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不少人把新冠疫情肆虐及全球战疫视为又一场世界大战。这场“新型世界大战”不动枪炮、不见硝烟，对人类造成的器物性损伤可能不及两次世界大战严重，但给人类造成的精神性、社会性损伤较之两次世界大战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受新冠疫情肆虐及全球战疫影响，“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政治正在发生巨变，其中器物性变化包括国际力量对比与国际格局的变化等；社会性变化则包括人们社会心理的变化，有关全球化、世界政治及政治制度与文化范式孰优孰劣的认知变化，有关安全与发展以及发展的质与量相互间关系的变化，等等。在“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政治中，以全球合作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客观需求将继续上升，这将直接影响国家间关系，为国际合作，尤其是大国合作提供新的驱动力和约束力，也将直接影响全球化进程、方向和范式。美国及西方世界如何直面其衰落趋势，尤其是如何直面其政治与文化体制的衰落趋势，直面世界地缘中心的权力转移，更是“后疫情时代”世界政治的一个新问题，并将对“后疫情时代”世界政治、国际安全与稳定产生直接冲击。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世界政治范式国际格局权力转移

[作者介绍]林利民，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世界政治、大国关系、地缘政治、中国国际安全与外交等；李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国际安全及南亚问题。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年第3期

新冠疫情在全世界疯狂肆虐已历时一年有余。各国因疫情肆虐而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代价，世界经济呈现冷战结束以来未曾有过的大收缩。无论是从人类生命损失还是从财富损失的视角观察，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及其后果都无异于继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又发生了另一场世界大战——一场并非“人类对人类”，而是人类对新冠病毒的“新型世界大战”（参见表一）。

目前，新冠疫情依然在全世界肆虐，欧美各国继遭遇第一波疫情打击后又普遍陷入第二波疫情，刚投入使用的新冠疫苗效用及安全性如何，是否能迅速而有效地遏止疫情继续肆虐，还有待观察；南亚、南美、中东等成为新冠疫情的重灾区，非洲也未能幸免于难。全世界每两天就新增万以上确诊病例，每天因新冠肺炎致死者超过1万例。人类能否以及何时彻底战胜新冠病毒，疫情究竟会给人类造成多大的生命及财富损失，均是未知数。尽管如此，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及全球战疫将如何影响人类的政治观、发展观、国际观、安全观，以及对世界政治、国际关系与国际格局等产生何种影响，已经渐露端倪。本文拟从器物性、社会性后果的双重视角，就新冠疫情对世界政治的影响略述一管之见。

一、新冠疫情肆虐如何影响国际力量对比与地缘政治格局？

正如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需首先研究战争给世界造成的人力、物力损害以及其如何影响国际力量对比和地缘政治格局、国际关系一样，要认识新冠疫情对世界政治的影响，需要先从器物层面（即物质性）切入，即首先需要透视新冠疫情对人类的物质性伤害与后果，以及如何影响“后疫情时代”的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及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关系。尽管新冠疫情对世界各国造成了带有普遍性的物理伤害，但由于各国应对模式及成效存在很大差异，各国受伤害程度存在不平衡性，并最终会对“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产生直接影响。这其中的战略逻辑，较之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害程度不平衡，从而引起大国力量对比和战后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如出一辙。

中国及东亚日、韩、越等国虽然最早受新冠疫情光顾，却能够把疫情的影响与器物性伤害控制在最低程度，甚至率先走出疫情，逐步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生活正常化。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东亚国家普遍拥有组织力较强、负责任的政府领导全民抗疫；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东亚国家普遍受崇尚有集体主义内涵的儒家文化影响，民众自觉、自律性强，面对新冠疫情时普遍愿意接受政府的抗疫安排，而非彰显所谓“绝对个人自由”，如东亚各国民众普遍自觉戴口罩、自觉减少外出与聚会，自觉接受各种集体抗疫要求等。此外，中、日、韩、越等东亚国家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享有一定优势，利于紧急组织口罩、呼吸机、防护衣、消毒水、检测仪等抗疫物资的生产、储运与分配，从而为战胜疫情提供了必要的物资保障。

