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AnnalisaMerelli
“这事儿没法办了。什么都没准备好。”我惊慌失措地给他打电话。此时，身处加拿大的他刚刚睡醒。而在印度，夜晚已然降临。
“我的爱，那不是真的，”他回答我，“所有事都安排好了。我们会搞定文件的。”
他说得对。场地已经定好了，在阿马尔菲海岸一栋童话般的别墅里。我的礼服也有了——那件昂贵的婚纱看上去简洁低调，当我试穿它时，眼泪立刻涌了上来，就是它了，我想。这一想法令一向吹毛求疵的我倍感惊讶。一个才华横溢的朋友帮忙设计了邀请函，马上就要印刷了。婚礼日期已经通知到位——我们所有最亲近的人都等不及要来见证这一时刻。
我们甚至上了两天课，并拿到教会颁发的结业证书——该课程辅导我们如何建立一个像样的天主教家庭。这不是我们打算如此，而是因为要在教堂结婚就必须上这门课——对此我心甘情愿，我喜欢这项传统——而他为了取悦我，也答应参加。课程地点在德里市郊，两天里我们和其他夫妇同住在一家修道院里，在不同楼层睡觉（男人在楼上，女人在楼下），聆听关于家庭价值与婚姻义务的课。外国情侣在那里很少见，因此我们成了焦点——特别是当出现性方面的问题时，所有人都假设我们比老师知道得多，尽管我们玩笑着表示抗议。
“那么，精子从哪里来？或许你知道？”有人问我。
“不，我不懂，”我回答，课堂爆发出一阵笑声，“或许他懂？”
他微笑着看看我，摇摇头：“为什么我会知道？我不知道！”
我需要冷静下来。一切都挺顺利的。
但是跨国身份带来了难题，我是意大利人，住在印度，他是加拿大人，现在加拿大，我们想要举办一个天主教的婚礼。我们无论如何难以准备好齐全的文件。
“或许这是个征兆？或许整个婚礼就是个坏主意？”我呜咽道。我累了，并且变得让人难以忍受。
他大笑起来。“亲亲爱人。”他开始以一种歌唱般的语调安慰我。他用滑稽的口音说着他仅知的那几个意大利词语，点亮我灵魂深处最黑暗的角落。“听着。结婚是我们做过的最好的决定，而且我们会做成的。一切都会解决的。我保证。”
***
他对我们的事如此坚定，从我们订婚起就从没动摇过，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们已经一起在印度住了好几年——我跟随他去那里，开始自己的事业，最终还是为了和我爱的男人在一起——然后，他向我求婚了。
在同居之前，我们的关系是飘忽不定的远距离恋爱，两个人似乎从未呆在同一处。我们在意大利相遇、相爱，在短短几周燃烧掉整个夏天的激情，然后各奔一方：他的摄影项目将他带去阿拉斯加、日本、刚果；我则作为志愿者去科索沃收集故事素材，后来又搬到巴黎去完成硕士学业。他因为工作也来到巴黎，于是我们在一起度过了极其幸福的几个月。那是从我记事起，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很美；感到自己被爱着，被渴望。我们会在午夜时分穿戴整齐，去24小时餐厅吃一份法式洋葱汤。我们共用一间工作室，那个房间对一个人来说都太小，更别提两个人外加数量惊人的照相机了。
遇见他之前，我总是调侃说“爱情被高估了”。可爱情没有被高估；爱是完美的。当他必须要回到印度——他在意大利之前的居住之地，我担心一切就要结束了。
然而并没有。我们不放过任何一个闲聊的机会。永远说不够。我们如此不同，以至于这份爱恋对我们彼此来说，都是一个谜：我喜爱学习，他则连高中都没有毕业；我这个人循规蹈矩，他却无视一切规则；我总是在担心很多事，他从来不。有时候，我们仅有的共同之处，就是对另一方的爱。
而这已足够。
放春假时，我去印度看他。飞机降落在德里二月夜晚的大雾之中，我感觉很糟糕，不断往身上喷驱蚊液，全身都湿透了。到达大厅里，他举着一块牌子站在霓虹灯下，活像个酒店派来的司机。上面写着：AmoreMio。我的爱。
印度的一切都把我吓坏了。气味。噪音。灯光。和我以前所见的如此不同。那些从附近公园飞到房顶晒台上的孔雀，它们迷人却又如此陌生。我陪他前往加尔各答完成拍摄任务。在那一条条熙熙攘攘、令人窒息和晕眩的后街，我目睹了贫穷和肮脏，非常骇人。有一次，我哭了整晚，因为我们只住得起不干净的招待所。当我回到巴黎时，真是如释重负。
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会见面。在巴黎，在伦敦，在意大利，在纽约——我俩都觉得我们最终会常住于此。我们一起过圣诞，我的家现在成了他的家。他和父母中断联系已有多年；在我的坚持之下，他和他们重新有了联络，但要真正拯救他们的关系似乎没有什么希望。他们曾经对他很苛刻，残忍，在他高中毕业之前就把他踢出了家门，如今他们依然拒绝承认这一点，更不用说为此道歉了。作为一个凡事都倚仗家里的人，我很难想象他的遭遇到底有多么艰难。所以，当我听见他叫我母亲“妈妈”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在我第一次去德里的一年之后，我搬了过去。原本我计划呆上几个月，没想到一段生命历险就此开始。
