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研究

黄凤祝：风险社会与贝克的现代化理论

一、全球化与世界主义

全球化是现代社会一种特有的现象，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形成的一种理念。全球化这一理念，是一种一维度线状的概念，近十年来才被广泛地使用，它主要是指现代经济发展的一种现象：资本和市场的全球化。“世界市场”是新自由主义的一种理念。它主张利润、资本、生产和人的经营活动，不应受到任何限制，可以超越任何国界。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Beck，-）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不同于世界主义。世界主义主张“多元度的全球化”和“世界组织”的制度化。在制度化世界组织的监督下，不仅是在经济上，而且要在政治、文化、社会层面上推行全球化。贝克把这种多元度的全球化称为“世界化”或“另类的全球化”[1]。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旨在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体系和统一的世界市场。全球化的活动家，试图利用经济活动和自由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社会各方面的演化，促使世界各民族融合成为一个单一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认为，只有在全球资本自由流动和全球市场存在的前提下，个人才能获得其最大的利益和社会公正。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让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更能间接获取最大的公众利益。但是，企业的目标是为了获利，雇主创造就业机会也是为了获利。雇员越少、效率越高、工资越低，企业的盈利就越高，因此，雇主和雇员的共同利益是不可能在市场行为中体现出来的[2]。

虽然全球化的浪潮己经波及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想要促使世界各民族融合成为一个单一的资本主义社会，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某一社会中某一特定结构的演化。

全球化的演化过程可以从六个方面进行考察：

1.人类时空观念的改变：全球化以前，人们生活中的时空观念，是与具体地点联系在一起的。战争、瘟疫、饥荒和地理等因素，增加了人口迁移流动的时间和风险，由此阻碍了人类远距离的迁移和流动。迁移与流动使人们无法预期未来生活的状态和可能遇到的危险，生活不能安定。人们通常认为，留在自己的家乡，和家人在一起，有着固定不变的权利和义务，人会更为安全。工业化以来，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将地球的“时空压缩成为落日的一个循环”，世界各地人们的别离与重逢，已是当日可及的事情。这改变了人类交往的时空概念，促使国际间交往与合作的增强，使世界缩小成为一个地球村落。

2.不同文化间互动的增长：工业化社会之前，文化知识的交流与传播，主要是通过航海、贸易、战争和宗教来进行。年前后，郑和七下西洋，经过东南亚、印度洋，到达红海与非洲东海岸，历时28年，到过30个国家和地区，船只数目有时多达二三百艘，人员最多时达到二万八千人[3]。这是工业化社会前最大的一次全球性的文化交流。年哥伦布的美洲之行，在航程与规模上都无法与郑和相提并论，但是在效果上却有巨大的差别。哥伦布发现美洲，为西方提供了征服世界和现代化的资源，给世界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郑和大规模的航海行动，在世界历史上却没有起过大的作用。全球化以来，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旅行所需的时间大大缩短，费用降低，人口流动的密度加强，各国间的相互移民增加，民族国家的人口单一性逐渐向人种和文化的多样性过渡。外来移民的风俗、习惯与文化，对各地民族已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日常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事实。文化间的冲突也不再仅仅是国家或集体的事情，而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冲突来自交往，要解决交往中的问题与冲突，就必须从对话开始，以求获得相互的谅解。因此可以这么说：对话是促使文化互动的工具，协商是相互谅解的首要条件。

3.世界居民面对共同问题：工业社会产生和引发的全球性气候改变和环境风险问题，全球恐怖活动提出的安全和控制问题，经济危机和股市崩盘等问题，都是世界人民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全球化促使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在政治上，虽然存在着联合国、北约、东盟等世界性和区域性组织，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政治实体，能够真正地主导国际政治事务和执行有效的措施，解决国际争端。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参与京都议定书，不承认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在国际纠纷中主张利用“防范性的战争”来维护自己的领土安全，给世界霸权主义赋予了全新的理念。为了世界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改善和加强国际组织的权威性和能力，将是世界人民面对的第一大问题，也是当务之急。

4.不同企业、民族、国家和社会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的增长：自从互联网建立以来，全世界进入一个“网络社会”。它突破了区域、民族、文化、政治和经济的界限，国家与国家的鸿沟也因此消减。互联网使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享用网络中的信息。不同民族、国家和社会中个人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增长了。由於信息流动速度加快，跨国行动者，特别是跨国企业和国际群体，其跨国网络和组织得到加强。社会信息和知识的流动速度加快，远远超越了权力移动的速度。在未来社会中，对话和交流将比权力控制更为重要。

5.世界一体化的增强：跨国企业、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推动世界科学、技术、体育、文化、政治和社会的一体化也获得全方位的增长。自由市场将各国经济引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同时使金钱的价值渗透到世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角落，改变了人们有关艺术、宗教和道德的传统的意识形态，金钱逐渐成为衡量各种价值的准绳[4]。

6.地方意识的增强：全球意识的增强，促进了地方意识的觉醒。在这一意义上，全球化也就意味着地方化。在日益全球化的趋势下，传统的地方归属关系和界限难以维系，地方必须从根本上重新确定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定位。全球化的资本、材料和技术虽然可以来自世界任何地方，但是在具体的生产中，始终需要地方配合，提供合作，如所在地和地方性的劳动。从这一角度出发，地方在生产领域中，地位日益重要。在劳动生产层面，地方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5]。在产品消费层面，国际产品也需要地方的消费和市场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二、普世主义[6]与西方垄断