据统计，中、日、韩及东盟等东亚国家年7月总人口约23亿，约占世界总人口30%，远高于欧洲、北美；陆地面积约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10%以上，虽次于北美，却远高于欧洲。根据年统计数据，中日韩及东盟等东亚国家按汇率计算的GDP总量近2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总份额的27%；而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GDP总量近43万亿美元，约占全球总份额的1/3；年中、日、韩及东盟等国的贸易总额约11.2万亿美元，大体占全球贸易总额的36%。即是说，到年，东亚国家不但人口总量、贸易总量大大高于欧洲、北美两大地缘政治板块，而且无论是按购买力平价计价或是按汇率计价，东亚国家的经济总量也分别超过欧洲、北美。由于东亚国家年均增长率一直高于欧美2～3个百分点，近两年东亚国家对欧洲、北美的经济总量优势继续扩大。进入“后疫情时代”，东亚国家相对于欧洲、北美的经济增长率优势还将继续拉大，因而相对于欧洲、北美的经济总量优势也将进一步扩大。

相比之下，欧洲、北美虽然号称世界上发达国家最集中的地区，人均富裕程度高、医药科技发达、医疗设施齐全，却未能有效遏制住新冠疫情泛滥。据凤凰网数据，截至年3月12日，欧洲、北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万例，约占全球确诊病例的55%；因新冠疫情致死人数超过万例，约占全球同比的58%。而欧洲、北美总人口不到10亿，不及东亚总人口的1/2，仅占全球总人口的1/8。在经济方面，疫情防控期间，欧洲、北美经济普遍约收缩5个百分点，少数国家甚至出现两位数收缩，如年西班牙经济收缩11.4%、英国经济收缩9.9%。

总之，疫情对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物理性伤害远大于东亚国家，疫情期间东亚国家相对于欧洲、北美的经济增长率优势进一步扩大，其直观地缘政治后果是，世界性“权力转移”步伐大大加快，东亚替代欧洲、北美成为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地缘政治区块，西太平洋替代北大西洋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的国际政治态势进一步明朗化。

二、“新冠疫情”肆虐及其后果如何影响各国政治观？

20世纪以来，人们在认识、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及国际格局时，通常过于偏重物质性因素的影响，而对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则重视不够，其认识路径通常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国际格局变化→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变化。在认识、分析两次世界大战如何影响战后国际政治与国际格局及国际关系时，尤其存在对这一认知范式的路径依赖，这导致我们在认识20世纪世界政治及国际关系与国际格局时产生了一定的偏差。

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仅20年，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二者间隔太短，有人甚至把两次世界大战定性为同一场世界大战的两个不同阶段，是“第二次三十年战争”。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时，主流观点通常认为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对战败国德国奉行严惩不贷政策，导致德国形成举国复仇情绪和希特勒上台，从而在欧洲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变得不可避免。然而，进一步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计划”。如果威尔逊的计划能在巴黎和会上得到贯彻、主导巴黎和会的英法接受威尔逊“十四点计划”所包含的理念，历史有可能遵循另外的发展路径，德国就有可能不出现举国复仇情绪，不至产生导致希特勒主义上台的广泛社会基础。二战后盟国对德国的“宽大”处置及德国走上和平发展道路反证了这一推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综合实力最强大的美国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安排遗留的教训，坚持对战败的德国与日本奉行“宽大的和平”，坚持建立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及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经济安排，坚持“非殖民化”政策，对二战后世界政治与国际格局及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当时战胜国不对德、日奉行“宽大的和平”，战后德、日有可能成为农业国而不是分别成为世界第三和第四大工业国，德国甚至可能被强行肢解为五六个小国；如果美国不坚持“非殖民化”政策，而是与坚持维护殖民统治的英法同流合污，参与瓜分战败国殖民地，英法殖民帝国在战后将维持更长的历史时段，亚非广大殖民地独立并形成一系列新国家的历史进程将大大延后。显而易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观念的力量起了无可否认的巨大作用。

冷战后期苏联和平解体虽然与其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的经济、政治与安全竞争中失势有关，但也与戈尔巴乔夫奉行“新思维”有关。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搞所谓“新思维”“公开性、言论自由、全面民主化过渡”那一套，就没有理由认为苏联一定不能维持更久，一定不能熬过最困难时期，甚至否极泰来。这也是观念力量影响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例证。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及其后果的社会性影响较之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的社会性影响可能更全面、更深刻，不但深刻影响人们的政治观、安全观、国际观、发展观，也将深刻影响人们的政治制度观、文化观。其中后一类影响，即新冠疫情对近代以来人们政治制度观、文化观的影响将更深刻地改变世界，并直接作用于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直接影响国际力量对比与国际格局。

