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月21日伊朗总统鲁哈尼向全国发表电视直播讲话时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拉克和叙利亚人民并肩作战，收复了“伊斯兰国”在叙最后主要据点阿布卡迈勒，联合反恐行动取得最终的胜利。与此同时，伊拉克总理阿巴迪21日也表示，在收复拉沃镇后，伊拉克已在军事上终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本拉登针对于西方文明带来的地区性恐慌，近年来已经演变成了暴恐极端意识形态的全球性泛滥。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恐怖组织在中东地区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受此影响，全球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频繁发生“独狼式”的本土恐怖袭击，成为各国面临的最为现实的安全威胁。

在叙利亚、利比亚等中东国家的内战中，类似“伊斯兰国”这样带有极端意识形态的恐怖组织，远比“叙利亚自由军”、“沙姆自由人”这样不是那么极端的反政府武装更受欢迎，不仅更容易募集资金和人员，发展也更快，作战能力也更强。

从群体类型看，奥巴马政府重伤的“基地组织”和现如今的“伊斯兰国”等形成一定势力的恐怖组织均属于一种有组织结构界定的工作分配很明确的正式性群体。但在任何恐怖组织逐渐成型和对外征招的阶段中，其成员往往是抱有相同目标而集合在一起，而该组织由小变大的过程也对应着从非正式性-利益型群体向正式性-命令型群体过度的过程。

但众所周知，恐怖组织及其行为在普世价值观中往往形同过街老鼠，ISIS又是以怎样的手段招兵买马、以洗脑和宣传的方式扩充自身的呢？

数据来自ICSR

紧跟时代的“招聘”方式

在事件之后，恐怖主义就成为了萦绕在全世界民众、特别是西方国家民众心头难以抹去的一笔暗色。伴随着ISIS的崛起，世界更进一步被笼罩在恐怖主义的阴影下，媒体对于恐怖主义的报道也日益增加，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事件几乎都会在第一时间吸引全世界媒体的目光。只要是对恐怖袭击进行的报道，媒体必然会提及大量有关恐怖组织的信息，包括恐怖分子做了什么、恐怖组织的目的是什么、哪个恐怖组织宣布对某恐怖事件负责等等。

但与此同时，有学者开始反思：媒体的报道对于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而言意味着什么。对于恐怖组织来说，频繁地在媒体上抛头露面未必是一件坏事。媒体即使是以批判性的视角进行报道，也使得恐怖组织的影响力得以扩大。半岛电视台因为播放本·拉登讲话视频，曾被西方学者斥责为本拉登的“传声筒”。而半岛电视台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成为比肩CNN的顶尖国际媒体，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能够获得独家的本拉登讲话视频。这种情形下，本·拉登与半岛电视台甚至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传统媒体应该如何规范针对恐怖主义的报道？社交媒体公司是否应当遏制恐怖组织在其平台的宣传行为？媒体应该在全球性的反恐斗争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在恐怖主义已经遍布世界的时候，这些问题似乎依然悬而未决。

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媒体让恐怖组织显得比实际上更有影响，社交媒体则可能充当恐怖分子的招募平台和交流媒介。

相比较基地组织依靠单纯的演讲、传真、电话等方式宣讲自己的“教义”或“信条”，ISIS通过网络和自媒体的“广告”覆盖范围更广，受众面也更大。ISIS建立Facebook直播平台招募新军，在YouTube平台发布血腥的斩首视频，并通过嵌入Twitter流行标签扩散。就在Facebook推出直播业务后不久，恐怖分子LarossiAballa就在平台上直播他杀害一个法国警察和他的妻子，并把其三岁的孩子扣为人质的过程。统计显示，现在有63%的美国人利用社交媒体来获取新闻。但是，诸如Facebook这样的社交媒体没有应对恐怖组织大规模宣传行动的有效措施。除了删除斩首视频等过于血腥的内容之外，社交媒体平台对于恐怖组织的大规模宣传行动几乎无所作为，从而放任ISIS在自己的平台上大肆招募各国年轻人。