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技术、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孕育了西方现代文明，促使西方社会的发展，大大超越了世界其他的古老文化。贝克把这一现象称为“第一次现代化”。马克斯·韦伯（MaxWeber）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是西方资本主义理性化的一种结果。这种理性化建立在天主教官僚体制的传统和宗教改革以来新教禁欲主义的经营理念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的理性化，促使资本累积和社会财富增加。

哥伦布发现美洲，揭开了西方全球化统治的序幕。殖民主义利用普世主义的理念，积极推广西方的价值观。殖民主义主要利用三种手段来扩充其势力：军事力量、宗教信仰和教会组织。二战以后马克思主义国家兴起，殖民地纷纷脱离母国而独立，西方的统治受到打击，东西两个阵营的对立制约了全球化的进程。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即苏联解体前后，美国成为唯一的世界霸权，资本主义民主被认为是唯一可能的最好的政治体系。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Fukuyama）认为东欧集团的瓦解，是西方文化的胜利，意味着历史已经走到尽头，西方的自由民主将成为世界唯一的文化。福山指出：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也许是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7]。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帝国主义”又以崭新的面貌出现。这时武力和宗教已经不再是其主要的手段，取而代之的是跨国公司的组织、信息多媒体文化的力量和军事工业。在这里，多媒体娱乐趣味（Entertainment）的狂热，代替了宗教信仰的虔诚,跨国企业代替了教会组织，高科技的军火生意代替了常规的军事行动。现代多媒体的魅力，远远超过宗教迷信的力量。统治者不再需要教会来塑造，政治家的魅力也不再需要依赖宗教来赋予。媒体可以赋予一个政治家统治一个国家的魅力，同时也可以给予一种文明或国家统治世界的魅力。美国之所以能够统治世界，而联合国却无能为力，理由很简单：美国的跨国公司遍布世界，美国多媒体的娱乐趣味控制了世界娱乐的走向，在世界十个最大的军火工业中，美国的军火工业占据了七个席位[8]，此外，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及全球五大洲。这些都是联合国所不具备的条件。联合国拥有的只是道义，只是纸面上的合法身份。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中，这些手段都是“非理性的”，无助於捍卫这个世界的和平和保障世界人民的尊严。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使西方的全面垄断成为可能。在经济方面，是资本和市场的垄断；在军事方面，是对生化核武器的垄断；在技术方面，是信息技术、医药、生化农业技术、交通运输技术的垄断；在文化方面，是电影、音乐、娱乐工业、多媒体技术的垄断；宗教方面，天主教、基督教几乎垄断了世界宗教的宣传活动；价值方面，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不断推广，同时要求占有对世界人权、自由和民主理念的解释权[9]；在政治方面，实行霸权主义，对其他国家内政进行直接干涉。在反恐政策中，提出防范战争的理念，用主动的军事行动打击“可能性”的敌人。防范性的理念（Praeventionsgedanke）[10],是从风险社会理念引申出来的一种意识，即对经验尚无法证实的某种预测性的定义，采取防范性的措施。在环保运动中，许多防范性主张并不为政府或经济领导层所接受。例如对核能发电站、转基因食品、干细胞和克隆人基因技术的研究，许多主张生产和研究这些项目的专家、企业或政府官员，对于防范性的措施并没有予以认真地对待。但是，对于所谓的“反恐行动”，却无所顾忌地采取军事介入，如科索沃的人权战争、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和伊拉克的反核武器防范性战争。这些行动，都违反了现存的国际法[11]和人道主义的理念，但是，美国与某些国家却无所顾忌，有时甚至不惜违反联合国的决议。

全球化促使民族国家的权力解体。虽然在政治理念上，民族国家对本国拥有绝对的主权，但是在经济上，民族国家面对跨国企业，对本国的生产和市场调节，显得软弱无能。只有在跨国企业无能为力时，政治才会被重新请上世界舞台。跨国企业经常会利用以保卫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西方界定的永久价值，要求工业强国军事和政治力量的介入，同时会启动所有的跨国媒体，为捍卫这些价值做宣传。但是人权的最高原则是：反对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对任何人使用暴力；即对所有使用暴力的合法性提出质疑[12]，这包括国家对人民、国家对集体或国家对国家使用暴力的合法性置疑。

三、现代化与风险社会

现代社会中存在着某些未被人感知的风险。这些潜在的风险都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潜在风险的存在，可能会导致人类生活和个人生命毁灭的危险。社会中存在着这种由人类自己创造的危机，是现代社会的特征，贝克称之为“风险社会”[13]。

风险社会是工业社会的一种新的形态。在这种社会中，财富与风险交织在一起。它的这种对应关系，与传统的工业社会不同。传统的工业社会是一种民族国家的工业社会，工业化生产只是在少数的西方国家中普及，所以工业运作所带来的风险大多只局限于本国。资本主义全球化以来，工业生产和消费遍布全球，由此产生的风险增高，并且波及全球。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的社群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风险社群。工业的风险和危机成为世界性，对全人类具有普遍性和意义。