近代以来的数百年间，美欧等西方国家因其经济、科技发达，处在世界前列，也就不厌其烦地宣称其三权分立、权力制衡、搞“一人一票制”选举的民主体制在全球政治制度比较方面有优越性，是世界各国的楷模。曾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就曾宣称：西方民主体制虽然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善的政治制度，却是“迄今为止”缺点最少的制度。冷战结束后，美欧等西方国家更是把苏联解体、苏东剧变解释为西方民主制度的胜利，认为“自由民主制作为预设，已成为21世纪初普遍接受的政治景观”，并据此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所谓“民主化”浪潮。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甚至炮制出所谓“历史终结论”，不但认为冷战结束是西方民主制度的胜利，还宣称历史已经“终结”，西方民主体制将替代其他类型的制度，成为世界各国的唯一政治选择。美国克林顿政府及其后的历届美国政府，更是宣称要在全世界“扩展民主”，并将其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

然而，此次新冠肺炎在欧美肆虐及欧美等西方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一错再错的拙劣表现，暴露了西方三权分立、“一人一票制”民主的根本性弱点。在迄今历时一年多的全球抗疫进程中，美欧等西方国家无论是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因病致死者绝对数，抑或是二者占其总人口的比例，较之东亚国家都高出很多。还需注意的是，东亚国家较早发现疫情肆虐，给美欧等西方国家提供了数周预警时间；而美欧等西方国家较之东亚国家发达得多，其人均GDP大大高于东亚大多数国家，并有着较之大多数东亚国家更好的医疗设施。因此，对于欧美等西方国家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致死率较之东亚国家高得多以及其占人口的比例也高得多等现象，只可能从政治体制孰优孰劣，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及动员力、效率以及是否更有能力应对类似新冠肺炎这类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流行的视角，是否更能适应21世纪变化中的世界这一视角，才能得到更合理的解释。

西方政治学理论在研究西式民主起源时，往往溯源至古希腊时期，宣称美欧等西方国家有民主传统，并宣称西方之所以在科技发展、工业化，尤其是军事科技发展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是因为西方有民主制度和民主传统做保障等。不过，这些都不是历史事实。实际上，古代希腊世界总人口不足万，散布于地中海沿岸直至北非和小亚细亚半岛的数千个城邦中，其城邦大者不过数万人，小者不过数百人。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一书中描述说，古代希腊很少有人口超过5万的城邦，即使有人口超过5万的大城邦，其中的居民也有“一半或过半是奴隶和异邦人，自由人的部分有2/3是妇女和儿童”。

就其本质而论，所谓古希腊民主制，接近于原始部落民主制，没有太多的经典意义和普世意义。而古希腊城邦间的战争，通常半天时间就决定胜负，具有“仪式化”特征，与村社械斗没有太大的区别。美欧等西方国家极力追捧希腊民主制以及其军事传统与文化，并视之为美欧政治文化的源头，不仅是给美欧政治、文化及军事起源涂脂抹粉，而且有伪造政治制度史之嫌。至于所谓西方民主制催生了西方科技、经济和工业化发展，更是无稽之谈。新航路开辟和殖民浪潮刺激欧洲人追求更先进的火器和海船，从而开启了欧洲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进程，其中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与其民主制度是否优越没有任何直接关联。直到拿破仑战争时期，欧洲仍然是封建制度占优势，民主体制只是例外。拿破仑战争本质上是欧洲封建君主们对“革命法国”的战争，而英国是支持封建君主们反拿破仑的。即是说，欧洲开展科技与工业革命在先，而建立西式民主制在后，而不是相反。

从19世纪开始，初尝科技先进、工业发展的欧洲加快了全球扩张进程，把亚非大部分地区变为其殖民地、半殖民地，并将亚非纳入其经济、贸易体系，使之为欧美发展“输血”。这一进程使欧美积累了财富，并开始加紧确立、催熟其民主体制，开启全面玩弄民主“游戏”进程，包括搞“普选制”、妇女参与投票等。福山不无遗憾地分析说：“欧洲走向现代化，不是全方位的突飞猛进，而是几乎历时年点滴改良”，并称“社会中的个人主义可早于资本主义，法治国家可早于现代国家的形成，封建主义作为地方抵抗中央的顽固堡垒，可成为现代民主的基础”。这其实是承认欧洲工业革命并非西方民主政治的“产儿”。