据《纽约时报》称，ISIS支持者Twitter的账号数量在46,到70,之间，根据调查人员的分析指南方针，在ISIS支持者好友名单中起码都会有另外一名ISIS支持者，但他们的交际圈却再向外扩展。所以即便数据显示ISIS支持者的流量仅为Twitter的万分之一到万分之二左右，但其视频传播速度和播放量仍不容小觑。

不仅如此，ISIS还制作了精美的招募人员视频，开发了在线游戏和移动应用，并在社交媒体上为新游戏《圣战模拟器》发布了预告片。美国网络安全公司ZeroFox特别报告称，伊斯兰国通过社交网络组织了一个高效的网络宣传活动，除了在Facebook、Twitter、YouTube和WhatsApp宣传外，还有很多其它社交平台，它还使用蠕虫网络（bot）传播信息。

此外要需要注意的是传统媒体和自媒体对“媒体是否间接加大恐怖组织带来的恐慌”以及“在特殊情况下媒体是否要配合国家整改”这两个问题采取了不同态度和相应弥补措施。

媒体报道中“恐怖分子”一词常常有被滥用的风险，这让恐怖组织的袭击显得比事实上更多。虽然存在着诸多的恶性袭击事件，但并不是所有事件都是在恐怖组织的控制下进行的，也并不是所有实施袭击的人都是恐怖分子。媒体在进行报道时却很难将这些问题区分清楚，从而造成了一种“叙事上的误导”。例如，在德国火车袭击事件中，作案者并不是恐怖组织的成员，而是受到ISIS宣传煽动的“单独袭击者”。而德国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大多直接将其归类为恐怖分子，并将袭击称作“发生在德国境内的恐怖袭击”，造成了德国民众的恐慌。由于媒体的报道，ISIS随后宣称，这起袭击为其“欧洲战场”行动的一部分。媒体如果不能很好地区分不同类型的事件并加以有效地解释，就很容易被恐怖组织用以扩大自己的声势。

为此，BBC在员工守则中提出，“‘恐怖分子’这个概念阻碍了我们对事件的理解……我们必须对事件进行完整的阐释，使用袭击者（attacker）、枪手（gunman）、武装力量（militant）等词，并且避免被他人的用词所误导”。

在新媒体方面，年4月27日，当地时间周四，Facebook称来自世界各地的执法部门向其提出的用户数据请求数量在最近半年增加了9%。据悉，Facebook每隔半年就会公布一份全球政府请求报告。最新报告数据显示，该家公司在年下半年收到的用户数据请求数量为条，而上半年则只有条。据了解，该种报告是Facebook以及硅谷其他公司为了做好执法部门机构合法要求与用户对个人隐私担忧之间的平衡而展开。这种矛盾在年变得尤为激烈，当时，包括Facebook在内的7家大型科技公司被曝出向美国国安局提供不受限制的用户数据访问权。不过这7家公司都否认了这一说法。

Facebook法律总顾问ChrisSonderby在报告中指出，无论请求来自哪个国家，他们都仔细检查它的法律合法性，如果发现法律依据不足或越权的请求，他们将不会接受该请求。“我们不会为政府提供‘后门’或是直接访问民众信息的权限。”

然而布鲁金斯研究所发布的一份关于ISIS在社交媒体上影响力的调查报告显示，很明显包括Facebook在内的数家新媒体并没有做好严格的用户审查，ISIS发表过的视频以关键词检索等方式删除或屏蔽的不超过其发表总量的1%，而被屏蔽后的账号也少部分死灰复燃，甚至出现账号重复。

设立创新性的共同目标——以赚取彩礼为例

基地组织自成立到壮大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为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的附庸，前者对后者有严重的依赖性。其原则和信条来自于本拉登的精神导师提到的“每一条宗教原则都得有人去维护，每个人都应该扛起重任和作出牺牲，这就是我们的根本（qaeda，即原则、规范、普遍真理）！”因此真正认同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实际也是最忠实的原教主义卫道士。然而据统计，坚定的原教主义者并没有全数转为基地组织成员，而基地组织前两层核心也仅有数十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过基地组织有关培训的“士兵”有三万人，其中已查明的原教主义拥护者有4-5人，余下两万余人中的绝大部分则是因为本拉登的个人魅力和迫于现实压力而被吸引到组织中去的。