在前工业社会，人所面对的危险是自然力量和有限的社会冲突，如自然灾害、疾病、瘟疫和局部性的战争。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人面对的危险增多了，除了自然灾害和疾病外，还要面对人为的工业污染、交通事故和世界战争等。全球性工业社会带来的不仅是地区性的污染和贫困，还有许许多多无法预测的风险，如生化核武器的生产，转基因食品的生产，克隆技术和干细胞的研究与生产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带来无法预测的全球性风险，如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危害，化学农药对土壤和水资源的破坏，这些都对人类的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资本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性风险，将是今后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学迫切研究的重大课题。

四、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社会和制度化的责任社会

风险社会突出的标志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社会”的存在。在这一社会中，政治体制和企业组织中都存在着“无需负责任的决策者”。他们对自己的决策，有意和无意识附带产生的社会风险不必承担任何责任。

风险不是具体事物，它是一种“构想”，一种社会定义。只有当人相信它的存在时，才会产生相关的社会效应。由於风险是一种“构想”，在尚未发生前，人们无法感知和用经验事实证明它的存在。即使是在发生后，人们也难以，甚至根本无法证实，肇事者是谁，应该由谁来负责[14]。

贝克认为，社会上存在着“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行为”，是由於政府与法律将风险指数估计得太低[15]。在风险事件冲突中，要求受害者提供证据，证明肇事者确实应对某一风险负担责任，对受害者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甚至可能是无法做到的事情[16]。现行的制度力求否认工业生产中，存在着无法控制的危险。一旦风险发生，政府或企业也会力图将风险描画为个别的例外事件。譬如，英国发现疯牛病后，其他国家纷纷采取行动，禁止英国牛肉进口。英国政府与企业则千方百计地要使本国居民和世界相信，疯牛病只是个别的案例，要世人放心，继续食用英国牛肉。英国全国上自女王，下至工人，同舟共济，异口同声地向世界宣告：英国牛肉是世界上最好的牛肉。这种风险冲突显示了公共机构不合法的一面[17]，同时也告诉世人，这些有权势的人是多么不负责任。

这些事实都表明了国家违背公民的基本权益，政府和企业没有按照国家制度和法律的规定，在危机中应当保障公民的生命安全和生存的权益。更为可怕的是，在制定环境保护法时，政府和企业经常联合起来，全面破坏这种权利:工业将风险偷偷带进社会生活中，政府则公开宣布它们为合法[18]。京都议定书引发的争议，显示了国家是如何将“不负责任的行为”制度化和合法化。

为了避免社会中风险的蔓延，风险责任的制度化是取缔那些不负责任的行为的唯一方法。怎样用立法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社会”变为“制度化的责任社会”，是全球化的主要的政治课题。我相信，将来的社会，在政治上是个协商社会，在生活上是个责任社会，而不是代议制度。至於如何实现，是人是否愿意“参与和选择”的问题。

在风险社会中，各种风险的分布是不均匀的。自全球化以来，风险虽然是全球社会普遍都要面对的事实，但是，在风险爆发后，在同一区域或世界社会中，人们所承受的灾难损害程度各有不同。例如切尔诺贝利的核污染事件，虽然造成全球性的灾难，但是事件爆发中心与周边地区的受害程度就更为严峻。总体来说，在全球的风险事件中没有“不被波及者”，只有“已被波及者”和“尚未被波及者”。在风险事件中，除了“被波及的受害者”，还存在着两种群体：风险事件的受害者和风险事件的受益者。风险事件不仅是风险，同时也是一种“市场的机遇”，风险事件可能给予肇事者一定的惩罚，但同时给予没有风险或风险含量较少的新生产品开拓市场的机会。

风险事件发生后，人们还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教益：1、提高知识在社会中和政治上的地位（风险知识社会地位的提高），2、提供营建知识结构的科学和研究的基础(风险知识的改造)，3、利用媒体的报道，推广和改造社会的知识结构（风险知识的推广）。在这种意义上，风险社会可以说是一个科学、媒体和信息的社会。它引发了风险定义生产者和消费者新的冲突。它提供了定义斗争的源泉，在风险事件之后，人们会要求重新定义风险的波及面（风险的量）、危害度（风险的质）、严重性和迫切性[19]。

风险社会不是一社会革命，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灾难。如果社会中经常发生灾难，人们习以为常，异样的状态也会平常化[20]。[Beck:,]在灾难经常出现的情况下，人对周围的环境就会变得“无所谓然”，他转移视线，不再思考，无视这些事件。所以在风险社会中，即使政府没有负起应有的责任，政治局势依然可以保持稳定[21]。

五、个体化与标准化的社会

在风险社会中，人的个体化获得全新的实质。由於社会标准化和制度化促使社会分化，群体中的个人化意识增强。

传统的工业社会形成时，摧毁了农村生产及其家庭制度，促使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解体。无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改变了人际关系。来自农村的人，虽然保存着家乡与生俱来的社会关系，但在城市中，他却成为举目无亲的个体:城市中的无产者。工业的社会化和生产的分工化，将这些人变成生产中的群体及日常生活中的个体。这就是现代化的开端，也是民族国家和社会个体化可能性形成的基础。在这个社会中，个体间尚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种族意识。而集体和个体，劳工和企业的对立，只是民族中的一种冲突，单一文化的冲突。