政府权威不足、在应对各类危机时效率和动员力低下，等等，是西方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一人一票”民主制的天然弊病。正因为如此，德、日等后发国家在其现代化“起飞”阶段，都奉行典型的独裁、专制甚至极权制度，而没有奉行西方经典民主制度。即使美英这样经典的西式民主国家，每遇重大危机，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选择加强政府权威。罗斯福一反美国政治传统、连当四届总统就是证明。福山及亨廷顿等不得不承认：民主对政治稳定与效率而言，“不一定是好事”。他们还认可“政治秩序优先于民主”的合理性，承认二战后的“土耳其、韩国、中国台湾、印尼”等，是“先在威权统治下实现经济现代化，再在政治制度上开放民主竞争”。

尽管西方民主制度存在种种弊端，但美欧等西方国家却能够把权力制衡和“一人一票”民主“游戏”玩下来，其中一个特定的条件是美欧等从17世纪以来，“着科技和工业革命之先鞭”，长期坐在世界财富堆的顶端，有能力汲取全世界的富源供其挥霍。就此而论，西方民主是一种政治上的“奢侈品”，是富裕国家才挥霍得起的政治游戏。这种政治游戏适合于富裕阶段的美欧，却不适合不发达的非西方，也可能不适应今后富裕程度不断下降的美欧。即使对于富裕的美欧，这种政治游戏也仅适合于承平时期，不适合于危机时期。此次新冠疫情在美欧肆虐无疑是美欧面临的一道大考，而美欧政府及其权力制衡和“一人一票”民主制所获取的大考成绩显然不及格。

年，福山正式发表《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书，书中以所谓“21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现‘民主衰退’”为研究起点，在对西方民主体制下的国家“软弱”、权威不足、效率不高、“僵硬”等弊端表示焦虑的同时，却出人意料地盛赞“中国是创造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是“国家形成的范本”，是“开发国家制度的先行者”，并盛赞中国制度的治理“效率”“能力”“系统性”，否定有关中国制度的所谓“极权说”等。他在书中反复提及所谓“政治衰败”，其实质是地半遮半掩地承认西方三权分立民主制存在效率困境，不能“快速和有效”地决策，也不能“顺利行使国家权威”。福山对西方民主制度认知的“急转弯”，有助于从更深层次认识西方民主制度弊端，消除有些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盲目推崇。美欧等西方国家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中所遭遇的失败看起来是一场应对卫生危机的失败，其实质则是一场政治失败、制度失败，甚至是一场系统性失败。这场政治失败不但撕开了西方“民主优越论”的皇帝新衣，也可能刺激福山等人的进一步焦虑，使其今后在批评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时可能难以半遮半掩。

随着新冠疫情及目下这场并非“人对人”的“新型世界大战”的结束，财富、科技、现代化等将在全世界进一步扩散，西方长期拥有的相对财富、科技优势等将进一步缩水、削弱，将更难玩弄其效率不高、耗费巨大的民主游戏。美欧等西方国家要么改革其难以适应类似新冠肺炎这类大规模传染病流行造成的危机、效率不高的西式民主，要么听任西方衰落进程进一步加快。福山在年金融危机后发表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其实明确提出了西方全面改造其政治制度、解决效率不高弊端的必要性问题，但这要求一场有赖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全面革命，而这恰恰是美欧当权者很难做到的。

大体可以认为，在新冠疫情过后，在应对疫情中遭遇系统性失败的美欧很难像冷战结束初期那样趾高气扬地在全世界强力推广其西式民主。广大非西方国家将更多、更普遍地依据各自的国情、各自的历史文化及政治传统，自由选择并发展适合本国、本民族的政治、经济制度，而不是被迫照抄美欧的三权分立制、“一人一票”制、“自由企业制度”、市场制等。世界政治与经济发展模式及道路将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由各国人民自己选择。即是说，美欧等西方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的拙劣表现不仅在器物层面削弱了其在全球实力对比中的“器物性”优势，更在社会层面沉重打击了其一贯自吹自擂的制度、文化优势和“西方民主优越论”“西方文明优越论”等。二者相互作用，将进一步影响世界政治发展方向和国际政治与国际格局的演变方向，并促使世界范围内的“权力转移”进一步加快。

