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3月11日，利比亚，（从左到右）《时代》杂志摄影师YuriKosyrev、《纽约时报》摄影师LynseyAddario和TylerHicks以及自由撰稿人NickiSobecki在一场战斗间隙。

赌上性命的战地报道

　　拨通战地记者、自由撰稿人佛兰西斯卡·波丽的电话时，她正在从巴勒斯坦加沙返回安姆安拉的路上。

　　上周，她还在战火纷飞的叙利亚。

　　在叙利亚的两年，波丽完成了一本关于叙利亚城市阿勒颇的书;她是第一个报道阿勒颇轰炸的记者;美国记者弗利被极端组织ISIS斩首杀害的前几天，波丽还跟他见过面。“在战区，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我也可能被绑架，最重要的是要弄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在这里，死没有关系，但是不能为了愚蠢而死。”波丽说。

多数战地记者没有“东家”

　　中东的黄沙中，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被身穿黑衣的极端分子斩首。

　　“我认识弗利。我们都是自由撰稿人，在叙利亚阿勒颇共事过。”来自意大利的自由撰稿人佛兰西斯卡·波丽对新京报记者说。她在叙利亚呆了两年。

　　在斩杀弗利的视频中，恐怖分子还威胁杀害另外一名美国记者斯蒂文·索特罗夫。唯一的好消息是，被另一伙叙利亚极端分子绑架近两年的记者彼得·柯蒂斯获释。柯蒂斯同样是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为媒体工作。

　　波丽说，目前在叙利亚，95%的战地新闻工作者都是自由撰稿人记者，只有5%隶属于某一媒体。

　　波丽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披露了自己的辛酸：如今，大部分媒体都无法负担全职记者在战地的费用，而依赖自由撰稿人可以花更少的钱，也不用出保险、安全等费用。

　　因为待遇低，自由撰稿人只好铤而走险，冒一些额外的风险，比如不雇用翻译，住在廉价的旅馆里。

　　“如果你碰巧受伤了，会有一种希望死掉的冲动，因为你负担不起这种伤病。”波丽说。

　　“记者无国界”组织试图帮助这些自由撰稿人，给他们保护盾牌和GPS设备，提供安全培训课程。但是，仍然有大量的自由撰稿人为了省钱，毫无保护地出门采访，雇用廉价却毫无经验的向导。

　　新技术改变了全球媒体业，即使是战地记者这个行当也如此。只要有一部手机，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张飞机票，就有希望成为一个战地记者，至少是一个自由撰稿人。波丽说，这就意味着更多的竞争，更低的稿费。一篇稿子一般只有70美元，和写一篇贝卢斯科尼的花边新闻的稿费一样，即使你身在叙利亚这样危险的地方，也没有区别。

年11月，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士兵逮捕一名外国摄影记者。

一次又一次赴战地的“疯子”

　　美国著名战地记者塞巴斯蒂安·荣格尔在年痛失好友。英国著名战地摄影师蒂姆·赫瑟林顿在利比亚城市米苏拉塔被弹片击中身亡。他和荣格尔曾经合作导演过一部获得了奥斯卡提名的电影《雷斯特雷波》。

　　近20年来，荣格尔一直在一线报道战争。在杂志《GQ》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荣格尔说，他曾经以为自己懂得战争：巴尔干半岛、西非和阿富汗都曾经留下过他的足迹;他曾经看着士兵中弹死去，自己也曾受过伤，也写过反映驻阿美军的书籍。但是，赫瑟林顿的死，让他对战争变得迷茫了。

　　新闻界痛失的不仅有蒂姆·赫瑟林顿，还有其他很多传奇的战地记者。

　　如生前担任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资深战地新闻记者的“独眼”女记者玛丽·科尔文。年2月22日，在叙利亚政府军炮击霍姆斯市时被炸身亡，与她一起遇难的还有法国摄影记者奥奇利克。

　　美国媒体称，一些老记者承认，大新闻带来的荣耀通常比新闻本身更吸引他们。战地记者们被说成疯子，但是随之而来的奖项又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返回战争之地。