在全球化的工业风险社会中，现代化变成了全球的意识形态，并达到全新的高度。它摧毁了民族的个人主义，也破坏了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个体的分化已失去其民族的意义，现代化将全球推向个体化的世界。由於工业国家的劳动力昂贵，全球现代化促使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动力大量地向工业国家移民。工业国家的大量资本则向第三世界转移。资本的流入，意味着工业国家的一些高级雇员转而流向第三世界。全球现代化就这样促使地方文化向多元发展。世界各大城市的居民，已不再是单一种族的居民，而是多种族的居民。

全球现代化促使地方向多种族居民发展。这些新移民，不像工业化初期被贩卖到美洲的奴隶那样，只是被作为工具或牲口使用，在生活上切断了与过去的联系，也不拥有个人的自主权利。新移民并没有因为离开了家乡，就切断了与过去生活的联系。他们除了拥有过去的一切之外，还建构了新的雇佣关系，并在异乡开始了新的生活。在全球化的社会中，集体和个体，劳工和企业的对立已不是单一民族内部的冲突，而是错综复杂的多元性冲突。如在劳资冲突中，同时会蕴含着种族间的对立，使冲突多元化与复杂化。

贝克认为，人们不应将个体化理解为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利己主义。个体化并不意味着个人获得更多的选择和自由，或者个人会因此变得更有个性和独立，能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不依赖于他人，而是人变成了一种“单子”，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中相互矛盾地活动和生活着。贝克认为个体化这个理念，最恰当的定义是：制度化的个体主义[22]。

这种个人主义，是在工业生产的规格化、制度化和社会化，以及个人社会生活被规范化、标准化和强制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个人感受到制度化的社会、国家、集体的压力和强制性，因而产生了逆反心理，感到有摆脱集体规范、发展自我的必要性。但是摆在个人面前的，首先是面对日常生活的必要性。人可以不将集体作为自己导向的定位，而以个人的意愿作为自己的导向。但是在市场上要实现自己，就无法摆脱既定的社会规范。个人在为自己设计生活时，只有尽可能地避免触犯现今主导社会的规范，才有可能付诸实现。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市场中，人无法以家庭作为单位，来实现某种生活的形式。人只能作为个人，在劳动市场中实现自己。能够证明个人能力的是学历与证书，这就启动了个人学习和向上的精神：为了进入市场，人必须学习，必须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才能，才能获得社会的赏识。

个人为自己设计了生活，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他必须竭力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捍卫自己的计划。这些自身的经营者，也是社会的经营者。他们不仅为自己编织生活，同时也是社会网络的营造者。他们在经营自己时，必须不断地同他人进行对话和交流。他们为自己着想，就必须理解他人，自觉地为他人着想，并取得相互间的协调，才能真正地实现自己生活的设想。从这一意义上说，它符合萨特（Sartre）的道德信条：为自己选择，也是为他人和世界选择。人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但却采取了道德化、社会化生活的形式。这就是个人主义的悖论，也是协商社会可能产生的条件。

当人选择了协商性的社会化的形式，个人比以前更加自觉。在前协商社会中，人的社会生活，是一种履行程式化的义务的强制性生活。如今，个人需要根据自己的感觉、理念或“正义感”进行选择，不断地从“交换关系”中产生自我。个人的生活不是一个由他人预先设定好的保险箱，而是由个人自己决定和编织的方舟，任由生活的浪涛来鞭鞑[23]。

全球个体化的运动，赋予社会全新的性质。人的关系将会由新形成的社群联系在一起。这种新的社会目前尚在萌发中，没有具体形态，所以无法看到真正的维度。

现代的西方工业社会，由於引进了社会福利法则，发展成为福利国家。劳资冲突问题的解决得以制度化：虽然劳动力还是由市场来调节，但由於引进了社会和失业保险，失业雇员可以获得生活的保障。这种社会结构，促使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没有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24]。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人们遇到困难，就可以不需要亲友、邻人、同事、甚至社团的帮助，一切都由国家来处理。人对国家的依赖性增加，社会个体化也因而加强，人的自主能力削弱。在个人化的社会中，传统的联系（关系）和保障解体，新的集体联系建立[25]，于是，国家就利用社会福利和保险制度，将个人重新组织起来。

全球化加速了现代社会的个体化，使消极的个体化转向积极的个人主义。这种转化同时从两个方面进行:即在客观的生活环境和主观的意识中同时进行。人的来历在传统的社会（以家庭为单元的社会）中是既定的和有保障的。在全球现代化中，在跨国企业和国际组织工作的地方职工，以及在国外工作的移民，必须适应国际性的监督和节制机制。超地方的道德和法律规范，将这些劳动力从传统既定的现实和民族国家的保障中解放出来。人的既定生活的依赖性减少，自主决定生活的成分增多。自我选择和决策成为个人的任务。个人“既定的来历”在个人社会也不受重视，重要的是他自己创造的“选择的来历“[26]、个人的社会作用和贡献。在全球个体化的社会中，人必须创造自己，产生自我的功能，才能在社会竞争中实现自己。就如萨特指出的那样，人创造了自己的本质。