三、“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政治变局：新场景、新变量

“后疫情时代”世界政治与国际格局如何发展演变，固然受诸多变量制约，但最带根本性的变量则包括：美国内政外交如何变？在抗疫过程中遭遇败绩的美欧等西方国家会否接受教训，依据变化中的世界，对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进行“制度性变革”？新冠疫情对各国安全观、发展观、国际观及政治观的影响如何作用于国际社会？要看清“后疫情时代”世界政治及国际格局如何变，就有必要对这三大变量进行全面透视。

第一，“后疫情时代”的美国将如何变？进而言之，即是“后疫情时代”的美国将如何调整其内政外交，以适应“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变局？

美国是此次受新冠疫情打击最惨重的国家。据最新数据，截至年3月14日，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万例，因染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过54万例，分别占全球1/4与1/5。即是说，美全国每11人就有1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每人就有1人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按不同统计来源，美在20世纪以来历次战争中军人死亡总数约为50万。无论按哪一种统计来源，美因疫情死亡人数已超过美国军人在一战、二战、朝战、越战及海湾战争中的死亡之和。这对美国民众及美国社会的心理冲击和政治影响有多大，确实难以估量。与此同时，美经济也遭遇重创。

年美经济收缩3.6%，失业率和预算赤字高企；街头领食品救济的穷人排成长龙，不少穷人因交不起房租而被迫退租并流落街头，医院病床告急，医疗系统接近崩溃边缘，等等，更是对经济总量高居世界榜首这一头号经济体“荣耀”的巨大讽刺。凡此种种，不能不导致美民众心理承受力接近极限，并对美国政治进程、国际战略等产生巨大影响。美总统大选是在疫情高峰期举行的。疫情在美肆虐前，因美经济向好，国际社会一般认为特朗普连选连任基本无悬念。然而，特朗普却输了大选，这很能说明疫情如何影响美国政治生态及大选结局。吊诡的是，尽管特朗普因抗疫不力而失去了总统宝座，却依然得到多万张选票，成为美历届败选参选人中得票最多的败选者。这一方面证明抗疫失败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种影响的复杂性。特朗普的政策主张，包括“美国优先”、不热衷于充当“世界领袖”、反移民、反全球化等，在美拥有极广泛的社会基础，尤其得到社会中下层的广泛支持。拜登上任后虽部分修正了特朗普有关全球气候问题、伊朗核协议、与盟友及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上的政策，但他不可能不顾及支持特朗普“美国优先论”的广泛社会基础，不可能完全“反特朗普”而行之。

在“后疫情时代”，美无疑将加快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神坛跌落的步伐。一般认为，下一个十年，美将失去全球最大经济体宝座，中国将替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新冠疫情将加快这一进程。再下一个十年，美极可能失去世界超级大国地位。美国如何直面及如何应对其从世界头号经济体和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宝座跌落的客观历史进程，将是影响“后疫情时代”世界政治及国际格局、国际安全的头号变量。特朗普主张“美国优先”、不当“世界警察”等，无意之中可能使美国更能适应其实力与地位从国际神坛跌落的客观现实，一定程度上是把美引上更适应国际变局的“正确”轨道，这正是特朗普在美中下层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原因，也是拜登上台后难以全面“反特朗普”而行之的原因。然而，美国精英们往往从其政治偏见及个人野心和自私利益出发，拒绝承认美国衰落的政治现实，坚持美国继续“领导世界”等理念，以及坚持通过驱动美继续干预全球事务而保障其个人多分一杯羹。这些正是美国精英社会在年大选中力压特朗普，力捧拜登的深刻政治、经济根源。

未来10～20年，美内部围绕是坚持“美国优先”还是坚持“领导世界”的两种主张还将继续激烈博弈。虽然在年及随后的总统大选过程中，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论还可能卷土重来，但主张继续“领导世界”的精英们也不会偃旗息鼓。据此，“后疫情时代”美国经济、政治及国际战略变化有可能出现三种不同前景：一是承认美国实力衰落的现实，采取“美国优先”旗号下的“退出”战略，在此情形下，现有国际平衡将被打破，将出现一定程度的世界经济、政治及安全秩序混乱；二是美国精英们继续把持美政治与外交，拒绝接受美从国际神坛跌落的现实，继续坚持“领导世界”，并蓄意敌视中俄等非西方大国，大国关系将持续紧张，美与中俄的大国斗争有可能进入激烈“搏杀”阶段，甚至可能引爆一场接近于世界大战的大国战争；三是美即使悄无声息地从超级大国神坛跌落，也依然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国，美尤其将在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段继续拥有独步天下的军事实力，如被激怒，有可能像“蛮牛闯进了瓷器店”，横冲直撞，不受约束，成为制造国际动荡的直接根源。