　　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组织的数据，年是战地记者遇害最多的年份，有70名记者确认被杀，还有更多人失踪，大部分在叙利亚，新闻工作者在那里几乎得不到任何保护。

年10月，巴勒斯坦摄影师AbedAlHAfizHaslamoun被袭击。

记者也成为被攻击目标

　　在荣格尔刚刚成为战地记者的时候，记者们穿着写有“媒体”的蓝色背心，多少能获得一些保护。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情况开始起了变化。

　　战地记者斯考特·安德森回忆说，在萨尔瓦多，在车上贴“电视”或者“媒体”的标签，可以在无人区内疾驰。但是到了前南地区，情况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果再贴这样的标签，无疑就是在牛眼前摆弄红布。

　　安德森的印象中，塞尔维亚武装人员发现，攻击记者不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坏的影响。一旦战事扩大，战地记者就变得更加弱势。

　　曾经获得过普利策奖的美国女摄影记者林赛·安德罗伊曾经两次被绑架，第一次是年在伊拉克，第二次是年在利比亚。两次她都幸运地逃了出来。“毫无疑问，现在的记者就是被攻击的目标。”

　　年8月，利比亚推翻卡扎菲的武装运动进入最后阶段，反对派武装人员攻入的黎波里。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年轻记者迈尔斯·阿莫尔跟他们在一起，他被政府军的狙击手击中了头部。幸运的是，他戴着一种高级头盔，虽被击中却没有受伤。

　　阿莫尔从地上爬起来，掸了掸身上的土，继续工作。几个小时之后，他成为第一个进入卡扎菲住宅的记者。

　　但是，阿莫尔的“世界独家新闻”被放在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内页中，而报纸当天的头版刊登的是阿莫尔险些丧命的经历。

叙利亚战争知名女记者佛兰西斯卡·波丽对新京报讲述战火人生：

“竭尽全力活着出来”

　　姓名：佛兰西斯卡·波丽

　　年龄：34岁

　　国籍：意大利

　　学历：拥有国际关系硕士学位、人权硕士学位和法哲学的学士学位

　　工作经历：曾是一名联合国人权官员，年辞职成为一名战地记者

　　主要经历：出版了3本书，一本是关于科索沃，一本关于巴勒斯坦，最新的一本关于叙利亚阿勒颇

报道叙利亚战事

多数人离开，她选择返回

　　去年12月，佛兰西斯卡·波丽决定重返叙利亚重镇阿勒颇。那时候，大部分记者开始从阿勒颇撤离，希望在战争变得更为血腥暴力之前离开。

　　“我告诉我自己，战争有没有结束不重要。我需要回去，因为伊斯兰国(ISIS)来到阿勒颇之后，变得更加危险。”

　　“我尝试一切办法进入阿勒颇，又竭尽全力地活着出来。”当波丽重新进入阿勒颇的时候，所有的报纸为之疯狂，也充满怀疑——这个年轻的意大利自由撰稿人又回去了!

　　波丽成为第一个重返阿勒颇的记者，第一个报道叙利亚政府军轰炸阿勒颇的记者。

　　“轰炸没有停止。每20分钟，直升机上就会扔下炸弹，还有狙击手。每一分钟都有人在死亡，人们在挨饿，这让我震惊。”她说，“因为我曾经是人道主义官员，所以我离开阿勒颇时第一个联系的不是编辑，而是挪威难民理事会的一个朋友，告诉他阿勒颇的情况。他当时就说，赶紧给潘基文打电话，赶紧把人们撤出来，否则人们都会死的。”

　　谈到在两年的叙利亚生活中，什么才是令她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波丽激动地讲起重返阿勒颇一事。