在个体化的现代福利社会中，贝克反对用传统的马克思阶级观念来分析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贝克认为现代社会是由三种群体构成的：1、全球化的受益者。全球化真正的受益者，只是少数人。他们在全球化中，赢得极大的财富。2、全球化的执行精英。这一群体为全球化的受益者服务，他们留连於全职就业、失业或不充分就业的转换，生活不一定安定，但过得还不错。3、全球化中的无用群体。这个群体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日益增长。在全球化的工业社会中，许多本来由非训练有素人员就可以承担的工作，将会被淘汰或转移到低工资的国家。工业国家的工人，面临着巨大的“无业”状态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要求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剥削？全球化的跨国生产给予劳资冲突一个全新的内涵。工人阶级的分化，模糊了阶级的定义。在全球化中，个人失去了传统的种族、家庭和地域的归属感，而工业化社会带来的世界性阶级理念，也不能再给予人们归属的意义。

这些被放逐在工业生产之外的个人，由劳动市场来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命运依赖於教育和再教育的高度或可能性，以及社会消费的状态。无业的个人在社会中寻求医疗、心理、教育协助、咨询或安排时，面对的是一个由官僚掌控的机制。这种机制没有任何人情味，它将个人当成一堆等待加工的素材，并以制度化的标准来分配、塑造或重新塑造他们。异乡人、待业者和无业游民，使个体化成为最为进步的一种社会化形式:即利用市场、法权、教育和个体的依赖性，造就制度化、标准化的个人与群体[27]。

风险社会给人一阵阵虚无和无助的感受：世界的一切，再也不是神，不是祭司，不是神甫，不是阶级，不是邻人，不是亲友，只有你，我的伴侣。但是，在风险社会中，空虚拥抱了你[28]。

在全球个体化的风险社会中，人只好求助於自己的生活伴侣。可是，将祈望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的这种“爱的理念”，即想从风险的社会环境逃入一个封闭的两人世界，在一个全球化的风险社会冲突中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在个人化的社会中，已没有任何一寸的净土不被波及。个人在风险社会中，无法给予他人任何安宁的保证。

六、开放社会、协商政治和责任意识

索罗斯认为，全球经济体制经常出现危机，是由於缺乏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决策和社会体制[29]。全球资本主义的威胁最初是来自集权主义。集权主义瓦解后，威胁则来自放任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30]。这种威胁，比任何时代的集权主义更大[31]。社会主义在经济中的实践，尝试取消市场机制，用集权控管干预所有的经济活动。市场原教旨主义寻求的是取消“集体决策”，将市场价值绝对化，用市场价值压倒所有的社会价值[32]。

全球经济中不存在一个“集体决策机制”，所以无法建立一全球性的道德价值[33]。索罗斯认为，“真正的全球经济体制”，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决策机制和全球社会对这一全球经济活动的支持。美国必须放弃放任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才能发挥其领导“自由世界”的角色。美国必需寻求与其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结盟。美国如果自行其是，坚持市场原教旨主义，会使世界失去其“必然的领袖”[34]。

索罗斯主张的是一个真正开放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即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相结合的开放社会的体制[35]，反对新自由主义。索罗斯认为，世界事务的核心所在是实现三个概念：可错性、反射性和开放社会[36]。

索罗斯主张的三个社会原则，源自卡尔·波普（KarlPopper）的哲学主张。索罗斯修正了波普的一些概念，并将其作为经济活动的方法加以使用。其目的是为了促使“全球资本主义”体制能够获得“稳定性”，避免放任主义造成全球经济活动的无政府状态，破坏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导致资本主义的解体。

这里研究的重心，是要理解索罗斯可错性、反射性和社会开放性的概念，以及这些理念对“全球性体制”和“政治协商社会”的可使用性。

1.波普对归纳法则的批判

波普认为，归纳法则存在着致命的缺点：即由归纳法则建立的理论，不能被经验所证实，而只能被经验事实证伪。归纳的理论，是利用“概念普及化和总体化”建立的。在概念的普及化和总体化过程中，人们总是将某些现象普遍化，用“普遍化”作为“总体的事实”来接受。在普遍化的过程中，人的思维和认识无法避免错误的植入，因此归纳理论不是真理，是可能出错的。这就是认识可错性的由来。在社会中不存在着绝对的真理。认识有主观性和可错性。人必须寻求发现理论中的错误，来获得“真理”。这就是波普的证伪法则。证伪法则只能在开放的系统中实现。在封闭、教条主义和独断主义的社会中，尝试对社会行为证伪有一定的困难。

波普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样适应於社会科学的研究。索罗斯则认为自然科学方法模型可以处理自然现象，但是不能处理社会现象。这是由於主观思维和现实世界之间会产生双向回馈(atwo-wayfeeback)。社会的均衡问题，无法用牛顿的物理动力学来解释[37]。

波普认为，开放社会的天敌是集权主义政权。集权主义政权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他们排除协商原则，并尝试使用各种方法，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将他们的观点，强加於人[38]。索罗斯认为，在集权主义没落后，市场原教旨主义较之以往任何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开放社会构成了更大的威胁[39]。

2.开放社会与个人理想

放任主义认为，只有透过“未受任何限制的个人利益的追求”，才能创造出最美好的世界。索罗斯认为每天都有很多事实否认这一意识形态，证明它是一种欺骗[40]。因为在放任主义流行的社会中，人追求个人的利益远远超过集体利益。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影响下，将个人利益放在共同利益之前，被视为一种自然、理性和可取的行为。在这种社会中，道德的价值和家庭伦理被牺牲，金钱成为衡量人成功的准则[41]。

