战开销将达到6万亿美元，深受美国人民诟病。

美国外交协会主席理查德·哈斯说，把“那么多的美国人的血和财产倾倒在毫无价值的战争之中，是小布什的错误选择导致了错误结果”。小布什在伊拉克战争5周年时也承认，“伊战使美国付出了沉重代价”。

科索沃战争后，美国号称开启了零伤亡战争的新纪元。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分别死亡人和人，使美国制造的神话就此破产。

战争带来的后遗症更是无法估量。越南战争中，美军为打击藏匿在森林中的游击队，使用了能让大批森林枯死的“落叶剂”，从年至年通过空中喷洒、水道灌疏等方式，共投放了万加仑（相当于万升）“落叶剂”，在给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的同时，美国也自尝苦果。

年，美国科学家发现，这种“落叶剂”是一种毒性很强的化合物，会使人致癌。

越南战争结束后，中南半岛身患精神错乱、各种癌症等怪病的人数剧增，仅越南境内就有至少万人。

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老兵也难逃厄运，成千上万的士兵患上了类似的疾病，有些人甚至不治而死。美国越战海军总司令利墨·苏霍二世当时亲自命令士兵向水道中投入“橙剂”，杀死水区附近的植物，让越军无处藏身。而他的儿子当时也在海军服役，年死于癌症。利墨·苏霍二世相信是他间接杀害了自己的儿子，在悲痛中度过了自己的晚年。

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中东，根据美国劳工部统计的数据，曾经到过伊拉克和阿富汗轮番服役的万美军当中，63.3万退役军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残疾，占这两个战场兵员累计总数的四分之一。

而美国媒体的报道更深刻地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美国23%的无家可归者是退伍军人，每天晚上都有50多万退役兵流浪街头，其中40%的越战老兵夜宿街头，退役伤残军人沦为最弱势的社会群体。

美国军人被政治人物用鞭子驱赶出境，远走他乡，美其名曰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战，实际上是为美国的霸权而战，他们一次次地远离祖国、远离本土、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命运难卜，许多人一去不复返。他们本该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下，为美国站好岗、放好哨就行了，可是却被美国当权者驱赶到硝烟弥漫的战火中拼命厮杀。

从他们所执行的是罪恶的命令、打的是罪恶的战争角度看，这些美国大兵是可恶的；从他们的命运从来就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只是被背后的人指使玩耍的木偶与僵尸看，我们又深深地同情这些美国大兵，他们太危险了、太辛苦了、太可怜了，他们出生在这样的国度真的是很不幸，他们即使是战死在战场，还要背上骂名，多么不值得，多么不光彩，又多么没有必要！

美国那些所谓的军事家、所谓的智库，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能出台一些科学的、理性的、有深度的军事理论来引领和影响国家的决策，促使战争机器早日停下来，在珍惜别国人民、世界人民生命的同时，也珍惜本国军人和人民的生命呢？

美国从战争中攫取的利益是服务少数人的，是短期的，危害别的国家也危害自己，危害世界也危害自己，危害过去也会危害现在，危害现在还会危害将来，在历史运动规律这个“上帝”面前，必将受到惩罚。

被美国侵害践踏的国家和人民包括善良的美国人民，几百年都不会忘记对美国政府的仇恨，一切因非正义的战争而牺牲的官兵都是不值得的、不光彩的，那些伤亡的官兵和家属都会反对美国政府。美国自己找来的 敌人， 都会成为美国的掘墓人，亲手埋葬美国。

要改变美国处处树敌、处处戒备的扭曲心态

大国要有大国的胸怀、大国的风范，否则就不可能对这个世界的治理提供正能量、好作用。

客观地说，立国之初，摆脱英国君主专制统治后站起来的美国，对霸权强权之害有切肤之痛，渴望自由平等，它的先辈们对如何与各国相处是保持了一份清醒和公允的。

开国总统华盛顿说：“我希望，这个国家政治体系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能为每一个相互联系的大国主持正义，并从它们身上汲取正义的源泉。”甚至二战刚结束时，杜鲁门也还能自诩：“大国的责任在于服务世界，而不是主宰世界。”