第二，“后疫情时代”西方政治、经济体制如何变？美欧等西方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这场国际大考中遭遇失败，本质上是其政治、经济、文化及产业制度的失败，是系统性失败。这场失败暴露了美欧等西方国家一向自吹自擂的西方“民主制”“文化与文明”“自由企业制度”及其产业政策等存在严重弊病，不但难以有效应对类似新冠疫情这类全球性传染性疾病大流行带来的挑战，甚至也不能适应21世纪高科技大发展的世界。故此，应对新冠疫情失败对美欧等西方国家提出的一个严肃问题是：西方要不要在上层建筑及生产关系领域进行认真“变革”“改造”甚至“革命”。

21世纪的高新技术革命及全球化的新发展，要求更高标准、更集中的规模经营；技术快速更新要求决策果断、能迅速抓住机遇；全域性发展则要求政府在经济、科技、投资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中国的政治、经济及产业政策恰恰拥有这些要件，而美欧等西方以私人企业为基础的产业体制很难消化这些新科技成果以及很难适应21世纪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发展的新特点。这正是为什么高铁、物联网、共享、快递、支付宝、5G、远程高压输电技术等在中国可以迅速应用并推广、带来巨大效益、增强中国竞争力、改变中国面貌的根源，也是中国为什么能够迅速遏制疫情、举全国之力支持武汉成功抗疫的力量源泉，而一向以曾“着工业革命之先鞭”而自满、自豪的西方国家则只能站在一边干瞪眼。

尽管如此，美欧等西方国家不是用心检讨其政治、经济体制及产业政策能否适应21世纪，而是指责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奉行所谓“政府主导产业”政策、“补贴”国有企业、“盗窃”知识产权、搞不公平竞争等。它们一方面祭出其从前极力反对的“高关税壁垒”等贸易保护政策，另一方面又在“市场准入”等方面对中国等非西方国家施压，而绝不愿承认是其政治、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不能适应21世纪世界而导致其国际竞争力下降。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例，在21世纪之前，美欧等西方国家常常可借某一项专利发明而坐收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垄断性专利收益，而当今技术更新换代加快，如从4G发展到5G，前后不到10年时间。这提醒世人，一项新技术如不迅速投放市场，就极可能在几年甚至几个月内失去价值，西方企业凭借某些技术专利而长期垄断高额利润的时代其实一去不复返了。

一些西方政治学者虽然已经对西方政治、经济及文化体制的弊端进行过严肃批评，未来这类批评也会不断增多，但要打破西方数百年来长期怀有的西方“民主优越论”“文明优越论”“自由企业制度优越论”“市场万能论”等优越感，绝非易事。西方国家短期内也很难如福山等人所愿，进行政治、经济体制“变革”。这意味着““后疫情时代””的西方，面对世界性“权力转移”步伐加快，面对科技、财富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扩散、持续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面对其国际竞争力和富裕程度进一步下降，将更加焦虑，并将在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采取更多霸蛮对策。就此而论，特朗普在“美国优先”旗号下开启的贸易保护主义等霸凌政策，有可能是更多西方国家不按规则活动的起点。

第三，国际发展观、安全观、治理观的变化将如何深刻影响世界？首先是发展观的变化。近代数百年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展观及其发展模式一直为国际社会顶礼膜拜，并为大多数国家所效仿。近现代以来盛行于亚非等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概念与思潮，其内容与本质就是所谓“赶超”，即“学西方”“赶西方”“超西方”。然而，西方发展观是一种物质主义发展观，其基本特点是“高消费、高浪费、高享受、高消耗”。美欧等西方国家总人口不到世界总人口的约1/8，其占世界GDP和贸易总量一度超过世界总量的2/3；其所消耗的世界资源量也大体与后一比例相当；其历史资源消耗量的累积比重，甚至还高于后一比例。受这种由“四高”驱动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牵引，人类在资源使用和消费标准等方面毫无节制，导致巨量宝贵的自然资源枯竭；地球环境被破坏；自然生态恶化；科技发展走偏锋。早在年，“罗马俱乐部”的梅多斯等人就提出了著名的“增长极限论”，认为人类如果按物质主义逻辑进行毫无节制的发展，将严重超出地球及地球资源承载力，导致“增长的终结”和“崩溃”。此次新冠病毒肆虐，竟然使得上能太空揽月、下能深海擒龙、拥有各类最先进军事装备和高科技能力的全世界手忙脚乱，难以应对，无疑与这种西式发展观和发展模式有直接、间接关系，并将促使人们深刻反思由“四高”驱动的西式物质主义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弊端。建设一个节约型社会，推进节约型现代化建设的思路将替代“四高”发展模式，更加受到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重视。