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种全球资本主义的体制，是一种扭曲的开放社会。只有在人们理解并且将“维护市场机制”作为自己的目标，作为个人最高的利益，并认为“开放社会”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社会组织形态，愿意牺牲一己之私，成全群体的利益，开放社会才有可能生存和发展[42]。

索罗斯认为，人不能没有普遍性的理念，在放任主义的社会中，追求个人私利就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理念。普遍性的理念有时会非常危险，当它被引导和作为逻辑推理的基础，会促使社会决策产生可错性的结论。普遍性的理念虽然会导致一些错误的结论，但是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如果缺乏一种引导性的理念，社会就无进步可言。问题是我们能否认识到这一问题：即承认社会的行为和决策存在着“可错性”，并把“可错性”理念提升为社会普遍性的理念[43]。

3.理性与道德

希腊哲学认为人是一理性动物。两千年来，西方的人道主义和道德基础，都以这种理念作为人的本体和社会道德体系的基础。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传统的神学权威被推翻，理性被奉为最高的行动标准。科学至上和理性的统治成为欧洲启蒙时期唯一的真理。这些政治、社会和道德的创见，被浓缩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并成为举世人类的“法度”[44]。

自启蒙时代以来，科学不断获得伟大的发现，技术在应用上取得非凡的突破。人类开始主宰自然，经济建设取得辉煌的成就，企业和资本家从生产、经营和市场中获得巨大的利润。社会财富得到空前的积累。工业生产被提升到空前的高度。市场供应已有可能绝对满足全人类的基本需求。但是理性却无法满足人们对它相应的期待。无论是好是坏，理性和原来期待的“有效性理念”相去甚远[45]。

在启蒙运动中，康德尝试以理性为基础，建立一个“普遍有效的道德原则”。全球化时代，金钱成为无可置疑的社会价值，启蒙时代以来建立的道德价值与人道主义思想黯然失色[46]。

康德从一个基本信条出发，来建立他的道德体系：人乃是一理性的行为主体，人的道德行为都是由此衍申出来的。主体受理性命令的引导，这一无上命令将自私、自利和欲望排除在外，使得主体的先验的“意志自由”和“自律”，能够不受外在的因果关系制约，成为“他律”的主体。

索罗斯认为，康德的这种“理性行为的主体”并不真正存在[47]，它只是一种抽象的道德学说。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只适用於人必须与“外在权威对抗的时代”，在外在权威消逝殆尽的现代，己经不合时宜[48]。

人乃是一行为自由的主体。他拥有理性和非理性的一面，有感情和无情的一面。他如何选择他的理性，如何处理他的感情，是他的自由。人的本质不是理性与非理性的[49]，他没有先於自由的本质。存在和自由先於人的本质。

4.可错性和反射性

开放的社会体制（systemofopensociety）拥有三个特点：可错性（fallibility）、反射性（reflexivity）和开放性（openness）。人对事物和世界的理解是一种不完全的理解。这种“缺陷”是与生俱来的。这也就是人的可错性的根源所在[50]。

放任主义（laissezfaire）是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fundamentalism）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实践。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健全、经济无法持久稳定的原因，是由於放任主义在社会中起作用。如果放任市场任意作用，某些社会需要将无法满足。因为市场是无法自己矫正错误的。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市场的这种缺陷，盲目相信市场的魔力和无限竞争的好处[51]。索罗斯认为，唯有开放的社会机制，才可以矫正市场的缺陷。

存在的事物以两种现象显示出来：1、自然的现象。这种现象是与思维没有关连的现象，对立於人的意识之外的现象。对这一现象的认识，可由陈述和实验来检验人的理解（理论）是否与事实相对应，以证明陈述是否真实。2、社会现象。这种现象是由会思维、有意识的人参与事物的作用所产生出来的某种“事实”。这种事实，不是对简单无生命物观察所获得的事实，而是意识、事物和其他意识相互作用后产生的事实。用简单的陈述无法预测到意识会怎样“对未来事物”产生何种作用[52]。

意识和实在（有）从一开始就处於对立，意识对意识的认识，从一开始就不存在着对应关系。意识只有将对象虚无化时，意识才能开始存在。但是意识却无法对虚无的意识作出任何的否定。如果自我意识对虚无作出某种规定，这种规定，因为缺乏“实在”的对应，将永远无法获得证实。参与社会事件的人，无法使用“虚无的知识”作为决策的依据，因为在决策时，这种“知识”尚不能具体显示出来。在社会决策中我们只是掌握了一些过去的、不完全的经验，所以人们无法象自然科学一样，确定或准确地预测某一自然运动轨道。人的意识的运动是绝对自由的，没有一定确定、准确和预想的轨道可寻或因循。对人行为的预测，与预期的期待会有出入。这就是社会科学不确定性和可错性的所在[53]。

自然科学的认识是“陈述和事实”单向的关系。这种关系，只是主体与客体间消极的认识关系。社会科学的认识却是“陈述和事实”间多向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主体与客体间积极的参与关系。在这一关系中，主客可以相互调换位置和情景。主体可以成为客体，客体也可以成为主体。人在这里拥有一双重关系，人是主体也是客体。人的思维以一种互动形式活动。