因此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暴恐极端意识形态在全球蔓延加剧，其扩张方式已经从主要通过“信仰极端意识形态的人数量上升”，转变为主要依靠“普通民众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受到压迫而变得极端化，转而投向暴恐极端意识形态”。

比较经典的一项研究是德州农工大学的ValerieM.Hudson关于婚姻（特别是彩礼）对于恐怖分子“激进化”的可能影响。

年11月26日，印度孟买泰姬?玛哈尔酒店等多个地点同时遭到名为“虔诚军”的恐怖组织袭击。此次袭击一共持续了三天，恐怖分子绑架大量人质与军警对峙周旋，最终造成余人死伤。据陈在参与这起袭击的10名恐怖分子中，有9名被击毙，还有一位名叫JamalKasab的人被当地警方活捉。

根据以往经验，具有明显宗教信仰的恐怖分子被抓捕后一般会表现出强烈的抵抗行为并拒绝配合调查。但在审讯Kasab时，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在哀求印度警察关掉摄像机遭到拒绝后，Kasab痛哭流涕地表示加入“虔诚军”并非为了“圣战”，而只是为了钱。

原来随着阶层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彩礼矛盾也变得更为尖锐。富人有钱，可以娶四个老婆，穷人却连结婚都很困难。彩礼价格飞涨的结果就是推迟结婚。该事件中Kasab一家就是因为不能凑足足够的资金满足女方长辈要求，所以迟迟不能让已经达到年龄的两兄弟结婚。

婚姻对于个人和社会的意义不言自明。研究者指出，越是在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婚姻的地位和作用就越重要。在亚洲、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彩礼始终是青年男性及其家庭在结婚时面临的一大负担。结婚时男方付给女方的彩礼，某种程度上也演变为年长男性对年轻男性的“强制税收”（obligatorytax）。

对于伊斯兰世界的男性青年而言，这一负担更加沉重。研究者发现，在埃及，2-年间结婚花费增长了25%；而一个家庭要存5-7年的钱，才能付得起结婚的彩礼。在阿富汗，青年男性的结婚彩礼等花费达到1.2-2万美元。埃及男性平均结婚年龄被从20多岁推迟到30岁左右，而沙特男性往往要到30多岁才能结婚。这在中东地区已经成为常态。调查发现，中东地区25-29岁的男性只有50%已婚——这一比例在发展中国家中是最低的。

Kasab的父亲告诉他，只要加入“虔诚军”，他和弟弟就能有足够的钱付彩礼，否则他俩都没法结婚。年，Kasab因恐怖袭击被印度绞刑处死，而他在巴基斯坦的弟弟是否从“虔诚军”拿到钱结了婚，则不得而知。

可能Kasab只是群体性事件中的一个特例，研究者也承认，造成恐怖分子“激进化”的原因很多，包括彩礼过重在内的社会问题也仅仅是一个方面。这几个案例主要都是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恐怖组织和分裂势力，并没有涉及“基地”等国际恐怖组织、以及西方国家的本土恐怖分子，也没有考察意识形态对“激进化”的影响。不过，在眼下强力反恐“越反越恐”的大背景下，全面考察恐怖分子形成的社会文化因素，或许对反恐有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

数据来自WVS

上图反映了世界结婚成本大小与选择加入恐怖组织的人数关系，数据和图表显示，结婚成本越高、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往往有更多的人倾向于“叛逆”。

很明显的事实是恐怖组织一直通过结婚吸引年轻男性加入。年代，埃及恐怖组织就以“不花钱就能结婚”为号召招募人员。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色九月”为成员在贝鲁特结婚提供彩礼和公寓，如果在婚后一年内得子还会有额外的奖励。而“伊斯兰国”为每个加入的男性青年提供1美元，用以在“伊斯兰国”的“首都”拉卡结婚安家。