我们找了一套公寓，用色彩缤纷的织物装点家居。我拼命想办法让灰尘远离我们的房子；拼命忍耐夏日的滚滚热浪里挣扎，拼命想找份工作。至少有两次，我收拾起行李，对他大喊，我要回家。他在印度住了这么久，早就忘了初来乍到时的艰辛。而且，他为了工作频繁出差，我时常独守空房。我向他发脾气——我们终于能住在一起了，他却前往非洲、中国，只因他那令我无法理解的流浪情结。
我想要的只不过是他的陪伴，当他来到我身边，一切立刻美好起来。我们都如此渴望共度时光，于是在一起的每个点滴都不显得琐碎：我们骑上他的摩托车，探索这座城市，去偏远的地方度假，将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都化作一次历险。
然而，零零星星的几周时间远不足够。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做的，就是等他。终于，当他探望生病的叔叔——又一次长途旅行之后回到家中，我彻底崩溃了。我感觉很糟糕。这趟旅途并不是为了寻欢作乐，我怎能生他的气？但我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告诉他，我们最好分手，他的生命里没有我的位置。我大呼小叫，他叫得更大声，以至于邻居过来看我是否安全。在这个女性常常成为家暴受害者的国度，人们很难相信是我先提高了嗓门。争执过后，我们决定分开。
***
当我意识到自己不想离开他时，我正在去上班的路上，已经迟到了，还有股难以名状的悲伤。我想要留下来。我爱他，还有我们的生活。
我回到公寓。他正坐在沙发上，看上去和我一样，因为无休止的争吵而精疲力竭。我拥抱他，而后坐在他的腿上。
“对不起，这些天糟透了，”我道歉，“我不想离开。永远都不。”
“我也不想你走。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
“是的。永远。”我说。我是认真的。然而，当我看到他眼中的决心，还是被深深震撼了。他似乎要问一个问题，我此前从不知道这个问题存在于他的心中，也从没指望过他会提出来。
“那么……你愿意……你愿意嫁给我吗？”
“什么……你不用……不用这样——我哪都不去。你得好好想想这事。”
“但我已经想过了！我想过了！你看——”他把手伸进背包，取出了一个小盒子，“我甚至还有戒指！我一直在等待恰当的时机。”
“那么。你愿意嫁给我吗，我的爱？”他是认真的。
他准备好了。
那是枚华丽夺目的戒指，装饰派艺术风格（ArtDeco）的加拿大家庭祖传之物——作为戒指，它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平衡——既让人没有奢侈浪费的愧疚感，又很难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人们的确注意到了：他们由衷地为我们高兴，这份激动之情让人晕眩。每个人都赞叹，我们的故事多么浪漫。
那的确是我听说过的最浪漫的故事。
***
尽管是难以置信的甜蜜，我却有一种隐约的预感挥之不去，好像什么事就要发生了。我常常做梦，即将失去一切的恐惧变成了噩梦，猝不及防地出现在每一个重要的时刻。
我爱他，却没想到他也同样爱我，它带给我巨大的快乐，也令我倍感恐慌。父亲的过早离世让我早已无法相信美满结局的存在，更不消说相信我注定与某人在一起。
我四处寻找霉运的迹象。我们被迫搬出公寓，房东太太坚称我们还欠她几个月的房租。押金是他负责的，可他找不到收据证明我们已经付过钱了——单这一件事便足以激怒我。他太不负责任了，我说，他怎么可能已经准备好成为一个丈夫？我们该把整件事叫停。
我们开始寻找新的住处。他优先考虑的问题与我大相径庭——他想省点房租，事实上所有东西他都要省，以便把钱投入在他的工作上；我却想要住在干净、舒适的地方，我觉得自己既肤浅又物质。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我哭得像个被宠坏的小孩。我再一次对他说：“看到了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该结婚。”
对于我们的关系和未来，我充满了怀疑，又如此渴望并惧怕着。
但是对我所有的疑问，他都有答案。“我俩就是这样的，亲爱的，”他会这么告诉我，声音总是那么镇定又亲切，“我不会让你临阵脱逃的。”当我变得犹豫不决时，他却越来越坚定，而他总能将我的恐惧减到最少，让我一次又一次看到他的爱之深切。
最终，我们找到了一个算是过得去的住处，还添置了新的家具。我们没有太多钱——我为一家小型的网络刊物做编辑，我在印度的薪水一直是我俩生活的主要来源，而他的工作则进展缓慢。他手头有几个私人项目在进行，而我下定决心要帮他实现。他的摄影任务总是零零星星的，但他工作一天的收入常常能抵我十天。每当我们的存款快要见底时，总有一些机会降临让我们渡过难关。
可这次似乎有所不同。我担心我们负担不起婚礼——我从未认真想过结婚，此时却发现我真的渴望这场童话式的婚礼。我的母亲承担了大部分花销，但我坚持认为我们至少应该付一部分的钱：譬如鲜花、邀请函，还有小礼物。几周时间过去了，然后是几个月，我越来越担心钱还是不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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