在一般的日常事件中，很少存在着能促使改变事实的事件或概念。只有在独特的历史事件中，才有可能产生影响参与者的成见，使情况产生与预测中的事件或概念不同的变化[54]，这是主观意识的反射性在起作用。反射性的存在是主观理解的可错性的根源，只有开放社会中的成员，才有能力改正自己的错误。

某些在社会上有影响的经济活动家，评估企业价值，不管是否正确，都有可能影响企业的“实在价值”，导致企业价值因为高估而提高其价值，或因为被低估而降低价值。股市就是利用这种偏见，制造不稳定，并利用这种不稳定，来谋取利润[55]。任何价值的评估都会对事实发生影响：1、高估价值：被高估的企业，可利用这种时机发行股票，谋求利润，将过分膨胀的期望合理化。高估被“实在化”。2、低估价值：被低估的企业，可能会失去其本来的商机，使低估被“实在化”。企业因此就有理由被低估[56]。

某些人制造偏见，来建构股市的需求，以求控制股市，谋求利润。这些人可以创造股市的事实，就如同一些科学家、发明家可以利用自己的构想和创造力，产生某些“实物”，改变人的某些生活习惯。革命家或改革家可以构建新的制度，改变社会的生活。个人的某些选择，可以影响其日后的生活环境。这些都是思维反射或行为互动产生影响的结果。

5.市场、个人与社会

在市场机制中，人对其他的社会价值不够重视，以金钱代替基本价值。特别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杜绝其他的社会价值。他们认为：社会的任何价值，都会表现在市场行为中。为了从事保护他人或环境的慈善事业，人们可以透过捐款来表达他的情操。在市场中人们是无法、也根本不需要去顾及自己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只要个人能遵从市场的游戏规则，那些有害的后果可以不加理会。在市场竞争中，对自身加以限制，将会使自己成为一个失败者。况且就算个人能够遵循某些社会中的道德价值，对现实世界也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因为如果个人为了社会道德而退出竞争，别人就会立刻补上。我成为失败者，社会的现实也并不会因此变好。在市场中，人考虑的是怎样扩充经营、如何获得更多的利润和不断地衡量自己投资和经营上可能遇到的风险，而不是社会福利。在决策中，即使我带入社会良知，对世界的现实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如果我不唯利是图，受影响的是我个人获利的结果[57]。

由於人们的交易是在一个抽象的市场中，交易的对象是一抽象的实体（企业），所以人可以回避道德的选择，但如果交易的对象是一个具体的人，人们回避有关道德的问题就会比较困难。在市场交易中，特别是金融市场交易中，并不涉及道德与不道德这些标准。索罗斯认为，市场交易中，最重要的，还是制定有关监管市场的规则，使交易能够获得制度化和有效监控的形式[58]。

市场参与者、市场规章制度的制定者，是社会中的两种作业者，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社会功能和价值[59]。市场参与者追求的价值是利润，但是在利益冲突中，人总是扭曲规则以利自己。规章制度的制定者追求的价值是社会公正，力图使交易能够常规化、制度化。民主法制的国家就成为这种希望的载体。但是在跨国公司体系形成后，国家面对强大的跨国集团无能为力，政府在经济调控、保护人民或社会利益上表现得软弱无能。人民对政府和民主政治程序的可信度越来越感到失望。

社会价值主要是在於能否“表达对他人的关切”和给予人“内心所需要的归属感”[60]。全球化的民主政治无法给予这一切。迷失的个人，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引导下，逐渐将信心转向市场机制，追逐个人短期内所能获得的最高利润。金钱的利润就此代替了社会的基本价值。民主政治的失败，成为放任市场理论最强的支柱，人民将“选票”投入了市场，这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兴起的因缘[61]。

市场价值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社会价值却无法简单地用金钱来计算[62]。在全球化社会，法律、政治、教育、医学、科学、技术、艺术，甚至人际关系，都利用金钱来评价其价值，而不是以其实际的功能和效益来评价其基本价值[63]。但是，人文科学和文化的价值，能否用金钱来获取其真正的价值？

社会价值在於“人”的体现。个人的体现，只能从人行动后的结果，才能体现出其价值。金钱无法衡量仁义的价值。市场机制，只能体现金钱的抽象价值，被异化的价值。异化的价值，不是人原本价值的体现。只有在自由、平等的状态下，经过关切、对话、协商，人真正的、不被异化的价值理念才有可能呈现。

七、协商政治与市场机制

一个良好的政治机制的任务，是提供和保障社会中的“集体决策”和“社群利益”的实现，并在必要时捍卫这一目标。一个良好的市场机制的任务，则是提供个人“自由选择”完成其盈利的目标[64]。

在政治中，主体见到的只是人。在市场中，主体看到的只是钱。然而，政治活动的基础是国家，政治家没有其他的原则，只有政治的利益。经济活动的基础则是独立的个人，经济人（雇主与雇员）没有其他的原则，只有经营的利润。利益和利润都是建立在自由竞争的达尔文主义的物竞天择和适者生存的理念上，建立在功利主义或利己主义的意识形态上[65]。所以政治家和企业主的心中只有利益，而没有“人”这个真正的实体。人只是统治和赚钱的对象。国家的目的是为社会服务，而不是统治。人民有一些需要无法自力完成，必须靠国家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人民与社群是通过协商、作出决议和拟定执行细则，将执行权交给政府来实施。政府不能凌驾於经由人民作出决定的法则[66]。