其次将深刻影响人们的安全观。近代以来数百年间，美欧等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中根据“地球有机体”理论，玩“零和游戏”，按“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等逻辑处理国家间关系。冷战时期，美苏大肆发展核武装，两国核弹头之和在冷战高峰期一度超过数万枚。冷战后美俄虽然进行了核裁军，但它们目前各自仍拥有数千枚现役核弹头，仍足以毁灭地球数十次。美俄等还拥有各种先进的常规武器，甚至具有一小时打遍世界的“全球即时打击”能力。然而，面对新冠病毒，这些高性能武器完全派不上用场。能用以与新冠病毒搏斗的只能是中国等“中低端”生产线拥有国普通工厂的普通工人们加班加点生产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测温仪、消毒水等防疫产品。这严厉警示人类，非传统安全威胁，尤其是类似新冠病毒这样的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流行，将是人类未来最直接、最主要的安全威胁之一，人类必须为此随时做好精神与物质方面的超前准备，而不是把大量的人力、智力、物力、财力用于研制各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军备竞赛，以及日复一日地进行传统安全竞争。肆虐国际政治舞台数百年的西方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零和政治”观等，应受到国际社会唾弃，直到最终抛弃。

其三将深刻影响人们的国际观与全球治理观。新冠病毒先在中国及东亚国家肆虐，而后肆虐欧美，进而向全世界扩散的进程用事实证明了“病毒无国界”这一冷酷现实。无论富人还是穷人，也无论是白种人、黑种人还是黄种人，抑或不论是富国还是穷国，面对“新冠病毒”肆虐，都显露出人类不堪“病毒”打击的脆弱性。战胜“新冠病毒”或是其他类型的传染性疾病以及其他种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需要世界各国真正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齐心合力，守望相助，共同应对。这要求人们重新反思冷战后的“全球治理”问题。

冷战结束后，美欧等西方国家一度打出了“全球治理”旗号。但它们所倡导的“全球治理”逻辑是西方治理非西方，是通过G7、世行、IMF等平台主导治理，且是以“全球治理”为名，强行向非西方国家推广西式民主和市场经济模式，如果遭遇非西方国家抵制，它们就可采用经济制裁，甚至采取军事打击等强力措施，如发动科索沃战争肢解南联盟。未来的全球治理应倡导世界各国一律平等原则，充分发挥联合国、G20等普遍性国际组织的主导作用，治理重点应在于帮助落后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跟紧世界发展步伐；同时倡导均衡发展、绿色发展、节约型发展，倡导“地球村”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世界各国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和平与发展难题，以及共同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

诚然，除前述三大变量外，影响“后疫情时代”世界政治的变量还有很多，如中国及东亚国家能否在“后疫情时代”继续维持较高增速，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将如何向前推进，颠覆性技术将如何发展及如何影响世界等，但前述三个变量更直接牵涉世界全局的和平、安全与稳定，牵涉世界性“权力转移”是否会引起激烈的国际“碰撞”。在这三个重要变量中，前两个变量负面影响大，后一个变量积极因素更多，但这攸关21世纪世界政治演变方向的三大变量究竟如何影响世界政治，则需要观察其在既定的时空框架内如何发酵。如果美国不能平静地接受其从超级大国地位“退休”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世界性“权力转移”事实；如果美欧等西方国家既不愿进行经济、政治领域的制度性“变革”，又不愿平静地接受其衰落过程及“权力转移”，则“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有可能陷入全局性动荡。简言之，“后疫情时代”的美国及西方国家朝什么方向调整其内政外交，正在成为21世纪世界政治的最大问题。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迄今不过30年，然而，当新的30年开始时，福山可能又有新发现：历史没有终结，历史可能又在重新开始。区别在于：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以后的第一个30年，西方认定非西方国家是西方的“问题”，而在第二个30年，西方国家自身已经成为世界级“问题”。