但发了战争横财的美国一下变得不可一世，唯我独尊，老子天下 。

强大带来自信，也会带来自负，冷战后长期的一超独霸使美国不知所措，逐渐迷失了自我。

全球化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联，不仅大大弱化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对抗的意愿，更显著降低了彼此发生冲突和战争的风险。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大潮流奠定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提。在西方文化的观念中，“修昔底德陷阱”被认为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魔咒，新崛起的大国必然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战争将变得不可避免。从伯罗奔尼撒战役以来，“修昔底德陷阱”一次次被验证。

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实力的消长，战争更是不断上演，由此美国断言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不接受霸权地位的削弱，中美之间必然产生对抗。这是对世界潮流和东方文化缺少基本把握的狭隘偏见。

中国历史文化基因是和平思维，同舟共济，见利思义。照搬西方处理大国关系的逻辑思维方法，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概率较高，而按照中华历史文化的思维，则有可能柳暗花明，美国应当学习中国胸怀、中国智慧。自觉约束膨胀心态不是无能，顺应自然方为成熟。

作为超级大国，美国不能以霸道而应以王道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不要以世界警察自居，动辄打击、制裁；学会理解、学会沟通，用对话和磋商的办法解决国际事务，才能赢得应有的尊重。

当下，美国矫正极端利己主义的价值观是极难的，但又是防止美国灾难必须要跨过的一个槛。

“上帝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美国一直把“符合美国利益”作为 标准，颐指气使地让世界各国服从美国利益，在国际事务中大肆推行强权政治，甚至用美国国内法解决国际争端、外交事务，就像一头发疯的野兽，到处发疯乱撞，需要引起世界共同警惕。

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美国今天的疯狂，正在为美国走向完蛋挖掘坟墓。我们要坚信人类有智慧、有能力遏制霸权，建设和谐共处的世界家园。

二战后，人类反思战乱共同建立了联合国，中国、印度和缅甸三国领导人率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大国有大国的生存之道，小国有小国的利益诉求，但只要各国都珍惜和平、反对霸权，按规矩办，反对任何形式的绥靖主义，就能有效遏制美国的霸道行径。

世界正处于大调整、大变革的新时代，防止美国灾难，还要改变美国处处树敌、处处戒备的扭曲心态。美国总有一个假想敌，他的逻辑就是谁的实力与它靠近，谁就是他的敌人，谁影响他的霸权，谁就是他的敌人。

今天世界的乱象主要是美国造成的，哪个国家与美国为伍，成为美国的盟友，那就是助纣为虐，是美国对世界破坏的帮凶，与美国的罪恶同样严重。

今天美国的每一个盟友，在美国彻底发疯的时候，都会被美国这个疯狂野兽的铁蹄踩死。

遏制美国干坏事，就是对美国的关怀，也是对世界的呵护，当然也是对自己的保护。

一个极度自我陶醉的国家，必将在偏离正确发展方向中失去战略智慧

美国是当今世界公认的超级大国，靠殖民掠夺起家和超常规发展，像吹气球一样一下子吹了起来，没有必要的、足够的精神文化积淀，其急功近利的政策选择，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主导力、影响力是负面的。

它所推行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说到底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无序性和资本家阶级的自私、贪婪、虚伪、残酷的本质所决定的，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也有自身的系统性弱点。

冷战的结束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就如同经历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扩张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五六十年代民族要独立、人民要革命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一样，苏美两极对抗的终结，促使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进一步觉醒，合作、发展、共赢已成为当今世界大潮。

在这样一个新时代，一超独大的美国错判形势，沉湎于苏东消亡的“胜利”，走上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道路，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缺乏新意、大智，身子来到21世纪，头脑还在20世纪，穿新鞋走老路，用冷战思维面对飞速发展的世界，与我们伟大的时代格格不入，很像年迈体弱的昔日大力士，总是心高力穷。

美国是个标榜民主的国家，但面对世界多极化趋势却十分害怕，像中世纪晚期欧洲君主一样，顽固地抵制大革命时代的到来。冷战时期遏制政策的始作俑者乔治·凯南，在95岁高龄的时候，似乎悟出了什么，他告诫：“美国 把对领导世界的可能性的梦想和愿望缩小一点”。他指出，单就军事力量来说，（美国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也许能够维持很久。然而，“不论是美元还是刺刀，都不能保证（帝国梦想的）成功”，“这个星球绝不会由任何一个单独的政治中心来统治，不论其军事力量有多大”。