在尼日利亚和南苏丹，恐怖组织和分裂势力也用“结婚“为饵招募成员，甚至不惜绑架女性作为其组织成员的“新娘”。仅年，尼日利亚恐怖组织“博科圣地”（BokoHaram）就绑架了超过2名女性，其中大部分嫁给了“博科圣地”的成员。“博科圣地”结婚同样有彩礼，但是相较于“市场价格”却低很多。更重要的是，“博科圣地”的财礼钱属于新娘本人，而非新娘的父亲，相比较传统中将女性作为货物和生育工具的“售卖”方式，这种为了“未来投资”和“自己掌控自己”的假象对于一些女性也颇具吸引力。

一些伊斯兰国家已经意识到了彩礼“通货膨胀”的危害，采取措施实施调控。在沙特，政府曾专门下发指导文件，要求初婚彩礼不能超过5万里亚尔，再婚彩礼则不能超过3万里亚尔。沙特的非政府组织也通过组织集体婚礼，向偏远地区部落青年男性提供彩礼补助等方式，降低青年男性的结婚成本。研究者认为，“伊斯兰国”中沙特籍成员数量相对较少，或许与沙特政府的这一系列举措有关系。

基地组织抛去附属的外围组织和实际与其不相关的“假名”组织，近三十年只培养了约三万名恐怖分子。但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称，年，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至少有3名来自外国的战斗人，年便已增至18多人，分别来自80多个不同国家，而年，进入ISIS领域的外国武装分子人数达到了25人，据年初的数据显示，仅半年时间又有近人加入了ISIS。

如本节开头所说，基地组织秉持的是对本拉登的个人崇拜和对于原教主义的坚持，其对于因特网、轻型武器、炸药、语言的严格培训也过滤掉很多以“混”的心态要加入基地的闲杂人等，如果不是信仰足够坚韧或者真的热爱这一事业，很少有人能坚持到最后。这一做法保证了基地组织“纯洁性”的同时，也让其人数受到了限制。

然而ISIS在选人和目标制定上则更为开放。如果说基地组织的目标是为了构建以“qaeda”为核心的大清洗运动，那ISIS则是一场针对全球的，真正意义上的叛逆。加入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有多种多样的动机因素，进入组织后也并没有经受严格的审核和训练，因此他们的信仰往往是摇摆不淡定的。

不过ISIS的确在动机和目标上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根据美国智库十一月份的最新研究显示，除一般意义上的“寻求身份认同者”以外，致力于协助ISIS从事恐怖活动的人在心理上还包括了：

?地位追求者，希望通过金钱和认可，提高社会地位；

?复仇者，同情受到西方压迫的人；

?寻求救赎者，他们在努力消除以往犯下的罪孽；

?责任追求者，多数来自战区，他们寻找更好的途径来支持和保护自己的家人；

?寻求刺激者，他们在追求冒险；

?意识形态追求者，他们希望将伊斯兰教的观点强加给他人；

?正义追求者，他们相信他们正在纠正错误；

?寻死者，这些人往往在冲突中有亲人丧生，现在希望作为烈士死去，而不是自杀。

可想而知，至少从短期中，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并愿意为此付出实践的人迅速就是这样扩充了ISIS的“士兵”储备库。

减少“角色冲突”的大家庭群体结构

在《国际安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研究者指出：恐怖组织为了增加其影响力，会刻意突出自己的极端意识形态属性，从而加剧暴恐极端意识形态在全球的蔓延扩散。

简单来说，像麦当劳等快餐以流水线快速制餐的特点作为卖点吸引顾客一样，恐怖组织也以暴恐极端意识形态为卖点，加剧了暴恐极端意识形态在全球的蔓延扩散。

信息不透明的同时进行集体抱团是新兴恐怖组织解决当下外部冲突的最好方式，也有助于其完善内部建设问题。

从外部冲突看，“小群体意识”和构建核心堡垒有如下几点好处：

首先是集体行动问题。普通的反政府武装动员组织成员战斗，或者是通过直接命令，或者是给予金钱财物等物质奖励刺激。而暴恐极端组织在通过物质刺激的同时，还能通过“永生”、“天堂”等概念对于坚信伊斯兰国捏造的教义和从根本上信仰便较为极端的一批人给予精神奖励，并让那些不愿意参加战斗、实施恐怖袭击的成员产生负罪感，从而使实施恐怖袭击成为自觉行动。