　　重点并不仅仅在于战争，而在于歧视。除了法国的媒体，英国和美国的报纸都不相信波丽这样一个年轻的意大利自由撰稿人真的能够进入阿勒颇。

　　“我并不奇怪他们有这样的反应。他们不是因为你的内容认可你，而是因为你的性别、国籍、种族、身份来做判断。这是可耻的。”她说，在去年9月，她报道阿勒颇一处世界遗产由于反对派和政府军交战而起火。报社的编辑给她发邮件说，“我要购买你的文章，但是要用我们记者的名字”。

接触ISIS武装人员

“真正疯狂的是外国战士”

　　波丽认识被斩首的美国自由撰稿人弗利，两个人曾经一起共事过。但是，波丽不愿意多谈弗利的事情。

　　“在战区，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波丽的语调显得有些悲伤。

　　年8月19日，在绑架弗利近两年后，ISIS将杀害弗利的视频传到网络上。

　　此时的波丽，同样在叙利亚。她在自己的“推特”上写道：“他们看起来把吉姆·弗利处决了。我们……我们……不敢相信看到的一切。”

　　但对战地记者面临被绑架的危险，波丽似乎不是那么畏惧。

　　“我们总要有点信念，如果没有的话，没有办法继续，因为太艰难了。所有人都可能被杀，都可能被绑架，为什么你自己回家了?”她说。

　　“一旦来到这里，这就是自己的工作，就要遵守游戏规则。”她说，“最重要的是要弄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在这里。死没有关系，但是不能为了愚蠢而死。我觉得乌克兰的战争是一场愚蠢的战争，如果死在克里米亚，就毫无意义。”

　　在波丽看来，最新崛起的ISIS也并非全是可怕的人。去年，她接受了这支极端组织的邀请，和他们呆了几个月。

　　但她不喜欢和ISIS中来自外国的武装分子相处，哪怕是来自欧洲的也不喜欢。因为“叙利亚人是可以放心与他们在一起的，真正疯狂的是外国战士”。

　　“叙利亚本地的武装人员，不管他们是不是属于ISIS组织，能够真切地感觉到他们关心自己的国家，所以他们比来自国外的武装人员更加温和。外国战士就是噩梦，不管他们是从阿富汗还是从欧洲来。”她说。

年7月，美联社记者DavidGuttenfelder在拍摄一名美军士兵。

半路出家的美女记者

弃联合国高位奔赴战地

　　波丽今年34岁，来自意大利，拥有两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学士学位。

　　在当记者之前，她是一名联合国的人权官员，曾经在动荡的科索沃工作。在她写的一篇文章中曾经说：“在波斯尼亚，一堆脑浆迸射到我的身上。我的青春就此结束了。当时我23岁。”

　　在中东，波丽踏上的第一块土地是巴勒斯坦。她将那里看做自己在中东的“家”。随后，因为难民问题，波丽前往黎巴嫩工作，后来是利比亚，叙利亚也去过。

　　“触动我投入新闻行业的原因是，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意大利记者拍摄的一组照片，令我非常震动。照片拍得很好，我感觉在照片中看到的叙利亚人，也在看着我。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到叙利亚去。”她说。

　　波丽没有过多准备。看一些书，大概了解一下当地的知识。找各种在那里能找的人，交朋友，结交朋友的朋友，迅速形成一个人脉网络。

　　经过两年的努力，波丽又出版了一本关于叙利亚的书籍，卖得不错。

　　“对于未来，我也不好说。我希望以后继续做一名自由撰稿人。不过如果想做一名优秀的记者，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媒体做支撑。比如，对于我这样的自由撰稿人来说，签证问题就是个大难题，因此我去不了利比亚和伊拉克。”她说，“很多自由撰稿人做几年就转行了。我也不确定以后会不会回国。”

　　波丽的母亲很不理解女儿的转行，“我妈妈她不停地跟我提起，说我以前在联合国工作，很好很体面的工作，为什么要辞职写稿子?”

代价不菲的战地报道

在叙每天要花上千美元

　　在叙利亚这样的地方，像波丽这样的外国人，如何能够进行采访?