但美国当政者认为他老糊涂了，没有了当年的雄心和魄力，从国务卿到总统，更相信美国还能领导世界一百年，他们固执地重弹“领导世界”、“领导亚洲”、在全世界建立“美国新秩序”的老调。年，美国国务卿赖斯在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演说，强调多极世界是一种“竞争理论”，“不能促进和平”；说“多极世界”“导致了 次世界大战”，“把这个世界折磨得痛苦不堪”；奉劝人们、特别是欧洲国家“放弃对众多新’极’的追求”，团结在美国自由、和平与正义的“一极”周围。

类似的言论也挂在奥巴马嘴边，更是各种保守势力推行对外政策的不变依据，美国因此而走上与世界对立、对抗的错误道路。美国患上了“战争依赖症”，对发动战争像吸毒一样上瘾，形成了惯性，停不下来，总是想用战争解决问题，用战争维系战争。

美国是靠战争起家的， 次世界大战使美国由净债务国变成了净债权国，并给美国带来20世纪20年代的大繁荣；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摆脱了20世纪30年的大萧条，为其带来了战后20年的辉煌。

在战争中，美国本土没有遭受战争的破坏，相反美国成了盟国的兵工厂和后勤供应基地，正是商业需要和战争需要的双轮驱动，让美国发了战争财，也使美国走上了靠战争维系战争、维持发展的畸形道路。

战后以来，几乎年年都在征战，以至于当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对话不要对抗，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民意时，美国仍然逆世界潮流而动，不停地发动战争，笃信并坚持用战争解决一切问题。

“9·11”事件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得到世界的同情，但美国并没有反思造成恐怖主义袭击的深层次原因，不计后果地无限扩大范围，发动了一连串战争。

美国总是把战争作为 选择。他们在战争中尝到过甜头，为保住霸权地位，不断营造战争氛围、挑起事端，美国大兵的影子随处可见，战争的触角无所不及。

奥巴马上台时高举反战大旗，但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强调“美国的世界利益和地位要求武装力量必须具备无与伦比的能力”，他迷信用武力支配世界的思想与前任并无二致。

美国持续研发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在军事领域频频推出各种各样的创新理论和作战样式，并称其为“引领新军事变革潮流”，原不知这是把人类不断拖入战争深渊，是对人类的 犯罪。

如果不能阻止美国，美国就会永远不停地打下去。美国患上了“精神分裂和自虐症”，脑中里总有个假想敌，找不到自我又分不清敌我。美国总是担心有什么国家会取而代之。这种思维导致了主动“寻敌”意识，美国似乎必须找到一个“对手”，才可能确定自己的国家方向和定位，否则将不知劲往哪儿使。这是严重的心理变态。

实际上，当前的世界力量格局，没有哪个国家在主动寻求同美国对抗，更谈不上准备同它争霸、打仗了。

问题主要出在希望“霸权永续”的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理念和政策选择上。它目前咄咄逼人的架势，正是它面对强大世界潮流的一种“心灵脆弱”的反映。这也就造成了美国始终搞不清谁是它的朋友、谁是它的敌人，对谁都心存戒备，处处树敌，在世界上极为孤立，即便是对它的盟友，看起来亲密无间，实际上也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

美国的敌人都是假想敌，不是真敌人。如果有，也是他自己想出来的、逼出来的、培养出来的敌人。

美国对自身价值和制度孤芳自赏，影响了其判断力。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其暂时性。但美国却在社会制度的变革上自我陶醉。乔治·布什声称，自由的思想在美国“得到了 胆、最明确的体现”，世人“从美国的思想中看到了希望”，美国的价值观念“不但继续存在下去，而且要在全世界发扬光大”，并毫不掩饰地提出按照美国的社会形态建立世界新秩序，强调“美国的领导是不可或缺的”，“没有人能够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

事实证明，美国的社会形态虽然长于创造财富，但难以使参与者共享，在国内很难，在国际上更难。

而国内国际同时存在的两极分化现象，正是这种社会制度及其国际体系所打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致命弊端。美国虽然能够带来繁荣，但总要经历周期性危机，这时受打击 的就是广大民众和弱势群体，其他弱国也会遭殃，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只不过是空洞的口号。

一个不善于、不敢于检讨反思，极度自我陶醉的国家，必将在偏离正确发展方向中失去战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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