其次是代理问题。反政府武装或是恐怖组织要在战场上占据优势，要找的是那些有能力、不怕死的人。一般而言，反政府武装只能通过招募的方式寻找自己需要的人，而暴恐极端组织却可以有大批具有坚定信念的极端分子上门要求加入，既可以进行充分遴选，也可以有效避免组织成员背叛、叛逃等问题。

最后是动力问题。普通的反政府武装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在打下一块地盘后，组织成员安于现状，只想占山为王，不愿意继续战斗。暴恐极端组织成员受建立“伊斯兰教法国家”的目标驱使，却往往可以战斗到死。

研究者指出，由于普通反政府武装在与暴恐极端组织的内战竞争中处于下风，导致自身更容易在各股势力的斗争中被吸收甚至被消灭。鉴于此，一些普通的反政府武装改变策略，也宣称自己是暴恐极端组织，并向“基地”、“伊斯兰国”等国际恐怖组织“宣誓效忠”，国际恐怖势力也因此声势更大，而这也是近年来中东地区暴恐极端恐怖组织数量明显上升的重要原因。

但事实上，这些因为策略而自称暴恐极端组织的，事实上很多并不真正相信暴恐极端意识形态。暴恐极端意识形态毕竟对宗教理论水平有一定要求，并且要求信奉者遵守很多清规戒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这一水平，或者去遵守这些清规戒律。但是为了在竞争中获取优势，这些所谓的“暴恐极端组织”会将自己包装得更为极端，并更为积极的通过互联网等渠道传播暴恐极端意识形态，从而进一步加剧暴恐极端意识形态在全球的扩散。

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很多暴恐极端组织选择逊尼派的萨拉菲圣战极端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策略考虑。一方面，逊尼派在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被排除在政治主流之外，逊尼派民众早已心怀不满。另一方面，逊尼派在全球穆斯林中占据多数，也有助于暴恐极端组织从全球吸收成员。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萨拉菲派受到海湾国家土豪的支持，选择萨拉菲圣战极端思想更容易得到资金支持。

研究者认为，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打击恐怖主义并不一定等同于与伊斯兰教做意识形态上“你死我活”的斗争。尽快推动实现中东地区稳定，消除各类反政府武装以及暴恐极端组织滋生的内战环境，同样有助于遏制暴恐极端意识形态的进一步蔓延。

而从内部构建看，不同于基地组织极为严明的上下级关系，ISIS等新兴恐怖组织更加强调“大家庭”氛围。这种思想帮助恐怖组织将“士兵”的活动范围局限在“恐怖组织”内部，以往的恐怖组织在保留恐怖分子过去的社会身份外再施加“进行恐怖活动”的任务，这让恐怖行动变成了一项工作，而恐怖分子则在为恐怖组织打工。所以尽管生活在社会群体中的恐怖分子对其“实施恐怖活动”的身份和角色有极高的认同，但仍然无法避免同其他要扮演的角色不得不产生的“角色冲突”。

ISIS则强调组织内部的团结与和谐，虽然组织成员并不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聚集在一起的，但是既然处于同一战线，就是家人，是朋友，是战友，而不是普通的同事。因此要完成的任务不是组织高层给予下属的硬性指标，而是要前仆后继的集体意志。

恐怖分子与普通人的区别在哪里？在《与敌人对话》（）一书中，作者ScottAtran认为：所谓恐怖分子与世界上其他大部分人的本质区别，不在于心理、个性、教育、收入或者其它人口统计学特征，而在于“小群体心态”（small-groupdynamics）。在作者的定义中，这种“小群体心态”指的是普通个体由于受到基于血缘、家庭、校园、战友关系等小团体的影响，与该团体发生认同，并在心理和行为上与小团体中的其他成员产生更多互动，最终出现某种趋同的群体心态。

“我的朋友都做了，我也可以。”、“这不是我的意志，我只是在服从上头的命令。”……在这些“小群体心态”的驱使下，被纳粹政府雇佣的普通德国人会去屠杀犹太人。斯坦福监狱实验则有效地证实了这一心理机制。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是实施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还是受雇于CIA参与虐囚的美国士兵，都是某种群体心理的牺牲品。而这种看似平凡的群体心态，正是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