民主的代议制度，并不能避免国家和市场凌驾于个人与社会群体之上，只有开放社会的协商政治，才能正确地处理和协调个人、群体和企业利益之间的冲突，才能使“有组织不负责任的社会”成为“制度化的负责任的社会”。封闭不能摧毁错误，只有开放才能真正地对话、协商和自我更正，消除风险社会中的风险，这是一个人道、公正、自我参与与自我选择的社会的起点。问题是如何实现人类对话（话语）能力的制度化，使协商政治社会的机制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作用。

参考书目：

Albrow,Marti,:AbschiedvonNationalstaat.FrankfurtamMain:Suhrkamp

Beck,Ulrich,:Risikogesellschaft.AufdemWegineineandereModerne.FrankfurtamMain:Suhrkamp

Beck,Ulrich,:Gegengifte.DieorganisierteUnverantwortlichkeit.FrankfurtamMain:Suhrkamp

Beck,UlrichElisabethBech-Gernsheim,:DasGanznormaleChaosderLiebe.FrankfurtamMain:Suhrkamp

Beck,Ulrich,:DieErfindungdesPolitischen.Risikogesellschaft.FrankfurtamMain:Suhrkamp

Beck,Ulrich,:WasistGlobalisierung?FrankfurtamMain:Suhrkamp

Beck,Ulrich,:FreiheitoderKapitalismus.FrankfurtamMain:Suhrkamp

Beck,Ulrich,a:DieModernisierungderModerne.FrankfurtamMain:Suhrkamp

Beck,Ulrich,b:PolitikinderRisikogesellschaft.FrankfurtamMain:Suhrkamp

Beck,Ulrich,:DerkosmopolitischeBlick

KriegistFrieden.FrankfurtamMain:Suhrkamp

Cohen,RobinPaulKennedy,:GlobalSociology.NewYork:PalgraveMamillan

Huntington,SamuelP.,:KampfderKulturen.Muenchen:EuropaVerlag

Menzies,Gavin,:,AlsChinadieWeltentdeckte.Muenchen:Droemer

Popper,KarlR.,/:ObjektiveErkenntnis.EinevolutionaererEntwurf.Hamburg:HoffmannundCampe

Popper,KarlR.,:DieoffeneGesellschaftundihreFeinde.Muenchen:Francke

T?nnies,Sibylle,:DerwestlicheUniversalismus.Opladen:WestdeutscherVerlag

Treibel,Annette,:EinführunginsoziologischeTheorienderGegenwart.Opladen:LeskeBudrich

索罗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台北：联经出版社

乌尔里希·贝克，：自由与资本主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孟西士(GavinMenzies)，/：，中国发现世界。台北：远流出版社

上杉千年，：郑和下西洋。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

注释：

[1]Beck，页18。

[2]索罗斯，页－。

[3]上杉千年，页2。

[4]参阅科恩肯尼迪，页34－50。

[5]Beck，页－。

[6]普世主义认为，西方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制度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对任何人普遍有效。T?nnies,页5。

[7]Huntington，页34。

[8]即第一、二、四、五、六、九和十位。参阅年1月30日出版的《DieZeit》，页19。

[9]参阅Albrow，页－。

[10]参阅Beck，页。

[11]Beck，页。

[12]Beck，页。

[13]Beck，页。

[14]Beck，页－。贝克，页－。

[15]Beck，页。

[16]Beck，页。贝克，页。

[17]Beck，页－。贝克，页。

[18]Beck，页－。贝克，页－。

[19]参阅Beck，页61－62。

[20]同上，页。

[21]参阅Beck，页；Treibel,页。

[22]贝克，页69。

[23]参阅贝克，页77。

[24]Beck，页。

[25]Beck，页。

[26]参阅BeckBech-Gernsheim，页12－14。

[27]参阅Beck，页。

[28]参阅Beck，页。

[29]索罗斯，XXVII。

[30]索罗斯，XVIII。

[31]索罗斯，XX。

[32]索罗斯，XXV－XXVI。

[33]索罗斯，XXVI。

[34]索罗斯，XXVIII。

[35]索罗斯，XXVII。

[36]索罗斯，页3。

[37]索罗斯，VIII。

[38]索罗斯，V。

[39]索罗斯，XX。

[40]索罗斯，页90。

[41]索罗斯，XXIV。

[42]索罗斯，XIX。

[43]索罗斯，页91。

[44]索罗斯，页93。

[45]索罗斯，页94。

[46]索罗斯，页95。

[47]索罗斯，页96。

[48]索罗斯，页97。

[49]参阅索罗斯，页96。

[50]索罗斯，页4。

[51]索罗斯，XVIII。

[52]索罗斯，页5。

[53]索罗斯，页6。

[54]索罗斯，页63。

[55]索罗斯，页60－62。

[56]索罗斯，页40－41。

[57]索罗斯，页－。

[58]索罗斯，页－。

[59]索罗斯，页－。

[60]索罗斯，页－。

[61]索罗斯，页。

[62]索罗斯，页。

[63]索罗斯，页。

[64]参阅索罗斯，页。

[65]索罗斯，页。

[66]索罗斯，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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