　　波丽会多种语言，因此她能够给多个国家的媒体投稿。她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在叙利亚的自由撰稿人，很多人的稿费只有70美元一篇。

　　波丽比较幸运，稿费有时候能够达到美元。由于能够一稿多投，因此她的资金还算相对充裕，能够雇用关键的“当地助手”(fixer)。

　　这些人为记者联系采访、充当翻译、安排生活，但是要价也不菲。“比如我现在在加沙，想要采访哈马斯，这个人就能帮我联系。可以说，我们80%的稿子都是靠fixer的帮助才能完成。”

　　“在战区什么东西都很贵。在加沙差不多得付美元一天，你要知道在加沙70%的人平均月收入不到美元，美元日工资是天价了。只要是在战区，只要有记者，什么东西都变贵了。在叙利亚，就在上周，我每天要支付0美元，在乌克兰，我们每天大概要花美元。”波丽说。

　　有些大报的记者财力充足，能付得起助手的钱。但是有些记者就不行，比如葡萄牙的记者，就给不了多少钱。

　　“不仅是当地人想赚钱，有些外国媒体为了拿到有价值的信息肯出高价，推高了价格。”她说。

　　根据波丽的经验，在类似叙利亚这样的地方，必须选择自己想要报道战争中的哪一方。如果在一开始与一方建立的关系，基本上就没有机会报道另外一方。她说：“我总说我的新书不是关于叙利亚，而是关于阿勒颇。因为叙利亚非常复杂，我呆在阿勒颇，几乎不可能跑到大马士革去报道另一方的情况。”

采写新京报记者储信艳

普利策奖提名战地记者对新京报记者讲述20多年烽火新闻生涯

“极端分子拿枪指我头最后拿走美元”

　　美国自由记者弗利遭极端组织斩首再次引发对战地记者这一高危职业的 　　菲利普·斯马克

　　美国前著名自由战地记者，曾为《每日电讯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时代》周刊等媒体撰写战地报道。在过去20多年间，他曾报道海地内战、科索沃、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重大冲突和战乱事件。他的著名报道是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撰写的拉登逃出阿富汗的报道，他最先曝光这一消息，获得2年普利策奖提名。如今，斯马克是一名学者和作家，在过去4年间为美国政府和阿富汗美国大学工作，著有畅销书《“基地”组织大逃亡》。

美军会保护随军记者安全

　　新京报：你从事战地记者20多年，当初为何选择做战地记者?不怕危险吗?

　　斯马克：我当初从事这一行业是因为被战争的本质所吸引，战争冲突是人类经历的缩影，是反映人类感情变化的晴雨表，从爱到恨。当你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战争是一个很好的寻找写作素材的地方，因此我很年轻就入行了，去过亚洲、欧洲和中东很多国家。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开始专注于中东地区战乱的报道?

　　斯马克：9·11事件发生前，我就去了几个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东和亚洲国家，了解他们的风土人情，还报道了“基地”组织的学校。9·11事件发生时，我正在也门，之后我就开始集中报道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后来也报道了伊拉克战争，我一直觉得正是美国入侵伊拉克才导致今天极端分子崛起的局面。

　　我在中东是以自由记者身份工作，很多家知名媒体雇用我，有的媒体给出的薪水很高，例如《时代》周刊。

　　新京报：你还曾担任美军随军战地记者，这有哪些特权?

　　斯马克：年至5年，我曾在伊拉克担任随军记者，如果是官方随军记者就会与美军一起行动，报道他们的作战情况，美军会向你公开一些信息。而且会安全很多，因为美军一定程度上会保证随军记者的安全。

　　新京报：据报道，作为美军随军记者必须要遵守五角大楼的一些规定?