ScottAtran的这个结论源自于他长达二十多年的对所谓“恐怖分子”、“恐怖组织”的田野调查，以及他与心理学家MarcSageman所做的社会网络与心理学研究。根据他们的研究，年到年、年到年这两个时间段里，参与恐怖袭击的基本是受过较高教育、原生家庭条件还不错的中青年。而年之后，受教育程度降低、出身低微、低龄化，边缘化（包括因为毒品、偷窃或其他行为被监禁）、很晚才被宗教洗脑成了恐怖分子的显著特点。

但无论是年之前还是之后，“小群体心态”都对恐怖分子的养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小群体主要基于三种不同的社会关系：通过战斗培养的革命友谊、通过血缘与联姻形成的亲属关系、由学校教育产生的师生关系。

比如，塔利班（taliban）的形成就是源于“小群体心态”。在70年代末，苏联派兵入侵阿富汗，激化了当地的反抗。当地部落呼唤全球穆斯林加入“圣战”（jihad），并且从巴基斯坦、沙特和美国都得到了人力物力的资助。年，苏联撤兵，留下了巨大的政治真空，年，一帮宗教学生（taliban）在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开启了夺权历程，一直到年，他们占领了喀布尔，几乎统一了阿富汗全境。

在事件当中,这种小群体特色也十分明显。四个劫机者分别来自黎巴嫩、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和埃及。他们都出身在相对经济宽裕的家庭，在德国汉堡读大学的时候相遇。在实施恐怖袭击前，他们其实并没有想过要去炸世贸大楼。一开始，他们的目标是去科索沃，但没去成。后来，四人试图去车臣，也没成功。最后，他们在火车上意外遇到了塔利班的成员之一，到阿富汗之后受到鼓动，才开始谋划去劫持美国飞机，实施自杀式袭击。

年以来，恐怖袭击出现了全球扩散的趋势。研究者跟踪调查了年后发生的几起爆炸事件，包括年的马德里机场连环爆炸事件、伦敦地铁爆炸事件和同年的印尼巴厘岛爆炸事件。他们进一步发现，在年之后这几起震惊世界的恐袭爆炸事件当中，实际参与的年轻人大多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没有受过什么宗教教育，一心认为自己是在为所谓的“朋友”和“宗教”两肋插刀。

同时，年后的这个群体也更容易受到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影响。全球媒体对于一些穆斯林国家或地区的报道，使得一部分人认为伊拉克、阿富汗、巴勒斯坦、车臣的穆斯林正受着不公正待遇。而极端组织通过Youtube等新媒体发布的圣战视频和照片，也在某种程度上鼓动了一些没有受到良好宗教教育的年轻人走上了所谓“圣战”的道路。

对于二十一世纪那些被极端化的年轻人，ScottAtran认为，最好的方式不是抓到一个杀一个，也不是单纯地他们当作被宗教洗脑的傻瓜，然后把罪责都推到宗教或者恐怖组织头上。很多问题来源于社会内部，需要从下至上地解决。给那些年轻人更多就业机会、稍微好一点的教育、比圣战更有吸引力的英雄形象，甚至哪怕只是给他们一个好一点的足球和球场，都可能会减少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频率。

参考资料：

[1]BarbaraF.Walter..“TheExtremist’sAdvantageinCivilWars”.InternationalSecurity,Vol.42,No.2(Fall),pp.7–39

[2]Atran,S.().Talkingtotheenemy:Faith,brotherhood,andthe(un)makingofterrorists.HarperCollins.

[3]Sageman,M.().Leaderlessjihad:Terrornetworksinthetwenty-firstcentury.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

[4]Beckett,C.().Fanningtheflames:Reportingonterrorinanetworkedworld,ColumbiaJournalismReview,.9.

[5]ValerieM.Hudson，HilaryMatfess“InPlainSight：TheNeglectedLinkagebetweenBridepriceandViolentConoict”().InternationalSecurity,Vol.42,No.1(Summer),pp.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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