　　斯马克：当然，哪个国家的军队也不是对记者完全开放，美国军方也不希望你报道他们不喜欢的事情，但我认为应客观报道，因为媒体是批判者，而不是吹捧者。

　　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时，我曾被允许跟随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报道，是以独立记者身份，而不是那种官方任命的随军记者。军方一些人不喜欢我，他们说我的报道暴露了美军驻地，事实并非如此，当时很多记者都报道了相同的信息。我被送出伊拉克，但三天后我就回到伊拉克，从此开始自己驾车报道美军的行动。

菲利普·斯马克在阿富汗拍摄的图片中美军在与当地居民交涉。

曾被恐怖分子绑架用枪指头

　　新京报：近年很多西方记者在中东被绑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斯马克：伊拉克战争期间，我在去往巴格达的公路上遭遇绑架。我和同事开车遇到了一伙极端分子，他们看起来很疯狂，手里都有枪，他们让我们下车后跪下，用枪指着我们的头，我说，“不要杀我们，尽管拿钱”，幸运的是，经过交涉后，他们只拿走了美元就放了我们。

　　那时情况还比较简单，现在复杂多了，当地有大大小小很多极端组织，他们都有武器，如果现在记者被绑了，绑匪很可能会把记者转手给其他极端组织，得到记者的极端组织会索要高价赎金。

　　新京报：他们绑架记者一般出于什么目的?

　　斯马克：我必须指出，他们绑架美国记者并不完全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有时也不是因为憎恨美国人，很多情况下是赤裸裸的要钱。一些恐怖分子因绑架记者得到了巨额赎金，其他恐怖分子就会效仿，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有些恐怖组织把这个当成了赚钱的手段，开出离谱的赎金，拿不到赎金就撕票。用得到的赎金购买武器，进行恐怖主义活动。

　　新京报：你还经历过哪些危险的经历?你如何保护自己?

　　斯马克：最不安全的应该就是自由新闻记者，隶属于某个媒体的记者安全系数会相对高。自由记者几乎没受过如何保护自己的专业训练，雇用自由记者的媒体总是要求你无限靠近战场，写更逼真的故事，这样你的报道就会更出名，赚更多钱，但也就更危险。我的一个摄影师朋友就死于利比亚，他当时太靠近交火地带拍摄。

　　如今，很多年轻人去报道战争，我那时也很年轻，一门心思想要最独家的故事，做了些现在不敢想的事情，离交火地非常近进行报道，枪林弹雨就是常事，子弹甚至擦着我的头发飞过。但是要得到好报道就要冒风险，在阿富汗时，我还曾突破封锁线去采访被包围的当地武装力量，陪同给我当翻译的是现在阿富汗情报机关的一位高官。

　　前著名战地记者菲利普·斯马克在阿富汗。

与拉登厨师聊出拉登下落

　　新京报：你是如何与这些极端分子打交道?

　　斯马克：我曾采访一些在伊拉克与美国作战的极端分子，我不敢向他们透露自己是美国人，这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我会掩饰身份，告诉他们我是来自欧洲国家的穆斯林，这会让他们觉得比较好接受。作为一名战地记者你会经常掩饰身份，伪装成与采访对象是同一条战线的。

　　新京报：你第一个报道拉登逃出阿富汗的新闻，你如何找出这样的独家新闻?

　　斯马克：托博拉山区位于阿富汗东部，这是一个洞穴密布的山区，阿富汗战争爆发后，拉登被指藏身于此，很多记者在此打听他的下落，我和会说多种语言的向导也来到这里，我们有很好的内线，可以找到那些与拉登有接触的人，其中就包括为拉登做饭的厨师。而且，拉登当时大把撒钱找人帮他逃出阿富汗，当地部族几乎都在帮他逃走，我们查清了这条复杂的交易链条，搞清楚谁付钱给谁，如何逃亡，逃亡去哪里等信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曾被追杀，差点丧命，当时幸亏有个好司机，才得以逃命。

　　新京报：你曾被三次提名普利策奖，作为战地记者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斯马克：我如今已不是战地记者，危险是我不干这行的原因，我很喜欢现在的平静生活，做研究写书，如果你问我还会去选择做战地记者吗，我的答案是不会。

　　回顾职业生涯，我觉得做战地记者最大价值就是告诉人们人类的本性，以及那些发生在战争中前所未有的恐怖，不去报道战争，我们就永远无法了解和避免战争。

采写/新京报记者王晓枫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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